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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消费文化将消费置于人类活动的中心，使得消费不再反映其他的意义和价值，其本身即成为一种文化价值。消费文化的特征决定了其存在和扩张的前提是对自然资源的不断扩大的开发利用，并由此产生大量无法分解的废弃物。按照消费文化建立的产业本身亦在损害自然环境。因此，消费文化的扩展，始终伴随着的是环境破坏。虽然我们已经进行了大量努力，但环境问题却日益严重。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改造现有的消费文化，重建文化与自然的联系。
关键词：消费文化；价值；环境问题；自然
中图分类号：G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12）03001409
在人类历史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文化都是“在自然系统内人类活动系统的小心翼翼的发展”。文化与自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自工业革命以后，“一种物质化的文化结构诞生了，经济利益（利润）决定文化的形成”[1]。消费文化不过是这种文化在20世纪演变的结果。与过去的文化相比，消费文化无疑具有多方面的特点。隔断文化与自然的联系甚至具有反自然的内在逻辑，显然是消费文化不同于过去一切文化的最为鲜明的特点。
一、作为一种价值体系的消费文化
现代消费文化将消费置于人类活动的中心，使得消费不再反映其他的意义和价值，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价值。消费文化的这种价值取向，型塑了一种全球化下现代生活方式，即使人们的幸福与快乐，通过（甚至于只能通过）对物的品牌、象征符号、象征地位的崇拜与消费来满足，并以日益扩展的消费欲望来实现消费文化（消费经济—文化）的再循环。消费文化这一特征，决定了其存在和扩张的前提是对自然资源的不断扩大的开发利用，并由此产生大量无法分解的废弃物。作为一种价值体系，“现代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的内涵几乎是同一的。对现代消费文化的研究，其实就是对主导我们行为的基本价值体系的研究。
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创作于1967年的话剧《代价》第一幕中，有这样一段台词：“许多年以前，一个人如果难受，不知如何是好，他也许上教堂，也许闹革命，诸如此类。今天，你如果难受，不知所措，怎么解脱呢？去消费！”[2]这段台词深刻地揭示了消费的意义变化，教堂和革命都是某种意义和价值的体现，在人类历史的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些意义和价值具有不可替代性，但在20世纪中期以后，消费这个几乎与人类社会历史相当其自身并不具有任何内在意义和价值的行为，逐渐将几乎一切价值排挤到社会的边缘地带，并占据了社会价值体系的中心位置。这恰如两位美国学者所说：“消费已经成为我们文化的中心。”[3]41消费意义的这种变化意味着消费文化的形成及影响力。
在20世纪以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存在可以被称为“现代消费文化的事物”，与不同文化相联系的消费到处都存在，并服务于已经确定的地位体系并被体系赋予不同的意义和价值，消费可以表达权力、地位、家庭关系、社会习俗等等，但消费本身并不是一个价值体系，也不构成体系的核心价值。
但在现代消费文化中，消费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确定消费文化的定义。对于消费文化这个概念有许多种定义，本文的定义是，消费文化是一种符号象征与价值，它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大众消费时代的生活格调、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它是通过广告、电视、媒体、商业品牌、大商场、购物中心，发展起的一种符号化的消费生活方式及价值选择。消费文化的基本性质，在于它是符号、想象、娱乐与欲望的集合体。“购买”具有符号的象征意义，我们能够解释这些符号，是因为我们都了解符号的符码，“我们处在被符号、符码控制的社会” [6]。由此，现代消费文化中的消费不再承担过去由不同社会群体曾出于不同需要赋予它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如我们过去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与革命事业”，或新教伦理的节制欲望与勤奋等。现代消费文化的兴起，使消费本身成了我们存在的一个理由，一种完全的理想主义的实践。消费者对大众消费的评价与取舍标准仅仅是以自身能否在物质的、流行的与变化的生活方式中得到满足，以及自己的个性与欲望能否得到实现。为此，他们会去追求商品的象征符号与不断变化的流行。
消费文化的形成与资本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其扩张中，不同的制度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一位学者这样描述了美国消费文化兴起的动力：“美国文化向着新的消费方向的发展，是不同制度之间共谋的结果。这些制度在一个由各种联系组成的连锁回路中强化着欲望的普遍化和对新鲜玩意儿的崇拜。全国性公司、百货商店、投资银行、连锁旅店、娱乐工业都投身其中；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布鲁克林博物馆、哈佛商学院、沃顿学院、康奈尔大学、纽约大学、普拉特研究院和纽约设计学院也参与了共谋，甚至美国最大的工会也在不经意间参与了这种新文化的建设。”[7]9这位学者的描述还漏掉了一个重要的制度——大众传播媒体。大众传播体系，做成了一个硕大工程，即消费文化既是经济产业，又是文化潮流。它使消费文化成为集技术化、审美化、娱乐化、日常生活化为一体的大众生活方式。
所有这些制度的共谋只有一个目的：为已经到来的大众消费行为寻找意义和价值的依据，为将所有人都转化为自觉的具有强烈消费欲望的消费者提供激励手段；同时，也提供实现消费欲望的途径和方式，当然还必须提供将消费作为第一要务的正当性理由。
应该说，这些制度的共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消费文化在这些制度的共谋与推动下，在很短的时间内首先在美国然后在其他西方国家形成。而消费文化一经形成，就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也许可以说，消费文化的成功程度远远超过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所出现过的一切文化。以往的很多文化，其接受者都只具有地域性，而在大众传播及全球化推动下，消费文化的接受者，已经具有全球性。
消费文化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在于它不仅成功地满足了人的需要和欲望，而且关键还在于它重新定义了人的需要，创造出人过去未能认识到甚至也无法想象到的需要并激发出人新的欲望。吊诡的是，明明这些新的需要和欲望是通过人为的方式创造出来的，许多人却认为它们是自然存在的、是理所当然的。于是，疯狂地不假思索地努力去寻求满足这些需要和欲望的机制与路径。 消费文化成功的秘笈，在于它成功地将人转变为消费者。“消费者这个概念被置于当前无数争论的中心。决策者、推销员、政治家、环境主义者、游说集团和各种媒体的记者都不会忽视其存在。”[8]工人、教师、医生、公民等等过去的称呼日益被消费者这个概念所取代。人不分年龄、性别、种族、职业，都成为实际上的消费者，因而人的权利和权力更多地来自于其作为消费者的立场和选择。人们生活的快乐程度往往等同于他们所获得的消费品的数量（质量虽然很重要但却不如数量重要），而一个人是否是成功人士，基本上也取决于其作为消费者的地位身份表达得如何。消费不仅仅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手段，而且已经深深地渗透进几乎一切社会关系、社会认同以及对世界的几乎所有的想象中。
于是，同样吊诡的是，作为消费者的人，据说是拥有选择的权利，在消费者的选择权面前，市场不得不低头；但消费者所进行的选择到底是基于理性思考的主动行为，还是由于各种制度操纵的被动反应，消费者进行选择时究竟是一个真正清醒的自主选择者，还是一个迫不得已的依赖者，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争论不休的问题。唯一的共识也许是，无论怎样看待消费者的实际权利，只要成为消费者，必定沉浸于各种各样的幻想之中，必定被诱惑去追求未必能够具有真正幸福感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消费者拥有什么样的选择权也必定成为抵押品，而不是真正的上帝。存在于一切实行分期付款制度国家的“房奴”现象最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人转变为消费者与资本利用市场的力量将一切客观存在的有利可图的事物转变为商品密不可分。在这个转变中，作为消费者的人也利用自己拥有的选择权将自己原来具有的多种身份几乎毫无例外地转变为消费者的身份，因此，消费者也是一切事物商品化的推动者。一位美国学者的研究说明：在美国医疗保健领域消费主义的起源，“与1960和1970年代的消费者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紧密相连”。这些运动开始挑战专家的权威和医疗体制的统治，“从病人转变为消费者的社会转型是伴随着‘消费者’这个术语变为在医疗和社会服务领域进行选择的标签而发生的”[9]。教育、艺术、文学乃至于学术成果的出版都不能不考虑消费者的选择。两位消费文化的研究者在谈到消费文化研究面临的困难时，特别强调：“今天那些希望写作将被阅读的书籍的学者，必须依据他们著作的消费进行思考。”[3]ⅩⅣ这些思考包括事例的选择、句法结构和词语的运用都不能不考虑消费者的要求。如果将观察的视野进一步扩展，还会发现，由于人被转变为消费者，那些明确反对消费文化的社会活动——比如环境关怀——也往往成为销售更多消费品的一种方式。
当消费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参与到将越来越多的过去属于非消费品的领域转变为消费品的运动，消费已经进入到现代生活大厦的基础结构，人类生活的所有形态，从教育、医疗到一切社会关系都被看作消费关系，所有的公共空间、每一次公众聚集的场合、一切创造性的表达都会或多或少是鼓励更多消费的机会，而人们的生活除了消费机会的多样性之外，似乎已经没有其他任何意义和价值。于是，消费就不再简单地反映社会的文化价值，它本身即转变为一种文化价值。它既是系统性意义的源泉，也提供了创造新的意义的机会。
二、消费文化与环境问题
当消费转变成一种系统性的意义、价值取向时，消费文化与环境的关系就具有了更为深度的价值反思意义。综前所述，在人类历史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文化都是“在自然系统内人类活动系统的小心翼翼的发展”。自然界先于人类存在，即使没有人类，自然界也依然会存在。自然界中的不同环境规定了也提供了人类活动的条件。人类为了生存，不能不改变环境，人类改变环境的努力即创造了文化。正是自然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在不同环境中的人类改变环境所付出的努力与选择的方式有着巨大差别，而这些差别即是文化多样性的根源。正是通过改变环境所形成的文化，不同环境中的人们选择了不同的获得食物、生产工具和产品、从事生产活动以及建造住所的方式。虽然人类不得不改变环境，但这种改变必须以适应环境为基础，所以，人类最初为改变环境而形成的文化保持着与自然的紧密联系，并且形成了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思想，比如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的思想。不可忽视的是中国文化中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恰恰来自“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即是与自然保持一致的文化精神。在这样的文化中，人们的消费行为往往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恭敬、顺从、依赖，表现为对大自然“限制性”的虔敬与畏惧。
虽然工业革命开始了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但迟至19世纪末，工业化国家的消费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仅限于生活必需品，仍然受新教伦理的禁欲节俭观的支配。“19世纪美国文化强调的不是无限度消费，而是适度消费和自我克制。对人民特别是对工人的期待，是节俭和储蓄，花费金钱尤其是在奢侈品上花费金钱，被认为是‘浪费’。人们仅仅购买必需品。”[10]所以，在19世纪乃至到20世纪最初20年，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虽然已经开始，但环境污染与破坏仍然没有成为值得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现代消费文化的形成是环境破坏的真正开端。我们现在谈论消费文化时，一般也不是泛指历史上与生产行为相对应的、人在生活过程中的消费行为，而是指现代性不断扩张下出现的以消费主义的价值追求，及大众消费为特点的消费文化。只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具有新的消费主义行为特征的“浪费社会”、“扔东西社会”、“追求新潮的社会”，变成常态，并拥有价值肯定与身份的意义。它是建立在对环境资源更大的全面意义上的开发、攫取的前提、控制基础上的。
自从出现这样消费主义行为及文化循环，即使人类已经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正在危及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反而导致了生态环境的进一步破坏，而且新的环境破坏在类型上和规模范围上都突破了早期环境主义者的认识。只要反思从人类社会注意到环境问题以后数十年的努力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巨大反差，就可说明了只要消费文化的基本价值主导着人们的生活，环境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是由消费文化的本质和特点决定的。同时，只要消费文化从发达国家向全球扩张，环境问题将因此变为全球问题。事实上，当今世界已经成为全球消费生活方式的版本。能源紧张、气候变暖、工业垃圾对水源、空气大规模的污染，及技术对生态安全的威胁，变成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下的伴随物。 在美国消费文化形成初期，哲学家萨缪尔·施特劳斯就用消费主义这个概念来描述美国新的生活方式的特点。他说，消费主义创造了这样一种类型的人，其生活哲学是，人的存在就是为了获得越来越多的产品，今年要比去年多，明年要比今年多。“这种生活哲学强调的是，生活标准高于其他一切价值。”“显而易见，美国人已经将生活标准视为某种神圣的收获物，他们将不惜任何代价来保卫它。”[7]266获得的商品与服务越多越好，生活得越方便越快捷越舒适越好，这是美国消费文化形成时期即已在美国社会扎根的生活标准与价值。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当美国开始形成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时，其他工业化国家也先后形成了同样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而实现这样的生活标准，唯一的途径只能是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开发，同时为生产更多的消费品所产生的工业废弃物与消费所产生的废弃物成百倍的增长，这也就造成了对自然环境极大的（无法自我修复的）破坏，环境污染与破坏终于演变为一个无人能够视而不见的严重问题。
由于环境问题是如此之严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系列保护环境的法律在各个国家先后颁布，一系列防止环境破坏的措施陆续实施，以保护环境为宗旨的社会运动在发达国家兴起，罗马俱乐部发表了标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4月22日被命名为“地球日”，环境保护教育进入学校，专门的环保机构建立起来，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环保，各种节能环保技术被开发出来并形成了新的环保产业，“有限发展”的设想被提出来等等，然而环境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相反，随着消费文化在发达国家继续向更多的领域扩展并向发展中国家扩张，过去存在的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依然存在而且从全球视野观察亦更加严重。尤其是它已经大规模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在第一个“地球日”发布30周年的2000年，对30年来为保护环境而实行“有限增长”的情况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在这30年内，全球石油消费从每天4600万桶增加到7300万桶，而到2010年，进一步增加到8740万桶；天然气消费量从每年1万亿m3增加到每年2.7万亿m3，到2010年则进一步增加到3.2万m3。石油天然气消费量倍增的主要原因是“汽车文化”与“现代厨房文化”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结果。比如，1970年全球汽车保有量为2.5亿辆，中国的汽车保有量还不到100万辆。到2010年，全球汽车保有量达到10.1亿辆，中国的汽车保有量突破一亿辆。40年间，全球汽车保有量增长4倍，中国则增长了100倍。在这40年间，汽车发动机与燃油生产技术得到了根本性改进以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但由于汽车数量的增长速度过快，其改善大气环境的效果就全球而言并不明显。相反，随着汽车消费文化进入到发展中国家，原本存在于发达国家的交通堵塞、尾气污染等环境问题，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被重现、且日益严重；而且，这些环境问题目前根本看不到令人乐观的前景。这是因为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同样由于各种制度的共谋，美国式的汽车消费文化已经被中国社会接受，汽车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是新生活方式的必需品。当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在2010年突破一亿辆时，所有媒体的评论不是中国的环境已经因此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而是中国的汽车保有量何时能够达到两亿辆、三亿辆。因为，即使中国的汽车保有量达到一亿辆，也仍然是13个人才拥有一辆汽车，汽车拥有率仍然仅是美国的1/10。政府政策也在继续支持汽车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而汽车工业与相关学术界人士所思考则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将中国的汽车从年产1800万辆提高到3300万辆。所有这一切恰恰说明汽车消费文化已经在中国从社会到国家的几乎一切领域深深扎根，其结果就是由汽车消费文化所引起的相关环境问题在中国短时间内的突出表现出来。在这里，我们还未将资源消费可持续问题加以考虑。
在对实行“有限增长”三十年进行的同一个调查中的其他数据，进一步说明了，在消费文化影响不断扩张的背景下，保护环境的努力不足以弥补因不断扩张的消费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更不用说促使环境状况好转。调查数据显示：从1970—2000年的三十年间，全球的森林消失了一半，湿地面积缩小了一半，40%的耕地退化。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来改善美国的环境，而且在某些方面也的确取得了成效，但总体而言，美国的环境仍然在继续恶化：从1970年到2000年的三十年间，美国的沿海水域继续遭受各种废弃物的污染，到2000年，美国一半的沿海水域不能捕鱼或者游泳，仅仅在1999年一年，美国就排放了97亿吨的污染物。《联合国世界水资源开发报告》亦明确指出：“地球，这个哺育众多生命，包括60亿人口的星球，正面临水危机。如果我们不能采取正确的行动，这场危机将继续下去，并且会恶化。”[11]水危机的发生是因为人均水资源消费量大大增加（为了更舒适的生活）与各种废弃物对水资源的污染，而这显然与消费文化的扩张有着紧密联系。同时，因为消费文化在全球的扩张，还产生了两个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气候变暖和臭氧层空洞的扩大。当然，全球环境的恶化还不仅仅表现为上述数据，但这些有限的数据已经足以说明：“从1970年开始的全球环保意识增强的时期，也是环境遭到最严重破坏的时期。”[12]也说明，只要消费文化继续扩张自己的领域和领地，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都无法遏制环境的继续恶化。
三、改造现有的消费文化，重建自然与文化的联系
《联合国世界水资源开发报告》在谈到水危机的根本原因时指出：“实际上，这场危机的核心是我们的观念和行为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转变生产与消费的非可持续性发展类型以及保护和管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11]。这个结论可谓把握住了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即消费文化的观念以及体现这个文化核心价值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
如前所述，消费文化将消费主义的生活标准视为神圣，其文化取向是拥有和使用数量、种类不断增长的物品与服务，但是，“在代际之间，奢侈品也变成了必需品，人们对照当年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物质舒适程度，所以每一代人都需要比前人更多的东西才满足”[13]。于是，体面生活的标准，必然无止境的向上移动，而且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已经转变为消费者的人们对物品和服务要求也就越来越多。这种类型的消费必然是地球的自然资源无法承载的，它的扩张必然导致包括水危机在内的环境危机。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消费需要并不是人的自然属性的必然产物，它是多种制度共谋的结果，是由社会定义的。人类面临的全球环境危机，其根源之一就是消费文化的扩张。 明确了这一点，就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如果不改造已经形成了近百年、目前扩张势头迅猛的消费文化，重建自然与文化的联系，环境问题不但不可能解决，而且只会继续恶化。过去四十年的世界历史和过去二十年的中国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重建自然与文化的联系，是建立在生态系统自然观的基础上。生态学方法所提供的系统性思考，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思考。换言之，从人类意识上来看，“只有一个地球”已是当今最大的文化认同、人类认同。这是自然与文化关系的一个基本前提。生态环境，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它们是先于人类存在的自然条件的总和。文化的形成、发展首先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使像亲属关系这样的人类最古老的社会关系，它也是源于人的自然属性（生理属性）的社会关系。如果人在改变自然、承载文化、创新文化时，充分考虑文化与自然的相关性因素，那么，可持续发展的命题中，就包括了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由此形成的文化认同，才不会在改变、利用和开发自然的过程中造成对环境的破坏。因为这样的文化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是共存的、和谐的。其基础是人对自然的敬畏，对自身的理智与限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所谓文明，也是文化与自然间的人类认知与和谐秩序。
文化是人类改变环境的产物，文化也是人类自我反思的工具。重建自然与文化的联系，需要对消费文化的发展，以长足的反思。如果我们对消费文化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渊源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过度的消费文化的泛滥是将人与自然分割开来的思维。尽管其间巨大的GDP的业绩、不断开发、满足了人的需要和欲望，已经被当代中国人所体验、迷恋，但对于为满足不断被开发出来的人的需要和欲望要求什么样的自然条件以及将对自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从来就没有被认真思考过，而且也不可能去充分思考，这是由消费文化的哲学基础决定的。
消费文化来源于工业革命形成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将文化与自然看作是彼此分离的存在。因此，“现代的主流观念主张文化与自然的两分法，人类借此寻求其支配自然的正当性理由”[14]
。而工业革命的文化观又来源于启蒙运动的文化与自然观。“启蒙运动是理性意识形态所采取的文化形式，启蒙这个概念以文化的光明征服自然的‘黑暗’的形式出现。”自然之所以被看作是黑暗的，是因为在启蒙运动看来，“自然是非理性的”。几百年后，一位西方学者在对这种哲学转变进行反思后指出：“我们不仅在文化与自然之间做了区隔，而且还将其看作是文化对自然的胜利，却从未思考这种胜利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15]美国文化地理学家威廉·米尔斯研究了西方社会对自然想象的变化后指出，在中世纪，自然被看作是一本书，体现的是对自然的理解，在文艺复兴时期，自然被看作是按照人的身体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整体观，而在现代，自然被看作是机器，体现的是人控制自然的能力。“从一种隐喻转变为另一种隐喻，反映出社会的需要与志向的变化。”[16]于是，从工业革命开始，支配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彻底改变。到现代消费文化形成，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变为，为了满足人（已经是消费者了）不断膨胀的需要和欲望，人根据自己能够使用的方式建构自然。因此，消费文化是一种隔断了人与自然联系的文化，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消费文化是一种逆自然的，通过更多消耗、攫取自然来满足人的需要和欲望的文化。而这些需要和欲望，有许多并非来自人的天性，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当这样一种文化在人的内心扎根，要想真正解决环境问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生态与环境主义者的队伍在过去40年中，并没有显著扩大，以环境和生态保护为宗旨的绿党，从来就没有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独立获得过执政地位。发达国家民众的所谓环保意识也仅仅体现为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等等，其对各种新奇物品和服务的消费并没有减少，即使地球之友组织经严密的研究后指出，如果要做到资源消费的可持续性，那么在2010年，荷兰人（即发达国家的人们）每天乘小汽车出行仅限于2.5km。不要说发达国家，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有车一族每天的出车的里程也远远超过这个限度。所以，要预期、防范未来的文化风险、生态风险，必须转变消费类型，改造仍然在继续扩张的消费文化。
消费文化的思想根源是人的自然观的变化。如果不转变对于人与自然和文化与环境关系的既有认识，要改造消费文化，就缺乏必要的思想前提。要想改造现有的消费文化，人类需要确立新的自然观，重建自然与文化的联系。目前一些学者提出的生态系统的自然观已经重新定义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按照生态系统的自然观，“人类与非人类的存在都是全球系统中相互依赖的因素，这些因素相互联系并发挥着共同的作用：以和谐的状态维持系统的均衡。自然本身并不给予动物圈和植物圈以任何价值，它的目标是保护系统的和谐”[17]。 生态系统自然观提出的，不是通过保护动物和植物免于人类活动之害来拯救自然界，而是提出了人类如何以新的存在方式来形成一种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这样的自然观无疑为改造现有的消费文化，重建自然与文化的联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可供替代的选择方案。
事实上，基于生态系统的自然观提出已经有许多年了，却仍然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美国消费文化的模式，变成了全球化下的世界模式，并且在中国似乎成“有过之无不及”之势。其一景象就是全球旅游胜地的各大免税店里，中国消费者蜂拥而至、狂潮般的购物。另一景象便是中国大中城市的交通拥堵，忍受污染及污染的转移与扩展，成为普遍现象。以至于当下的中国人真正地体验到——去国家五A级旅游景区、去西部边陲，才能看到看碧水蓝天。其文化与生态之链的失衡，到处可见。
其原因在于我们已深陷于消费主义的发展观、价值观，并且我们现在的观念上还没有发生任何有利于环境的根本变化。按照生态系统自然观的认识，“环境问题并不是人类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当然，这并不否认后一种可能性的存在，环境问题涉及的，不是人类发展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所产生的限制性条件，而是社会与自然共同演进的替代方式”[18]。 只有这样的认识，才真正透过发展方式的现象，把握住了环境的本质。而目前所有围绕发展方式对环境问题展开的讨论，仍未将自然与人的关系、文化与环境的关系放在关键的位置。所以，这些讨论及其提出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案，仍然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在当今，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前提，是消费方式的转变。没有消费方式的转变，发展方式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转变。发达国家如今的一些所谓的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于解决全球环境危机而言，并不是真正的发展方式的转变，它只不过是利用自己的经济技术优势和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的愿望，将对环境的破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将环境问题引向全球。生态系统的自然观所倡导的发展方式的转变，所要求的是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共同演进。以此为基础，才能够重建文化与自然的联系，并改造现有的消费文化，如此，环境问题才能够真正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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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文化都是“在自然系统内人类活动系统的小心翼翼的发展”。文化与自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自工业革命以后，“一种物质化的文化结构诞生了，经济利益（利润）决定文化的形成”[1]。消费文化不过是这种文化在20世纪演变的结果。与过去的文化相比，消费文化无疑具有多方面的特点。隔断文化与自然的联系甚至具有反自然的内在逻辑，显然是消费文化不同于过去一切文化的最为鲜明的特点。
一、作为一种价值体系的消费文化
现代消费文化将消费置于人类活动的中心，使得消费不再反映其他的意义和价值，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价值。消费文化的这种价值取向，型塑了一种全球化下现代生活方式，即使人们的幸福与快乐，通过（甚至于只能通过）对物的品牌、象征符号、象征地位的崇拜与消费来满足，并以日益扩展的消费欲望来实现消费文化（消费经济—文化）的再循环。消费文化这一特征，决定了其存在和扩张的前提是对自然资源的不断扩大的开发利用，并由此产生大量无法分解的废弃物。作为一种价值体系，“现代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的内涵几乎是同一的。对现代消费文化的研究，其实就是对主导我们行为的基本价值体系的研究。
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创作于1967年的话剧《代价》第一幕中，有这样一段台词：“许多年以前，一个人如果难受，不知如何是好，他也许上教堂，也许闹革命，诸如此类。今天，你如果难受，不知所措，怎么解脱呢？去消费！”[2]这段台词深刻地揭示了消费的意义变化，教堂和革命都是某种意义和价值的体现，在人类历史的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些意义和价值具有不可替代性，但在20世纪中期以后，消费这个几乎与人类社会历史相当其自身并不具有任何内在意义和价值的行为，逐渐将几乎一切价值排挤到社会的边缘地带，并占据了社会价值体系的中心位置。这恰如两位美国学者所说：“消费已经成为我们文化的中心。”[3]41消费意义的这种变化意味着消费文化的形成及影响力。
在20世纪以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存在可以被称为“现代消费文化的事物”，与不同文化相联系的消费到处都存在，并服务于已经确定的地位体系并被体系赋予不同的意义和价值，消费可以表达权力、地位、家庭关系、社会习俗等等，但消费本身并不是一个价值体系，也不构成体系的核心价值。
但在现代消费文化中，消费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确定消费文化的定义。对于消费文化这个概念有许多种定义，本文的定义是，消费文化是一种符号象征与价值，它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大众消费时代的生活格调、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它是通过广告、电视、媒体、商业品牌、大商场、购物中心，发展起的一种符号化的消费生活方式及价值选择。消费文化的基本性质，在于它是符号、想象、娱乐与欲望的集合体。“购买”具有符号的象征意义，我们能够解释这些符号，是因为我们都了解符号的符码，“我们处在被符号、符码控制的社会” [6]。由此，现代消费文化中的消费不再承担过去由不同社会群体曾出于不同需要赋予它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如我们过去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与革命事业”，或新教伦理的节制欲望与勤奋等。现代消费文化的兴起，使消费本身成了我们存在的一个理由，一种完全的理想主义的实践。消费者对大众消费的评价与取舍标准仅仅是以自身能否在物质的、流行的与变化的生活方式中得到满足，以及自己的个性与欲望能否得到实现。为此，他们会去追求商品的象征符号与不断变化的流行。
消费文化的形成与资本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其扩张中，不同的制度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一位学者这样描述了美国消费文化兴起的动力：“美国文化向着新的消费方向的发展，是不同制度之间共谋的结果。这些制度在一个由各种联系组成的连锁回路中强化着欲望的普遍化和对新鲜玩意儿的崇拜。全国性公司、百货商店、投资银行、连锁旅店、娱乐工业都投身其中；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布鲁克林博物馆、哈佛商学院、沃顿学院、康奈尔大学、纽约大学、普拉特研究院和纽约设计学院也参与了共谋，甚至美国最大的工会也在不经意间参与了这种新文化的建设。”[7]9这位学者的描述还漏掉了一个重要的制度——大众传播媒体。大众传播体系，做成了一个硕大工程，即消费文化既是经济产业，又是文化潮流。它使消费文化成为集技术化、审美化、娱乐化、日常生活化为一体的大众生活方式。
所有这些制度的共谋只有一个目的：为已经到来的大众消费行为寻找意义和价值的依据，为将所有人都转化为自觉的具有强烈消费欲望的消费者提供激励手段；同时，也提供实现消费欲望的途径和方式，当然还必须提供将消费作为第一要务的正当性理由。
应该说，这些制度的共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消费文化在这些制度的共谋与推动下，在很短的时间内首先在美国然后在其他西方国家形成。而消费文化一经形成，就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也许可以说，消费文化的成功程度远远超过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所出现过的一切文化。以往的很多文化，其接受者都只具有地域性，而在大众传播及全球化推动下，消费文化的接受者，已经具有全球性。
消费文化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在于它不仅成功地满足了人的需要和欲望，而且关键还在于它重新定义了人的需要，创造出人过去未能认识到甚至也无法想象到的需要并激发出人新的欲望。吊诡的是，明明这些新的需要和欲望是通过人为的方式创造出来的，许多人却认为它们是自然存在的、是理所当然的。于是，疯狂地不假思索地努力去寻求满足这些需要和欲望的机制与路径。 消费文化成功的秘笈，在于它成功地将人转变为消费者。“消费者这个概念被置于当前无数争论的中心。决策者、推销员、政治家、环境主义者、游说集团和各种媒体的记者都不会忽视其存在。”[8]工人、教师、医生、公民等等过去的称呼日益被消费者这个概念所取代。人不分年龄、性别、种族、职业，都成为实际上的消费者，因而人的权利和权力更多地来自于其作为消费者的立场和选择。人们生活的快乐程度往往等同于他们所获得的消费品的数量（质量虽然很重要但却不如数量重要），而一个人是否是成功人士，基本上也取决于其作为消费者的地位身份表达得如何。消费不仅仅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手段，而且已经深深地渗透进几乎一切社会关系、社会认同以及对世界的几乎所有的想象中。
于是，同样吊诡的是，作为消费者的人，据说是拥有选择的权利，在消费者的选择权面前，市场不得不低头；但消费者所进行的选择到底是基于理性思考的主动行为，还是由于各种制度操纵的被动反应，消费者进行选择时究竟是一个真正清醒的自主选择者，还是一个迫不得已的依赖者，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争论不休的问题。唯一的共识也许是，无论怎样看待消费者的实际权利，只要成为消费者，必定沉浸于各种各样的幻想之中，必定被诱惑去追求未必能够具有真正幸福感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消费者拥有什么样的选择权也必定成为抵押品，而不是真正的上帝。存在于一切实行分期付款制度国家的“房奴”现象最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人转变为消费者与资本利用市场的力量将一切客观存在的有利可图的事物转变为商品密不可分。在这个转变中，作为消费者的人也利用自己拥有的选择权将自己原来具有的多种身份几乎毫无例外地转变为消费者的身份，因此，消费者也是一切事物商品化的推动者。一位美国学者的研究说明：在美国医疗保健领域消费主义的起源，“与1960和1970年代的消费者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紧密相连”。这些运动开始挑战专家的权威和医疗体制的统治，“从病人转变为消费者的社会转型是伴随着‘消费者’这个术语变为在医疗和社会服务领域进行选择的标签而发生的”[9]。教育、艺术、文学乃至于学术成果的出版都不能不考虑消费者的选择。两位消费文化的研究者在谈到消费文化研究面临的困难时，特别强调：“今天那些希望写作将被阅读的书籍的学者，必须依据他们著作的消费进行思考。”[3]ⅩⅣ这些思考包括事例的选择、句法结构和词语的运用都不能不考虑消费者的要求。如果将观察的视野进一步扩展，还会发现，由于人被转变为消费者，那些明确反对消费文化的社会活动——比如环境关怀——也往往成为销售更多消费品的一种方式。
当消费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参与到将越来越多的过去属于非消费品的领域转变为消费品的运动，消费已经进入到现代生活大厦的基础结构，人类生活的所有形态，从教育、医疗到一切社会关系都被看作消费关系，所有的公共空间、每一次公众聚集的场合、一切创造性的表达都会或多或少是鼓励更多消费的机会，而人们的生活除了消费机会的多样性之外，似乎已经没有其他任何意义和价值。于是，消费就不再简单地反映社会的文化价值，它本身即转变为一种文化价值。它既是系统性意义的源泉，也提供了创造新的意义的机会。
二、消费文化与环境问题
当消费转变成一种系统性的意义、价值取向时，消费文化与环境的关系就具有了更为深度的价值反思意义。综前所述，在人类历史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文化都是“在自然系统内人类活动系统的小心翼翼的发展”。自然界先于人类存在，即使没有人类，自然界也依然会存在。自然界中的不同环境规定了也提供了人类活动的条件。人类为了生存，不能不改变环境，人类改变环境的努力即创造了文化。正是自然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在不同环境中的人类改变环境所付出的努力与选择的方式有着巨大差别，而这些差别即是文化多样性的根源。正是通过改变环境所形成的文化，不同环境中的人们选择了不同的获得食物、生产工具和产品、从事生产活动以及建造住所的方式。虽然人类不得不改变环境，但这种改变必须以适应环境为基础，所以，人类最初为改变环境而形成的文化保持着与自然的紧密联系，并且形成了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思想，比如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的思想。不可忽视的是中国文化中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恰恰来自“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即是与自然保持一致的文化精神。在这样的文化中，人们的消费行为往往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恭敬、顺从、依赖，表现为对大自然“限制性”的虔敬与畏惧。
虽然工业革命开始了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但迟至19世纪末，工业化国家的消费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仅限于生活必需品，仍然受新教伦理的禁欲节俭观的支配。“19世纪美国文化强调的不是无限度消费，而是适度消费和自我克制。对人民特别是对工人的期待，是节俭和储蓄，花费金钱尤其是在奢侈品上花费金钱，被认为是‘浪费’。人们仅仅购买必需品。”[10]所以，在19世纪乃至到20世纪最初20年，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虽然已经开始，但环境污染与破坏仍然没有成为值得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现代消费文化的形成是环境破坏的真正开端。我们现在谈论消费文化时，一般也不是泛指历史上与生产行为相对应的、人在生活过程中的消费行为，而是指现代性不断扩张下出现的以消费主义的价值追求，及大众消费为特点的消费文化。只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具有新的消费主义行为特征的“浪费社会”、“扔东西社会”、“追求新潮的社会”，变成常态，并拥有价值肯定与身份的意义。它是建立在对环境资源更大的全面意义上的开发、攫取的前提、控制基础上的。
自从出现这样消费主义行为及文化循环，即使人类已经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正在危及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反而导致了生态环境的进一步破坏，而且新的环境破坏在类型上和规模范围上都突破了早期环境主义者的认识。只要反思从人类社会注意到环境问题以后数十年的努力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巨大反差，就可说明了只要消费文化的基本价值主导着人们的生活，环境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是由消费文化的本质和特点决定的。同时，只要消费文化从发达国家向全球扩张，环境问题将因此变为全球问题。事实上，当今世界已经成为全球消费生活方式的版本。能源紧张、气候变暖、工业垃圾对水源、空气大规模的污染，及技术对生态安全的威胁，变成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下的伴随物。 在美国消费文化形成初期，哲学家萨缪尔·施特劳斯就用消费主义这个概念来描述美国新的生活方式的特点。他说，消费主义创造了这样一种类型的人，其生活哲学是，人的存在就是为了获得越来越多的产品，今年要比去年多，明年要比今年多。“这种生活哲学强调的是，生活标准高于其他一切价值。”“显而易见，美国人已经将生活标准视为某种神圣的收获物，他们将不惜任何代价来保卫它。”[7]266获得的商品与服务越多越好，生活得越方便越快捷越舒适越好，这是美国消费文化形成时期即已在美国社会扎根的生活标准与价值。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当美国开始形成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时，其他工业化国家也先后形成了同样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而实现这样的生活标准，唯一的途径只能是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开发，同时为生产更多的消费品所产生的工业废弃物与消费所产生的废弃物成百倍的增长，这也就造成了对自然环境极大的（无法自我修复的）破坏，环境污染与破坏终于演变为一个无人能够视而不见的严重问题。
由于环境问题是如此之严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系列保护环境的法律在各个国家先后颁布，一系列防止环境破坏的措施陆续实施，以保护环境为宗旨的社会运动在发达国家兴起，罗马俱乐部发表了标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4月22日被命名为“地球日”，环境保护教育进入学校，专门的环保机构建立起来，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环保，各种节能环保技术被开发出来并形成了新的环保产业，“有限发展”的设想被提出来等等，然而环境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相反，随着消费文化在发达国家继续向更多的领域扩展并向发展中国家扩张，过去存在的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依然存在而且从全球视野观察亦更加严重。尤其是它已经大规模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在第一个“地球日”发布30周年的2000年，对30年来为保护环境而实行“有限增长”的情况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在这30年内，全球石油消费从每天4600万桶增加到7300万桶，而到2010年，进一步增加到8740万桶；天然气消费量从每年1万亿m3增加到每年2.7万亿m3，到2010年则进一步增加到3.2万m3。石油天然气消费量倍增的主要原因是“汽车文化”与“现代厨房文化”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结果。比如，1970年全球汽车保有量为2.5亿辆，中国的汽车保有量还不到100万辆。到2010年，全球汽车保有量达到10.1亿辆，中国的汽车保有量突破一亿辆。40年间，全球汽车保有量增长4倍，中国则增长了100倍。在这40年间，汽车发动机与燃油生产技术得到了根本性改进以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但由于汽车数量的增长速度过快，其改善大气环境的效果就全球而言并不明显。相反，随着汽车消费文化进入到发展中国家，原本存在于发达国家的交通堵塞、尾气污染等环境问题，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被重现、且日益严重；而且，这些环境问题目前根本看不到令人乐观的前景。这是因为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同样由于各种制度的共谋，美国式的汽车消费文化已经被中国社会接受，汽车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是新生活方式的必需品。当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在2010年突破一亿辆时，所有媒体的评论不是中国的环境已经因此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而是中国的汽车保有量何时能够达到两亿辆、三亿辆。因为，即使中国的汽车保有量达到一亿辆，也仍然是13个人才拥有一辆汽车，汽车拥有率仍然仅是美国的1/10。政府政策也在继续支持汽车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而汽车工业与相关学术界人士所思考则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将中国的汽车从年产1800万辆提高到3300万辆。所有这一切恰恰说明汽车消费文化已经在中国从社会到国家的几乎一切领域深深扎根，其结果就是由汽车消费文化所引起的相关环境问题在中国短时间内的突出表现出来。在这里，我们还未将资源消费可持续问题加以考虑。
在对实行“有限增长”三十年进行的同一个调查中的其他数据，进一步说明了，在消费文化影响不断扩张的背景下，保护环境的努力不足以弥补因不断扩张的消费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更不用说促使环境状况好转。调查数据显示：从1970—2000年的三十年间，全球的森林消失了一半，湿地面积缩小了一半，40%的耕地退化。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来改善美国的环境，而且在某些方面也的确取得了成效，但总体而言，美国的环境仍然在继续恶化：从1970年到2000年的三十年间，美国的沿海水域继续遭受各种废弃物的污染，到2000年，美国一半的沿海水域不能捕鱼或者游泳，仅仅在1999年一年，美国就排放了97亿吨的污染物。《联合国世界水资源开发报告》亦明确指出：“地球，这个哺育众多生命，包括60亿人口的星球，正面临水危机。如果我们不能采取正确的行动，这场危机将继续下去，并且会恶化。”[11]水危机的发生是因为人均水资源消费量大大增加（为了更舒适的生活）与各种废弃物对水资源的污染，而这显然与消费文化的扩张有着紧密联系。同时，因为消费文化在全球的扩张，还产生了两个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气候变暖和臭氧层空洞的扩大。当然，全球环境的恶化还不仅仅表现为上述数据，但这些有限的数据已经足以说明：“从1970年开始的全球环保意识增强的时期，也是环境遭到最严重破坏的时期。”[12]也说明，只要消费文化继续扩张自己的领域和领地，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都无法遏制环境的继续恶化。
三、改造现有的消费文化，重建自然与文化的联系
《联合国世界水资源开发报告》在谈到水危机的根本原因时指出：“实际上，这场危机的核心是我们的观念和行为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转变生产与消费的非可持续性发展类型以及保护和管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11]。这个结论可谓把握住了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即消费文化的观念以及体现这个文化核心价值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
如前所述，消费文化将消费主义的生活标准视为神圣，其文化取向是拥有和使用数量、种类不断增长的物品与服务，但是，“在代际之间，奢侈品也变成了必需品，人们对照当年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物质舒适程度，所以每一代人都需要比前人更多的东西才满足”[13]。于是，体面生活的标准，必然无止境的向上移动，而且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已经转变为消费者的人们对物品和服务要求也就越来越多。这种类型的消费必然是地球的自然资源无法承载的，它的扩张必然导致包括水危机在内的环境危机。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消费需要并不是人的自然属性的必然产物，它是多种制度共谋的结果，是由社会定义的。人类面临的全球环境危机，其根源之一就是消费文化的扩张。 明确了这一点，就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如果不改造已经形成了近百年、目前扩张势头迅猛的消费文化，重建自然与文化的联系，环境问题不但不可能解决，而且只会继续恶化。过去四十年的世界历史和过去二十年的中国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重建自然与文化的联系，是建立在生态系统自然观的基础上。生态学方法所提供的系统性思考，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思考。换言之，从人类意识上来看，“只有一个地球”已是当今最大的文化认同、人类认同。这是自然与文化关系的一个基本前提。生态环境，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它们是先于人类存在的自然条件的总和。文化的形成、发展首先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使像亲属关系这样的人类最古老的社会关系，它也是源于人的自然属性（生理属性）的社会关系。如果人在改变自然、承载文化、创新文化时，充分考虑文化与自然的相关性因素，那么，可持续发展的命题中，就包括了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由此形成的文化认同，才不会在改变、利用和开发自然的过程中造成对环境的破坏。因为这样的文化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是共存的、和谐的。其基础是人对自然的敬畏，对自身的理智与限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所谓文明，也是文化与自然间的人类认知与和谐秩序。
文化是人类改变环境的产物，文化也是人类自我反思的工具。重建自然与文化的联系，需要对消费文化的发展，以长足的反思。如果我们对消费文化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渊源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过度的消费文化的泛滥是将人与自然分割开来的思维。尽管其间巨大的GDP的业绩、不断开发、满足了人的需要和欲望，已经被当代中国人所体验、迷恋，但对于为满足不断被开发出来的人的需要和欲望要求什么样的自然条件以及将对自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从来就没有被认真思考过，而且也不可能去充分思考，这是由消费文化的哲学基础决定的。
消费文化来源于工业革命形成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将文化与自然看作是彼此分离的存在。因此，“现代的主流观念主张文化与自然的两分法，人类借此寻求其支配自然的正当性理由”[14]
。而工业革命的文化观又来源于启蒙运动的文化与自然观。“启蒙运动是理性意识形态所采取的文化形式，启蒙这个概念以文化的光明征服自然的‘黑暗’的形式出现。”自然之所以被看作是黑暗的，是因为在启蒙运动看来，“自然是非理性的”。几百年后，一位西方学者在对这种哲学转变进行反思后指出：“我们不仅在文化与自然之间做了区隔，而且还将其看作是文化对自然的胜利，却从未思考这种胜利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15]美国文化地理学家威廉·米尔斯研究了西方社会对自然想象的变化后指出，在中世纪，自然被看作是一本书，体现的是对自然的理解，在文艺复兴时期，自然被看作是按照人的身体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整体观，而在现代，自然被看作是机器，体现的是人控制自然的能力。“从一种隐喻转变为另一种隐喻，反映出社会的需要与志向的变化。”[16]于是，从工业革命开始，支配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彻底改变。到现代消费文化形成，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变为，为了满足人（已经是消费者了）不断膨胀的需要和欲望，人根据自己能够使用的方式建构自然。因此，消费文化是一种隔断了人与自然联系的文化，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消费文化是一种逆自然的，通过更多消耗、攫取自然来满足人的需要和欲望的文化。而这些需要和欲望，有许多并非来自人的天性，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当这样一种文化在人的内心扎根，要想真正解决环境问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生态与环境主义者的队伍在过去40年中，并没有显著扩大，以环境和生态保护为宗旨的绿党，从来就没有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独立获得过执政地位。发达国家民众的所谓环保意识也仅仅体现为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等等，其对各种新奇物品和服务的消费并没有减少，即使地球之友组织经严密的研究后指出，如果要做到资源消费的可持续性，那么在2010年，荷兰人（即发达国家的人们）每天乘小汽车出行仅限于2.5km。不要说发达国家，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有车一族每天的出车的里程也远远超过这个限度。所以，要预期、防范未来的文化风险、生态风险，必须转变消费类型，改造仍然在继续扩张的消费文化。
消费文化的思想根源是人的自然观的变化。如果不转变对于人与自然和文化与环境关系的既有认识，要改造消费文化，就缺乏必要的思想前提。要想改造现有的消费文化，人类需要确立新的自然观，重建自然与文化的联系。目前一些学者提出的生态系统的自然观已经重新定义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按照生态系统的自然观，“人类与非人类的存在都是全球系统中相互依赖的因素，这些因素相互联系并发挥着共同的作用：以和谐的状态维持系统的均衡。自然本身并不给予动物圈和植物圈以任何价值，它的目标是保护系统的和谐”[17]。 生态系统自然观提出的，不是通过保护动物和植物免于人类活动之害来拯救自然界，而是提出了人类如何以新的存在方式来形成一种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这样的自然观无疑为改造现有的消费文化，重建自然与文化的联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可供替代的选择方案。
事实上，基于生态系统的自然观提出已经有许多年了，却仍然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美国消费文化的模式，变成了全球化下的世界模式，并且在中国似乎成“有过之无不及”之势。其一景象就是全球旅游胜地的各大免税店里，中国消费者蜂拥而至、狂潮般的购物。另一景象便是中国大中城市的交通拥堵，忍受污染及污染的转移与扩展，成为普遍现象。以至于当下的中国人真正地体验到——去国家五A级旅游景区、去西部边陲，才能看到看碧水蓝天。其文化与生态之链的失衡，到处可见。
其原因在于我们已深陷于消费主义的发展观、价值观，并且我们现在的观念上还没有发生任何有利于环境的根本变化。按照生态系统自然观的认识，“环境问题并不是人类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当然，这并不否认后一种可能性的存在，环境问题涉及的，不是人类发展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所产生的限制性条件，而是社会与自然共同演进的替代方式”[18]。 只有这样的认识，才真正透过发展方式的现象，把握住了环境的本质。而目前所有围绕发展方式对环境问题展开的讨论，仍未将自然与人的关系、文化与环境的关系放在关键的位置。所以，这些讨论及其提出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案，仍然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在当今，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前提，是消费方式的转变。没有消费方式的转变，发展方式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转变。发达国家如今的一些所谓的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于解决全球环境危机而言，并不是真正的发展方式的转变，它只不过是利用自己的经济技术优势和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的愿望，将对环境的破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将环境问题引向全球。生态系统的自然观所倡导的发展方式的转变，所要求的是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共同演进。以此为基础，才能够重建文化与自然的联系，并改造现有的消费文化，如此，环境问题才能够真正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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