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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一五年求学巴黎期间，笔者曾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地图部看过一幅图，这是荷兰制图师弗雷德里克·德·威特（Frederick de Wit）出版于一六八九年的《鞑靼、蒙古、日本与中国新地图》（1689，BNF，Cartes et plans，GE D-16737）。其中，在长城以北的尼布楚城（Nipcheu）一带，作者用拉丁文标示了一段文字，内容是：“一六八九年，法国的耶稣会士Gerbillon（张诚）被中国皇帝派到这个城市，与莫斯科协商和平方案。”
在资讯交通尚不发达的年代，这幅地图堪称一次外交史上的“消息速递”。一六八九年六月，清朝面对内忧外患，康熙皇帝决定同侵犯邊境的俄国订立和约，同时派身在北京的两位耶稣会士——葡萄牙人徐日升（Thomas Pereira）和法国人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全程协助，形成了中、俄、耶稣会这个“奇异的三方组合”（Joseph Sebes）。八月，谈判的各方抵达尼布楚。九月，和约达成，依国际法规则签署、盖印、换文和宣誓。这一事件在短短三个月内就为欧洲所知悉，并辗转记述于荷兰人的这幅大地图上，可以说是那个时代中外交流与知识旅行的一个缩影。
这个故事可以先从亚洲讲起。一六八九年，在中俄两国的谈判桌上，双方各自拿出了一幅地图。清廷钦差手持《吉林九河图》，而俄国人则使用《鞑靼北部与东部图》（1687，BNF，Cartes et plans，CPL GE DD-2987-7372B），后者是另一位荷兰制图师尼古拉斯·魏特森（Nicolaas Witsen）的作品。同德·威特的一样，地图采用当时欧洲流行的赤道平面投影，标有经纬度，相对准确地反映了彼时东北亚地区的空间轮廓与地理知识。中方的地图同样试图描绘这片区域，但使用的是传统舆图的制作技艺，既没有投影法，也不画经纬线。因而，尽管两幅地图上都标识了重要地点，山脉河流的方位也大致吻合，但制图术的差别造成了领土表象上迥然不同。对此，在场协助谈判的两位耶稣会士都在日记当中有所记载。
在耶稣会士看来，来自北京的官员尽管手持地图，却对图像与疆域之间的实际对应缺乏认知。故而，“诺兹山脉”（今外兴安岭）一带看似只有“毫厘”，在俄国人的大地图上却差之“千里”，引发的争议一度导致谈判陷入了僵局。徐日升将此解读为清廷官员地理知识的不足和外交经验的匮乏，而同行的张诚却将注意力放到两幅图的技术差异上，并且打算另绘制一幅新地图作为礼物献给康熙皇帝。事实上，从尼布楚回京后不出数月，张诚便呈送了这幅新的亚洲地图。此图依照西式制图法，标有地理数据，但并不完整，因为图上的中国北方地区标绘粗陋，存在大片空白与模糊地带。
以地图作礼，并非法国人首创。十七世纪初，利玛窦在面见明朝的万历皇帝时，也进献过一幅《坤舆万国全图》。为讨欢心，利氏还稍作改动，将180。经线放于此图中部，中华帝国由此也就处于世界的中央。相较于前辈这件赫赫有名的献礼，一六九0年张诚的地图后人鲜有问津，对当时地理空间的绘制也算不上完整。但当康熙手持此图，御览疆土时，国土空间的已知与未知跃然纸上。其时正值内忧外患，常听耶稣会士讲学、青睐西洋科技的皇帝对法国人的制图技法刮目相看。适逢京城附近的白河决堤，需要舆图配合治理，一七0五年，他决定让法国耶稣会士来测绘一幅地图，这正中张诚等人的下怀。
一六八五年三月，张诚、刘应（Claude de Visdelou）、李明（Louis-Daniel Lecomte）、白晋（Joachim Bouvet）、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等人在法国布雷斯特港登船启程时，王室是委托了制图任务的。他们被授予“国王数学家”（Mathematiciens du roi）的称号，个个精通数理几何，擅于测绘。临行前，国务大臣还专门会见了他们，由巴黎天文台台长卡西尼（Jean-Dominique Cassini）亲自制订了用于测量经纬度的表格，还配备了最新的科学仪器。可以看出，路易十四派遣这个使团并非纯粹为了传教事业，同行的居伊·塔夏尔（Guy Tachard）就说：“国王成立了皇家科学院，致力于发展科学与艺术，所以特地派遣我们前往海外观测，进而修正地图，发展航海和天文事业。”所以，搜集亚洲内陆数据，绘制中国新地图，是耶稣会的另一项重要使命。但此事到这里也只说了一半，还有另一半的故事发生在欧洲。
在十七世纪的欧洲，地理大发现与海外事业的拓展带来了一股“地图热”，它源于一种人类理性的乐观主义基调和征服自然及世界的普遍主义信心。这在实践中体现为一系列的空间探索与制图活动，不仅带来了知识媒介与视觉技术的革新，还代表着一种新的、总体性的观念、意识与秩序，施密特（Carl Schmitt）谓之“空间革命”。它在欧洲促成了有精确边界、中央集权与普遍理性的主权国家的诞生，其典型就是法国。在海外，全球互通伴随着传教事业的推进与来自新世界的地理、信息、知识反馈，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来源地便是中国。
恰逢此时，巴黎成为欧洲制图行业的中心。沿着塞纳河右岸卢浮宫画廊（galleries du Louvre）一侧往上走，河中心的西岱岛（I’ile de la Cite）和巴黎大学所在的拉丁区（Quarrier Latin）聚集着大量的地图出版商，包括尼古拉斯·桑松（Nicolas Sanson）、纪尧姆·德利尔（Guillaume Delisle）、菲利普·布歇（Philippe Buache），等等。这些地图史上的重要人物既是王室的教师——“国王地理学家”（Geographe du roi），也是当时巴黎的著名商人，通过特许和专营制度来生产、销售地图。除了宫廷和贵族的资助外，社会大众也喜好购买和阅读新地图，这进一步促成了地图的产业化，市面上的一幅地图要先后经过测绘、刻版、印刷、上色、售卖等各项环节，商人们因此获利不菲。 中国地图一度是紧俏产品。在耶稣会促成中西文明交流后，欧洲弥漫着一种对古老东方的浪漫幻想与知识渴求。宫廷内部流行着“中国风”（Chinoiserie）的器物、装饰与艺术，公共领域也为伏尔泰的《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1755）所痴迷，这同“文明与世界”的时代话题紧密结合。一时间，对中国文化与地理知识的需求成为一种普遍热忱。然而，一直到十七世纪后半段，市面上的中国地图却相对短缺，已有的产品也存在明显的缺陷。
主流产品大致有两类：一是以传统中国典籍和舆图为底本，经耶稣会士带回后，由专业制图师重新编绘的。一六五六年桑松的《中华王国地图》（1656，BNF，Cartes et plans，GE SH 18 PF 224 DIV 4 P 7 D）就是出自馬泰尔·内罗尼（Matteo Neroni）一五九0年的原本，后者依据的是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带回的材料。二是基于航海与商贸记录，侧重描绘沿海地区的地图。如一六七七年皮埃尔·杜瓦尔（Pierre Du-Val）所出版的《中国地图》（1677，BNF，Cartes et plans，CPL GE DD-2987-7171）便是根据荷兰人约翰·尼霍夫（Joan Nieuhof）出使中国的记述所绘制，后者在一六五五至一六五七年曾跟随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从广州航行到北京。
两类地图都无法提供完整中国的地理图景，不仅对内陆和北方地区描绘粗疏，而且缺少统一的测绘标准。所以，除了国王使命，十七世纪末的法国耶稣会又多了一个动机去绘制中国地图，并且试图用新技术来淘汰市面上的传统作品。然而，要实现这一宏愿，他们还面临着三个主要对手。
第一个对手在欧洲，也是地图业的另一个重镇荷兰。从前文的两幅地图可以看出，荷兰人在中国地图的绘制上是一度领先的，低地国家本就是新航路开辟的最早受益者，奥特利乌斯（Abraham Ortelius）、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等人在十六世纪末便利用海外资讯与新式技术生产地图集，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随着荷兰人海上贸易事业的兴盛，制图师与商人们也云集阿姆斯特丹。一五九三年，约道库斯·洪第乌斯（Jodocus Hondius）成立了他的地图工作室，瓦格赫纳（Lucas Waghenaer）、范林斯霍滕（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等人也紧随其后。因而，即便法国是后起之秀，它在整个十七、十八世纪依然要面临着荷兰人的挑战。
这种挑战表现在两个领域：首先在生产环节，荷兰人试图垄断来自新世界的知识，并总以非常手段“截胡”耶稣会传递的资讯。一六五五年，约翰·布劳（Joan Blaeu）出版了《中国新地图集》（1655），这本是意大利神父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在中国多年的心血，但在他返乡逗留阿姆斯特丹期间，荷兰人困住了他，而后设法得到这批资料，抢先出版了新地图。同类事件在那个年代屡见不鲜。其次在出版阶段，荷兰地图长期占据着法国市场的主要份额，而在桑松等法国制图师声名鹊起后，阿姆斯特丹又出现了大量的盗版地图从业者，这对法国人构成了另一种威胁。
第二个对手在欧亚交界处。一六八八年，当路易十四派遣第二个耶稣会使团访华时，他给康熙皇帝手书了一封信。然而，信却从未到达，原因是陆路出发的使团被沙皇俄国所阻拦，这也是十七世纪整个亚洲北部制图信息匮乏的主要缘由：俄国人封锁了路上通道，导致欧洲对中华帝国的北部缺乏了解，因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地图在内容上并不完整。即便是一六八七年魏特森的中国地图，也是他在出访莫斯科后，根据俄国早年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活动记录制作的。一六八九年，在戈洛文（Fyodor Alexeyevich Golovin）被任命为中俄谈判的全权大使的前后，第二批的法国耶稣会士阿夫瑞尔（Philippe Avril）也曾在莫斯科获得过这个地图的复本。可以说，沙俄阻碍了中国内陆地理资讯的获得与传递，同时也就干扰了亚洲内陆与中国北部地图的绘制。
第三个对手在中国。诚然，传统中国的地图同人口、土地、统治密切相关，要么藏之户部由官府控制，要么付之一炬索性销毁。所以一六八八年张诚等人抵达北京后，一度因为皇帝和官员的猜忌而不敢行动。但法国耶稣会士在北京最大的敌人不是朝廷，而是以徐日升为代表的葡萄牙人。由于张诚、白晋进京并担任皇帝的老师，不但触犯了葡萄牙的“保教权”，还直接威胁了徐日升在康熙身边的地位，后者在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去世后主持钦天监的工作，想把法国人赶出中国。既如此，张诚在后来寄往巴黎的信中就控诉葡萄牙人的刁难与迫害，包括徐日升如何利用手中权力对他们进行压迫。法国人刚一抵京，徐日升便没收了他们的科学仪器，禁止进行天文观测，还规定他们不得用法语而必须用拉丁语和葡萄牙语写作，甚至扣留信件。这些都给法国人的海外制图计划带来了麻烦。
假设一六八五年耶稣会使团的出访有着强烈的政治动机的话，似乎可以将一七0五年朝廷对他们的雇佣理解为法国人主观促成的，只是为了顺利实现中国新地图的绘制，完成国王交付的使命，他们只能设法说服康熙皇帝。一六八九年尼布楚谈判后，张诚向皇帝献图，并趁势请求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土地测量，由法国人来具体执行。在耶稣会士心中，康熙无疑是比肩法国“太阳王”似的开明君主，而要打动这位君主的心思，似乎可以循着同一时期的法国经验来促成。当然，法国人在这一时期也有其独特优势——那就是科学制图的方法和技术。
无论是路易十四还是康熙皇帝，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一图在手、执掌天下的权力动机是共有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对地图非常痴迷，以至于将其幻想为是国家而不是地图，可以紧握在手中。一六八六年，康熙敕修《大清一统志》时也说：“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成地图，万几之暇，朕将亲览。”在十七世纪的法国，地图从传统装饰、战争与阅读的物件，逐渐转向为一种支配空间、协助治理的技术手段。这一背景下，政府权力开始系统资助专业的地理探索与地图绘制。在知识领域，地理学也迈出了历史学的怀抱，在一种理性、调查、观测的科学轨道上发展，这种发展的一个高峰就是十七世纪末以后政府推进的海内外测绘计划。
在资讯交通尚不发达的年代，这幅地图堪称一次外交史上的“消息速递”。一六八九年六月，清朝面对内忧外患，康熙皇帝决定同侵犯邊境的俄国订立和约，同时派身在北京的两位耶稣会士——葡萄牙人徐日升（Thomas Pereira）和法国人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全程协助，形成了中、俄、耶稣会这个“奇异的三方组合”（Joseph Sebes）。八月，谈判的各方抵达尼布楚。九月，和约达成，依国际法规则签署、盖印、换文和宣誓。这一事件在短短三个月内就为欧洲所知悉，并辗转记述于荷兰人的这幅大地图上，可以说是那个时代中外交流与知识旅行的一个缩影。
尼布楚的两幅地图
这个故事可以先从亚洲讲起。一六八九年，在中俄两国的谈判桌上，双方各自拿出了一幅地图。清廷钦差手持《吉林九河图》，而俄国人则使用《鞑靼北部与东部图》（1687，BNF，Cartes et plans，CPL GE DD-2987-7372B），后者是另一位荷兰制图师尼古拉斯·魏特森（Nicolaas Witsen）的作品。同德·威特的一样，地图采用当时欧洲流行的赤道平面投影，标有经纬度，相对准确地反映了彼时东北亚地区的空间轮廓与地理知识。中方的地图同样试图描绘这片区域，但使用的是传统舆图的制作技艺，既没有投影法，也不画经纬线。因而，尽管两幅地图上都标识了重要地点，山脉河流的方位也大致吻合，但制图术的差别造成了领土表象上迥然不同。对此，在场协助谈判的两位耶稣会士都在日记当中有所记载。
在耶稣会士看来，来自北京的官员尽管手持地图，却对图像与疆域之间的实际对应缺乏认知。故而，“诺兹山脉”（今外兴安岭）一带看似只有“毫厘”，在俄国人的大地图上却差之“千里”，引发的争议一度导致谈判陷入了僵局。徐日升将此解读为清廷官员地理知识的不足和外交经验的匮乏，而同行的张诚却将注意力放到两幅图的技术差异上，并且打算另绘制一幅新地图作为礼物献给康熙皇帝。事实上，从尼布楚回京后不出数月，张诚便呈送了这幅新的亚洲地图。此图依照西式制图法，标有地理数据，但并不完整，因为图上的中国北方地区标绘粗陋，存在大片空白与模糊地带。
以地图作礼，并非法国人首创。十七世纪初，利玛窦在面见明朝的万历皇帝时，也进献过一幅《坤舆万国全图》。为讨欢心，利氏还稍作改动，将180。经线放于此图中部，中华帝国由此也就处于世界的中央。相较于前辈这件赫赫有名的献礼，一六九0年张诚的地图后人鲜有问津，对当时地理空间的绘制也算不上完整。但当康熙手持此图，御览疆土时，国土空间的已知与未知跃然纸上。其时正值内忧外患，常听耶稣会士讲学、青睐西洋科技的皇帝对法国人的制图技法刮目相看。适逢京城附近的白河决堤，需要舆图配合治理，一七0五年，他决定让法国耶稣会士来测绘一幅地图，这正中张诚等人的下怀。
一六八五年三月，张诚、刘应（Claude de Visdelou）、李明（Louis-Daniel Lecomte）、白晋（Joachim Bouvet）、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等人在法国布雷斯特港登船启程时，王室是委托了制图任务的。他们被授予“国王数学家”（Mathematiciens du roi）的称号，个个精通数理几何，擅于测绘。临行前，国务大臣还专门会见了他们，由巴黎天文台台长卡西尼（Jean-Dominique Cassini）亲自制订了用于测量经纬度的表格，还配备了最新的科学仪器。可以看出，路易十四派遣这个使团并非纯粹为了传教事业，同行的居伊·塔夏尔（Guy Tachard）就说：“国王成立了皇家科学院，致力于发展科学与艺术，所以特地派遣我们前往海外观测，进而修正地图，发展航海和天文事业。”所以，搜集亚洲内陆数据，绘制中国新地图，是耶稣会的另一项重要使命。但此事到这里也只说了一半，还有另一半的故事发生在欧洲。
地图业的“中国热”
在十七世纪的欧洲，地理大发现与海外事业的拓展带来了一股“地图热”，它源于一种人类理性的乐观主义基调和征服自然及世界的普遍主义信心。这在实践中体现为一系列的空间探索与制图活动，不仅带来了知识媒介与视觉技术的革新，还代表着一种新的、总体性的观念、意识与秩序，施密特（Carl Schmitt）谓之“空间革命”。它在欧洲促成了有精确边界、中央集权与普遍理性的主权国家的诞生，其典型就是法国。在海外，全球互通伴随着传教事业的推进与来自新世界的地理、信息、知识反馈，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来源地便是中国。
恰逢此时，巴黎成为欧洲制图行业的中心。沿着塞纳河右岸卢浮宫画廊（galleries du Louvre）一侧往上走，河中心的西岱岛（I’ile de la Cite）和巴黎大学所在的拉丁区（Quarrier Latin）聚集着大量的地图出版商，包括尼古拉斯·桑松（Nicolas Sanson）、纪尧姆·德利尔（Guillaume Delisle）、菲利普·布歇（Philippe Buache），等等。这些地图史上的重要人物既是王室的教师——“国王地理学家”（Geographe du roi），也是当时巴黎的著名商人，通过特许和专营制度来生产、销售地图。除了宫廷和贵族的资助外，社会大众也喜好购买和阅读新地图，这进一步促成了地图的产业化，市面上的一幅地图要先后经过测绘、刻版、印刷、上色、售卖等各项环节，商人们因此获利不菲。 中国地图一度是紧俏产品。在耶稣会促成中西文明交流后，欧洲弥漫着一种对古老东方的浪漫幻想与知识渴求。宫廷内部流行着“中国风”（Chinoiserie）的器物、装饰与艺术，公共领域也为伏尔泰的《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1755）所痴迷，这同“文明与世界”的时代话题紧密结合。一时间，对中国文化与地理知识的需求成为一种普遍热忱。然而，一直到十七世纪后半段，市面上的中国地图却相对短缺，已有的产品也存在明显的缺陷。
主流产品大致有两类：一是以传统中国典籍和舆图为底本，经耶稣会士带回后，由专业制图师重新编绘的。一六五六年桑松的《中华王国地图》（1656，BNF，Cartes et plans，GE SH 18 PF 224 DIV 4 P 7 D）就是出自馬泰尔·内罗尼（Matteo Neroni）一五九0年的原本，后者依据的是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带回的材料。二是基于航海与商贸记录，侧重描绘沿海地区的地图。如一六七七年皮埃尔·杜瓦尔（Pierre Du-Val）所出版的《中国地图》（1677，BNF，Cartes et plans，CPL GE DD-2987-7171）便是根据荷兰人约翰·尼霍夫（Joan Nieuhof）出使中国的记述所绘制，后者在一六五五至一六五七年曾跟随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从广州航行到北京。
两类地图都无法提供完整中国的地理图景，不仅对内陆和北方地区描绘粗疏，而且缺少统一的测绘标准。所以，除了国王使命，十七世纪末的法国耶稣会又多了一个动机去绘制中国地图，并且试图用新技术来淘汰市面上的传统作品。然而，要实现这一宏愿，他们还面临着三个主要对手。
法国人的三个对手
第一个对手在欧洲，也是地图业的另一个重镇荷兰。从前文的两幅地图可以看出，荷兰人在中国地图的绘制上是一度领先的，低地国家本就是新航路开辟的最早受益者，奥特利乌斯（Abraham Ortelius）、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等人在十六世纪末便利用海外资讯与新式技术生产地图集，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随着荷兰人海上贸易事业的兴盛，制图师与商人们也云集阿姆斯特丹。一五九三年，约道库斯·洪第乌斯（Jodocus Hondius）成立了他的地图工作室，瓦格赫纳（Lucas Waghenaer）、范林斯霍滕（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等人也紧随其后。因而，即便法国是后起之秀，它在整个十七、十八世纪依然要面临着荷兰人的挑战。
这种挑战表现在两个领域：首先在生产环节，荷兰人试图垄断来自新世界的知识，并总以非常手段“截胡”耶稣会传递的资讯。一六五五年，约翰·布劳（Joan Blaeu）出版了《中国新地图集》（1655），这本是意大利神父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在中国多年的心血，但在他返乡逗留阿姆斯特丹期间，荷兰人困住了他，而后设法得到这批资料，抢先出版了新地图。同类事件在那个年代屡见不鲜。其次在出版阶段，荷兰地图长期占据着法国市场的主要份额，而在桑松等法国制图师声名鹊起后，阿姆斯特丹又出现了大量的盗版地图从业者，这对法国人构成了另一种威胁。
第二个对手在欧亚交界处。一六八八年，当路易十四派遣第二个耶稣会使团访华时，他给康熙皇帝手书了一封信。然而，信却从未到达，原因是陆路出发的使团被沙皇俄国所阻拦，这也是十七世纪整个亚洲北部制图信息匮乏的主要缘由：俄国人封锁了路上通道，导致欧洲对中华帝国的北部缺乏了解，因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地图在内容上并不完整。即便是一六八七年魏特森的中国地图，也是他在出访莫斯科后，根据俄国早年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活动记录制作的。一六八九年，在戈洛文（Fyodor Alexeyevich Golovin）被任命为中俄谈判的全权大使的前后，第二批的法国耶稣会士阿夫瑞尔（Philippe Avril）也曾在莫斯科获得过这个地图的复本。可以说，沙俄阻碍了中国内陆地理资讯的获得与传递，同时也就干扰了亚洲内陆与中国北部地图的绘制。
第三个对手在中国。诚然，传统中国的地图同人口、土地、统治密切相关，要么藏之户部由官府控制，要么付之一炬索性销毁。所以一六八八年张诚等人抵达北京后，一度因为皇帝和官员的猜忌而不敢行动。但法国耶稣会士在北京最大的敌人不是朝廷，而是以徐日升为代表的葡萄牙人。由于张诚、白晋进京并担任皇帝的老师，不但触犯了葡萄牙的“保教权”，还直接威胁了徐日升在康熙身边的地位，后者在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去世后主持钦天监的工作，想把法国人赶出中国。既如此，张诚在后来寄往巴黎的信中就控诉葡萄牙人的刁难与迫害，包括徐日升如何利用手中权力对他们进行压迫。法国人刚一抵京，徐日升便没收了他们的科学仪器，禁止进行天文观测，还规定他们不得用法语而必须用拉丁语和葡萄牙语写作，甚至扣留信件。这些都给法国人的海外制图计划带来了麻烦。
知识与权力的合谋
假设一六八五年耶稣会使团的出访有着强烈的政治动机的话，似乎可以将一七0五年朝廷对他们的雇佣理解为法国人主观促成的，只是为了顺利实现中国新地图的绘制，完成国王交付的使命，他们只能设法说服康熙皇帝。一六八九年尼布楚谈判后，张诚向皇帝献图，并趁势请求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土地测量，由法国人来具体执行。在耶稣会士心中，康熙无疑是比肩法国“太阳王”似的开明君主，而要打动这位君主的心思，似乎可以循着同一时期的法国经验来促成。当然，法国人在这一时期也有其独特优势——那就是科学制图的方法和技术。
无论是路易十四还是康熙皇帝，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一图在手、执掌天下的权力动机是共有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对地图非常痴迷，以至于将其幻想为是国家而不是地图，可以紧握在手中。一六八六年，康熙敕修《大清一统志》时也说：“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成地图，万几之暇，朕将亲览。”在十七世纪的法国，地图从传统装饰、战争与阅读的物件，逐渐转向为一种支配空间、协助治理的技术手段。这一背景下，政府权力开始系统资助专业的地理探索与地图绘制。在知识领域，地理学也迈出了历史学的怀抱，在一种理性、调查、观测的科学轨道上发展，这种发展的一个高峰就是十七世纪末以后政府推进的海内外测绘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