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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描述身在异乡的农民工如候鸟一般踏上返乡旅程的春运纪录片，但它所讲的又不仅仅是春运。
加拿大籍华裔导演范立欣历时3年追拍了一对来自四川的农民工夫妇的返乡生活以及他们的家庭所遭受的磨难。小人物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矛盾的缩影。
“终于买到票了”
《归途列车》的拍摄始于2006年。
“中国有1.3亿名外出务工者。他们只在每年的春节返乡。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动人口。”配着这段字幕，镜头中是广州火车站拥挤的人潮。
镜头转向，地点变换成广州一家逼仄的制衣厂。
白天，张昌华和陈素琴这对夫妇弯着身子俯在缝纫机前，他们相对而坐，无暇看对方一眼；夜晚，陈素琴浣洗衣服，催促丈夫张昌华先去休息，待陈素琴洗完脚，张昌华默默地帮妻子倒掉洗脚水，拉上布帘，二人睡在毫无隐私可言的方寸空间。
这已经是他们离开四川老家的第16个年头，他们除了相濡以沫，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已经两年没有回家了。工友们讨论着火车票难买，但他们还是决定2007年春节必须回家。
导演范立欣花了1个月的时间才找到这对愿意接受拍摄的“张哥和陈嫂”。他拿着DV在广州的各个工厂间“流窜”，跟打工者攀谈，直到他听到“陈嫂”诉说她16年前离开家乡的那一刻——第一次离开村子时，抱着8个月大的女儿边走边哭，妹妹劝我留下来，等孩子长大再走，我心里难过，但还是得跟老公出去挣钱——范立欣顿时觉得自己找到了最佳的拍摄对象。
连续排了几天队后，张昌华终于买到了两张站票。在陈素琴一声“终于买到票了”的欢喜声中，两口子踏上了2007年的回家路。
范立欣想通过这个家庭的故事映射出一个时代的广角：农民工潮和春运大迁徙背后，农民工个体受到的影响，遭遇的挑战，子女的教育问题，家乡的空巢危机。
范立欣想说太多的东西，因为他一直觉得这些外出打工者是一群被社会漠视的存在。
“城市里的高楼大厦以及中国的出口经济，哪一样不是这群人在做？”在范立欣看来，“这群人对这个时代太重要了，他们一打喷嚏，全世界的经济都感冒。如果没有人去记录这群人经历的磨难、所做的牺牲，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耻辱”。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拍摄前，范立欣做了很多调研。但当他开始追拍，他发现，“张哥和陈嫂”的经历远远超出他调研时的预料。
2007年的春节，张昌华两口子见到了阔别两年多的一对儿女，大女儿已经16岁，读高一，小儿子13岁。他们送了大女儿张琴一部手机，张琴生涩地说：“谢谢爸爸妈妈。”
团圆饭桌上，陈素琴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爸爸妈妈这么辛苦，就是为了你们，你们好好读书，我们就无怨无悔了。”张昌华赶紧接过话茬：“爸爸读的书比你们少，有的事想得到也说不出来……尽量为自己的学习着想，将来能出人头地。”
他们期待能够通过自己的劳作改变子女的命运。但命运并不总让人遂心如意。待他们再度返回工厂，他们的大女儿张琴也决定辍学，离开家打工。
张琴离乡前，在爷爷的坟前痛斥自己的父母，她恨他们。这个被奶奶带大、跟父母的交流仅限于逢年过节和电话沟通的青春期女孩觉得她的父母只知道赚钱，抛弃了她和弟弟。
张琴跑到了广州，背叛了父母的心愿，成为第二代打工者。
“两代农民工之间的隔阂和碰撞，背后是更残酷的社会现实。现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他们必须分开，必然导致两代人的隔阂和矛盾。”范立欣说。
张昌华几次劝说女儿无效后，两代人的危机终于在2008年返乡后爆发了。除夕夜，为了避免儿子走女儿的老路，陈素琴对儿子说想留下来照顾他读书。积郁已久的张琴在一旁戏谑：“你才不会留下来。”
两代人的矛盾终于爆发，在父女间的争吵中，老张终于忍不住对女儿动了手。父女扭打成一团，摄影机记录下这一刻，挣扎中的张琴对着镜头大喊：“你们不是要拍真实的我吗？这就是真实的我！”
这是一场最真实的家庭悲剧。范立欣觉得摄影机在那一刻显得格外残酷。“我的第一反应是赶快进去把他们分开。摄影师和录音师堵在那个门口，很幸运的是他们俩没有停下來。”作为导演，他遭遇了强烈的道德挣扎，“一方面拍纪录片不该去干涉拍摄对象的生活，你的责任是记录观察，但从情感的角度说，都认识两年多了，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在扭打再度升级前，范立欣还是终止了这场“战争”。
“这个家庭在年复一年的循环中更加深度分裂，也达到了新的平衡。你能看到上一代人做了这么大的牺牲也无法改变命运，还能看到新一代农民工是如何诞生的。”范立欣说。
家庭的悲剧迫使两口子开始思考。陈素琴在佛龛前喃喃：“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她不得不做出与丈夫分离的决定，一心g一意地留在家乡照顾儿子。
还能买“Made in China”吗
范立欣把他的批判视角带向世界，“作为创作者，我希望这部片子不仅仅是关于中国的，更是关于世界的。我想反映资本和全球化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我希望对中国和西方都具有批判性。”
2009年岁末，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出炉，周刊的封面是“Chinese Worker”（中国工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范立欣讲述的这个“牺牲的故事”，带动了西方观影者的“自我批判”。
在观影结束后的导演和观众互动的问答环节中，范立欣发现，西方观众的态度是，“他们很多时候是很自我批判的，他们在经济危机后看到华尔街的腐败和西方普通老百姓受到的冲击，他们也在反思全球化的问题，通过这个片子反观自己的经济。”
在他看来，西方观众更多地在跟他探讨消费主义在全球化的推行中对人、人性造成的影响。
有西方观众在看完电影后问他，既然如此，是不是不应该再去买Made in China?他会回答说：“想想谁赢了这场游戏。你看看整个过程中，谁做的事情最少，谁得到的利益最大，全球分工的不公正是问题所在。”
他想通过这部纪录片提出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达到更广泛的社会公平。
回家的路在哪里
今年春节刚过．通过申请，范立欣拿到了这部纪录片在国内公映的许可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说可以借此机会看看中国观众的反馈。
事实上，这部片子的视频已经出现在了国内的网络上。范立欣想的不是维权，而是“让大家去看吧，看的人越多越好”。
他注册了一个微博，有人给他留言：“看了以后，我就知道我以后对农民工不会大喊大叫了，我为以前的做法和态度感到羞愧。”
有人撰写影评：“这就是中国的‘人民’，也是全球化链条的最底端。改革开放了，经济发展了，中国富强了，欧美国家也获得了更多价廉物美的商品。付出的代价呢？却是这些为他人提供优越生活的中国老百姓在承担。不是他们想离家，只是他们没得选；不是他们想逃难般挤在春运人潮里，只是他们没得选。”
也有人怀疑范立欣的动机，认为这部片子反映的都是阴暗和丑陋，只是揭丑。
范立欣的回应则是，他做纪录片的目的不仅仅是揭短，而是提出问题，引发更多人来思考。
他提出了太多问题，留守子女教育问题、传统家庭模式和道德观念的破裂问题、社会公平问题、全球化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指向一点：对生活在中国最底层和处于世界经济链条最底层的农民工而言，他们会回归到什么地方？农民工这个群体的未来在哪里？
年前，范立欣跟“张哥和陈嫂”通了电话，得知张琴去了湖北打工，近一年来处于半失业状态，她想求助范立欣到北京来学习；小儿子在陈素琴的陪伴下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张昌华独自一人在广州打工，以微薄的薪水支撑全家的生活。
拜年电话中，范立欣问陈素琴：“经常跟张哥打电话吗？”陈素琴回答：“不经常，现在什么都很贵，打电话也很贵。”
加拿大籍华裔导演范立欣历时3年追拍了一对来自四川的农民工夫妇的返乡生活以及他们的家庭所遭受的磨难。小人物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矛盾的缩影。
“终于买到票了”
《归途列车》的拍摄始于2006年。
“中国有1.3亿名外出务工者。他们只在每年的春节返乡。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动人口。”配着这段字幕，镜头中是广州火车站拥挤的人潮。
镜头转向，地点变换成广州一家逼仄的制衣厂。
白天，张昌华和陈素琴这对夫妇弯着身子俯在缝纫机前，他们相对而坐，无暇看对方一眼；夜晚，陈素琴浣洗衣服，催促丈夫张昌华先去休息，待陈素琴洗完脚，张昌华默默地帮妻子倒掉洗脚水，拉上布帘，二人睡在毫无隐私可言的方寸空间。
这已经是他们离开四川老家的第16个年头，他们除了相濡以沫，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已经两年没有回家了。工友们讨论着火车票难买，但他们还是决定2007年春节必须回家。
导演范立欣花了1个月的时间才找到这对愿意接受拍摄的“张哥和陈嫂”。他拿着DV在广州的各个工厂间“流窜”，跟打工者攀谈，直到他听到“陈嫂”诉说她16年前离开家乡的那一刻——第一次离开村子时，抱着8个月大的女儿边走边哭，妹妹劝我留下来，等孩子长大再走，我心里难过，但还是得跟老公出去挣钱——范立欣顿时觉得自己找到了最佳的拍摄对象。
连续排了几天队后，张昌华终于买到了两张站票。在陈素琴一声“终于买到票了”的欢喜声中，两口子踏上了2007年的回家路。
范立欣想通过这个家庭的故事映射出一个时代的广角：农民工潮和春运大迁徙背后，农民工个体受到的影响，遭遇的挑战，子女的教育问题，家乡的空巢危机。
范立欣想说太多的东西，因为他一直觉得这些外出打工者是一群被社会漠视的存在。
“城市里的高楼大厦以及中国的出口经济，哪一样不是这群人在做？”在范立欣看来，“这群人对这个时代太重要了，他们一打喷嚏，全世界的经济都感冒。如果没有人去记录这群人经历的磨难、所做的牺牲，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耻辱”。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拍摄前，范立欣做了很多调研。但当他开始追拍，他发现，“张哥和陈嫂”的经历远远超出他调研时的预料。
2007年的春节，张昌华两口子见到了阔别两年多的一对儿女，大女儿已经16岁，读高一，小儿子13岁。他们送了大女儿张琴一部手机，张琴生涩地说：“谢谢爸爸妈妈。”
团圆饭桌上，陈素琴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爸爸妈妈这么辛苦，就是为了你们，你们好好读书，我们就无怨无悔了。”张昌华赶紧接过话茬：“爸爸读的书比你们少，有的事想得到也说不出来……尽量为自己的学习着想，将来能出人头地。”
他们期待能够通过自己的劳作改变子女的命运。但命运并不总让人遂心如意。待他们再度返回工厂，他们的大女儿张琴也决定辍学，离开家打工。
张琴离乡前，在爷爷的坟前痛斥自己的父母，她恨他们。这个被奶奶带大、跟父母的交流仅限于逢年过节和电话沟通的青春期女孩觉得她的父母只知道赚钱，抛弃了她和弟弟。
张琴跑到了广州，背叛了父母的心愿，成为第二代打工者。
“两代农民工之间的隔阂和碰撞，背后是更残酷的社会现实。现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他们必须分开，必然导致两代人的隔阂和矛盾。”范立欣说。
张昌华几次劝说女儿无效后，两代人的危机终于在2008年返乡后爆发了。除夕夜，为了避免儿子走女儿的老路，陈素琴对儿子说想留下来照顾他读书。积郁已久的张琴在一旁戏谑：“你才不会留下来。”
两代人的矛盾终于爆发，在父女间的争吵中，老张终于忍不住对女儿动了手。父女扭打成一团，摄影机记录下这一刻，挣扎中的张琴对着镜头大喊：“你们不是要拍真实的我吗？这就是真实的我！”
这是一场最真实的家庭悲剧。范立欣觉得摄影机在那一刻显得格外残酷。“我的第一反应是赶快进去把他们分开。摄影师和录音师堵在那个门口，很幸运的是他们俩没有停下來。”作为导演，他遭遇了强烈的道德挣扎，“一方面拍纪录片不该去干涉拍摄对象的生活，你的责任是记录观察，但从情感的角度说，都认识两年多了，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在扭打再度升级前，范立欣还是终止了这场“战争”。
“这个家庭在年复一年的循环中更加深度分裂，也达到了新的平衡。你能看到上一代人做了这么大的牺牲也无法改变命运，还能看到新一代农民工是如何诞生的。”范立欣说。
家庭的悲剧迫使两口子开始思考。陈素琴在佛龛前喃喃：“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她不得不做出与丈夫分离的决定，一心g一意地留在家乡照顾儿子。
还能买“Made in China”吗
范立欣把他的批判视角带向世界，“作为创作者，我希望这部片子不仅仅是关于中国的，更是关于世界的。我想反映资本和全球化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我希望对中国和西方都具有批判性。”
2009年岁末，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出炉，周刊的封面是“Chinese Worker”（中国工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范立欣讲述的这个“牺牲的故事”，带动了西方观影者的“自我批判”。
在观影结束后的导演和观众互动的问答环节中，范立欣发现，西方观众的态度是，“他们很多时候是很自我批判的，他们在经济危机后看到华尔街的腐败和西方普通老百姓受到的冲击，他们也在反思全球化的问题，通过这个片子反观自己的经济。”
在他看来，西方观众更多地在跟他探讨消费主义在全球化的推行中对人、人性造成的影响。
有西方观众在看完电影后问他，既然如此，是不是不应该再去买Made in China?他会回答说：“想想谁赢了这场游戏。你看看整个过程中，谁做的事情最少，谁得到的利益最大，全球分工的不公正是问题所在。”
他想通过这部纪录片提出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达到更广泛的社会公平。
回家的路在哪里
今年春节刚过．通过申请，范立欣拿到了这部纪录片在国内公映的许可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说可以借此机会看看中国观众的反馈。
事实上，这部片子的视频已经出现在了国内的网络上。范立欣想的不是维权，而是“让大家去看吧，看的人越多越好”。
他注册了一个微博，有人给他留言：“看了以后，我就知道我以后对农民工不会大喊大叫了，我为以前的做法和态度感到羞愧。”
有人撰写影评：“这就是中国的‘人民’，也是全球化链条的最底端。改革开放了，经济发展了，中国富强了，欧美国家也获得了更多价廉物美的商品。付出的代价呢？却是这些为他人提供优越生活的中国老百姓在承担。不是他们想离家，只是他们没得选；不是他们想逃难般挤在春运人潮里，只是他们没得选。”
也有人怀疑范立欣的动机，认为这部片子反映的都是阴暗和丑陋，只是揭丑。
范立欣的回应则是，他做纪录片的目的不仅仅是揭短，而是提出问题，引发更多人来思考。
他提出了太多问题，留守子女教育问题、传统家庭模式和道德观念的破裂问题、社会公平问题、全球化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指向一点：对生活在中国最底层和处于世界经济链条最底层的农民工而言，他们会回归到什么地方？农民工这个群体的未来在哪里？
年前，范立欣跟“张哥和陈嫂”通了电话，得知张琴去了湖北打工，近一年来处于半失业状态，她想求助范立欣到北京来学习；小儿子在陈素琴的陪伴下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张昌华独自一人在广州打工，以微薄的薪水支撑全家的生活。
拜年电话中，范立欣问陈素琴：“经常跟张哥打电话吗？”陈素琴回答：“不经常，现在什么都很贵，打电话也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