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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往广东美术馆的路上，车窗外滑过熟悉的二沙岛街景，金色的光斑正透过繁茂的枝叶，在所有的建筑物上伸展与摇曳。某一刻，却突然发现所有景色都变得有些陌生，然后再发现竟然来源于一种探秘般的隐隐兴奋，毕竟这些年他一直谨慎和低调。
与王绍强相识有10余年，有趣的是每次交集都是一个节点，每次正好处于他的社会身份转换期：初识时他在广州美术学院任教，却已经在设计圈里声誉日隆。那时广州设计圈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但整个群体都习惯默默低头做事，不喜宣传。只有他是圈里少有的愿意接触媒体，更愿意对大众发声的人。后来他创办《Design 360°》独立杂志与《生活》杂志在2011年同时获得亚洲出版协会的杰出杂志奖，为中国青年学者搭建中国艺术设计的交流平台。于是特别邀请他来到笔者当时工作的杂志社开讲座，给同事们分享如何从视觉上构建一本好杂志。在他的点拨下，这本杂志但凡在出版系统做培训时总会被时时拿出来作为视觉优秀的范本。再后来相遇在美术馆新闻发布会上，那时他刚刚出任广东美术馆馆长。三年间，一个喜欢锐意创新的人曾经被误读为步伐相对保守，事实真是如此吗？趁广州三年展开幕后，终于可以与他聊聊这三年，来个时间段里的小总结。
尊重过往，书写艺术史里的“广东”
坐在王绍强那间明式风格结合原木现代设计的办公室时，就如置身于一间大体量的书房，点缀于其间的热带植物显得这间书房的生机勃勃。
一位美术馆馆长的日常。
其实对任何一位美术馆馆长而言，绝不是就仅仅端坐于书斋做研究，他们最常思考如何将自身管理的美术馆无限接近一家理想的美术馆。所以他们都有各自的蓝图，并且会为这心里的蓝图做战略性实施。
王绍强认为理想中的美术馆承载一个城市最理想的优质资源，而且这优质资源还属于公共所有。美术馆就应该成为艺术与文化的心灵居所，是一个城市的精神高地。这个地方是包容的，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人才，不同的文化，都能在这里发声和交融;有自己的标准，有底线;美术馆通过展览、研究、收藏及公共教育，也是在书写历史，具有自己的历史观在艺术史的脉络当中工作;美术馆一定是一个美的地方，大家能够在当中受到熏染，在当中沉思，获得生命的启迪。
当初他一，上任，接二连三地做了“我爱阳光与花朵——郑爽作品展”“人间的回响——余本作品展”“与天为友——期颐晋五王兰若艺术展”“原色——徐坚白、谭雪生捐赠作品展”等展览，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将广东美术放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及当代背景中进行梳理和总结。这样的策略在当初让很多人看不懂，认为这种思路相对比较“保守”。
而王绍强对此的解释是，广东美术馆不是一张白纸，自身已经有多年的文化积淀。岭南画派是广东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广东美术一张特殊的“名片”。以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为代表的第一代“岭南画派”，倡导“折中中西，融汇古今”的创作原则，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一方面，广东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广州十三行是清末唯一未被“闭关锁国”的口岸，并且西来文化和“新事物”也总是通过广东地区进入中国;其中，国内最早的油画是从广东地区进入中国的，最早的摄影技术、摄影作品也是从这里进来的。
另一方面，广东人与生俱来便有着快速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广东人敢于创新，更勇于创新，特别是像李金发、李铁夫等人，他们能够快速吸收西洋艺术的精华化为己用，使得中国早期的油画和雕塑极具现代……这些都构成了广东的文化内涵。对于这样的积淀，他必须尊重。
直到“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随后在学术上引发了一连串的广东美术效应。一个优秀的展览就是要引发思考，思考作品背后的美术史问题。而百年大展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成功的。王绍强说，为了增加学术的深度，特别将21位大家的主要代表作品独立出来系统呈现为“广东美术百年21大家”板块，以期用作品来诠释历史维度里的“广东现象”。这后来竟然成为最受欢迎的板块。他很骄傲这个展览创下了“规模最大”“人流量最多”“跨度最长”等多项骄人成绩。他反而谦虚地说自己常年在国际交流中放远的视野，回归到本土的近现代艺术家群体，实际上是在“补课”。
从这时起，他逐渐形成让广东美术馆在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与展览中以个案研究为主体的策划思路，才算是以清晰的脉络浮出水面。
加速未来，让城市与区域做连接
王绍强反复强调说，广东美术馆的学术建构实行的是“双轨制”，在梳理总结近现代艺术家的同时，也专注当代艺术，给青年艺术家群体有发展的空间。
他認为北京、上海等地，广州在青年艺术生态的培育方面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作为公立美术馆，拥有较好的资金支持与资源平台，广东美术馆应该在资源整合上充当有力的纽带，创造更多与青年艺术家对话及资源共享的机会。在对其的推动和培养上，他们提供实验性的艺术空间，加大与媒体的合作，策划带有新生力量的展览。
而影像艺术代表了可见的未来。所以他重新启动了已经停滞了有七八年的“影像三年展”。
接着又全情投入，并苛求细节地去做属于广州艺术盛事的第六届“广州三年展”——“诚如所思：加速的未来”。展览分主题展和文献展两个部分，其中主题展邀请来自15个国家的180多位/组艺术家参展，珠三角地区近10个美术馆和艺术空间也将参与分展场和平行展。
第一次，在广州看到艺术的区域性合力。
王绍强认为三年展应该具备思想的厚度，能够前沿性地呈现艺术现场最鲜活的状态。毕竞广州三年展的历史是很多新的展览不可替代的。广东美术馆是希望通过这一届以及连续几届的努力，使它成为一个地区文化自信的支撑点，具有艺术生产的引领性。尤其在当前这个瞬息万变的信息科技交织的时代，更要有自己的判断和立场。不能做得不清不楚，也不能只图皆大欢喜，他非常清晰地感知到迫在眉睫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他竟然宣布要让这个展览“温暖”。
到此时，哪里再有半分“保守”的样子？他曾经在广州美术学院里致力推行本科三、四年级实行工作室制，让学生们早早有了团队意识，介入当代工作方法及模式。对这样的创新几乎是一种本能。 只是作为一线城市的广州，在文化艺术方面有几乎长达10年的相对力量分散与沉寂，相邻的深圳，以及内地的武汉、成都甚至是厦门都在迎头赶上，让艺术成为城市的一张名片。
提到这些他会觉得冷峻、苦涩。他认为当前中国的四个一线城市里，北京是当仁不让的文化政治中心，上海是被世界承认的金融中心，年轻的深圳在锻造科技立市形象，同时在当代艺术领域发展迅猛。而广州这个有2300年历史的城市，又是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同时以中心城市身份身处于GDP已经29年连续第一的广东，最好的机会就是应该好好把自己做成一个文化艺术中心。
作为一个常常对时代和社会进行思辨性观察的大众平台，美术馆可以说是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的精神高地，王绍强认为应该始终保持一种引领性，切实成为地区精神的支撑点。美术馆不仅需要对现实问题保持一定的敏锐度，还要持续不断积累和越来越多社会智力资源的注入，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不断地进行沉淀。
所以他并不满足于广东美术馆只是学术架构的确立，他还希望通过努力，可以让广东的艺术生态更健康一些，搭建一个艺术生产与流通的平台。他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大部分的文化精英都通过下海进行原始积累，而且也有很多人确实积累到了财富。只是随后发现原来财富并不能填补心灵的空虚，于是又纷纷寻找各种解决心灵空虛的途径，重燃起对文化、艺术甚至是精神修行的热情。
在这种风潮里，王绍强特别遗憾广州缺乏像北京的民生美术馆、上海的龙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这样的一些由企业在背后支撑的大体量民营美术馆，来共同承担起对大众进行美学教育的责任。当听到广东一家著名企业，在建构博物馆时用了巨额投资入藏一批粗制滥造的赝品。王绍强认为这个事件会让民营美术馆的生态环境止步不前，尤其广州到现在的民营美术馆群体都相对薄弱。他说，“真正的藏家应该是半个艺术史学家”。
多重身份，在融合中求平衡
广州这个城市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高度，是城市竞争力的一部分，是一座城市接近精神天花板的地方。作为一位美术馆馆长，他深感肩上公共责任和社会使命。并且在处于国家战略的大湾区范围内，香港和深圳在艺术文化事业上的动静不小，让相隔不远的广州还是有很强的紧迫感。从硬件到机制的建立，都需要进一步去努力。
在这个前提下，王绍强认为美术馆应该大力开启公共教育功能。广东美术馆很重视艺术项目的公共性、公益性和服务性，在惠民服务方面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这种定位与当前国际上倡导的“观众拓展”（audience development）概念在目标上是一致的。国际上的重要美术馆已经把“观众拓展”纳入到核心运营策略的趋势和理念，这个概念进一步扩大了国内公共教育和公共服务的内涵和范畴，更强调艺术推广、艺术教育以及提供艺术文化服务等过程中的科学性和主动性。近年来，广东美术馆积极关注美术馆学的各种走向，在项目推广过程中拓展此前以人为本的理念，并且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尝试在服务理念方面寻求突破和转变。
长期以来，广东美术馆配合展览或独立策划的大量导览、讲座、研讨会、工作坊、主题活动、墙外美术馆、藏品学习等公教活动，几乎全部面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这些活动承担着与大众交流最直接的、与大众接触距离最近的公共服务职能。
也许万变不离其宗，王绍强的灵魂最深处还是留给了教育，但因此也忽略了他另外的几个社会身份。比如，独立出版人。
主编过专业书籍过百部，得到国内外艺术与设计界以及出版界的广泛认可，曾成为美国Gingko出版公司、日本Azur出版公司、新加坡Page One出版公司、西班牙Promopress出版公司的独立出版人。
比如，媒体人。
他主编的《DESIGN360°》独立杂志荣获2009、2010、2011年的DOBW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以及亚洲出版协会奖。他喜欢说他的编辑工作。有不少美术馆馆长都从事过媒体编辑工作，其中包括前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现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以及湖北美术馆馆长冀少峰。因为在整个信息社会推进的过程中，信息处于一个爆炸的状态，但通过编辑，人们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建立自己的知识架构，编辑的方法其实是一种能够介入生活、介入社会的很朴素的工作方式。王绍强认为策展人其实也就是编辑，是把这样一种工作方式当做艺术生产的方式，借助展览表达出来。在采访过程中，他说了一句特别媒体的话，“这三年间小心翼翼，没有在导向方面犯错误”。日日与以批判性思维作为艺术语境的当代艺术打交道，确实是如履薄冰。
再比如，艺术家。
这些年他花了很多精力在艺术创作的实践上，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再开发。他一再强调，“我是很尊重传统也喜欢深厚的中华文化”。
除了“雙喜系列”在继承中国传统元素符号的基础上融入全新的工业造型一类的作品外，对“新水墨”的探索也是他近年来的创作焦点所在。中国画这一传统的媒介在当代语境中如何展示出新的语言特性，它古老的精神内核应该如何与现代的科技语言产生碰撞与交融，这种比较呈现是他一直感兴趣的。就如参加“后岭南’与珠三角”一展的《野望》《复式》两件作品，利用宣纸、墨、丙烯等材料的特性，以多种材料的交渗来获取许多偶然的、不可控的效果，从而呈现新的肌理与质地。这是一个实验的过程，而不断实验、不断革命恰好便是岭南美术的灵魂所在，它与“岭南画派”提倡“折中中西，融汇古今”的理念一致。
在他面前，正好摊开的是一卷工作图纸，是他即将赴巴黎策划的一个展览，里面录有他的两组作品《宿墨结庐》，初看上去是水墨晕染，细看浅浅的底纹却是严谨的九宫格。王绍强说，这是他在飞行旅途中的体验，一个完全不同于古人的观察视角，用的完全不同于古人的介质材料甚至手段，但是依然呈现水墨的审美意识。
北京画院吴洪亮院长是与他精神共鸣的知己，认为他不仅沿袭传统文人的价值，又解构了笔墨，古典山水形象作为资源被纳入到他的创作中。但同时他也扩展了“后山水”的表达范式。在王绍强山水地图式的作品中，有文人画的迁移想象，也带着自然地理的记录性，作为“图”和“地”的山石和坐标网络，在视觉形式上也给山水意象带来了更加宏阔的视觉空间坐标网络的存在让人联想起俯瞰的卫星地图，那些或像太湖石、或像山峦瀑布的抽象形态跃跃欲试，仿佛要挣脱立面的观看，将视角拉伸到万里高空。
王绍强说他要将科学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也许就是他的理性思维与艺术创造激情两者平衡后的结果。
与王绍强相识有10余年，有趣的是每次交集都是一个节点，每次正好处于他的社会身份转换期：初识时他在广州美术学院任教，却已经在设计圈里声誉日隆。那时广州设计圈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但整个群体都习惯默默低头做事，不喜宣传。只有他是圈里少有的愿意接触媒体，更愿意对大众发声的人。后来他创办《Design 360°》独立杂志与《生活》杂志在2011年同时获得亚洲出版协会的杰出杂志奖，为中国青年学者搭建中国艺术设计的交流平台。于是特别邀请他来到笔者当时工作的杂志社开讲座，给同事们分享如何从视觉上构建一本好杂志。在他的点拨下，这本杂志但凡在出版系统做培训时总会被时时拿出来作为视觉优秀的范本。再后来相遇在美术馆新闻发布会上，那时他刚刚出任广东美术馆馆长。三年间，一个喜欢锐意创新的人曾经被误读为步伐相对保守，事实真是如此吗？趁广州三年展开幕后，终于可以与他聊聊这三年，来个时间段里的小总结。
尊重过往，书写艺术史里的“广东”
坐在王绍强那间明式风格结合原木现代设计的办公室时，就如置身于一间大体量的书房，点缀于其间的热带植物显得这间书房的生机勃勃。
一位美术馆馆长的日常。
其实对任何一位美术馆馆长而言，绝不是就仅仅端坐于书斋做研究，他们最常思考如何将自身管理的美术馆无限接近一家理想的美术馆。所以他们都有各自的蓝图，并且会为这心里的蓝图做战略性实施。
王绍强认为理想中的美术馆承载一个城市最理想的优质资源，而且这优质资源还属于公共所有。美术馆就应该成为艺术与文化的心灵居所，是一个城市的精神高地。这个地方是包容的，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人才，不同的文化，都能在这里发声和交融;有自己的标准，有底线;美术馆通过展览、研究、收藏及公共教育，也是在书写历史，具有自己的历史观在艺术史的脉络当中工作;美术馆一定是一个美的地方，大家能够在当中受到熏染，在当中沉思，获得生命的启迪。
当初他一，上任，接二连三地做了“我爱阳光与花朵——郑爽作品展”“人间的回响——余本作品展”“与天为友——期颐晋五王兰若艺术展”“原色——徐坚白、谭雪生捐赠作品展”等展览，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将广东美术放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及当代背景中进行梳理和总结。这样的策略在当初让很多人看不懂，认为这种思路相对比较“保守”。
而王绍强对此的解释是，广东美术馆不是一张白纸，自身已经有多年的文化积淀。岭南画派是广东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广东美术一张特殊的“名片”。以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为代表的第一代“岭南画派”，倡导“折中中西，融汇古今”的创作原则，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一方面，广东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广州十三行是清末唯一未被“闭关锁国”的口岸，并且西来文化和“新事物”也总是通过广东地区进入中国;其中，国内最早的油画是从广东地区进入中国的，最早的摄影技术、摄影作品也是从这里进来的。
另一方面，广东人与生俱来便有着快速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广东人敢于创新，更勇于创新，特别是像李金发、李铁夫等人，他们能够快速吸收西洋艺术的精华化为己用，使得中国早期的油画和雕塑极具现代……这些都构成了广东的文化内涵。对于这样的积淀，他必须尊重。
直到“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随后在学术上引发了一连串的广东美术效应。一个优秀的展览就是要引发思考，思考作品背后的美术史问题。而百年大展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成功的。王绍强说，为了增加学术的深度，特别将21位大家的主要代表作品独立出来系统呈现为“广东美术百年21大家”板块，以期用作品来诠释历史维度里的“广东现象”。这后来竟然成为最受欢迎的板块。他很骄傲这个展览创下了“规模最大”“人流量最多”“跨度最长”等多项骄人成绩。他反而谦虚地说自己常年在国际交流中放远的视野，回归到本土的近现代艺术家群体，实际上是在“补课”。
从这时起，他逐渐形成让广东美术馆在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与展览中以个案研究为主体的策划思路，才算是以清晰的脉络浮出水面。
加速未来，让城市与区域做连接
王绍强反复强调说，广东美术馆的学术建构实行的是“双轨制”，在梳理总结近现代艺术家的同时，也专注当代艺术，给青年艺术家群体有发展的空间。
他認为北京、上海等地，广州在青年艺术生态的培育方面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作为公立美术馆，拥有较好的资金支持与资源平台，广东美术馆应该在资源整合上充当有力的纽带，创造更多与青年艺术家对话及资源共享的机会。在对其的推动和培养上，他们提供实验性的艺术空间，加大与媒体的合作，策划带有新生力量的展览。
而影像艺术代表了可见的未来。所以他重新启动了已经停滞了有七八年的“影像三年展”。
接着又全情投入，并苛求细节地去做属于广州艺术盛事的第六届“广州三年展”——“诚如所思：加速的未来”。展览分主题展和文献展两个部分，其中主题展邀请来自15个国家的180多位/组艺术家参展，珠三角地区近10个美术馆和艺术空间也将参与分展场和平行展。
第一次，在广州看到艺术的区域性合力。
王绍强认为三年展应该具备思想的厚度，能够前沿性地呈现艺术现场最鲜活的状态。毕竞广州三年展的历史是很多新的展览不可替代的。广东美术馆是希望通过这一届以及连续几届的努力，使它成为一个地区文化自信的支撑点，具有艺术生产的引领性。尤其在当前这个瞬息万变的信息科技交织的时代，更要有自己的判断和立场。不能做得不清不楚，也不能只图皆大欢喜，他非常清晰地感知到迫在眉睫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他竟然宣布要让这个展览“温暖”。
到此时，哪里再有半分“保守”的样子？他曾经在广州美术学院里致力推行本科三、四年级实行工作室制，让学生们早早有了团队意识，介入当代工作方法及模式。对这样的创新几乎是一种本能。 只是作为一线城市的广州，在文化艺术方面有几乎长达10年的相对力量分散与沉寂，相邻的深圳，以及内地的武汉、成都甚至是厦门都在迎头赶上，让艺术成为城市的一张名片。
提到这些他会觉得冷峻、苦涩。他认为当前中国的四个一线城市里，北京是当仁不让的文化政治中心，上海是被世界承认的金融中心，年轻的深圳在锻造科技立市形象，同时在当代艺术领域发展迅猛。而广州这个有2300年历史的城市，又是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同时以中心城市身份身处于GDP已经29年连续第一的广东，最好的机会就是应该好好把自己做成一个文化艺术中心。
作为一个常常对时代和社会进行思辨性观察的大众平台，美术馆可以说是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的精神高地，王绍强认为应该始终保持一种引领性，切实成为地区精神的支撑点。美术馆不仅需要对现实问题保持一定的敏锐度，还要持续不断积累和越来越多社会智力资源的注入，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不断地进行沉淀。
所以他并不满足于广东美术馆只是学术架构的确立，他还希望通过努力，可以让广东的艺术生态更健康一些，搭建一个艺术生产与流通的平台。他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大部分的文化精英都通过下海进行原始积累，而且也有很多人确实积累到了财富。只是随后发现原来财富并不能填补心灵的空虚，于是又纷纷寻找各种解决心灵空虛的途径，重燃起对文化、艺术甚至是精神修行的热情。
在这种风潮里，王绍强特别遗憾广州缺乏像北京的民生美术馆、上海的龙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这样的一些由企业在背后支撑的大体量民营美术馆，来共同承担起对大众进行美学教育的责任。当听到广东一家著名企业，在建构博物馆时用了巨额投资入藏一批粗制滥造的赝品。王绍强认为这个事件会让民营美术馆的生态环境止步不前，尤其广州到现在的民营美术馆群体都相对薄弱。他说，“真正的藏家应该是半个艺术史学家”。
多重身份，在融合中求平衡
广州这个城市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高度，是城市竞争力的一部分，是一座城市接近精神天花板的地方。作为一位美术馆馆长，他深感肩上公共责任和社会使命。并且在处于国家战略的大湾区范围内，香港和深圳在艺术文化事业上的动静不小，让相隔不远的广州还是有很强的紧迫感。从硬件到机制的建立，都需要进一步去努力。
在这个前提下，王绍强认为美术馆应该大力开启公共教育功能。广东美术馆很重视艺术项目的公共性、公益性和服务性，在惠民服务方面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这种定位与当前国际上倡导的“观众拓展”（audience development）概念在目标上是一致的。国际上的重要美术馆已经把“观众拓展”纳入到核心运营策略的趋势和理念，这个概念进一步扩大了国内公共教育和公共服务的内涵和范畴，更强调艺术推广、艺术教育以及提供艺术文化服务等过程中的科学性和主动性。近年来，广东美术馆积极关注美术馆学的各种走向，在项目推广过程中拓展此前以人为本的理念，并且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尝试在服务理念方面寻求突破和转变。
长期以来，广东美术馆配合展览或独立策划的大量导览、讲座、研讨会、工作坊、主题活动、墙外美术馆、藏品学习等公教活动，几乎全部面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这些活动承担着与大众交流最直接的、与大众接触距离最近的公共服务职能。
也许万变不离其宗，王绍强的灵魂最深处还是留给了教育，但因此也忽略了他另外的几个社会身份。比如，独立出版人。
主编过专业书籍过百部，得到国内外艺术与设计界以及出版界的广泛认可，曾成为美国Gingko出版公司、日本Azur出版公司、新加坡Page One出版公司、西班牙Promopress出版公司的独立出版人。
比如，媒体人。
他主编的《DESIGN360°》独立杂志荣获2009、2010、2011年的DOBW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以及亚洲出版协会奖。他喜欢说他的编辑工作。有不少美术馆馆长都从事过媒体编辑工作，其中包括前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现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以及湖北美术馆馆长冀少峰。因为在整个信息社会推进的过程中，信息处于一个爆炸的状态，但通过编辑，人们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建立自己的知识架构，编辑的方法其实是一种能够介入生活、介入社会的很朴素的工作方式。王绍强认为策展人其实也就是编辑，是把这样一种工作方式当做艺术生产的方式，借助展览表达出来。在采访过程中，他说了一句特别媒体的话，“这三年间小心翼翼，没有在导向方面犯错误”。日日与以批判性思维作为艺术语境的当代艺术打交道，确实是如履薄冰。
再比如，艺术家。
这些年他花了很多精力在艺术创作的实践上，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再开发。他一再强调，“我是很尊重传统也喜欢深厚的中华文化”。
除了“雙喜系列”在继承中国传统元素符号的基础上融入全新的工业造型一类的作品外，对“新水墨”的探索也是他近年来的创作焦点所在。中国画这一传统的媒介在当代语境中如何展示出新的语言特性，它古老的精神内核应该如何与现代的科技语言产生碰撞与交融，这种比较呈现是他一直感兴趣的。就如参加“后岭南’与珠三角”一展的《野望》《复式》两件作品，利用宣纸、墨、丙烯等材料的特性，以多种材料的交渗来获取许多偶然的、不可控的效果，从而呈现新的肌理与质地。这是一个实验的过程，而不断实验、不断革命恰好便是岭南美术的灵魂所在，它与“岭南画派”提倡“折中中西，融汇古今”的理念一致。
在他面前，正好摊开的是一卷工作图纸，是他即将赴巴黎策划的一个展览，里面录有他的两组作品《宿墨结庐》，初看上去是水墨晕染，细看浅浅的底纹却是严谨的九宫格。王绍强说，这是他在飞行旅途中的体验，一个完全不同于古人的观察视角，用的完全不同于古人的介质材料甚至手段，但是依然呈现水墨的审美意识。
北京画院吴洪亮院长是与他精神共鸣的知己，认为他不仅沿袭传统文人的价值，又解构了笔墨，古典山水形象作为资源被纳入到他的创作中。但同时他也扩展了“后山水”的表达范式。在王绍强山水地图式的作品中，有文人画的迁移想象，也带着自然地理的记录性，作为“图”和“地”的山石和坐标网络，在视觉形式上也给山水意象带来了更加宏阔的视觉空间坐标网络的存在让人联想起俯瞰的卫星地图，那些或像太湖石、或像山峦瀑布的抽象形态跃跃欲试，仿佛要挣脱立面的观看，将视角拉伸到万里高空。
王绍强说他要将科学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也许就是他的理性思维与艺术创造激情两者平衡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