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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医师职业精神伴随着社会经济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向前推进并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它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和道德文化水平的影响，因此它的建设是长期、艰巨和反复的，需要抱以平和的心态和包容的胸怀去对待，任何突击建设甚至急功近利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关键词 医师职业精神 思考 发展建设
医师职业精神（medicalprofessionalism）是我国学者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且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一个专用名词，具有群体性、系统性和历史性的特征。它是由美国内科学基金、ACP基金和欧洲内科医学联盟共同发起和倡议的，包涵三项基本原则（患者利益放在首位、患者自主及社会公平）和十条职业责任，宣传医师职业精神根本的、普遍的原则和价值。到目前为止，已有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在内的36个国家和地区的120个国际医学组织认可和签署了该宣言。
2005年，我国医师协会正式加入推行医师职业精神活动，各级医疗卫生部门，尤其是各类医院针对重塑医师职业精神开展了一些教育实践活动。但事实上，在医疗系统近乎全民运动的努力尝试下，医师职业精神建设成果并不明显。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当前我们对医师职业精神建设问题的认识是否客观？我们的措施方法是否恰当合理？职业精神教育实践中还存在哪些偏差？
我们认为：医师职业精神是渐进式、螺旋式地上升与发展的，即便有反复，但总体上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向前推进并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医师职业精神建设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和道德文化水平的影响。
1 医师职业精神建设是时代发展的需求
我国传统医师职业道德体系伴随着优秀传统文化走过了几千年，从远古时代的同情互助到商周时期的友爱崇礼，直至秦汉以降方真正形成“医乃仁术”的医学执业核心理念。期间经历了漫长的萌芽、积累和发展阶段，最终形成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思想。传统医学中“望闻问切”与辨证论治的诊疗过程更是充满了人文关怀。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和医学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西学东进背景中的中国医学开始重新“洗牌”。对患者的检查被冰冷的医疗仪器设备所替代，医疗实践中遵循的生物医学模式使病与人产生了分离，医师在临床中往往只关注“病”而忽略“人”。尤其是现行医疗体制的缺陷、社会呈现的多元的价值观、浮躁的心态、失衡的教育以及迅捷的信息交换等使部分社会矛盾转化为医患矛盾，致医疗纠纷增多甚至流血事件层出不穷，医生被推上各种医疗争端和矛盾的风口浪尖。其结果是：医师越来越难以承担他们对患者和社会所肩负的责任，职业压力导致了职业倦怠，部分医生仁爱之心淡漠，精神境界退化，更有少数医务人员丧失了职业操守。在这种情况下，重申并重塑医师职业精神成为必然要求。
2 医师职业精神需要用发展的视角去评鉴
医学作为社会服务专业之一，承担着很大的社会责任。医师职业精神是社会赋予医务人员的崇高责任，是从业人员的执业规范，需要历代医者不懈努力并为之奋斗。发达国家对医师职业精神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期间经历了激烈的反商业主义，重塑传统职业道德的辩论。我国对医师职业精神的研究近几年才开始，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它表示关注，在医患关系、医学伦理、行业自律、利益冲突、薪酬支付、职业潜规则、药企影响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大力宣传医师职业精神，以期指导实践并唤起全体医师的积极参与，这是令人欣喜的进步。但这里，我们仍要强调，医师职业精神推崇的是医生作为一个行业群体对社会的承诺，注重的是职业团体所能发挥的作用，关注的是医学专业发展及其对社会发展应有的贡献。这种对专业的强调和理解与中国偏重个人美德的文化传统有所出入，也正是研究中国医师职业精神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我们不应忽视个人美德的培养，但更不能忽略医学专业或职业的社会责任与功能。虽然当下医务人员与职业精神的要求尚有距离，但绝大多数医者是坚持基本职业道德和操守的，医疗技术和诊治水平是不断提高的。
3 医师职业精神需要用厚重的文化去滋养
当前医师职业精神建设不尽如人意，与长久以来重视科学精神，忽视人文精神熏陶的医学教育模式有关。虽然近几年来医疗卫生机构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各类文化建设活动，但在实践形式上却存在不少误区，一是简单化，把很多文体活动等同于文化建设；二是表浅化，停留在追求活动的多和少，忽视本质内涵的建设；三是箩筐化，把文化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文化是一个无限美好的东西，它对医疗实践的意义重大，是平衡医学技术主义的重要砝码，是抵制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重要精神支柱，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根本。当前，医学已发展为预防、治疗、保健、康复四位一体的格局，新世纪的医务人员，除了要有扎实的医学知识外，还必须具备良好的人文素质。只有把道德教育、道德实践和文化传承情感培养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弥补医师人生经历的不足，才能切实提高医师的人文修养。因此，发掘优秀文化的内涵和精华，颂扬传统医德，构建仁爱、和谐的医疗文化，使人道主义内化于心，形成充满关心、同情和尊重的医疗环境，这必将对新世纪医学模式的转变、医患沟通的加强、医疗改革的推进和医师职业精神建设带来深远的影响。
4 医师职业精神需要他律和自律去规范
按照罗尔斯的看法，造成社会道德“失范”的原因主要不在于个人品德修养，而是制度本身的正当性发生了问题或引起社会成员的怀疑乃至否定。同样，医疗行业的良性运行是制度和道德共同维系的结果，只有通过“他律”手段迫使医务人员遵守正义规范，践行职业精神，久而久之才能内化为自觉自愿的行为。美国医生执业法律条款的详细和苛刻令人瞠目结舌，医生的自我规范也有很长的历史，这些规范是被广泛认可的有价值的认证。近年来，这些认证变得更为严格，需要定期再认证，包括最新技术知识的考察和行医表现的评估。反观我国，无论是“他律”还是自我规范，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在我国现行医疗卫生行业，尤其是公立医院系统中若要形成良好的医学职业精神，起点和重点是解决好医改政策设计、法律法规制定与职业精神坚守创新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职业精神的研究必须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因为离开制度建设的职业精神是没有根基的，中国医师职业精神的研究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制度的支持。我们应充分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继承发扬中国古代医家的优良传统，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医师职业精神的相关规则，在中国特定的卫生体制下思考和解决相关问题。对于我们研究者而言，中国医师职业精神的研究与教育必须要关注大的环境因素，客观评价其现状与问题，对其涉及的相关利益博弈等问题进行正确认识和积极引导，这是医务界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使命。
关键词 医师职业精神 思考 发展建设
医师职业精神（medicalprofessionalism）是我国学者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且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一个专用名词，具有群体性、系统性和历史性的特征。它是由美国内科学基金、ACP基金和欧洲内科医学联盟共同发起和倡议的，包涵三项基本原则（患者利益放在首位、患者自主及社会公平）和十条职业责任，宣传医师职业精神根本的、普遍的原则和价值。到目前为止，已有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在内的36个国家和地区的120个国际医学组织认可和签署了该宣言。
2005年，我国医师协会正式加入推行医师职业精神活动，各级医疗卫生部门，尤其是各类医院针对重塑医师职业精神开展了一些教育实践活动。但事实上，在医疗系统近乎全民运动的努力尝试下，医师职业精神建设成果并不明显。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当前我们对医师职业精神建设问题的认识是否客观？我们的措施方法是否恰当合理？职业精神教育实践中还存在哪些偏差？
我们认为：医师职业精神是渐进式、螺旋式地上升与发展的，即便有反复，但总体上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向前推进并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医师职业精神建设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和道德文化水平的影响。
1 医师职业精神建设是时代发展的需求
我国传统医师职业道德体系伴随着优秀传统文化走过了几千年，从远古时代的同情互助到商周时期的友爱崇礼，直至秦汉以降方真正形成“医乃仁术”的医学执业核心理念。期间经历了漫长的萌芽、积累和发展阶段，最终形成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思想。传统医学中“望闻问切”与辨证论治的诊疗过程更是充满了人文关怀。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和医学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西学东进背景中的中国医学开始重新“洗牌”。对患者的检查被冰冷的医疗仪器设备所替代，医疗实践中遵循的生物医学模式使病与人产生了分离，医师在临床中往往只关注“病”而忽略“人”。尤其是现行医疗体制的缺陷、社会呈现的多元的价值观、浮躁的心态、失衡的教育以及迅捷的信息交换等使部分社会矛盾转化为医患矛盾，致医疗纠纷增多甚至流血事件层出不穷，医生被推上各种医疗争端和矛盾的风口浪尖。其结果是：医师越来越难以承担他们对患者和社会所肩负的责任，职业压力导致了职业倦怠，部分医生仁爱之心淡漠，精神境界退化，更有少数医务人员丧失了职业操守。在这种情况下，重申并重塑医师职业精神成为必然要求。
2 医师职业精神需要用发展的视角去评鉴
医学作为社会服务专业之一，承担着很大的社会责任。医师职业精神是社会赋予医务人员的崇高责任，是从业人员的执业规范，需要历代医者不懈努力并为之奋斗。发达国家对医师职业精神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期间经历了激烈的反商业主义，重塑传统职业道德的辩论。我国对医师职业精神的研究近几年才开始，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它表示关注，在医患关系、医学伦理、行业自律、利益冲突、薪酬支付、职业潜规则、药企影响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大力宣传医师职业精神，以期指导实践并唤起全体医师的积极参与，这是令人欣喜的进步。但这里，我们仍要强调，医师职业精神推崇的是医生作为一个行业群体对社会的承诺，注重的是职业团体所能发挥的作用，关注的是医学专业发展及其对社会发展应有的贡献。这种对专业的强调和理解与中国偏重个人美德的文化传统有所出入，也正是研究中国医师职业精神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我们不应忽视个人美德的培养，但更不能忽略医学专业或职业的社会责任与功能。虽然当下医务人员与职业精神的要求尚有距离，但绝大多数医者是坚持基本职业道德和操守的，医疗技术和诊治水平是不断提高的。
3 医师职业精神需要用厚重的文化去滋养
当前医师职业精神建设不尽如人意，与长久以来重视科学精神，忽视人文精神熏陶的医学教育模式有关。虽然近几年来医疗卫生机构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各类文化建设活动，但在实践形式上却存在不少误区，一是简单化，把很多文体活动等同于文化建设；二是表浅化，停留在追求活动的多和少，忽视本质内涵的建设；三是箩筐化，把文化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文化是一个无限美好的东西，它对医疗实践的意义重大，是平衡医学技术主义的重要砝码，是抵制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重要精神支柱，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根本。当前，医学已发展为预防、治疗、保健、康复四位一体的格局，新世纪的医务人员，除了要有扎实的医学知识外，还必须具备良好的人文素质。只有把道德教育、道德实践和文化传承情感培养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弥补医师人生经历的不足，才能切实提高医师的人文修养。因此，发掘优秀文化的内涵和精华，颂扬传统医德，构建仁爱、和谐的医疗文化，使人道主义内化于心，形成充满关心、同情和尊重的医疗环境，这必将对新世纪医学模式的转变、医患沟通的加强、医疗改革的推进和医师职业精神建设带来深远的影响。
4 医师职业精神需要他律和自律去规范
按照罗尔斯的看法，造成社会道德“失范”的原因主要不在于个人品德修养，而是制度本身的正当性发生了问题或引起社会成员的怀疑乃至否定。同样，医疗行业的良性运行是制度和道德共同维系的结果，只有通过“他律”手段迫使医务人员遵守正义规范，践行职业精神，久而久之才能内化为自觉自愿的行为。美国医生执业法律条款的详细和苛刻令人瞠目结舌，医生的自我规范也有很长的历史，这些规范是被广泛认可的有价值的认证。近年来，这些认证变得更为严格，需要定期再认证，包括最新技术知识的考察和行医表现的评估。反观我国，无论是“他律”还是自我规范，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在我国现行医疗卫生行业，尤其是公立医院系统中若要形成良好的医学职业精神，起点和重点是解决好医改政策设计、法律法规制定与职业精神坚守创新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职业精神的研究必须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因为离开制度建设的职业精神是没有根基的，中国医师职业精神的研究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制度的支持。我们应充分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继承发扬中国古代医家的优良传统，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医师职业精神的相关规则，在中国特定的卫生体制下思考和解决相关问题。对于我们研究者而言，中国医师职业精神的研究与教育必须要关注大的环境因素，客观评价其现状与问题，对其涉及的相关利益博弈等问题进行正确认识和积极引导，这是医务界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