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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郁昭，1926年生，山东文登人。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安徽工作，1970年起任全椒县革委会主任，县委副书记、书记；1975年起任滁县地区革委会主任，地委副书记、书记；1982年起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安徽省省长，为安徽新时期农村改革作出了突出贡献。
为了使老百姓吃饱饭，
探索农村发展新路子
历史上凤阳灾荒不断，凤阳花鼓传遍大江南北，成为贫穷讨饭的象征。“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王郁昭在滁县地区上任时，凤阳仍然存在逃荒要饭的现象。对他来说，帮助农民解决温饱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
黄伟（以下简称黄）：您曾经多年在大学从事教育和领导工作，什么契机使得您离开了教育界从政了呢？
王郁昭（以下简称王）：说来话长。“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受到迫害，被打成“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关进“牛棚”，受到批斗。1969年被“解放”，全家下放利辛县农村劳动，与当地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天，军宣队负责人与我同行，一路上遇到不少人，无论男女老少，乡亲们都亲切地喊我“大老王”、“咱们的大老王”。 军宣队负责人问道：“老王，他们怎么对你这么好啊？”我诙谐地说：“因为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嘛！”
1970年中共安徽省委重新启用我，派我到滁县地区全椒县当了一名县官——县革委会主任。离开教育界，专门从事行政工作，我决心脚踏实地，在全椒干出成绩来。然而，社会舆论议论纷纷：县里“来了个文人，不懂农业，能把全椒搞上去吗” ？1973年，组织上任命我为县委书记。我们新一届县领导班子刚刚走马上任，就遭到了造反派连续数次的围攻，最严重的一次围攻竟通宵达旦。拂晓时分，众人皆昏昏欲睡，造反派一不留神，革委会副主任蔡筱波手持扫帚扬起地面的尘土，口唱当时流行的毛主席诗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顿时，室内灰尘飞扬，大家一哄而散，结束了这场无谓的闹剧。就在我工作上遇到困难时，时任安徽省革委会副主任的杨效椿来到全椒，嘱咐我：“要注意学习农业，一定要把农业搞上去，使老百姓吃饱饭。”他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十分感激地当即表态：“我曾在安徽省科委任职，抓过农业科技工作，参加过农村整风整社和‘四清’运动，下放到农村当过农民，对人民公社存在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干活‘大呼隆’等问题有所思考，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黄：请您谈谈 “大包干”的起因，当时农民的生活是什么状况？
王：那时，滁县地区农村年人均口粮只有500斤左右，集体分配人均只有70元左右，农民生活贫困。从60年代初开始，每到冬春，全地区特别是凤阳县总有大批农民扶老携幼逃荒要饭。其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上瞎指挥、干活大呼隆；分配上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
黄：滁县地区的“大包干”是什么时间开始的？当时的政策允许吗？
王：1975年后，中共安徽省委安排我出任滁县地区革委会主任，地委副书记、书记。为了解决农村和农民生活存在的实际问题，滁县地委在农村着重推行了“一组四定（即划分作业组，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定工分），分组作业，实行小段包工”的办法，认真贯彻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尽量使社员能够多分配一点，支持社员种好自留地、搞好家庭副业。这些措施有利于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可以看作“大包干”的前奏。
黄：1977年上半年，您组织300多名干部，深入到400多个生产队开展调查研究，向省委写了一份《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这份报告促使安徽省委出台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的决定》（即省委《六条》）。您能把当时的情况说一下吗？
王：事情没有这样简单。1977年5月，滁县地委在定远县召开这次大调查的汇报会时，我请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到会讲话。他说：落实什么政策，完全没有必要，大干快上就是政策。他对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持反对态度。
黄：那么，后来事情发生了怎样的转机呢？
王：1977年6月，中央改组了中共安徽省委的班子，派万里同志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我们地委把这份报告正式上报了省委。7月份，万里看到这份报告后，立即批转给各地、市委，指出：“滁县地区组织力量深入群众，对农村经济政策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好的开端。这个问题很值得引起各地重视。报告所提的意见，可供各地参考。”这是万里到安徽后批转的第一个报告。此后省委还在滁县地委召开了落实农村政策的座谈会，省委负责同志又亲自到农村调查，在报告的基础上，形成了省委《六条》。其主要内容是：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情况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允许和鼓励社员自主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这些规定冲破了许多“禁区”，是政策上的拨乱反正。省委《六条》公布以后，在全省引起了较大的震动，受到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1978年2月3日的《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重要文章，进行了专门报道，从此中国农村改革的钟声敲响了。
黄：1978年安徽遭受到历史罕见的特大旱灾，八九个月没有下过透雨，粮食大减产，农民生产、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您是怎样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王：当时，农民愁思百结，干部焦虑万分。9月，滁县地委召开全区四级干部会议，布置生产自救和秋耕秋种。这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已经进行了几个月，随着省委《六条》的贯彻，农村“左”的错误已经开始进行纠正，干部群众的思想正在活跃起来，皖东发起了对旧经济体制的冲击。
黄：是不是在思想解放的前提下，滁县地委探索出了新的发展路子？
王：农村新的发展道路是我们的农村干部和群众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来的，地委只是做了应该做的工作。在地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分组讨论中，许多公社干部提出我们的农业长期上不去，究竟是什么原因？一个公社上不去，两个公社上不去，为什么全区242个公社都上不去，难道我们都是笨蛋吗？地委要求大家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在这种情况下，来安县和天长县的一些公社书记把他们称之为“秘密武器”的三个典型介绍出来：第一个是来安县烟陈公社杨渡大队魏郢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是天长县新街公社棉花包产到户；第三个典型是来安县广大公社制定的基层干部岗位责任制, 年终时按全年粮、油、棉、猪、禽、蛋等生产指标完成的实绩进行奖罚。这些办法在当时尚属“禁区”, 被称为“秘密武器”, 只能暗中实行，但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大旱之年全面增产。
11月，我到了合肥，万里约我去谈谈农村的情况，我把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抗旱救灾的情况，以及三个“秘密武器”发挥的作用作了详细汇报。万里听后非常重视, 要我对“三个典型”进行详细调查并向省委写出书面报告。
万里看了滁县地委三个调查报告后, 随即通知地委可以进行试点。为此, 滁县地委发了96 号文件, 将三个调查报告印发全区,要求各县进行试点。文件下达后,各县纷纷要求扩大试点范围, 许多社队争当试点。到1979 年3 月底, 滁县地区实行包产到组、 大包干到组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68.3%。
呼吁为“大包干”上户口
改革伊始，坚冰还未打破，分田单干、包产到户都是政策所不允许的。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一张“生死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并按传统方式摁下了鲜红的手印。小岗村“大包干”一举成功。可是，当时中央和地方的政策都没有规定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法性，禀性率真的王郁昭为争取上级支持和政策的许可，形象地呼吁为“大包干”上户口！
黄：您说的这三个典型中没有提到小岗村，请您谈谈小岗村为什么会闻名全国？
王：1979 年, 随着包产到组的发展, 一部分生产队也在暗中搞了包产到户。这其中, 凤阳县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以严宏昌为首摁下18个鲜红的手印，首创了“大包干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到户”是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新生事物, 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由此奏响了中国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突破的华美乐章。上个世纪50 年代就出现过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在分配过程中往往出现“一平二调”和干部中存在某些不正之风等现象, 群众很不放心, 实际上农民对产品没有支配权。而“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则不同, 农户承包集体的土地后, 由生产队同农户签订合同, 农户按合同上缴国家的征购任务, 交足集体的提留, 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奖赔就在其中了。用农民的话来说,“大包干、大包干, 直来直去不拐弯, 完成国家的, 交足集体的, 剩多剩少全都是自己的”。“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农村土地的两权分离, 土地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 而农民通过承包则取得了对土地的使用权, 即经营权。这种方法既能保证国家的税收、征购和集体提留任务的完成, 又使农民取得了生产自主权和产品支配权, 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大包干”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很快普及开来的关键所在, 也是人们所说的“凤阳之路”的核心。
当年，我特地组织县委书记和地区各部委科局以上干部到小岗生产队，开了个不讲话的现场会，从西到东挨家挨户看，看群众家的粮囤子，同群众交谈，大家受到很大的震动。1979年的实验结果是，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有12户粮食超过万斤，油料产量超过合作化以来20年的总和，社员收入比上年增长6倍。23年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和油料，分别超额6倍和80倍。地委对小岗生产队的做法进行调查和剖析, 对“大包干到户”给予肯定，当时曾批准他们继续试验，再干3 年。
黄：我们注意到2007年9月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了《为大包干报户口的人——王郁昭》，这部书书名很特别，“报户口”的意思何在？
王：在1980 年初省委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 我做了题为《顺应民心, 积极引导》的发言, 并要求给“大包干”报个户口,承认它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我认为劳动者的积极性高与低, 是检验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标志,实践证明“大包干到户”责任制就是让农民穿上了“合脚鞋”, 因而中国的农业才能跨大步。万里在会议总结时坚决支持我的意见，他指出：“‘双包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 问题是已经有了, 孩子已经生下来了, 她妈妈挺高兴, 哎呀, 可解决大问题了, 你不给她报户口, 行吗? 那天王郁昭同志说了, 孩子挺好的, 给报个户口吧, 承认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那根本不是资本主义, ‘双包到户’不等于单干, 单干不等于资本主义, 没有什么可怕的。”省委终于同意给“大包干”报上了户口。但是这个户口还是地方户口, 只能在安徽省通行。
只要对得起党, 对得起老百姓，
就问心无愧！
自古以来，改革都遇到过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阻力，滁县地区的“大包干”遇到了哪些困难和阻力，当事人王郁昭最为清楚。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他执著地表示只要对得起党, 对得起老百姓，就问心无愧！即使丢掉“乌纱帽”也无怨无悔，展现了一位改革家无所畏惧的胆略和气魄。
黄：看来滁县地区的改革比较顺利，是这样吗？
王：任何改革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双包到组”（包产到组、包干到组）责任制的推行伴随着激烈的争论。1979年3月1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围绕联产计酬，对包产到组、到户问题争论十分激烈，对安徽包产到组形成了围攻之势。反对者认为这种责任制不符合“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原则。
更为严重的是，1979 年3 月15 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甘肃省张浩写的一封读者来信, 标题是《“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应当稳定》。来信认为，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 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 是脱离群众的, 是不得人心的……报纸加了编者按, 提出要“坚决纠正”。这对“双包到组”后正在忙春耕的皖东农民来说, 无疑是泼了一瓢冷水。一些对“阶级斗争”心有余悸的同志, 认为编者按有“来头”, 惶恐不安。针对干部群众思想上出现的波动, 地委及时向各县发出电话通知, 明确指出：“当前正值春耕春播大忙季节, 各种形式责任制一律稳定下来, 不要变来变去, 延误农时。”“各种形式责任制是地委同意试验的, 如果错了, 完全由地委负责。”各县县委态度坚决，凤阳县委书记表示：我们是王小二盖猪圈，决心门朝南，坚决不改变。嘉山县委书记表示：“春耕已经开始，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动摇。”这时，万里来到滁县地区视察工作，他说：“作为报纸, 发表各种不同意见都是可以的, 别人写读者来信, 你们也可以写读者来信。”“这好比公共汽车一样, 你可以买票上车, 我也可以买票上车。”“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靠实践来检验, 决不能读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 就打退堂鼓。”“产量上不去, 农民秋后饿肚子, 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报社? 报社是不会管饭的。”他还说: “你们地委做得对, 及时发通知, 已经实行的各种责任制一律不动, 只要今年大丰收, 增了产, 社会财富多了, 群众生活改善了, 你们的办法明年可以干, 后年还可以干, 可以一直干下去。”张浩来信引起的这场风波被平息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980年1月11日—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会议，当安徽代表在会议上作了《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的发言后，再一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单干，与社会主义沾不上边，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如果不制止，社会主义阵地就丢了，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次会议由于是部门召开的，安徽省委没有传达贯彻，对安徽的农村改革没有发生影响。
黄：据说，万里离开安徽之后，争论更加激烈了，是这样吗？
王：1980 年春, 万里离开安徽调中央工作。风云突变, 围绕“大包干到户”的争论在全省乃至全国迅速展开。从1980 年上半年开始, 安徽省委新的领导人，一反常态，反对联产承包制，马不停蹄地连续召开了蚌埠、芜湖、巢湖会议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在这些会上，“双包到户”被扣上了“经济主义”、“机会主义”、“工团主义”等大帽子，特别是反对大包干到户, 说它是“两包一脚踢”，不是集体经济的统一分配。在上述三次会议的影响下,全省农村改革的形势急转直下，政治空气骤然变冷, 搞得人心惶惶, 有的县急急忙忙下禁令不许搞包产到户, 搞了的要限期收回。这时, 只有滁县地区坚持不动，实际上成了一个“孤岛”, 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就在这关键时刻, 在巢湖会议上, 省委领导给我看了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内部谈话。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支持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他说:“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 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 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 也是一年翻身, 改变面貌。”这个谈话, 在我国农业面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 拨开了迷雾, 指明了方向。我振奋不已，回到地委后, 迅速向各县委书记作了传达。在小平同志谈话精神指引下, 滁县地区的大包干责任制, 迅猛发展, 继续破浪前进!
黄：小平同志讲话之后是不是没有争论了呢？
王：虽然小平同志的谈话满腔热情地支持了双包到户, 但争论并未结束。1980 年8 月在省委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除滁县地区、六安地区外, 会议基本上是“一边倒”, 形成了对“双包到户”的围攻之势。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得不站出来讲话。我首先强调: “双包到户”关键是一个“包”字, 它可以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劳动者积极性高与低, 是检验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根本标志；“双包到户”不是单干, 是集体经济在管理体制上的新突破。接着我列举了来安、定远、凤阳等县实地调查的数字说明, 增产最高的是“双包到户”, 次之是“双包到组”，平产或减产的是坚持“大锅饭”的生产队。结论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我恳切要求, 由于滁县地区“双包到户”的面很大, 而且还在发展, 实践证明是能够增产的, 希望能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 继续完善提高。如果上级领导不同意, 那就请上级正式发个文件, 进行纠正, 我作为共产党员、作为下级，服从就是了。不要像现在这样, 今天这里批,明天那里批, 施加压力, 搞得人心惶惶, 整天提心吊胆。我已准备被撤职, 但问心无愧,对得起党, 对得起老百姓。当时会场气氛紧张, 意见分歧很大, 最后省委书记顾卓新建议把小平同志当时尚未公开发表的那篇谈话念了一遍, 作为会议的总结。
黄：如此看来，对于“大包干”的争论还是十分激烈的。究竟是什么时候结束了争论呢？
王：1980 年9 月27 日, 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接着又连续五年发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 正式给“双包到户”报上了户口, 明确“双包到户”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一种生产责任制。由此, “双包到户”迅速在全国普及开来, 到1983 年全国“大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到了98% 以上,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我国农村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1993 年3 月, 全国人大正式通过决议, 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载入我国宪法。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突破的，确实是来之不易的。（责任编辑 汪文庆）
为了使老百姓吃饱饭，
探索农村发展新路子
历史上凤阳灾荒不断，凤阳花鼓传遍大江南北，成为贫穷讨饭的象征。“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王郁昭在滁县地区上任时，凤阳仍然存在逃荒要饭的现象。对他来说，帮助农民解决温饱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
黄伟（以下简称黄）：您曾经多年在大学从事教育和领导工作，什么契机使得您离开了教育界从政了呢？
王郁昭（以下简称王）：说来话长。“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受到迫害，被打成“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关进“牛棚”，受到批斗。1969年被“解放”，全家下放利辛县农村劳动，与当地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天，军宣队负责人与我同行，一路上遇到不少人，无论男女老少，乡亲们都亲切地喊我“大老王”、“咱们的大老王”。 军宣队负责人问道：“老王，他们怎么对你这么好啊？”我诙谐地说：“因为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嘛！”
1970年中共安徽省委重新启用我，派我到滁县地区全椒县当了一名县官——县革委会主任。离开教育界，专门从事行政工作，我决心脚踏实地，在全椒干出成绩来。然而，社会舆论议论纷纷：县里“来了个文人，不懂农业，能把全椒搞上去吗” ？1973年，组织上任命我为县委书记。我们新一届县领导班子刚刚走马上任，就遭到了造反派连续数次的围攻，最严重的一次围攻竟通宵达旦。拂晓时分，众人皆昏昏欲睡，造反派一不留神，革委会副主任蔡筱波手持扫帚扬起地面的尘土，口唱当时流行的毛主席诗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顿时，室内灰尘飞扬，大家一哄而散，结束了这场无谓的闹剧。就在我工作上遇到困难时，时任安徽省革委会副主任的杨效椿来到全椒，嘱咐我：“要注意学习农业，一定要把农业搞上去，使老百姓吃饱饭。”他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十分感激地当即表态：“我曾在安徽省科委任职，抓过农业科技工作，参加过农村整风整社和‘四清’运动，下放到农村当过农民，对人民公社存在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干活‘大呼隆’等问题有所思考，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黄：请您谈谈 “大包干”的起因，当时农民的生活是什么状况？
王：那时，滁县地区农村年人均口粮只有500斤左右，集体分配人均只有70元左右，农民生活贫困。从60年代初开始，每到冬春，全地区特别是凤阳县总有大批农民扶老携幼逃荒要饭。其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上瞎指挥、干活大呼隆；分配上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
黄：滁县地区的“大包干”是什么时间开始的？当时的政策允许吗？
王：1975年后，中共安徽省委安排我出任滁县地区革委会主任，地委副书记、书记。为了解决农村和农民生活存在的实际问题，滁县地委在农村着重推行了“一组四定（即划分作业组，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定工分），分组作业，实行小段包工”的办法，认真贯彻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尽量使社员能够多分配一点，支持社员种好自留地、搞好家庭副业。这些措施有利于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可以看作“大包干”的前奏。
黄：1977年上半年，您组织300多名干部，深入到400多个生产队开展调查研究，向省委写了一份《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这份报告促使安徽省委出台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的决定》（即省委《六条》）。您能把当时的情况说一下吗？
王：事情没有这样简单。1977年5月，滁县地委在定远县召开这次大调查的汇报会时，我请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到会讲话。他说：落实什么政策，完全没有必要，大干快上就是政策。他对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持反对态度。
黄：那么，后来事情发生了怎样的转机呢？
王：1977年6月，中央改组了中共安徽省委的班子，派万里同志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我们地委把这份报告正式上报了省委。7月份，万里看到这份报告后，立即批转给各地、市委，指出：“滁县地区组织力量深入群众，对农村经济政策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好的开端。这个问题很值得引起各地重视。报告所提的意见，可供各地参考。”这是万里到安徽后批转的第一个报告。此后省委还在滁县地委召开了落实农村政策的座谈会，省委负责同志又亲自到农村调查，在报告的基础上，形成了省委《六条》。其主要内容是：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情况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允许和鼓励社员自主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这些规定冲破了许多“禁区”，是政策上的拨乱反正。省委《六条》公布以后，在全省引起了较大的震动，受到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1978年2月3日的《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重要文章，进行了专门报道，从此中国农村改革的钟声敲响了。
黄：1978年安徽遭受到历史罕见的特大旱灾，八九个月没有下过透雨，粮食大减产，农民生产、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您是怎样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王：当时，农民愁思百结，干部焦虑万分。9月，滁县地委召开全区四级干部会议，布置生产自救和秋耕秋种。这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已经进行了几个月，随着省委《六条》的贯彻，农村“左”的错误已经开始进行纠正，干部群众的思想正在活跃起来，皖东发起了对旧经济体制的冲击。
黄：是不是在思想解放的前提下，滁县地委探索出了新的发展路子？
王：农村新的发展道路是我们的农村干部和群众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来的，地委只是做了应该做的工作。在地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分组讨论中，许多公社干部提出我们的农业长期上不去，究竟是什么原因？一个公社上不去，两个公社上不去，为什么全区242个公社都上不去，难道我们都是笨蛋吗？地委要求大家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在这种情况下，来安县和天长县的一些公社书记把他们称之为“秘密武器”的三个典型介绍出来：第一个是来安县烟陈公社杨渡大队魏郢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是天长县新街公社棉花包产到户；第三个典型是来安县广大公社制定的基层干部岗位责任制, 年终时按全年粮、油、棉、猪、禽、蛋等生产指标完成的实绩进行奖罚。这些办法在当时尚属“禁区”, 被称为“秘密武器”, 只能暗中实行，但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大旱之年全面增产。
11月，我到了合肥，万里约我去谈谈农村的情况，我把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抗旱救灾的情况，以及三个“秘密武器”发挥的作用作了详细汇报。万里听后非常重视, 要我对“三个典型”进行详细调查并向省委写出书面报告。
万里看了滁县地委三个调查报告后, 随即通知地委可以进行试点。为此, 滁县地委发了96 号文件, 将三个调查报告印发全区,要求各县进行试点。文件下达后,各县纷纷要求扩大试点范围, 许多社队争当试点。到1979 年3 月底, 滁县地区实行包产到组、 大包干到组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68.3%。
呼吁为“大包干”上户口
改革伊始，坚冰还未打破，分田单干、包产到户都是政策所不允许的。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一张“生死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并按传统方式摁下了鲜红的手印。小岗村“大包干”一举成功。可是，当时中央和地方的政策都没有规定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法性，禀性率真的王郁昭为争取上级支持和政策的许可，形象地呼吁为“大包干”上户口！
黄：您说的这三个典型中没有提到小岗村，请您谈谈小岗村为什么会闻名全国？
王：1979 年, 随着包产到组的发展, 一部分生产队也在暗中搞了包产到户。这其中, 凤阳县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以严宏昌为首摁下18个鲜红的手印，首创了“大包干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到户”是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新生事物, 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由此奏响了中国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突破的华美乐章。上个世纪50 年代就出现过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在分配过程中往往出现“一平二调”和干部中存在某些不正之风等现象, 群众很不放心, 实际上农民对产品没有支配权。而“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则不同, 农户承包集体的土地后, 由生产队同农户签订合同, 农户按合同上缴国家的征购任务, 交足集体的提留, 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奖赔就在其中了。用农民的话来说,“大包干、大包干, 直来直去不拐弯, 完成国家的, 交足集体的, 剩多剩少全都是自己的”。“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农村土地的两权分离, 土地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 而农民通过承包则取得了对土地的使用权, 即经营权。这种方法既能保证国家的税收、征购和集体提留任务的完成, 又使农民取得了生产自主权和产品支配权, 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大包干”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很快普及开来的关键所在, 也是人们所说的“凤阳之路”的核心。
当年，我特地组织县委书记和地区各部委科局以上干部到小岗生产队，开了个不讲话的现场会，从西到东挨家挨户看，看群众家的粮囤子，同群众交谈，大家受到很大的震动。1979年的实验结果是，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有12户粮食超过万斤，油料产量超过合作化以来20年的总和，社员收入比上年增长6倍。23年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和油料，分别超额6倍和80倍。地委对小岗生产队的做法进行调查和剖析, 对“大包干到户”给予肯定，当时曾批准他们继续试验，再干3 年。
黄：我们注意到2007年9月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了《为大包干报户口的人——王郁昭》，这部书书名很特别，“报户口”的意思何在？
王：在1980 年初省委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 我做了题为《顺应民心, 积极引导》的发言, 并要求给“大包干”报个户口,承认它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我认为劳动者的积极性高与低, 是检验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标志,实践证明“大包干到户”责任制就是让农民穿上了“合脚鞋”, 因而中国的农业才能跨大步。万里在会议总结时坚决支持我的意见，他指出：“‘双包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 问题是已经有了, 孩子已经生下来了, 她妈妈挺高兴, 哎呀, 可解决大问题了, 你不给她报户口, 行吗? 那天王郁昭同志说了, 孩子挺好的, 给报个户口吧, 承认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那根本不是资本主义, ‘双包到户’不等于单干, 单干不等于资本主义, 没有什么可怕的。”省委终于同意给“大包干”报上了户口。但是这个户口还是地方户口, 只能在安徽省通行。
只要对得起党, 对得起老百姓，
就问心无愧！
自古以来，改革都遇到过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阻力，滁县地区的“大包干”遇到了哪些困难和阻力，当事人王郁昭最为清楚。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他执著地表示只要对得起党, 对得起老百姓，就问心无愧！即使丢掉“乌纱帽”也无怨无悔，展现了一位改革家无所畏惧的胆略和气魄。
黄：看来滁县地区的改革比较顺利，是这样吗？
王：任何改革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双包到组”（包产到组、包干到组）责任制的推行伴随着激烈的争论。1979年3月1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围绕联产计酬，对包产到组、到户问题争论十分激烈，对安徽包产到组形成了围攻之势。反对者认为这种责任制不符合“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原则。
更为严重的是，1979 年3 月15 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甘肃省张浩写的一封读者来信, 标题是《“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应当稳定》。来信认为，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 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 是脱离群众的, 是不得人心的……报纸加了编者按, 提出要“坚决纠正”。这对“双包到组”后正在忙春耕的皖东农民来说, 无疑是泼了一瓢冷水。一些对“阶级斗争”心有余悸的同志, 认为编者按有“来头”, 惶恐不安。针对干部群众思想上出现的波动, 地委及时向各县发出电话通知, 明确指出：“当前正值春耕春播大忙季节, 各种形式责任制一律稳定下来, 不要变来变去, 延误农时。”“各种形式责任制是地委同意试验的, 如果错了, 完全由地委负责。”各县县委态度坚决，凤阳县委书记表示：我们是王小二盖猪圈，决心门朝南，坚决不改变。嘉山县委书记表示：“春耕已经开始，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动摇。”这时，万里来到滁县地区视察工作，他说：“作为报纸, 发表各种不同意见都是可以的, 别人写读者来信, 你们也可以写读者来信。”“这好比公共汽车一样, 你可以买票上车, 我也可以买票上车。”“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靠实践来检验, 决不能读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 就打退堂鼓。”“产量上不去, 农民秋后饿肚子, 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报社? 报社是不会管饭的。”他还说: “你们地委做得对, 及时发通知, 已经实行的各种责任制一律不动, 只要今年大丰收, 增了产, 社会财富多了, 群众生活改善了, 你们的办法明年可以干, 后年还可以干, 可以一直干下去。”张浩来信引起的这场风波被平息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980年1月11日—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会议，当安徽代表在会议上作了《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的发言后，再一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单干，与社会主义沾不上边，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如果不制止，社会主义阵地就丢了，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次会议由于是部门召开的，安徽省委没有传达贯彻，对安徽的农村改革没有发生影响。
黄：据说，万里离开安徽之后，争论更加激烈了，是这样吗？
王：1980 年春, 万里离开安徽调中央工作。风云突变, 围绕“大包干到户”的争论在全省乃至全国迅速展开。从1980 年上半年开始, 安徽省委新的领导人，一反常态，反对联产承包制，马不停蹄地连续召开了蚌埠、芜湖、巢湖会议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在这些会上，“双包到户”被扣上了“经济主义”、“机会主义”、“工团主义”等大帽子，特别是反对大包干到户, 说它是“两包一脚踢”，不是集体经济的统一分配。在上述三次会议的影响下,全省农村改革的形势急转直下，政治空气骤然变冷, 搞得人心惶惶, 有的县急急忙忙下禁令不许搞包产到户, 搞了的要限期收回。这时, 只有滁县地区坚持不动，实际上成了一个“孤岛”, 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就在这关键时刻, 在巢湖会议上, 省委领导给我看了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内部谈话。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支持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他说:“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 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 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 也是一年翻身, 改变面貌。”这个谈话, 在我国农业面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 拨开了迷雾, 指明了方向。我振奋不已，回到地委后, 迅速向各县委书记作了传达。在小平同志谈话精神指引下, 滁县地区的大包干责任制, 迅猛发展, 继续破浪前进!
黄：小平同志讲话之后是不是没有争论了呢？
王：虽然小平同志的谈话满腔热情地支持了双包到户, 但争论并未结束。1980 年8 月在省委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除滁县地区、六安地区外, 会议基本上是“一边倒”, 形成了对“双包到户”的围攻之势。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得不站出来讲话。我首先强调: “双包到户”关键是一个“包”字, 它可以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劳动者积极性高与低, 是检验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根本标志；“双包到户”不是单干, 是集体经济在管理体制上的新突破。接着我列举了来安、定远、凤阳等县实地调查的数字说明, 增产最高的是“双包到户”, 次之是“双包到组”，平产或减产的是坚持“大锅饭”的生产队。结论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我恳切要求, 由于滁县地区“双包到户”的面很大, 而且还在发展, 实践证明是能够增产的, 希望能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 继续完善提高。如果上级领导不同意, 那就请上级正式发个文件, 进行纠正, 我作为共产党员、作为下级，服从就是了。不要像现在这样, 今天这里批,明天那里批, 施加压力, 搞得人心惶惶, 整天提心吊胆。我已准备被撤职, 但问心无愧,对得起党, 对得起老百姓。当时会场气氛紧张, 意见分歧很大, 最后省委书记顾卓新建议把小平同志当时尚未公开发表的那篇谈话念了一遍, 作为会议的总结。
黄：如此看来，对于“大包干”的争论还是十分激烈的。究竟是什么时候结束了争论呢？
王：1980 年9 月27 日, 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接着又连续五年发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 正式给“双包到户”报上了户口, 明确“双包到户”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一种生产责任制。由此, “双包到户”迅速在全国普及开来, 到1983 年全国“大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到了98% 以上,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我国农村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1993 年3 月, 全国人大正式通过决议, 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载入我国宪法。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突破的，确实是来之不易的。（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