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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一所著名的综合类大学，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是该校首任校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占领了北平，高校纷纷南迁，而燕京大学一度以独特的“孤岛”方式保留下来。燕京大学的外籍教师居多，他们中的斯诺、林迈可、班威廉、夏仁德、赖朴吾等人，利用欧美等外籍教师享有的治外法权，对支持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其中斯诺、赖朴吾的骨灰就安葬在未名湖畔，长眠于他们魂牵梦绕的“燕园”。
美籍新闻系教师斯诺：毛泽东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34年初，斯诺以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的身份应邀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新闻系当时只有六七个教员，其中一半由美国、英国和德国的一些通讯社和报社驻华记者兼任。
斯诺担任新闻撰述学、旅行通讯等课程的教学。第一次上课，斯诺的开场白颇具亲和力：“我不是来教的，而是来学的。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充满了新事物的地方，可学的东西太多了。”他以讨论、谈心的方式教学，很受学生的欢迎。
斯诺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收集了大量国民党“禁书”给学生看，还经常在家中向学生们披露那些被国民党封锁的国内外消息，学生们称斯诺家是一个“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窗口”。
1935年6月，斯诺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仍兼任燕大的讲师。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当时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清华的姚依林（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燕大的黄华（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北大的黄敬（后任一机部部长）都是斯诺家的常客。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斯诺联络了好几个国家的记者到示威现场采访。“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很快在国外许多报刊上刊出，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1935年底，斯诺得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立即产生了冒险到那块红色区域采访的强烈愿望。在宋庆龄和中共华北局的帮助下，斯诺得偿所愿。1936年6月，他带着向友人怀特借的16毫米小型摄影机和一架照相机，从北平出发，经西安辗转到了陕北。
7月8日，斯诺在安塞百家坪遇见周恩来。周恩来亲自为第一位采访红色区域的西方记者拟定了参观访问日程，并说：“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斯诺原以为他在陕北的采访、摄影都会受到限制，听了周恩来的话，他感到非常意外和兴奋。
7月11日，斯诺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受到几乎所有中共领导人的迎接。毛泽东对他说：“你这个险冒得好，我们这里一切都是新闻，你真是撞上大运了，肯定能出一本畅销书。”
斯诺自由地在陕甘宁边区及红军西征前线进行采访，其对象包括中共领导人、红军将领以及普通红军战士和群众。
毫无疑问，采访毛泽东才是斯诺此行的重头戏。7月、9月、10月，斯诺多次在保安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同他长谈，通常是从晚上9点开始，到次日凌晨2点结束。毛泽东跟他无所不谈，包括共产党、苏维埃运动、红军的成长、5次反“围剿”、长征的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普通红军战士的英雄故事，等等。还应斯诺的恳求，毛泽东首次讲述了他的个人经历。
在一次白天采訪时，斯诺提出给毛泽东拍照，毛泽东欣然应允。斯诺选好角度，发现毛泽东头发很长，他觉得“戴上军帽才更像红军领袖”，于是就把自己头上戴的那顶缀有红五星的军帽戴在毛泽东的头上，然后摁下快门，相机记录下毛泽东的历史性镜头。
10月底，斯诺带着记得满满的采访笔记和拍摄的大量胶卷及电影胶片，离开保安经西安返回北平。11月初，斯诺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叙述了自己的见闻，展示了他拍摄的一张张照片。11月14日，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斯评论报》率先刊登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并配发了斯诺拍摄的毛泽东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的照片。接着，世界许多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登载斯诺的报道和摄影照片。
1937年2月5日晚，燕大新闻学会在未名湖畔临湖轩召开全体大会，斯诺在会上首次放映了反映陕北的影片，燕大学生第一次真实地看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的形象。2月22日晚，燕大历史学会在临湖轩召开选举会，斯诺用汉语作了访陕见闻的报告，然后放映了其拍摄的幻灯片300多张，电影300余尺，使长期受到思想禁锢的国统区青年学生看到了“红星照耀下的中国”。
1937年6月，斯诺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不久该书在英国公开出版。英文版本最早来到了燕大，在许多学生中流传。1938年2月，中译本以《西行漫记》的书名在上海出版，使更多的人看到了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
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了北平，大肆搜捕抗日爱国人士。斯诺在住所掩护了不少抗日青年，其中有不少被列入黑名单的燕大学生。斯诺帮助这些学生扮成乞丐、苦力或小贩逃离北平，有的奔赴了延安，有的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斯诺家中存放着西山抗日游击队从日本人手里夺回的黄金、珠宝。游击队请他帮助变卖以解决军需，并提出给斯诺高额回扣。斯诺说：“我一分钱也不要。但我建议你们把扣留的几名意大利修道士放了。”游击队接受了斯诺的建议，释放了那几个意大利修道士，斯诺也托人帮助游击队把黄金、珠宝变卖了出去。
1937年7月，邓颖超正在北平治病，为了尽快离开战乱地区，邓颖超去燕大找到斯诺，请他设法带她出去。斯诺让邓颖超化装成他家的“保姆”，一起乘火车抵达天津，日军在车站严查所有中国旅客。斯诺对日本人说：“我是美国记者。她是我的家庭保姆。”日本人挥手放行。然后，斯诺将邓颖超送到英法租界，托付给好朋友、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爱泼斯坦于当夜亲自护送邓颖超乘船去了山东烟台。
斯诺说：“我的住所很快成了某种地下工作总部了。我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
1939年9月下旬，斯诺赴延安与毛泽东重聚。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身上，斯诺看到中国人民热情澎湃的高昂斗志和精神面貌。他把《西行漫记》赠给毛泽东。在为斯诺举行的欢迎晚会上，毛泽东举着这本书说：“这是一本真实地报道我们的情况，介绍我们党的政策的书。” 《西行漫记》影响了当时中国的许多青年学生。他们中不少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身边带的除了路费和行李，就是《西行漫记》。
1941年，斯诺返回美国，但他仍关心、关注着中国，并于1960年、1964年、1970年3次访华，每次毛泽东都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每次到访，斯诺都毫无例外地造访燕园，徜徉于未名湖畔，寄托对燕京大学的深深眷念。
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日内瓦因病逝世。毛泽东发唁电称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斯诺在弥留之际，最后一吐毕生之情感：“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
1973年10月19日，斯诺的一半骨灰被安葬于燕园的未名湖畔。毛泽东送了花圈，周恩来参加了骨灰安葬仪式。
英籍经济系教师林迈可：习近平称他为中国抗战做出了杰出贡献
2015年9月3日，國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招待会上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英国的林迈可、国际主义战士汉斯·希伯等记者积极报道和宣传中国抗战壮举。”10月20日，习近平访英时在英国议会再次说道：“已故英国议会上院议员林迈可勋爵积极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帮助中国改进无线电通讯设备，他还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军队运送药品、通讯器材等奇缺物资。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些为中英友好、为世界和平正义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们。”
1937年12月，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林迈可被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聘任为该校经济学导师。林迈可与白求恩同船来华，并成为好朋友。
1938年4月，林迈可利用复活节假期，邀约燕大两名青年教师乘火车去保定，再骑车到游击区，接触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同年夏，他带着新买的蔡司伊康相机，与同事戴德华来到冀中根据地，见到了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随后他们被护送越过平汉铁路，抵达晋察冀根据地，受到司令员聂荣臻的热情接待。不久，他又在山西武乡县砖壁村的八路军总部见到总司令朱德，并利用自学的无线电技术为八路军总部检修了无线电通信设备。
在长期供给不足、武器装备低劣、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林迈可认为这是一支让人尊敬的伟大军队，他还亲自参加了游击队破袭平汉铁路的战斗。
更让他喜不自禁的是，在五台山与白求恩重逢。白求恩腾不出更多的时间陪他，就带着他参观简陋的医院和手术现场。为了不让伤兵长途跋涉，白求恩用两匹骡子驮着医药器材，巡回到前线替伤兵动手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林迈可用相机拍摄了白求恩牵着骡子到前线抢救伤员的珍贵镜头。
临别时，林迈可掏出为数有限的美金塞给了白求恩，请他到北平去休养些时日子。白求恩答应等有空闲一定去。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是永别。1939年11月，白求恩不幸以身殉职。白求恩在遗嘱中写道：“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用林赛（林迈可的英文姓）先生送给我的那18美金作寄费（寄回加拿大）。”
林迈可也像白求恩那样，投入抗日行动中去，尽其所能帮助八路军。他利用外籍人士享有的治外法权，为八路军购买日本人严格控制的药品等紧缺物资。
当时药品大都是进口的，为方便八路军使用，他找到他的女学生李效黎帮忙把药品说明书翻译成中文。他把实情告诉了她，她表示愿意跟随他去冒任何风险。后来他俩结成终身伴侣。
他们还为八路军采购手术器械、通信器材、机油等紧缺物资，林迈可以周末旅游为名，骑着摩托车载着这些物资，一次次地通过日军哨卡，将物资交给设在北平西郊的游击队秘密联络站，再输送到抗日根据地。他还借用司徒雷登的汽车，把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留给八路军的6皮箱短枪、地雷及军用收发报机等军用物资，分3次送到西山普照寺附近的联络点，交给八路军接头人。
1941年12月8日早上，林迈可夫妇收听到广播：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林迈可预感日本人肯定会上门找麻烦。他当机立断，开车带着妻子和好友班威廉夫妇驶出燕大东校门。不到10分钟，日本宪兵气势汹汹地从西校门开进燕大，抓捕抗日师生，封锁了校园。
林迈可驾车出城，义无反顾地去找八路军。他们在游击队的护送下，到达河北涞水县小峰口八路军平西司令部。司令员萧克亲自给林迈可一行接风，并请林迈可帮忙检修电台。林迈可穿上八路军军服，与班威廉一道，把收发报机系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维修改造，还组装了一批便携式军用小电台，使平西电台收发报能力大大提高。
1942年春节后，林迈可被聂荣臻聘请为晋察冀军区通信技术顾问。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林迈可他们先后为晋察冀根据地上百部无线电通信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升级改造，使无线电通信指挥系统始终保持在最佳运行状态。
接着，林迈可和班威廉还受聘到晋察冀无线电培训班任教，讲授无线电技术原理，为晋察冀培养了高层次通信专门人才，也为新中国储备了一批通信、电子、航天事业的领军人和领导者。
1944年5月，林迈可到达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在杨家岭会见他一家。他听不懂毛泽东讲的湖南话，妻子李效黎就给他当“翻译”。他后来这样描述此次谈话：“他（毛泽东）侃侃而谈，先问我到中国以前住在哪里，做过什么事情；然后说不管我是从哪里来，或者出于什么原因来到中国，对我参加八路军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他觉得很高兴。我告诉他，我能碰上和八路军一起打日本，这是我的光荣。”
林迈可希望尽快工作，他对朱德说：“我觉得，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打破新闻封锁，用无线电让世界听到延安的声音。”朱德很欣赏他的这个想法，聘请他担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通讯顾问”。
在时任军委三局局长的王诤的全力支持下，林迈可设计建造了600瓦的大型发报机和定向天线，准确计算出美国旧金山所处方位在延安东北偏北一点，又借助经纬仪测量出延安所在地理方位，将巨大的V形定向天线准确地架设完成。 8月8日，在周恩来的直接参与下，新华社英文部用这套设备首次对外试播。林迈可应邀兼任新华社英文部顾问，负责新华社英文稿件的审定。9月1日，英文部正式开播。
不久，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他们说，美国西部可以收到延安发出的新闻，中共领导的军队在华北抗日的消息开始在美国、欧洲传播。稍晚又传来消息，地处与美国相反方向的印度加尔各答，也收到了延安的新闻。“延安声音”终于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直接传向了世界。
林迈可还亲自撰写了许多新闻和文章在《泰晤士报》《卫报》等国际主流媒体上发表，介绍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军民抗日斗争情况。
抗战胜利后，林迈可夫妇带着分别出生在晋察冀、延安的一双儿女回到英国。他从去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勋爵爵位，成为英国上议院议员。他发表过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还出版了《抗战中的中共》《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等多部关于中国的著作。
新中國成立后，林迈可多次访华，每每流连于燕园未名湖畔。1994年2月，他在美国病逝，享年85岁。
2015年3月始，“再见，延安！英国学者林迈可亲历的中国抗战”图片展在上海、北京等地巡展，展出了林迈可在平西、晋察冀、延安拍摄的大量照片，再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战斗、生活的情景，这些影像资料是他对中国的又一重要贡献。
英籍物理学系教师班威廉：叶剑英称他对八路军的帮助是很多的
班威廉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1929年受聘到燕京大学任教，担任物理学系主任长达10之久。
七七事变后，班威廉曾利用物理实验室的设备，秘密收听国外和大后方的抗日广播，在燕大师生中散播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言论，引起大家的共鸣。
1940年，他和好友林迈可一起，利用从国外买回的通信零部件，为八路军组装无线电发报机。林迈可负责线路设计，班威廉秘密地在物理学实验车间焊接底板，不到一个月就组装了十几部发报机，然后通过妙峰山交通线，将这批发报机送到抗日根据地。
1941年12月8日清晨，林迈可通知他，他们随时有被日本宪兵抓捕的危险，必须马上撤离。班威廉夫妇坐林迈可驾驶的汽车逃离燕京大学，在游击队的帮助下，经平西挺进军司令部，于12月25日转移到河北平山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受到司令员聂荣臻的接见。聂荣臻给班威廉的印象是“看来更像是一位大学校长，而多过是一位游击战略家”。
当时，晋察冀军区成立了一个由11人组成的无线电研究组，但无线电专门人才匮乏。聂荣臻恳留班威廉和林迈可做研究组的导师，由陪同班、林夫妇从平西到晋察冀的王士光担任他们的助手，还派人去北平、天津搜集有关的资料和书籍，为他们创造开展学术活动的条件。
研究组后根据需要改称培训班，按英语水平、文化水平的不同，分成甲乙两班。甲班（8人）由班、林直接授课；乙班（10人）由学员中上过大学的王士光、林爽，先把林、班的英文讲稿译成中文，再给学员辅导。
培训的必修课有高等数学、高等物理、电工原理（交流及高频）和无线电工程学4门；选修课有高等电磁学、光学、无线理论、量子论、相对论等。班威廉担任基础理论课的教学，持续了两年多时间，即使在反“扫荡”转移中也没有中断，若遇上敌机空袭，就在村外树林中挂上黑板上课。
班、林在提高学员的理论素养的同时，还带领学生研究组装了一台当时急需的超外差式接收机，改装了上百部大功率通信电台，既解决了战时需要，又培养了学生实践能力。
班威廉按正规大学的教学规程严格要求学员，对每个人均写出评语，一丝不苟。
学员们学习勤奋刻苦，一年中便学完了全部高等物理学和大学微积分，班威廉认为他们“可以比较任何第一流大学成绩毫无愧色”“完全达到最高级大学的水准”。他甚至诧异地发问：“我在国统区教学很久，为什么没有遇到这样多好的学生？怎么好的学生都到八路军里来了？”
班威廉经常在晚饭后约学员与他们夫妇一同散步，一方面锻炼提高学员们的英语口语水平，一方面便于跟农民接触，学员自然成为他的义务翻译。他和一个放羊娃的家庭认了干亲，经常去串门。他每天都写日记，把这一段的经历和调查的各方面资料都作了详细记录，准备回国之后写一本书。
在平山吊里村这个不起眼的培训班里，走出了新中国通信、电子、邮电和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和领导者。如，邮电部部长钟夫翔是导弹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七机部副部长梁骥、林爽是导弹航天事业奠基人，林爽还是东风二号导弹总设计师；四机部副部长王士光曾负责组织向南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从水下发射潜地导弹的电子装备的研制试验工作；总参通信兵部主任江文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43年8月10日，班威廉离开晋察冀边区，9月抵达延安，受到了热情接待。他与朱德、贺龙、林伯渠等人作了深入的交流，参观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华侨毛纺厂、中央印刷所和解放日报社等。他感慨地说：“我们不禁想到这些窑洞对于中国的将来，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有着多么重大的影响。”
1944年1月4日，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与班威廉亲切交谈。对这次会见，班威廉后来写道：“他有动人的、和蔼的微笑，敏锐的幽默感，谈话时会把坚定而深思的目光盯在别人脸上。他给我们一种绝对诚恳的印象，以他的地位，在此祖国危急时期，他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他没有大言不惭、居之不疑的神气，偏激的革命狂热是完全没有的。”
叶剑英在延安对中外记者参观团谈话时说，班威廉教授等对我军的帮助是很多的。
班威廉夫妇1945年返回英国。他们根据自己的日记，将这段传奇经历写成《新西行漫记》，与《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一起成为外国人描写中国共产党抗战事迹的著名作品。
班威廉后移居美国，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任物理学教授，1994年在美国去世，终年87岁。
美籍心理学系教师夏仁德：周恩来称他给予中国抗日救亡运动很大的帮助 夏仁德1919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2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3年从美国来到燕京大学，执教于心理学系，先后长达20余年之久。
夏仁德风趣幽默，喜欢以交谈、问答等形式上课。全校800多名学生，竟有150多人选修他主讲的心理卫生课。在讲工业社会心理学时，他大胆地将《共产党宣言》这本当时的“禁书”列为必读书目。
他一直同情、支持中国抗战，他在燕南园60号的家成了中共秘密组织召开会议的场所、收藏共产党重要文件和进步书刊的保险柜，还是进步学生躲避军警搜捕的藏身之所。
1935年，许德珩（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杨秀峰（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组织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在偌大的北平竟找不到一席之地开会，多次把夏仁德家的客厅借作会议室。
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燕大部分外籍教职工持不支持、甚至反对的态度，夏仁德在校务会议上据理说服他们；有学生参加游行被捕，饥寒交加，他亲自送去食物；他还把家里的后门钥匙交给燕大学生骨干黄华等，让他们自由进出，密议救亡工作。
1936年1月，受刘少奇委托，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林枫在夏仁德的家里，用两天的时间，向燕京、清华的学生党员黄华、蒋南翔（曾任教育部部长）等讲授有关党的知识。后黄华离校投奔延安，校务会议曾讨论要不要给黄华发文凭。夏仁德极力坚持给黄华发文凭，说：“我在中国多年，黄华是我教过的最好学生！”
2月29日拂晓，400多国民党军警冲进清华园抓捕爱国学生。夏仁德将蒋南翔等几名学运骨干藏匿家中。他们把《八一宣言》等党的重要文件藏在地毯下面，躲过了军警的搜查。
1936年底，斯诺从陕北回到燕大，在夏仁德的客厅里向燕大20多个学生介绍陕北见闻，并展示《西行漫记》的部分初稿和照片、影片。
为了帮助经济困难的学生继续求学，燕大成立了以夏仁德為主席的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学校拨出一笔经费，扶持困难学生在校内勤工俭学。但学校拨款不够，夏仁德就用自己的薪水补贴，而他自己的生活过得十分俭朴。人们经常看到，他穿着蓝布大褂，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在燕园里忙碌的身影。
当时，燕大的学子胸中燃烧着抗日爱国的热情，都想直接参加抗日救国。夏仁德向校长司徒雷登建议，资助学生的这一行动。司徒雷登明确表示，学生无论到大后方还是敌后根据地，都应该支持，并交由生活辅导委员会负责办理。
夏仁德为这些学生安排了两条线路：一条是绕道上海，再进入大后方成都，参加工业合作社运动；另一条是穿过西山，直达八路军平西司令部，再到晋察冀或者延安。从1940年冬到1941年夏，他们先后把3批学生输送到抗日最需要的地方。这些从燕大走出的学生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的高级干部。
1941年12月8日，日本宪兵开进燕京大学。夏仁德本可同林迈可他们一起撤退，但中共党员学生赵凤章有一个柳条箱、近200本“禁书”藏在他家壁橱里，一旦被日军搜出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四处打电话找到赵凤章，问他那些东西是否可以烧掉。赵用英语回答，我正想取回销毁。
在危急时刻，夏仁德不顾自己的安危，留下来亲手销毁书籍，保证了赵凤章等人的安全。但他却因来不及撤离而被日本宪兵逮捕，关进山东潍县日军集中营，度过了两年的牢狱生活。1943年9月，美、日交换战俘，他才得以回到美国。
1945年春，夏仁德辗转到成都燕大继续任教。1946年发生美军士兵强奸中国女学生事件，夏仁德似乎忘记了国籍，背书“抗议美军暴行”的标语，与学生一起进城游行示威。1948年8月，军警包围燕大搜捕爱国学生，夏仁德把被列入黑名单的学生藏匿在家中阁楼上，夜半时分帮助学生跳出院墙，投奔解放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交恶。8月，背负特嫌“罪名”的夏仁德黯然返回美国。直到20多年后的1973年，夏仁德夫妇才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访华。周恩来在会见他时说：你为中国培养了不少人才，你从抗日救亡运动到解放战争，给予中国学生运动很大的帮助。你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我们感谢你。
1981年7月4日，夏仁德在病重之际，口述一封给燕大校友的信，末尾一句话是：“我深深地景仰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所进行的斗争和你们在其中的贡献。”7月11日，夏仁德辞世，享年83岁。
燕大校友把他的名字刻在未名湖与临湖轩之间的山石上，以示缅怀和景仰。
英籍数学系教师赖朴吾：萧克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赖朴吾，1932年6月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8月乘船来到上海，在教会学校麦伦书院任教4年。1936年，他受聘任燕京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刚来中国时，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璞吾”，意即未经雕琢的玉石；曾用名“普吾”，以普普通通自喻；最终用名“朴吾”，则更像他一生的写照：朴实、朴素。
人如其名。初到燕京大学，赖朴吾以副教授身份，本可住燕南园、燕东园、朗润园等教授宿舍，但他坚持住和学生一样的普通房间，经常拿着脸盆和毛巾到狭小的盥洗室洗脸、洗衣服，与学生合用浴室，一起在学生饭厅就餐。他生活节俭，冬天穿中式棉袍，但是帮助学生却非常慷慨，因此和很多学生成了知心朋友。
赖朴吾同情中国革命。他早在上海，就与新西兰人艾黎结为好友，后艾黎等人发起组织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运动），倡导建立各种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在日本侵华战争阴影下的失业工人和难民开展生产自救，支援抗日前线。1939年，艾黎邀请赖朴吾到成都参加“工合”运动，协助自己做“工合”的组织领导工作。赖朴吾认为“工合”工作可以更直接地帮助中国人民，欣然应允前往。
是年夏，赖朴吾徒步1500多公里越过日伪军封锁线，前往四川。途中，他访问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受到朱德、彭德怀、萧克等八路军将领的接见。随后，他与在陕西的艾黎会合，一起经西安到达成都。 在成都，赖朴吾首先以第三方的“工合”视察员身份，不辞辛劳地跑遍了大后方，用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以及精确的统计数据，公正、客观地向世界反映了中国抗日斗争的真实情况，为中国得到国际社会的大量捐赠起到了积极作用。粗计约有从美国、英国以及港澳、菲律宾、印尼、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来的捐款500万美元，汇入“工合”账户，艾黎将其大部辗转送到极端困难的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香港沦陷之前，“工合”国际委员会迁至成都。赖朴吾任“工合国际”委员，负责“工合”的财会工作，参与制定组社的章程制度、训练办社人员等工作。正是有赖朴吾这样的国别各异、信仰不同的精英们汇聚到“工合”旗帜下，奔走呼号，使得“工合”组织蓬勃发展起来。到1940年10月，工业合作社从游击区、敌后根据地延伸到大后方，16个省共发展到2300多个，30多万人直接依靠这个组织求生计，生产的物资也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線。
承地利之便，成都“工合”组织发展更为迅速，如市郊有一个织物合作社，吸纳约5000多妇女纺羊毛线，每天产出1200条毯子，能接受150万条羊毛毯的大批订货，还带活了一个150人的合作机器厂，制造布机和纺锤，为织物合作社配套。
根据延安方面的要求，“工合”组织安排一些款项，并从晋东南迁一个“工合”炼铁社到晋西北，生产一二〇师制造手榴弹急需的生铁。
在成都，赖朴吾还收获了爱情。1940年，他与南希（中文名齐兰畦）结婚，夫妇一同继续助推“工合”事业。
1942年，被日本人封校的燕京大学迁到成都，赖朴吾任教成都燕大数学系，兼理学院代理院长，直至抗战胜利后随燕大回迁北平。
1946年，赖朴吾带家人回英国，到剑桥大学读博士学位。1948 年10月，他再回北平燕大数学系任教。1949年10月1日，他和燕大师生一起，凌晨3点起身到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赖朴吾夫妇本准备在中国定居。可当时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成了另类，且燕京大学被撤销，文科、理科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校舍由北大接收。1952年，赖朴吾只好携带全家回英国，他在剑桥大学致力教学科研直到1976年退休。夫妇俩合写了《经历中国革命》等书，用极大的努力促进西方对中国的了解。
1984年4月，赖朴吾夫妇选择在他们订婚纪念日再度来华访问讲学，回到燕园和老友在临湖轩畅谈，拜访了病中的老友艾黎。11日，就在约定与萧克见面的前两天，赖朴吾突发心肌梗塞，病逝于北京，享年74岁。
30多位燕大校友遵他“把骨灰撒在未名湖边的一个小小的花坛里”的遗愿，将其骨灰安葬在燕园未名湖畔，近旁种上了3株他生前最喜欢的黄刺玫。
萧克发唁函称“赖朴吾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责任编辑：张文军）
美籍新闻系教师斯诺：毛泽东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34年初，斯诺以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的身份应邀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新闻系当时只有六七个教员，其中一半由美国、英国和德国的一些通讯社和报社驻华记者兼任。
斯诺担任新闻撰述学、旅行通讯等课程的教学。第一次上课，斯诺的开场白颇具亲和力：“我不是来教的，而是来学的。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充满了新事物的地方，可学的东西太多了。”他以讨论、谈心的方式教学，很受学生的欢迎。
斯诺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收集了大量国民党“禁书”给学生看，还经常在家中向学生们披露那些被国民党封锁的国内外消息，学生们称斯诺家是一个“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窗口”。
1935年6月，斯诺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仍兼任燕大的讲师。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当时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清华的姚依林（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燕大的黄华（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北大的黄敬（后任一机部部长）都是斯诺家的常客。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斯诺联络了好几个国家的记者到示威现场采访。“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很快在国外许多报刊上刊出，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1935年底，斯诺得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立即产生了冒险到那块红色区域采访的强烈愿望。在宋庆龄和中共华北局的帮助下，斯诺得偿所愿。1936年6月，他带着向友人怀特借的16毫米小型摄影机和一架照相机，从北平出发，经西安辗转到了陕北。
7月8日，斯诺在安塞百家坪遇见周恩来。周恩来亲自为第一位采访红色区域的西方记者拟定了参观访问日程，并说：“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斯诺原以为他在陕北的采访、摄影都会受到限制，听了周恩来的话，他感到非常意外和兴奋。
7月11日，斯诺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受到几乎所有中共领导人的迎接。毛泽东对他说：“你这个险冒得好，我们这里一切都是新闻，你真是撞上大运了，肯定能出一本畅销书。”
斯诺自由地在陕甘宁边区及红军西征前线进行采访，其对象包括中共领导人、红军将领以及普通红军战士和群众。
毫无疑问，采访毛泽东才是斯诺此行的重头戏。7月、9月、10月，斯诺多次在保安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同他长谈，通常是从晚上9点开始，到次日凌晨2点结束。毛泽东跟他无所不谈，包括共产党、苏维埃运动、红军的成长、5次反“围剿”、长征的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普通红军战士的英雄故事，等等。还应斯诺的恳求，毛泽东首次讲述了他的个人经历。
在一次白天采訪时，斯诺提出给毛泽东拍照，毛泽东欣然应允。斯诺选好角度，发现毛泽东头发很长，他觉得“戴上军帽才更像红军领袖”，于是就把自己头上戴的那顶缀有红五星的军帽戴在毛泽东的头上，然后摁下快门，相机记录下毛泽东的历史性镜头。
10月底，斯诺带着记得满满的采访笔记和拍摄的大量胶卷及电影胶片，离开保安经西安返回北平。11月初，斯诺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叙述了自己的见闻，展示了他拍摄的一张张照片。11月14日，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斯评论报》率先刊登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并配发了斯诺拍摄的毛泽东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的照片。接着，世界许多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登载斯诺的报道和摄影照片。
1937年2月5日晚，燕大新闻学会在未名湖畔临湖轩召开全体大会，斯诺在会上首次放映了反映陕北的影片，燕大学生第一次真实地看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的形象。2月22日晚，燕大历史学会在临湖轩召开选举会，斯诺用汉语作了访陕见闻的报告，然后放映了其拍摄的幻灯片300多张，电影300余尺，使长期受到思想禁锢的国统区青年学生看到了“红星照耀下的中国”。
1937年6月，斯诺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不久该书在英国公开出版。英文版本最早来到了燕大，在许多学生中流传。1938年2月，中译本以《西行漫记》的书名在上海出版，使更多的人看到了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
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了北平，大肆搜捕抗日爱国人士。斯诺在住所掩护了不少抗日青年，其中有不少被列入黑名单的燕大学生。斯诺帮助这些学生扮成乞丐、苦力或小贩逃离北平，有的奔赴了延安，有的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斯诺家中存放着西山抗日游击队从日本人手里夺回的黄金、珠宝。游击队请他帮助变卖以解决军需，并提出给斯诺高额回扣。斯诺说：“我一分钱也不要。但我建议你们把扣留的几名意大利修道士放了。”游击队接受了斯诺的建议，释放了那几个意大利修道士，斯诺也托人帮助游击队把黄金、珠宝变卖了出去。
1937年7月，邓颖超正在北平治病，为了尽快离开战乱地区，邓颖超去燕大找到斯诺，请他设法带她出去。斯诺让邓颖超化装成他家的“保姆”，一起乘火车抵达天津，日军在车站严查所有中国旅客。斯诺对日本人说：“我是美国记者。她是我的家庭保姆。”日本人挥手放行。然后，斯诺将邓颖超送到英法租界，托付给好朋友、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爱泼斯坦于当夜亲自护送邓颖超乘船去了山东烟台。
斯诺说：“我的住所很快成了某种地下工作总部了。我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
1939年9月下旬，斯诺赴延安与毛泽东重聚。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身上，斯诺看到中国人民热情澎湃的高昂斗志和精神面貌。他把《西行漫记》赠给毛泽东。在为斯诺举行的欢迎晚会上，毛泽东举着这本书说：“这是一本真实地报道我们的情况，介绍我们党的政策的书。” 《西行漫记》影响了当时中国的许多青年学生。他们中不少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身边带的除了路费和行李，就是《西行漫记》。
1941年，斯诺返回美国，但他仍关心、关注着中国，并于1960年、1964年、1970年3次访华，每次毛泽东都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每次到访，斯诺都毫无例外地造访燕园，徜徉于未名湖畔，寄托对燕京大学的深深眷念。
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日内瓦因病逝世。毛泽东发唁电称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斯诺在弥留之际，最后一吐毕生之情感：“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
1973年10月19日，斯诺的一半骨灰被安葬于燕园的未名湖畔。毛泽东送了花圈，周恩来参加了骨灰安葬仪式。
英籍经济系教师林迈可：习近平称他为中国抗战做出了杰出贡献
2015年9月3日，國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招待会上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英国的林迈可、国际主义战士汉斯·希伯等记者积极报道和宣传中国抗战壮举。”10月20日，习近平访英时在英国议会再次说道：“已故英国议会上院议员林迈可勋爵积极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帮助中国改进无线电通讯设备，他还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军队运送药品、通讯器材等奇缺物资。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些为中英友好、为世界和平正义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们。”
1937年12月，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林迈可被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聘任为该校经济学导师。林迈可与白求恩同船来华，并成为好朋友。
1938年4月，林迈可利用复活节假期，邀约燕大两名青年教师乘火车去保定，再骑车到游击区，接触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同年夏，他带着新买的蔡司伊康相机，与同事戴德华来到冀中根据地，见到了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随后他们被护送越过平汉铁路，抵达晋察冀根据地，受到司令员聂荣臻的热情接待。不久，他又在山西武乡县砖壁村的八路军总部见到总司令朱德，并利用自学的无线电技术为八路军总部检修了无线电通信设备。
在长期供给不足、武器装备低劣、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林迈可认为这是一支让人尊敬的伟大军队，他还亲自参加了游击队破袭平汉铁路的战斗。
更让他喜不自禁的是，在五台山与白求恩重逢。白求恩腾不出更多的时间陪他，就带着他参观简陋的医院和手术现场。为了不让伤兵长途跋涉，白求恩用两匹骡子驮着医药器材，巡回到前线替伤兵动手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林迈可用相机拍摄了白求恩牵着骡子到前线抢救伤员的珍贵镜头。
临别时，林迈可掏出为数有限的美金塞给了白求恩，请他到北平去休养些时日子。白求恩答应等有空闲一定去。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是永别。1939年11月，白求恩不幸以身殉职。白求恩在遗嘱中写道：“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用林赛（林迈可的英文姓）先生送给我的那18美金作寄费（寄回加拿大）。”
林迈可也像白求恩那样，投入抗日行动中去，尽其所能帮助八路军。他利用外籍人士享有的治外法权，为八路军购买日本人严格控制的药品等紧缺物资。
当时药品大都是进口的，为方便八路军使用，他找到他的女学生李效黎帮忙把药品说明书翻译成中文。他把实情告诉了她，她表示愿意跟随他去冒任何风险。后来他俩结成终身伴侣。
他们还为八路军采购手术器械、通信器材、机油等紧缺物资，林迈可以周末旅游为名，骑着摩托车载着这些物资，一次次地通过日军哨卡，将物资交给设在北平西郊的游击队秘密联络站，再输送到抗日根据地。他还借用司徒雷登的汽车，把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留给八路军的6皮箱短枪、地雷及军用收发报机等军用物资，分3次送到西山普照寺附近的联络点，交给八路军接头人。
1941年12月8日早上，林迈可夫妇收听到广播：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林迈可预感日本人肯定会上门找麻烦。他当机立断，开车带着妻子和好友班威廉夫妇驶出燕大东校门。不到10分钟，日本宪兵气势汹汹地从西校门开进燕大，抓捕抗日师生，封锁了校园。
林迈可驾车出城，义无反顾地去找八路军。他们在游击队的护送下，到达河北涞水县小峰口八路军平西司令部。司令员萧克亲自给林迈可一行接风，并请林迈可帮忙检修电台。林迈可穿上八路军军服，与班威廉一道，把收发报机系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维修改造，还组装了一批便携式军用小电台，使平西电台收发报能力大大提高。
1942年春节后，林迈可被聂荣臻聘请为晋察冀军区通信技术顾问。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林迈可他们先后为晋察冀根据地上百部无线电通信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升级改造，使无线电通信指挥系统始终保持在最佳运行状态。
接着，林迈可和班威廉还受聘到晋察冀无线电培训班任教，讲授无线电技术原理，为晋察冀培养了高层次通信专门人才，也为新中国储备了一批通信、电子、航天事业的领军人和领导者。
1944年5月，林迈可到达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在杨家岭会见他一家。他听不懂毛泽东讲的湖南话，妻子李效黎就给他当“翻译”。他后来这样描述此次谈话：“他（毛泽东）侃侃而谈，先问我到中国以前住在哪里，做过什么事情；然后说不管我是从哪里来，或者出于什么原因来到中国，对我参加八路军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他觉得很高兴。我告诉他，我能碰上和八路军一起打日本，这是我的光荣。”
林迈可希望尽快工作，他对朱德说：“我觉得，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打破新闻封锁，用无线电让世界听到延安的声音。”朱德很欣赏他的这个想法，聘请他担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通讯顾问”。
在时任军委三局局长的王诤的全力支持下，林迈可设计建造了600瓦的大型发报机和定向天线，准确计算出美国旧金山所处方位在延安东北偏北一点，又借助经纬仪测量出延安所在地理方位，将巨大的V形定向天线准确地架设完成。 8月8日，在周恩来的直接参与下，新华社英文部用这套设备首次对外试播。林迈可应邀兼任新华社英文部顾问，负责新华社英文稿件的审定。9月1日，英文部正式开播。
不久，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他们说，美国西部可以收到延安发出的新闻，中共领导的军队在华北抗日的消息开始在美国、欧洲传播。稍晚又传来消息，地处与美国相反方向的印度加尔各答，也收到了延安的新闻。“延安声音”终于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直接传向了世界。
林迈可还亲自撰写了许多新闻和文章在《泰晤士报》《卫报》等国际主流媒体上发表，介绍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军民抗日斗争情况。
抗战胜利后，林迈可夫妇带着分别出生在晋察冀、延安的一双儿女回到英国。他从去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勋爵爵位，成为英国上议院议员。他发表过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还出版了《抗战中的中共》《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等多部关于中国的著作。
新中國成立后，林迈可多次访华，每每流连于燕园未名湖畔。1994年2月，他在美国病逝，享年85岁。
2015年3月始，“再见，延安！英国学者林迈可亲历的中国抗战”图片展在上海、北京等地巡展，展出了林迈可在平西、晋察冀、延安拍摄的大量照片，再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战斗、生活的情景，这些影像资料是他对中国的又一重要贡献。
英籍物理学系教师班威廉：叶剑英称他对八路军的帮助是很多的
班威廉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1929年受聘到燕京大学任教，担任物理学系主任长达10之久。
七七事变后，班威廉曾利用物理实验室的设备，秘密收听国外和大后方的抗日广播，在燕大师生中散播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言论，引起大家的共鸣。
1940年，他和好友林迈可一起，利用从国外买回的通信零部件，为八路军组装无线电发报机。林迈可负责线路设计，班威廉秘密地在物理学实验车间焊接底板，不到一个月就组装了十几部发报机，然后通过妙峰山交通线，将这批发报机送到抗日根据地。
1941年12月8日清晨，林迈可通知他，他们随时有被日本宪兵抓捕的危险，必须马上撤离。班威廉夫妇坐林迈可驾驶的汽车逃离燕京大学，在游击队的帮助下，经平西挺进军司令部，于12月25日转移到河北平山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受到司令员聂荣臻的接见。聂荣臻给班威廉的印象是“看来更像是一位大学校长，而多过是一位游击战略家”。
当时，晋察冀军区成立了一个由11人组成的无线电研究组，但无线电专门人才匮乏。聂荣臻恳留班威廉和林迈可做研究组的导师，由陪同班、林夫妇从平西到晋察冀的王士光担任他们的助手，还派人去北平、天津搜集有关的资料和书籍，为他们创造开展学术活动的条件。
研究组后根据需要改称培训班，按英语水平、文化水平的不同，分成甲乙两班。甲班（8人）由班、林直接授课；乙班（10人）由学员中上过大学的王士光、林爽，先把林、班的英文讲稿译成中文，再给学员辅导。
培训的必修课有高等数学、高等物理、电工原理（交流及高频）和无线电工程学4门；选修课有高等电磁学、光学、无线理论、量子论、相对论等。班威廉担任基础理论课的教学，持续了两年多时间，即使在反“扫荡”转移中也没有中断，若遇上敌机空袭，就在村外树林中挂上黑板上课。
班、林在提高学员的理论素养的同时，还带领学生研究组装了一台当时急需的超外差式接收机，改装了上百部大功率通信电台，既解决了战时需要，又培养了学生实践能力。
班威廉按正规大学的教学规程严格要求学员，对每个人均写出评语，一丝不苟。
学员们学习勤奋刻苦，一年中便学完了全部高等物理学和大学微积分，班威廉认为他们“可以比较任何第一流大学成绩毫无愧色”“完全达到最高级大学的水准”。他甚至诧异地发问：“我在国统区教学很久，为什么没有遇到这样多好的学生？怎么好的学生都到八路军里来了？”
班威廉经常在晚饭后约学员与他们夫妇一同散步，一方面锻炼提高学员们的英语口语水平，一方面便于跟农民接触，学员自然成为他的义务翻译。他和一个放羊娃的家庭认了干亲，经常去串门。他每天都写日记，把这一段的经历和调查的各方面资料都作了详细记录，准备回国之后写一本书。
在平山吊里村这个不起眼的培训班里，走出了新中国通信、电子、邮电和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和领导者。如，邮电部部长钟夫翔是导弹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七机部副部长梁骥、林爽是导弹航天事业奠基人，林爽还是东风二号导弹总设计师；四机部副部长王士光曾负责组织向南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从水下发射潜地导弹的电子装备的研制试验工作；总参通信兵部主任江文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43年8月10日，班威廉离开晋察冀边区，9月抵达延安，受到了热情接待。他与朱德、贺龙、林伯渠等人作了深入的交流，参观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华侨毛纺厂、中央印刷所和解放日报社等。他感慨地说：“我们不禁想到这些窑洞对于中国的将来，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有着多么重大的影响。”
1944年1月4日，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与班威廉亲切交谈。对这次会见，班威廉后来写道：“他有动人的、和蔼的微笑，敏锐的幽默感，谈话时会把坚定而深思的目光盯在别人脸上。他给我们一种绝对诚恳的印象，以他的地位，在此祖国危急时期，他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他没有大言不惭、居之不疑的神气，偏激的革命狂热是完全没有的。”
叶剑英在延安对中外记者参观团谈话时说，班威廉教授等对我军的帮助是很多的。
班威廉夫妇1945年返回英国。他们根据自己的日记，将这段传奇经历写成《新西行漫记》，与《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一起成为外国人描写中国共产党抗战事迹的著名作品。
班威廉后移居美国，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任物理学教授，1994年在美国去世，终年87岁。
美籍心理学系教师夏仁德：周恩来称他给予中国抗日救亡运动很大的帮助 夏仁德1919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2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3年从美国来到燕京大学，执教于心理学系，先后长达20余年之久。
夏仁德风趣幽默，喜欢以交谈、问答等形式上课。全校800多名学生，竟有150多人选修他主讲的心理卫生课。在讲工业社会心理学时，他大胆地将《共产党宣言》这本当时的“禁书”列为必读书目。
他一直同情、支持中国抗战，他在燕南园60号的家成了中共秘密组织召开会议的场所、收藏共产党重要文件和进步书刊的保险柜，还是进步学生躲避军警搜捕的藏身之所。
1935年，许德珩（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杨秀峰（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组织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在偌大的北平竟找不到一席之地开会，多次把夏仁德家的客厅借作会议室。
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燕大部分外籍教职工持不支持、甚至反对的态度，夏仁德在校务会议上据理说服他们；有学生参加游行被捕，饥寒交加，他亲自送去食物；他还把家里的后门钥匙交给燕大学生骨干黄华等，让他们自由进出，密议救亡工作。
1936年1月，受刘少奇委托，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林枫在夏仁德的家里，用两天的时间，向燕京、清华的学生党员黄华、蒋南翔（曾任教育部部长）等讲授有关党的知识。后黄华离校投奔延安，校务会议曾讨论要不要给黄华发文凭。夏仁德极力坚持给黄华发文凭，说：“我在中国多年，黄华是我教过的最好学生！”
2月29日拂晓，400多国民党军警冲进清华园抓捕爱国学生。夏仁德将蒋南翔等几名学运骨干藏匿家中。他们把《八一宣言》等党的重要文件藏在地毯下面，躲过了军警的搜查。
1936年底，斯诺从陕北回到燕大，在夏仁德的客厅里向燕大20多个学生介绍陕北见闻，并展示《西行漫记》的部分初稿和照片、影片。
为了帮助经济困难的学生继续求学，燕大成立了以夏仁德為主席的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学校拨出一笔经费，扶持困难学生在校内勤工俭学。但学校拨款不够，夏仁德就用自己的薪水补贴，而他自己的生活过得十分俭朴。人们经常看到，他穿着蓝布大褂，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在燕园里忙碌的身影。
当时，燕大的学子胸中燃烧着抗日爱国的热情，都想直接参加抗日救国。夏仁德向校长司徒雷登建议，资助学生的这一行动。司徒雷登明确表示，学生无论到大后方还是敌后根据地，都应该支持，并交由生活辅导委员会负责办理。
夏仁德为这些学生安排了两条线路：一条是绕道上海，再进入大后方成都，参加工业合作社运动；另一条是穿过西山，直达八路军平西司令部，再到晋察冀或者延安。从1940年冬到1941年夏，他们先后把3批学生输送到抗日最需要的地方。这些从燕大走出的学生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的高级干部。
1941年12月8日，日本宪兵开进燕京大学。夏仁德本可同林迈可他们一起撤退，但中共党员学生赵凤章有一个柳条箱、近200本“禁书”藏在他家壁橱里，一旦被日军搜出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四处打电话找到赵凤章，问他那些东西是否可以烧掉。赵用英语回答，我正想取回销毁。
在危急时刻，夏仁德不顾自己的安危，留下来亲手销毁书籍，保证了赵凤章等人的安全。但他却因来不及撤离而被日本宪兵逮捕，关进山东潍县日军集中营，度过了两年的牢狱生活。1943年9月，美、日交换战俘，他才得以回到美国。
1945年春，夏仁德辗转到成都燕大继续任教。1946年发生美军士兵强奸中国女学生事件，夏仁德似乎忘记了国籍，背书“抗议美军暴行”的标语，与学生一起进城游行示威。1948年8月，军警包围燕大搜捕爱国学生，夏仁德把被列入黑名单的学生藏匿在家中阁楼上，夜半时分帮助学生跳出院墙，投奔解放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交恶。8月，背负特嫌“罪名”的夏仁德黯然返回美国。直到20多年后的1973年，夏仁德夫妇才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访华。周恩来在会见他时说：你为中国培养了不少人才，你从抗日救亡运动到解放战争，给予中国学生运动很大的帮助。你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我们感谢你。
1981年7月4日，夏仁德在病重之际，口述一封给燕大校友的信，末尾一句话是：“我深深地景仰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所进行的斗争和你们在其中的贡献。”7月11日，夏仁德辞世，享年83岁。
燕大校友把他的名字刻在未名湖与临湖轩之间的山石上，以示缅怀和景仰。
英籍数学系教师赖朴吾：萧克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赖朴吾，1932年6月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8月乘船来到上海，在教会学校麦伦书院任教4年。1936年，他受聘任燕京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刚来中国时，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璞吾”，意即未经雕琢的玉石；曾用名“普吾”，以普普通通自喻；最终用名“朴吾”，则更像他一生的写照：朴实、朴素。
人如其名。初到燕京大学，赖朴吾以副教授身份，本可住燕南园、燕东园、朗润园等教授宿舍，但他坚持住和学生一样的普通房间，经常拿着脸盆和毛巾到狭小的盥洗室洗脸、洗衣服，与学生合用浴室，一起在学生饭厅就餐。他生活节俭，冬天穿中式棉袍，但是帮助学生却非常慷慨，因此和很多学生成了知心朋友。
赖朴吾同情中国革命。他早在上海，就与新西兰人艾黎结为好友，后艾黎等人发起组织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运动），倡导建立各种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在日本侵华战争阴影下的失业工人和难民开展生产自救，支援抗日前线。1939年，艾黎邀请赖朴吾到成都参加“工合”运动，协助自己做“工合”的组织领导工作。赖朴吾认为“工合”工作可以更直接地帮助中国人民，欣然应允前往。
是年夏，赖朴吾徒步1500多公里越过日伪军封锁线，前往四川。途中，他访问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受到朱德、彭德怀、萧克等八路军将领的接见。随后，他与在陕西的艾黎会合，一起经西安到达成都。 在成都，赖朴吾首先以第三方的“工合”视察员身份，不辞辛劳地跑遍了大后方，用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以及精确的统计数据，公正、客观地向世界反映了中国抗日斗争的真实情况，为中国得到国际社会的大量捐赠起到了积极作用。粗计约有从美国、英国以及港澳、菲律宾、印尼、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来的捐款500万美元，汇入“工合”账户，艾黎将其大部辗转送到极端困难的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香港沦陷之前，“工合”国际委员会迁至成都。赖朴吾任“工合国际”委员，负责“工合”的财会工作，参与制定组社的章程制度、训练办社人员等工作。正是有赖朴吾这样的国别各异、信仰不同的精英们汇聚到“工合”旗帜下，奔走呼号，使得“工合”组织蓬勃发展起来。到1940年10月，工业合作社从游击区、敌后根据地延伸到大后方，16个省共发展到2300多个，30多万人直接依靠这个组织求生计，生产的物资也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線。
承地利之便，成都“工合”组织发展更为迅速，如市郊有一个织物合作社，吸纳约5000多妇女纺羊毛线，每天产出1200条毯子，能接受150万条羊毛毯的大批订货，还带活了一个150人的合作机器厂，制造布机和纺锤，为织物合作社配套。
根据延安方面的要求，“工合”组织安排一些款项，并从晋东南迁一个“工合”炼铁社到晋西北，生产一二〇师制造手榴弹急需的生铁。
在成都，赖朴吾还收获了爱情。1940年，他与南希（中文名齐兰畦）结婚，夫妇一同继续助推“工合”事业。
1942年，被日本人封校的燕京大学迁到成都，赖朴吾任教成都燕大数学系，兼理学院代理院长，直至抗战胜利后随燕大回迁北平。
1946年，赖朴吾带家人回英国，到剑桥大学读博士学位。1948 年10月，他再回北平燕大数学系任教。1949年10月1日，他和燕大师生一起，凌晨3点起身到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赖朴吾夫妇本准备在中国定居。可当时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成了另类，且燕京大学被撤销，文科、理科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校舍由北大接收。1952年，赖朴吾只好携带全家回英国，他在剑桥大学致力教学科研直到1976年退休。夫妇俩合写了《经历中国革命》等书，用极大的努力促进西方对中国的了解。
1984年4月，赖朴吾夫妇选择在他们订婚纪念日再度来华访问讲学，回到燕园和老友在临湖轩畅谈，拜访了病中的老友艾黎。11日，就在约定与萧克见面的前两天，赖朴吾突发心肌梗塞，病逝于北京，享年74岁。
30多位燕大校友遵他“把骨灰撒在未名湖边的一个小小的花坛里”的遗愿，将其骨灰安葬在燕园未名湖畔，近旁种上了3株他生前最喜欢的黄刺玫。
萧克发唁函称“赖朴吾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责任编辑：张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