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走偏锋是一种个性，也是一段人生。
　　诺贝尔经济学奖首位女得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欧玲。6月12日，欧玲在美国印第安纳南部小城布卢明顿去世，享年78岁。这位古稀老人的逝世惊动了全球主流经济学流派的大家。值得吊诡的是，她生前几乎从未成为主流学术梯队的成员。
　　欧玲被中国学术界所熟悉，是2000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著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在书中，欧玲对“公地悲剧”、“集体行动逻辑”、“囚徒困境”等理论模型做出了分析探讨。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共领地的所有者必然会对公共领地加以过度开发，就如同渔夫会在公共鱼塘过度捕捞那样。这就是所谓的“公地悲剧”。为此，经济学家呼吁通过私有化（征税）或政府管制（限制使用）的方式来管理公共资源。欧玲通过考察世界上多个通过合作成功运作了公共资源的社区，发现了政府管理缺位的情况下，公共资源有序管理的可能性，从而为避免公共事务退化、保护公共事务、提升人类福利水平，提供了自主治理的制度基础。
　　这与传统派崇尚数量分析的主流经济学派似乎背道而驰，欧玲长期从事田野调查，甚至会与渔夫讨论捕捞规则的建立和维护。她独树一帜地将人类学研究范式运用于经济学领域，获得了有别于数据世界的研究体验。
　　来自边缘的不仅是她的研究方法，还有她原本属于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学院的主任Sander vander Leeuw如此评价：“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通过开创性地将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打开了制度经济学和公共决策研究的新视角。”
　　鉴于欧玲独特的视角对当今全球公共政策的启示，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这位独立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边缘学者，这也是1968年设立经济学奖以来首次授予一位女性。
　　多年以来，学界胜传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大条件为男性，美国人，芝加哥大学教授。欧玲就像一位外来者，破坏了原本设定好的游戏规则。
　　不破不立。来自印第安纳的欧玲创造了未来两项的可能：一则芝加哥大学以来的女性学者同样可以得到诺贝尔奖的垂青；更重要的是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与起点就此发生了改变。
　　2009年开始，人们更多地关注到这位低调的女教授。欧玲获奖的第二天，不仅准时出现在教室里，而且还像平时一样认真完成了两个小时的授课。
　　欧玲每天仍然坚持到所里上班。每天早上9点她准时到达办公室，从不间断教学工作。她对人类行为的好奇心和兴趣，以及执著的科学求索精神，是她从中获得快乐的原因。
　　欧玲年轻时很多人奉劝她，女人不必读硕士，但是她仍旧坚持求学。她先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政治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直至担任教授。
　　1954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学士学位之后，欧玲曾经短暂工作。虽然女权主义者、小说家伍尔夫的《一件自己的屋》已经写就多年，法国女权运动的发轫之作《第二性》也已公开发行，但是美国女权主义思想并未普及，女性作为社会边缘群体，被固定在家庭范围，要在传统学术圈获得教职的难度可想而知。其间，她做过律师事务所的助理人事经理，最终不得不以教员夫人的名义完成了学业。
　　女性独特的敏感为学界带来了新鲜的血液。欧玲在获奖感言中说，很荣幸成为第一个，但肯定不是最后一个。这不是唯一，而是之一。同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还有医学奖的伊丽莎白?布兰克波恩、卡罗尔?格雷德，化学奖的阿达?约纳特以及文学奖的赫塔?缪勒。
　　欧玲与其他女性一起开拓了学术领域的诸多可能性。这意味着，女性群体从边缘走来，逐渐改变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欧玲不会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