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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着世纪的动荡、时代的转换、精神的危机与价值的虚无，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力图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饱受苦难的俄罗斯寻求拯救之途。在寻求拯救之途的理论思索中，他们深切地意识到，俄罗斯在精神层面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源于虚无主义。这种强劲的虚无主义思潮，腐蚀和侵害着俄罗斯的精神与灵魂，消解着终极的信仰与崇高的理念。由此，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力图通过以东正教为理论根基的新文化观建构，来对抗和消解虚无主义对俄罗斯精神与实践层面的侵袭。
关键词：俄罗斯；文化观；虚无主义；理性主义；白银时代宗教哲学
作者简介：周来顺，男，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哲学学院教师，从事俄罗斯哲学、文化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俄罗斯现代化之路的构想”，项目编号：11YJC720064；黑龙江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观”，项目编号：QW201007
中图分类号：B5１２.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6-0036-06 收稿日期：2011-05-22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等为代表的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面对着世纪的动荡、时代的转换、精神的危机与价值的虚无，力图为俄罗斯探索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出路。在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探索过程中，他们认为当时的俄国在文化层面所面临的最大危机便是虚无主义的侵袭。因而，他们力图通过以东正教为根基的文化观的理论建构，来克服虚无主义对俄罗斯精神层面的戕害。
自19世纪以来，虚无主义作为一 股强大的思潮席卷整个欧洲。从词源学 上说，虚无主义这个词最早来源于拉丁语中的“nihil”，是“什么都没有”之意。该词19世纪初作为哲学概念首次出现在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的《给费希特的信》中，用以批驳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雅各比认为一切理性主义最终都将归于无信仰的虚无主义，因而应力图避免虚无主义并回归到某种信仰。而虚无主义作为一个流行概念，则始于屠格涅夫。文学批评家尼·斯特拉霍夫曾说：“在屠格涅夫小说之中，‘虚无主义者’一词获得了最大的成功。它在被它所指思潮的反对者及拥护者中得到了无条件的接受。”［1］
在西欧思想家的视野中，以尼采和海德格尔对虚无主义的诊断最为典型。尼采指出虚无主义的产生始于对基督教原有信仰的破灭，虚无主义认为一切的事件都是毫无目的、真理和价值的，一切的事件“都是毫无意义和徒然的”［2］（P719）。尼采清楚地意识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走入虚无主义的时代，他预言虚无主义将是“今后两个世纪的历史”［2］（P732）。由此，尼采指出：“一个教条出现了，一个信仰随之流行：‘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相同，一切都曾经有过’。”［3］（P152）正是基于此，尼采基于权力意志和“重估一切价值”，从而力图克服虚无主义。而海德格尔则同样对虚无主义有着经典的论述，他指出：“‘虚无主义’一词经屠格涅夫而流行开来，成为一个表示如下观点的名称，即：唯有在我们的感官感知中可获得的，亦即被我们亲身经验到的存在者，才是现实的和存在着的，此外一切皆虚无。因此，这种观点否定了所有建立在传统、权威以及其他任何特定的有效价值基础上的东西。”［4］（P669-670）虚无主义是一种贬黜最高价值、丧失终极意义的过程，在虚无主义之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超感性领域’失效了，变得空无所有，以至于存在者本身丧失了价值和意义”［4］（P671）。海德格尔认为，虚无主义的最终根源在于对存在的遗忘，而只有通过追思“本真”的存在，通过作为真理的“存在”的涌现才能最终克服虚无主义的侵袭。
在对俄国虚无主义生成时间的理解上，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认为，与西欧的虚无主义形成时间相比，俄国的虚无主义出现是相对较晚的事情，其兴起于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指出，在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巴扎罗夫、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都存在着对大量俄国虚无主义者的描写，《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罪与罚》中的拉斯科里尼科夫则是虚无主义形象的典型。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看来，俄国的虚无主义虽在本质上也对意义、价值等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但与西欧大陆那种彻底的、旗帜鲜明的无信仰的虚无主义相比，却有着本质的差别。俄国的虚无主义是其历史进程中特有的产物，它是“俄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其思想基础是唯物主义、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5］（P42）。最初，虚无主义在俄国是作为一种进步力量出现的，它否定农奴制度，否定作为沙皇专制制度政治原则的“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①。它力图通过对原有沙皇专制制度统治基础的否定、怀疑与批判，从而颠覆旧有社会形态。
在对虚无主义产生机制的分析上，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认为俄国的虚无主义是由多重原因生成的。首先，它与俄国的落后相关。面对着旧俄国的腐朽与落后，具有极强的实践情怀与罪感意识的俄国知识分子认为自身在民众面前是有罪的，认为自身有责任和义务来拯救民族。因而，他们为了拯救民众，为了摆脱旧俄国落后的面貌，力图通过“否定过去、否定历史、否定传统，荒唐地要到荒无人烟之地去建设一种纯洁的乌托邦”［6］（P81）。也就是说，这种对现存实践形式的怀疑与罪感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们对传统、历史等的否定，从而走向虚无主义。其次，它源于对西欧文明的检省。他们既看到了西方启蒙所取得的成就，又看到了这种启蒙却吊诡般地使文明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并为“现代文明在精神和文化上完全破产痛感绝望”［6］（P150）。面对着这种奇异的吊诡，他们一再地陷入到 “俄罗斯向何处去”的历史迷题中无法自拔，从而走向虚无主义。
在对俄国虚无主义理论特性的理解上，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指出,虚无主义是俄罗斯所特有的现象，是“俄罗斯启蒙运动的激进形式。这是俄罗斯精神和俄罗斯意识发展的辩证因素”［7］（P147）。之所以说虚无主义是俄国所特有的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它是在东正教的特殊土壤中铸造出来的，是“东正教教徒的禁欲主义的外向，即没有神感的禁欲主义。当理解它的纯洁性和深度时，俄国虚无主义的基础源于东正教所排斥的世界。它的真正意义是：‘全世界都躺在那恶人手上’，它承认一切财富与奢侈的罪恶性，承认一切艺术与思想中创造物的罪恶性。……虚无主义不仅将艺术、形而上学精神价值，甚至将宗教视为罪恶的奢侈物。而东正教的全部着力点都在于为尘世中的人提供解放；在于使劳动人民从剧烈的痛苦中解放出来，从而为幸福生活的建立创造条件”［8］（P281）。另一方面，是由于虚无主义在俄国最初是作为一种进步的解放力量，其通过对不合理因素的否定来祛除愚昧的传统与获得个体的自由。这种虚无主义并不是消极意义上的无信仰主义，而是为了在怀疑中更为真切地寻求信仰。“虚无主义并不是文化怀疑论者，他们是有信仰的人们。这是一种有信仰的年轻的运动。如果虚无主义者反对道德，那么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善。他们揭露了理念原则的虚伪的欺骗。”［7］（P145）由此可见，俄国的虚无主义与西欧虽有相同之处，但他们的差异也同样是明显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人几乎“都是虚无主义者”，而弗兰克则指出虚无主义是俄罗斯精神生活的“长期病态”。由此可见虚无主义对俄罗斯精神生活领域侵蚀之广、影响之深。
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在对 俄国虚无主义的进一步分析中指出，面 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与理论的空泛乏力，虚无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理论思潮与实践运动，在其进一步发展中却逐步从一种积极性力量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并最终走向了对“上帝、灵魂、精神、观念、标准及最高价值”［8］（P280-281）的全盘否定。不但如此，虚无主义成为了一种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中的普遍现象。这种虚无主义并没有认识到，“为要解放个性，他们抽空它的品质的内容，毁灭它的内在生活”［8］（P291）。
面对着虚无主义的侵蚀，人类生存根基的断裂与崇高信仰的迷失，如何才能走出这一困境呢？带着这一问题，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将探寻消解虚无主义的路径转向了作为俄罗斯精神根基的东正教与作为寻求最高本体的哲学。在转向东正教的过程中，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不但在其中没有找寻到其所欲寻求的消解良方，反而看到了东正教自身的限度。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看来，东正教的局限性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东正教没有有机地吸收希腊-罗马的人道主义，占优势的是禁欲主义的孤僻性”［7］（P212）。这使得东正教相对于天主教与新教而言，缺乏人道主义关怀，缺乏对人的关注。其次，重禁欲主义的东正教本应是转向纯粹的宗教信仰自身的，但与俄罗斯教育水平的低下相关，俄罗斯的东正教过于注重烦琐的宗教仪式。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看来，过于烦琐的宗教仪式，弱化了东正教对信仰本身的重视。最后，白银时代宗教哲学批评了东正教过于保守，这种保守性决定了它对时代的非适应性，它很难对时代的困境与迷惘作出适当调试。继承了希腊正教传统的东正教，认为自身的任务是保存，而不是发展或者寻找真理。在他们看来，天主教与新教在理性的支配下，不断变换观点以适应时代，反而损害了教会的权威与教义，而东正教则“能把上帝的话那甜蜜的源泉供给那来到东正教面前的人饮用，因为只有东正教保有了它所接受的神圣教义，并且将保持其不变，直到一切时代的终结，决不作些微的增加或删减，因为它是真正的柱石和基础，上帝的灵长驻在它体内，保护它不犯错误”［6］（P30-31）。而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看来，东正教虽停留于传统和仿古之间，从而避免了经院哲学的不幸①，但东正教确实存在着保守性，这种保守性导致它很难适应时代的发展。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看来，教会传统应该是鲜活的、动态的、敞开的、创造性的，而不应是封闭的、静止的、凝固的。教会传统不应只是对传统的简单继承，也不应如法利塞主义那样，将传统变成了僵死的考古学，变成了外部律法和规章，变成了要求自己遵守的枯燥词句。
与此同时，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还就东正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批判性反思。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认为，在东正教与国家关系问题上，东正教“没有在精神和道德方面起到应有的社会作用，而仅是沙皇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他们认为，“教会已沦为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社会机构”［9］（P250）。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看来，随着教会组织与管理的国家化，教会的“心灵衰退了；理想被替换了，也就是说，在教会的理想的位置上不知不觉地出现了国家的理想，内在的真理被形式的、外在的真理所取代”［10］（P191）。由此，教会真理被国家真理所代替，教会的国家化，以及教会对国家的服从，使国家政权以国家的名义“站出来保卫俄罗斯东正教……国家政权是‘占统治地位的信仰的教义的保卫者，是神圣教会中的一切虔诚的庇护者’，国家政权准备惩治对它所保护的‘正统信仰’哪怕是最微小的偏离，这个‘正统的信仰’不仅是由圣灵的意志确定的，不仅由普世的和地方的大公会议、教父及教会的整个生命所确定的，而且还是由俄罗斯帝国的一整套法律所确定的，为的是使教会更加牢固，并做了大量的补充”［10］（P192）。东正教的政治化、官方化、国家化，腐蚀了东正教的精神与教会本身，即便在东正教华丽、庄严的外表之下，也掩饰不了其内在精神的腐朽。这种腐蚀化了的东正教无法成为有效对抗虚无主义的力量，相反，虚无主义反而成为侵蚀东正教的一种新型力量，这种侵蚀最终导致了宗教维度中上帝的死亡。
由此，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又将消解虚无主义的目光转向哲学，但在转向哲学的过程之中，他们发觉哲学自身已深陷于危机之中无法自拔。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西方哲学危机的认知与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奠基者索洛维约夫有着极大的关联，索洛维约夫对西方哲学的批判为他们奠定了对西方哲学批判的基本基调。索洛维约夫早在19世纪中期就指出了西方哲学的危机，认为西方哲学的危机源于其所固有的缺陷，即知性思维方式，这种知性思维方式在近代以来被不断完善和体系化，并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点。这种片面的知性思维最终将哲学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形式主义”，导致作为一种 “纯理论性抽象认识意义上的哲学，已经终结其发展，并且永不复返地转入过去的世界”［11］（P3）。索洛维约夫对西方哲学的批判，奠定了日后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待西方哲学的基本基调。以别尔嘉耶夫等为代表的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指出，整个西方哲学史就是对“存在”的追问史，就是将“存在”不断普遍化与抽象化的历史。在对“存在”的探索过程中，哲学家们力图超越变动的、不定的感性世界，从而寻求最高的存在。但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看来，这种对最高存在的探寻，都是建立在普遍-一般-本质优于个体-个别-个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对存在的追问，导致哲学变成了一种寻求理性、秩序、抽象和一般的概念王国，使哲学成为了一种钳制和奴役人的新方式。实则，存在被客体化，“这就是哲学认识的悲剧，是一切抽象哲学的悲剧”，存在不应客体化，不应将“哲学认识的对象变为客体，在这些客体里，本体世界将消失”［12］（P96）。不但如此，哲学家们探索存在的最终目的就是将最高存在与上帝同一化，从而以存在代替上帝。正是基于此，舍斯托夫指出，此种哲学包含着“小心翼翼掩藏在友谊面具之下的、对《圣经》的仇恨”［13］（P69）。
我们看到，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通过对东正教与哲学的双重考察，不但没有找到克服虚无主义侵袭的有效路径，而且发现，在新的历史时期，东正教与哲学自身也存在着某种限度与危机。这意味着对分别以理性和信仰为核心范畴的两种崇高模式的消解。不但如此，虚无主义的盛行将进一步加剧东正教与哲学所面临的危机，并侵蚀、消解其崇高理念。
面对着虚无主义的危害及其侵蚀，
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虚无主义展开 了深入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包含着对俄国虚无主义流派及其观点的清理，而且还远涉到以现象学、存在主义等为代表的现代哲学形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以萨特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学派进行了批判，指出其学说中存在着虚无主义的特性：“不管萨特如何大谈主动性、责任、选择等等，他的哲学却带有颓废性质，他的自由是软弱无力的，没有面向未来的历史时日。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虚无主义者，萨特却是虚无主义者。整个萨特流派的特性是冷漠，没有热情，而没有热情就无法创造未来。这一流派的道德是一种冷漠的美德，丧失了爱的特征。这是垂死的精致的自由，却奇怪地呈现于粗俗的形式之中。这是夕阳哲学，却还肩负使命扮演新的人体验这种角色。萨特的自由跟真理无关，也不想拥有真理，他的自由独立于真理。因此这种自由是没有对象的、空虚的、毫无旨向的自由。由此产生了无对象性自由的道德。人是虚无。”［14］（P239）
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指出，虚无主义是思想的奴役而非解放，在虚无主义的侵蚀下，“不仅是俄罗斯，而且是整个世界，都处在虚弱的状态之中”［15］（P126）。面对着虚无主义的侵袭，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认为俄罗斯民族和犹太民族一样，是具有着伟大使命的民族，是一个充满着对启示录的期待和弥赛亚情绪的民族；认为俄罗斯民族应率先冲破虚无主义对精神与实践领域的侵蚀，从而最终建构一个俄罗斯式的“人间天堂”。与此同时，正是基于对虚无主义危害的认知，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力图通过新文化观的建构来实现对虚无主义的消解和俄罗斯自身的救赎。而从总体上看，这种新文化观建构的基础则依托于作为俄罗斯文化根基的东正教。在他们看来，如果新的文化观建构不以作为其母体文化根基的东正教为理论底色，就将导向一种彻底的、无可救药的虚无主义。就具体来说，这种以东正教为理论底色的新文化观的理论要点，包括对创造、自由、精神、神人性等的理解。
首先，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的新文化观建构，注重对创造的理解。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重视和强调创造，是由于创造中所展示的是人的能动性。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看来，创造并不是僵化、静止和封闭的，创造意味着新事物的产生。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强调创造只有在自由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创造不是扎根于存在，而是扎根于“无”与“非存在”，创造是从“无”、“非存在”中的创造，“世界上绝对新的事物只有通过创造才能产生，即通过根源于非存在的自由。创造是通过自由的行为从非存在向存在的过渡”［16］（P38）。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指出，创造包含着神性的原则，他是神对人的期待，是以人的创造来回应神的创造。人的创造是神创造世界的继续，是“世界创造的延续和完成，是神人的、上帝和人一起进行的、人和上帝一起进行的创造”［16］（P162）。创造意味着“对由此世的重负所引起的压迫和贬损的克服……创造说明了此世的可克服性，僵化存在的可克服性，解除这个世界的封闭的可能性，解放和改变这个世界的可能性”［12］（P189）。创造意味着超越，对界限的超越；创造意味着革命，面向未来的革命；创造意味着解放，冲破虚无主义的侵蚀与奴役。
其次，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的新文化观建构，注重对精神的强调。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普遍重视精神的作用，并赋予其独特的内涵。他们反对将人理解为一种脱离于精神性的存在，他们反复强调的主题是，“人就是人，而不是钢琴上的键盘”；“要知道，人所做的一切事情似乎都是为了时刻向自己证明他是人，而不是一颗销钉”［17］。他们把精神放在本体的地位，认为精神不服从于任何外在性和必然性，“不是存在，不是本质，而是存在者，是存在着的东西，拥有真正的生存，精神不服从任何存在的决定。精神不是原则，而是个性，即是生存的最高形式”［12］（P107）。他们认为精神是如物质一样“客观存在”的，但这种“客观存在”又不同于物质，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现实，它是自由，是对现实世界的改造性力量。但精神又不能脱离于上帝，离开上帝这个本原，精神不可能存在。也正是由于精神根植于上帝之国，决定了精神生活不同于社会生活，它不是由外在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他们认为，人最为本质的特征在于其是精神性的存在，而人作为“精神的生存，是积极的、创造的、自由的生存”［18］（P118）。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普遍反对对精神的客观化理解，反对黑格尔的客观精神。在他们看来，“精神”与“客观”的组合本身即是荒唐的，精神只能是主观的，而客观则是对精神的异化，是对精神的专制，精神在这种专制中，将会黯淡、僵化、枯竭，直到消逝。
再次，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的新文化观建构，注重对自由的阐发。无论是作为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的别尔嘉耶夫还是舍斯托夫等，在自由的观念上，都深受德国神秘主义者波墨和艾克哈特的影响，他们认为“自由是前世界的，非被造的，自由同时也是善与恶之间选择的无限可能性”［19］（P69-70），由此，形成了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自由的独特理解。其一，在自由的产生问题上，他们认为自由是原初的，自由源于虚无、深渊，源于非存在。他们认为自由先于存在，自由既不受存在的决定，也不受理性的决定，自由是“奥秘的、原初的、出发的、深不可测的、无基础的、非理性的”［20］（P198）。即使是上帝也不能决定自由，“上帝从虚无创造世界，也可以说上帝是从自由中创造世界。作为创造基础的无底的自由，它在创世之前既已存在于虚无之中，没有它，上帝也不能创造”［21］（P115）。其二，在自由与必然性的关系问题上，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反对黑格尔对自由的理解，反对将自由理解成对必然性的认识，认为自由不受因果性和必然性的限制。在他们看来，必然性的自由是对自由的否定，自由是动态的、变动的，而不是必然性的、僵化的。其三，在自由与任意的关系上，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特别是别尔嘉耶夫对自由的理解与存在主义是有某种共鸣的，他们都认为自由不是任意，自由不是轻松，自由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自由往往意味着对上帝苦弱的担当，以及对十字架上受难基督的担当。
最后，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的新文化观建构，注重神人性原则。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神人是指基督耶稣，神人类是指未来的理想人类，神人性则强调人是神性与人性的结合。神人性是俄罗斯宗教哲学传统中的重要主题，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重视和强调神人性原则，意在强调人身上的神性维度。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看来，对神、人之间的关系作何种理解直接决定着一切理论体系的价值向度。在他们看来，自文艺复兴以来，对神、人关系的误解是导致基督教危机及其最终遭受虚无主义侵袭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真正的神人关系则不是单纯地建立在一种运动基础之上——人向上帝的运动或上帝向人的运动，而是神、人的双向运动。由此，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指出，“人的根本思想是关于上帝的思想。上帝的基本思想是关于人的基本思想。上帝是人的主题，人也是上帝的主题”［21］（P134）。假如宗教生活不是建立在神、人互动基础之上，“假如宗教生活的基础仅仅是建基于上帝向人的运动，建基于上帝的单独意志和单独启示之中，那么，这生活就是普通的，世界生活的目标也就轻易可达到了，上帝之国也就轻易可实现了。那时不再会有世界悲剧。但人诞生于上帝之中，人回应上帝不可能仅仅是上帝自身单独的事业——这同样是人的事业，他的自由之事业。……上帝之国是一个神人的王国，其中上帝诞生于人，人诞生于上帝，它最终在精神里得到实现”［21］（P134）。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看来，真正的真理是神人性的真理，而这一真理是对人的信仰与神的信仰的彻底贯通，是将二者真理的有机结合。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强调人身上的神性因素，强调神人性原则，从表面上看这是在强调文化观建构中的东正教因素，但实际上，在神人性理论的背后是对人之独特内涵与使命的彰显，是对人之主体性、创造性、精神性、宗教性的彰显。总之，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在依托东正教所建构的新文化观中，强调自由、精神、创造、神人性等的价值内涵，以至于这种强调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极端，他们甚至将人的自由、精神、创造等提升到了与上帝相等同的位置。但从这种对此种文化观内涵的强调与迷恋中，我们更应看到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面对着怎样的社会现实与时代动荡，他们力图通过这种对自由、精神、创造、神人性等的理解与阐述，来唤醒人的内在生命，唤醒人的主体能动性，从而最终通达人自身的终极解放。
综上，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看来，虚无主义并非意味着人的解放，而是意味着对人的奴役。“虚无主义是十分可怕的诱惑，它是折磨我们社会可怖的精神灾害。”［22］（P42）面对着虚无主义的侵蚀，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提出了通过文化观的总体建构来消解虚无主义。文化观建构的最终目标就是消除虚无主义，以拯救危难中的俄罗斯。而文化观建构的关键则在于植根于新人的塑造与生成，否则仍将会走向另一种新的虚无主义，将会走向“‘死亡的营地’。历史的悲喜剧就这样没完没了地重演”［15］（P185）。从总体上看，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力图通过以东正教为根基的文化观重建来消解虚无主义的侵袭及其危害。这种立足于自身文化根基的文化观重建是存在一定的理论限度的。例如，作为其自身传统文化根基与无形底色的东正教，因其对传统的过于因袭及其保守性，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已无法应对新的历史时期所提出的挑战。但尽管如此，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在文化观建构过程中，对民族文化传统与精神底色的强调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这种文化观建构的策略，有效地防止了俄罗斯文化根基的断裂以及虚无主义的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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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小娟 付洪泉］
Resistance to Nihilism and Way of Deliverance
——Reconstruction of Concept of Russian Culture by
Religious Philosopher in the Silver Age
ZHOU Lai-shu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of Cultur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China）
Abstract: Confronted by a shaking century, the transition of times, the spiritual crisis and the nihilism of value, religious philosophers in the silver age try to find a way of deliverance for the Russia in misery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In their theoretical reflection, they realize that the greatest crisis on the level of spirit originates from nihilism. This strong trend of thought corrupts and undermines the spirit and the soul of Russia, decomposes ultimate belief and sublime idea. Therefore, they try to reconstruct a new cultural concept based on orthodox theoretically to resist and deconstruct the invasion of nihilism into the spiritual and practical level of Russia.
Key words: Russia；cultural concept；nihilism；rationalism；religious philosophy in the silver age
关键词：俄罗斯；文化观；虚无主义；理性主义；白银时代宗教哲学
作者简介：周来顺，男，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哲学学院教师，从事俄罗斯哲学、文化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俄罗斯现代化之路的构想”，项目编号：11YJC720064；黑龙江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观”，项目编号：QW201007
中图分类号：B5１２.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6-0036-06 收稿日期：2011-05-22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等为代表的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面对着世纪的动荡、时代的转换、精神的危机与价值的虚无，力图为俄罗斯探索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出路。在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探索过程中，他们认为当时的俄国在文化层面所面临的最大危机便是虚无主义的侵袭。因而，他们力图通过以东正教为根基的文化观的理论建构，来克服虚无主义对俄罗斯精神层面的戕害。
自19世纪以来，虚无主义作为一 股强大的思潮席卷整个欧洲。从词源学 上说，虚无主义这个词最早来源于拉丁语中的“nihil”，是“什么都没有”之意。该词19世纪初作为哲学概念首次出现在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的《给费希特的信》中，用以批驳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雅各比认为一切理性主义最终都将归于无信仰的虚无主义，因而应力图避免虚无主义并回归到某种信仰。而虚无主义作为一个流行概念，则始于屠格涅夫。文学批评家尼·斯特拉霍夫曾说：“在屠格涅夫小说之中，‘虚无主义者’一词获得了最大的成功。它在被它所指思潮的反对者及拥护者中得到了无条件的接受。”［1］
在西欧思想家的视野中，以尼采和海德格尔对虚无主义的诊断最为典型。尼采指出虚无主义的产生始于对基督教原有信仰的破灭，虚无主义认为一切的事件都是毫无目的、真理和价值的，一切的事件“都是毫无意义和徒然的”［2］（P719）。尼采清楚地意识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走入虚无主义的时代，他预言虚无主义将是“今后两个世纪的历史”［2］（P732）。由此，尼采指出：“一个教条出现了，一个信仰随之流行：‘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相同，一切都曾经有过’。”［3］（P152）正是基于此，尼采基于权力意志和“重估一切价值”，从而力图克服虚无主义。而海德格尔则同样对虚无主义有着经典的论述，他指出：“‘虚无主义’一词经屠格涅夫而流行开来，成为一个表示如下观点的名称，即：唯有在我们的感官感知中可获得的，亦即被我们亲身经验到的存在者，才是现实的和存在着的，此外一切皆虚无。因此，这种观点否定了所有建立在传统、权威以及其他任何特定的有效价值基础上的东西。”［4］（P669-670）虚无主义是一种贬黜最高价值、丧失终极意义的过程，在虚无主义之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超感性领域’失效了，变得空无所有，以至于存在者本身丧失了价值和意义”［4］（P671）。海德格尔认为，虚无主义的最终根源在于对存在的遗忘，而只有通过追思“本真”的存在，通过作为真理的“存在”的涌现才能最终克服虚无主义的侵袭。
在对俄国虚无主义生成时间的理解上，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认为，与西欧的虚无主义形成时间相比，俄国的虚无主义出现是相对较晚的事情，其兴起于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指出，在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巴扎罗夫、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都存在着对大量俄国虚无主义者的描写，《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罪与罚》中的拉斯科里尼科夫则是虚无主义形象的典型。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看来，俄国的虚无主义虽在本质上也对意义、价值等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但与西欧大陆那种彻底的、旗帜鲜明的无信仰的虚无主义相比，却有着本质的差别。俄国的虚无主义是其历史进程中特有的产物，它是“俄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其思想基础是唯物主义、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5］（P42）。最初，虚无主义在俄国是作为一种进步力量出现的，它否定农奴制度，否定作为沙皇专制制度政治原则的“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①。它力图通过对原有沙皇专制制度统治基础的否定、怀疑与批判，从而颠覆旧有社会形态。
在对虚无主义产生机制的分析上，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认为俄国的虚无主义是由多重原因生成的。首先，它与俄国的落后相关。面对着旧俄国的腐朽与落后，具有极强的实践情怀与罪感意识的俄国知识分子认为自身在民众面前是有罪的，认为自身有责任和义务来拯救民族。因而，他们为了拯救民众，为了摆脱旧俄国落后的面貌，力图通过“否定过去、否定历史、否定传统，荒唐地要到荒无人烟之地去建设一种纯洁的乌托邦”［6］（P81）。也就是说，这种对现存实践形式的怀疑与罪感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们对传统、历史等的否定，从而走向虚无主义。其次，它源于对西欧文明的检省。他们既看到了西方启蒙所取得的成就，又看到了这种启蒙却吊诡般地使文明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并为“现代文明在精神和文化上完全破产痛感绝望”［6］（P150）。面对着这种奇异的吊诡，他们一再地陷入到 “俄罗斯向何处去”的历史迷题中无法自拔，从而走向虚无主义。
在对俄国虚无主义理论特性的理解上，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指出,虚无主义是俄罗斯所特有的现象，是“俄罗斯启蒙运动的激进形式。这是俄罗斯精神和俄罗斯意识发展的辩证因素”［7］（P147）。之所以说虚无主义是俄国所特有的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它是在东正教的特殊土壤中铸造出来的，是“东正教教徒的禁欲主义的外向，即没有神感的禁欲主义。当理解它的纯洁性和深度时，俄国虚无主义的基础源于东正教所排斥的世界。它的真正意义是：‘全世界都躺在那恶人手上’，它承认一切财富与奢侈的罪恶性，承认一切艺术与思想中创造物的罪恶性。……虚无主义不仅将艺术、形而上学精神价值，甚至将宗教视为罪恶的奢侈物。而东正教的全部着力点都在于为尘世中的人提供解放；在于使劳动人民从剧烈的痛苦中解放出来，从而为幸福生活的建立创造条件”［8］（P281）。另一方面，是由于虚无主义在俄国最初是作为一种进步的解放力量，其通过对不合理因素的否定来祛除愚昧的传统与获得个体的自由。这种虚无主义并不是消极意义上的无信仰主义，而是为了在怀疑中更为真切地寻求信仰。“虚无主义并不是文化怀疑论者，他们是有信仰的人们。这是一种有信仰的年轻的运动。如果虚无主义者反对道德，那么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善。他们揭露了理念原则的虚伪的欺骗。”［7］（P145）由此可见，俄国的虚无主义与西欧虽有相同之处，但他们的差异也同样是明显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人几乎“都是虚无主义者”，而弗兰克则指出虚无主义是俄罗斯精神生活的“长期病态”。由此可见虚无主义对俄罗斯精神生活领域侵蚀之广、影响之深。
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在对 俄国虚无主义的进一步分析中指出，面 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与理论的空泛乏力，虚无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理论思潮与实践运动，在其进一步发展中却逐步从一种积极性力量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并最终走向了对“上帝、灵魂、精神、观念、标准及最高价值”［8］（P280-281）的全盘否定。不但如此，虚无主义成为了一种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中的普遍现象。这种虚无主义并没有认识到，“为要解放个性，他们抽空它的品质的内容，毁灭它的内在生活”［8］（P291）。
面对着虚无主义的侵蚀，人类生存根基的断裂与崇高信仰的迷失，如何才能走出这一困境呢？带着这一问题，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将探寻消解虚无主义的路径转向了作为俄罗斯精神根基的东正教与作为寻求最高本体的哲学。在转向东正教的过程中，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不但在其中没有找寻到其所欲寻求的消解良方，反而看到了东正教自身的限度。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看来，东正教的局限性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东正教没有有机地吸收希腊-罗马的人道主义，占优势的是禁欲主义的孤僻性”［7］（P212）。这使得东正教相对于天主教与新教而言，缺乏人道主义关怀，缺乏对人的关注。其次，重禁欲主义的东正教本应是转向纯粹的宗教信仰自身的，但与俄罗斯教育水平的低下相关，俄罗斯的东正教过于注重烦琐的宗教仪式。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看来，过于烦琐的宗教仪式，弱化了东正教对信仰本身的重视。最后，白银时代宗教哲学批评了东正教过于保守，这种保守性决定了它对时代的非适应性，它很难对时代的困境与迷惘作出适当调试。继承了希腊正教传统的东正教，认为自身的任务是保存，而不是发展或者寻找真理。在他们看来，天主教与新教在理性的支配下，不断变换观点以适应时代，反而损害了教会的权威与教义，而东正教则“能把上帝的话那甜蜜的源泉供给那来到东正教面前的人饮用，因为只有东正教保有了它所接受的神圣教义，并且将保持其不变，直到一切时代的终结，决不作些微的增加或删减，因为它是真正的柱石和基础，上帝的灵长驻在它体内，保护它不犯错误”［6］（P30-31）。而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看来，东正教虽停留于传统和仿古之间，从而避免了经院哲学的不幸①，但东正教确实存在着保守性，这种保守性导致它很难适应时代的发展。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看来，教会传统应该是鲜活的、动态的、敞开的、创造性的，而不应是封闭的、静止的、凝固的。教会传统不应只是对传统的简单继承，也不应如法利塞主义那样，将传统变成了僵死的考古学，变成了外部律法和规章，变成了要求自己遵守的枯燥词句。
与此同时，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还就东正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批判性反思。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认为，在东正教与国家关系问题上，东正教“没有在精神和道德方面起到应有的社会作用，而仅是沙皇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他们认为，“教会已沦为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社会机构”［9］（P250）。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看来，随着教会组织与管理的国家化，教会的“心灵衰退了；理想被替换了，也就是说，在教会的理想的位置上不知不觉地出现了国家的理想，内在的真理被形式的、外在的真理所取代”［10］（P191）。由此，教会真理被国家真理所代替，教会的国家化，以及教会对国家的服从，使国家政权以国家的名义“站出来保卫俄罗斯东正教……国家政权是‘占统治地位的信仰的教义的保卫者，是神圣教会中的一切虔诚的庇护者’，国家政权准备惩治对它所保护的‘正统信仰’哪怕是最微小的偏离，这个‘正统的信仰’不仅是由圣灵的意志确定的，不仅由普世的和地方的大公会议、教父及教会的整个生命所确定的，而且还是由俄罗斯帝国的一整套法律所确定的，为的是使教会更加牢固，并做了大量的补充”［10］（P192）。东正教的政治化、官方化、国家化，腐蚀了东正教的精神与教会本身，即便在东正教华丽、庄严的外表之下，也掩饰不了其内在精神的腐朽。这种腐蚀化了的东正教无法成为有效对抗虚无主义的力量，相反，虚无主义反而成为侵蚀东正教的一种新型力量，这种侵蚀最终导致了宗教维度中上帝的死亡。
由此，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又将消解虚无主义的目光转向哲学，但在转向哲学的过程之中，他们发觉哲学自身已深陷于危机之中无法自拔。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西方哲学危机的认知与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奠基者索洛维约夫有着极大的关联，索洛维约夫对西方哲学的批判为他们奠定了对西方哲学批判的基本基调。索洛维约夫早在19世纪中期就指出了西方哲学的危机，认为西方哲学的危机源于其所固有的缺陷，即知性思维方式，这种知性思维方式在近代以来被不断完善和体系化，并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点。这种片面的知性思维最终将哲学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形式主义”，导致作为一种 “纯理论性抽象认识意义上的哲学，已经终结其发展，并且永不复返地转入过去的世界”［11］（P3）。索洛维约夫对西方哲学的批判，奠定了日后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待西方哲学的基本基调。以别尔嘉耶夫等为代表的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指出，整个西方哲学史就是对“存在”的追问史，就是将“存在”不断普遍化与抽象化的历史。在对“存在”的探索过程中，哲学家们力图超越变动的、不定的感性世界，从而寻求最高的存在。但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看来，这种对最高存在的探寻，都是建立在普遍-一般-本质优于个体-个别-个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对存在的追问，导致哲学变成了一种寻求理性、秩序、抽象和一般的概念王国，使哲学成为了一种钳制和奴役人的新方式。实则，存在被客体化，“这就是哲学认识的悲剧，是一切抽象哲学的悲剧”，存在不应客体化，不应将“哲学认识的对象变为客体，在这些客体里，本体世界将消失”［12］（P96）。不但如此，哲学家们探索存在的最终目的就是将最高存在与上帝同一化，从而以存在代替上帝。正是基于此，舍斯托夫指出，此种哲学包含着“小心翼翼掩藏在友谊面具之下的、对《圣经》的仇恨”［13］（P69）。
我们看到，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通过对东正教与哲学的双重考察，不但没有找到克服虚无主义侵袭的有效路径，而且发现，在新的历史时期，东正教与哲学自身也存在着某种限度与危机。这意味着对分别以理性和信仰为核心范畴的两种崇高模式的消解。不但如此，虚无主义的盛行将进一步加剧东正教与哲学所面临的危机，并侵蚀、消解其崇高理念。
面对着虚无主义的危害及其侵蚀，
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虚无主义展开 了深入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包含着对俄国虚无主义流派及其观点的清理，而且还远涉到以现象学、存在主义等为代表的现代哲学形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以萨特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学派进行了批判，指出其学说中存在着虚无主义的特性：“不管萨特如何大谈主动性、责任、选择等等，他的哲学却带有颓废性质，他的自由是软弱无力的，没有面向未来的历史时日。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虚无主义者，萨特却是虚无主义者。整个萨特流派的特性是冷漠，没有热情，而没有热情就无法创造未来。这一流派的道德是一种冷漠的美德，丧失了爱的特征。这是垂死的精致的自由，却奇怪地呈现于粗俗的形式之中。这是夕阳哲学，却还肩负使命扮演新的人体验这种角色。萨特的自由跟真理无关，也不想拥有真理，他的自由独立于真理。因此这种自由是没有对象的、空虚的、毫无旨向的自由。由此产生了无对象性自由的道德。人是虚无。”［14］（P239）
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指出，虚无主义是思想的奴役而非解放，在虚无主义的侵蚀下，“不仅是俄罗斯，而且是整个世界，都处在虚弱的状态之中”［15］（P126）。面对着虚无主义的侵袭，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认为俄罗斯民族和犹太民族一样，是具有着伟大使命的民族，是一个充满着对启示录的期待和弥赛亚情绪的民族；认为俄罗斯民族应率先冲破虚无主义对精神与实践领域的侵蚀，从而最终建构一个俄罗斯式的“人间天堂”。与此同时，正是基于对虚无主义危害的认知，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力图通过新文化观的建构来实现对虚无主义的消解和俄罗斯自身的救赎。而从总体上看，这种新文化观建构的基础则依托于作为俄罗斯文化根基的东正教。在他们看来，如果新的文化观建构不以作为其母体文化根基的东正教为理论底色，就将导向一种彻底的、无可救药的虚无主义。就具体来说，这种以东正教为理论底色的新文化观的理论要点，包括对创造、自由、精神、神人性等的理解。
首先，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的新文化观建构，注重对创造的理解。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重视和强调创造，是由于创造中所展示的是人的能动性。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看来，创造并不是僵化、静止和封闭的，创造意味着新事物的产生。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强调创造只有在自由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创造不是扎根于存在，而是扎根于“无”与“非存在”，创造是从“无”、“非存在”中的创造，“世界上绝对新的事物只有通过创造才能产生，即通过根源于非存在的自由。创造是通过自由的行为从非存在向存在的过渡”［16］（P38）。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指出，创造包含着神性的原则，他是神对人的期待，是以人的创造来回应神的创造。人的创造是神创造世界的继续，是“世界创造的延续和完成，是神人的、上帝和人一起进行的、人和上帝一起进行的创造”［16］（P162）。创造意味着“对由此世的重负所引起的压迫和贬损的克服……创造说明了此世的可克服性，僵化存在的可克服性，解除这个世界的封闭的可能性，解放和改变这个世界的可能性”［12］（P189）。创造意味着超越，对界限的超越；创造意味着革命，面向未来的革命；创造意味着解放，冲破虚无主义的侵蚀与奴役。
其次，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的新文化观建构，注重对精神的强调。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普遍重视精神的作用，并赋予其独特的内涵。他们反对将人理解为一种脱离于精神性的存在，他们反复强调的主题是，“人就是人，而不是钢琴上的键盘”；“要知道，人所做的一切事情似乎都是为了时刻向自己证明他是人，而不是一颗销钉”［17］。他们把精神放在本体的地位，认为精神不服从于任何外在性和必然性，“不是存在，不是本质，而是存在者，是存在着的东西，拥有真正的生存，精神不服从任何存在的决定。精神不是原则，而是个性，即是生存的最高形式”［12］（P107）。他们认为精神是如物质一样“客观存在”的，但这种“客观存在”又不同于物质，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现实，它是自由，是对现实世界的改造性力量。但精神又不能脱离于上帝，离开上帝这个本原，精神不可能存在。也正是由于精神根植于上帝之国，决定了精神生活不同于社会生活，它不是由外在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他们认为，人最为本质的特征在于其是精神性的存在，而人作为“精神的生存，是积极的、创造的、自由的生存”［18］（P118）。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普遍反对对精神的客观化理解，反对黑格尔的客观精神。在他们看来，“精神”与“客观”的组合本身即是荒唐的，精神只能是主观的，而客观则是对精神的异化，是对精神的专制，精神在这种专制中，将会黯淡、僵化、枯竭，直到消逝。
再次，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的新文化观建构，注重对自由的阐发。无论是作为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的别尔嘉耶夫还是舍斯托夫等，在自由的观念上，都深受德国神秘主义者波墨和艾克哈特的影响，他们认为“自由是前世界的，非被造的，自由同时也是善与恶之间选择的无限可能性”［19］（P69-70），由此，形成了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自由的独特理解。其一，在自由的产生问题上，他们认为自由是原初的，自由源于虚无、深渊，源于非存在。他们认为自由先于存在，自由既不受存在的决定，也不受理性的决定，自由是“奥秘的、原初的、出发的、深不可测的、无基础的、非理性的”［20］（P198）。即使是上帝也不能决定自由，“上帝从虚无创造世界，也可以说上帝是从自由中创造世界。作为创造基础的无底的自由，它在创世之前既已存在于虚无之中，没有它，上帝也不能创造”［21］（P115）。其二，在自由与必然性的关系问题上，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反对黑格尔对自由的理解，反对将自由理解成对必然性的认识，认为自由不受因果性和必然性的限制。在他们看来，必然性的自由是对自由的否定，自由是动态的、变动的，而不是必然性的、僵化的。其三，在自由与任意的关系上，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特别是别尔嘉耶夫对自由的理解与存在主义是有某种共鸣的，他们都认为自由不是任意，自由不是轻松，自由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自由往往意味着对上帝苦弱的担当，以及对十字架上受难基督的担当。
最后，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的新文化观建构，注重神人性原则。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神人是指基督耶稣，神人类是指未来的理想人类，神人性则强调人是神性与人性的结合。神人性是俄罗斯宗教哲学传统中的重要主题，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重视和强调神人性原则，意在强调人身上的神性维度。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看来，对神、人之间的关系作何种理解直接决定着一切理论体系的价值向度。在他们看来，自文艺复兴以来，对神、人关系的误解是导致基督教危机及其最终遭受虚无主义侵袭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真正的神人关系则不是单纯地建立在一种运动基础之上——人向上帝的运动或上帝向人的运动，而是神、人的双向运动。由此，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指出，“人的根本思想是关于上帝的思想。上帝的基本思想是关于人的基本思想。上帝是人的主题，人也是上帝的主题”［21］（P134）。假如宗教生活不是建立在神、人互动基础之上，“假如宗教生活的基础仅仅是建基于上帝向人的运动，建基于上帝的单独意志和单独启示之中，那么，这生活就是普通的，世界生活的目标也就轻易可达到了，上帝之国也就轻易可实现了。那时不再会有世界悲剧。但人诞生于上帝之中，人回应上帝不可能仅仅是上帝自身单独的事业——这同样是人的事业，他的自由之事业。……上帝之国是一个神人的王国，其中上帝诞生于人，人诞生于上帝，它最终在精神里得到实现”［21］（P134）。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看来，真正的真理是神人性的真理，而这一真理是对人的信仰与神的信仰的彻底贯通，是将二者真理的有机结合。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强调人身上的神性因素，强调神人性原则，从表面上看这是在强调文化观建构中的东正教因素，但实际上，在神人性理论的背后是对人之独特内涵与使命的彰显，是对人之主体性、创造性、精神性、宗教性的彰显。总之，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在依托东正教所建构的新文化观中，强调自由、精神、创造、神人性等的价值内涵，以至于这种强调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极端，他们甚至将人的自由、精神、创造等提升到了与上帝相等同的位置。但从这种对此种文化观内涵的强调与迷恋中，我们更应看到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面对着怎样的社会现实与时代动荡，他们力图通过这种对自由、精神、创造、神人性等的理解与阐述，来唤醒人的内在生命，唤醒人的主体能动性，从而最终通达人自身的终极解放。
综上，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看来，虚无主义并非意味着人的解放，而是意味着对人的奴役。“虚无主义是十分可怕的诱惑，它是折磨我们社会可怖的精神灾害。”［22］（P42）面对着虚无主义的侵蚀，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提出了通过文化观的总体建构来消解虚无主义。文化观建构的最终目标就是消除虚无主义，以拯救危难中的俄罗斯。而文化观建构的关键则在于植根于新人的塑造与生成，否则仍将会走向另一种新的虚无主义，将会走向“‘死亡的营地’。历史的悲喜剧就这样没完没了地重演”［15］（P185）。从总体上看，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力图通过以东正教为根基的文化观重建来消解虚无主义的侵袭及其危害。这种立足于自身文化根基的文化观重建是存在一定的理论限度的。例如，作为其自身传统文化根基与无形底色的东正教，因其对传统的过于因袭及其保守性，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已无法应对新的历史时期所提出的挑战。但尽管如此，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在文化观建构过程中，对民族文化传统与精神底色的强调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这种文化观建构的策略，有效地防止了俄罗斯文化根基的断裂以及虚无主义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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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小娟 付洪泉］
Resistance to Nihilism and Way of Deliverance
——Reconstruction of Concept of Russian Culture by
Religious Philosopher in the Silver Age
ZHOU Lai-shu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of Cultur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China）
Abstract: Confronted by a shaking century, the transition of times, the spiritual crisis and the nihilism of value, religious philosophers in the silver age try to find a way of deliverance for the Russia in misery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In their theoretical reflection, they realize that the greatest crisis on the level of spirit originates from nihilism. This strong trend of thought corrupts and undermines the spirit and the soul of Russia, decomposes ultimate belief and sublime idea. Therefore, they try to reconstruct a new cultural concept based on orthodox theoretically to resist and deconstruct the invasion of nihilism into the spiritual and practical level of Russia.
Key words: Russia；cultural concept；nihilism；rationalism；religious philosophy in the silver 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