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学研究大师罗香林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客家研究导论》中指出，客家民系自东晋开始从北向南不断迁徙，终于在宋代汇聚于闽粤赣交界山区而形成。因此可以说，客家人的迁徙就是一部漫长的文化诗卷。
　　自明代开始，由于闽粤赣地区人口膨胀，客家人开始有规模地向外迁徙，并一改以前单一的由北向南迁徙模式，呈放射状向四周扩散，其中以向西跋山涉水进入四川，向东渡海进入台湾，甚至漂洋过海向境外发展最为凸显。
　　客家人在迁入地与其他族群交流互动，渐渐融入当地文化，而这种融合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婚姻来实现。清代台湾曾流传着“有唐山公，无唐山妈”的说法，揭示的正是包括客家人在内的大陆移民与当地人通婚的事实。古时，大陆被称为“唐山”，从大陆到台湾叫做“唐山过台湾”。清朝前期对台湾的移民政策较为保守，只准大陆单身男性移民到台湾，而当时台湾土著社会又流行男子入赘女家的婚姻模式，因此，从大陆移民过来的男性便把婚配对象转向台湾土著女性，所以便有了“有唐山公，无唐山妈”的现象。正是在通婚过程中，移民与当地人在语言、生活习俗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文化交融。
　　与此同时，千里迢迢迁入四川的客家人，也与当时各地移民族群发生通婚现象。笔者在成都龙泉区附近的刘家沟调查时发现，这里既有湖广移民后裔，又有“土广东人”（湖广人对客家人的称谓）。笔者还从当地老人口中了解到一些有趣的故事，如说曾有一名客家男子偷学湖广话，勾引湖广姑娘，结果遭到湖广人的反对，双方发生了矛盾，于是客家人遂发誓“只说客家话”。这个故事将语言与情感、融合与冲突糅合在一起，显示出不同族群之间真实的文化交流。但男女通婚，需要双方有一定的语言交流和基本的心理认同感，因此客家人通过婚姻，在迁入地不断调适自己的心态，并渐渐融入当地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婚姻关系不仅把不同地区的人联系在了一起，也从根本上消除了不同移民之间的心理隔阂。
　　客家人在不断迁徙过程中建构自己的文化，但无论如何，他们在迁入地与不同族群相互交流、彼此认同对方文化的同时，也从未放弃原乡文化。客家移民在迁入地较长时间都保持和沿用自己的风俗习惯，特别是方言的代代传承，即是最好的例证。
　　另一方面，客家人在迁徙后，几乎都与祖籍地保持着联系。早期台湾的客家移民大多属“侯鸟式”迁移，因为单身男性移民的家眷大多留在祖籍地，故他们与祖籍地的联系也相当密切，对祖籍地的情感认同也十分强烈。迁入四川的客家人也如此，尽管大多数人在进入四川时就已做好扎根四川的心理准备，但他们迁川后，仍然把祖籍地视为心灵的归宿。
　　客家人在迁入地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后，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好转，他们开始按原乡构建家族组织，其中对族谱的编纂再次凸显客家人对祖籍地的认同。在明代以来纂修的族谱中，客家人都将祖先追溯到中原。清代迁徙台湾与四川的客家人在构建宗族时也基本上以原籍为蓝本，他们通过各种途径与祖籍地沟通，甚至在新修族谱时还冠以原籍名称，如四川泸州的《广东五华徐氏族谱》，编纂者还专门派人回五华寻根对谱。而祭祖则是客家人寻求精神归宿的最好方式。客家人在台湾多以唐山祖为奉祀对象，在四川则多祭拜入川的一世祖先，但也多把原籍祖先放置祠堂一同祭拜。
　　客家移民在迁入地也有着统一的组织管理。一般而言，移民社会早期多通过地缘组织管理和约束移民，当移民人口不断增加，血缘组织也随之建立，并与地缘组织共同发挥管理职能。随着家族组织的建立与完善，客家人从心理上对迁入地的认同感也更加明晰，移民社会也逐渐过渡到定居社会。
　　总之，客家人在不断迁徙的历史过程中与迁入地的其他族群不断交流互动，最终形成的客家文化已不是纯粹的中原文化，其中添加了许多迁入地的文化元素。这说明历史上的客家人始终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在迁徙中不断吸收其他外来文化元素，最终创造了灿烂的客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