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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与祭厉有关的城隍行宫的大量出现，是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城隍俗信发展的重要表现。它们大多建置殿宇，有定期的俗信活动，是官民参与、城乡民众重视的城隍俗信场所。其大多地处郊野，类似于村镇城隍庙。经由祭祀乡厉，有可能在乡间建起所谓城隍行宫即村镇城隍庙。但村镇城隍庙的建置，主要不是通过所在州县城隍的下乡实现的。
关键词 明清，祭厉，城隍行宫，村镇城隍庙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24-0016-08
庙宇的建置是城隍俗信扩展的重要外在标志。自城隍神见诸历史文献以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城隍庙主要建置于府、州、县等行政治所。明代以来，这种局面被打破，城隍庙建置呈现多元发展，卫所系统大规模地建起城隍庙，州县以下聚落也大量出现。除此之外，随着明初祭厉制度的确立与实施，一些所谓的“城隍行宫”渐次出现。本文即关注明清时期的祭厉如何造成了新的城隍庙建置类型的出现。
所谓行宫，乃帝王离宫别苑，巡行暂驻之所。神祇行宫则与传统“一神”的观念有关。为了处理一神多庙的问题，人们区分出本庙与行宫。城隍神与其他神祇的不同之处在于，城隍只是一种通称，实际各地的城隍是不同的。严格地说，依照王朝行政層级安排的城隍神的等级体系中，并不存在本庙与行宫的问题。行政体系中的城隍神各自具有独立性。当然，城隍神自唐代即与官府联系密切，与地方官存在幽明对应的关系，也因之逐步确立起以行政级别为序的等级体系。至洪武初年，城隍祭祀制度改革，城隍神作为一个整体列入祀典，强化了其阴间法司的职能。①不过，作为与官府城隍神庙对应的城隍行宫，明代以前的确少见。
明清时期所谓的城隍行宫，其来源主要有两类。早在1935年，邓嗣禹《城隍考》已提及《敦煌县志》所载城隍行宫与《松江府志》所载城隍别庙之不同。②前者与城隍祭厉有关，后者则多指州县以下聚落的城隍庙。因主题所限，邓氏未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兴起的村镇城隍俗信研究，部分地涉及了与“行宫”相关的问题。③就其性质而言，这些所谓的行宫实为独立的庙宇，其中一部分（尤其是江南）以上级治所城隍庙神为主神，表明上下统属关系。至于与祭厉有关的城隍行宫，则缺少必要的关注。④祭厉是如何导致城隍行宫出现的？两类城隍行宫是否存在关联？下层聚落城隍庙是否也可以在明清祭厉制度下作进一步的讨论？这是本文尝试解决的主要问题，希望借此丰富明清城隍庙建置类型的研究。
一、郡县祭厉与城隍行宫
邓嗣禹《城隍考》所言敦煌县城隍行宫，出自道光《敦煌县志》：“城隍行宫在北稍门外，嘉庆二十一年改建。”①此处“城隍行宫”与城隍祭厉有关。
有关无祀鬼神的俗信，起源甚早。《左传·昭公七年》：“鬼有所归，乃不为厉。”无祀之鬼，会祸害生人，由此产生对于厉鬼的祭祀。《礼记·祭法》即规定王、诸侯、大夫分立泰厉、公厉、族厉之祀。明代以前，王朝典制不乏中央政权祭厉的规制，但相关典礼和城隍神没有什么联系。不过，由于自五代以来城隍神成为道士驱魔祛邪的助手，有关的驱鬼辟邪仪式，则与城隍有关。
明代祭厉之制，始于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实录》记洪武三年十二月戊辰：
乃命京都筑坛于玄武湖中，天下府州县则皆设坛于城北，其各里内又立祭坛，岁以三月清明、七月望及十月朔日，长吏率僚佐候晡时致祭。……京都谓之泰厉，王国谓之国厉，府州谓之郡厉，县谓之邑厉，民间谓之乡厉。著为定式。②
由于泰厉仅在京城祭祀，国厉则是王国所在府州之厉，因此，郡邑厉实为行政层级祭祀的主体。下文讨论祭厉与城隍行宫的建置问题，主要围绕郡邑厉展开。
祭厉是在厉坛进行，首先对厉坛的情况做一考察。先从厉坛的位置说起。按制度，厉坛应建于城北，这是因北方为幽阴之地，实际的建置未必都在正北，但即便位于东西郭外，也是偏北方位。它与治城通常保持几里之遥，太近则心有所忌，太远则祭祀不便。又由于厉坛祭祀无祀鬼神的性质，多与漏泽园（义冢）毗邻。
有关厉坛的建置，洪武《靖州志》记为：“在城北郊，坛高二尺，四方各广二丈，缭以周垣，南设一门，前立祭厉文石碑一座。”③祭坛是厉坛的主体，其高阔似乎没有一定之规，坛旁或设神厨、宰牲房等设施。各地方志所载，至少在明代前期，基本依照这样的格式建造。坛 是用来祭祀自然神的，而厉鬼是“人鬼”。祭厉场所为什么是祭坛？实则祭厉所筑之坛与厉鬼无关，乃是城隍主祭之所。有关祭厉的制度设计中，主祭者（地方官）要先期禀告城隍，使之召集各处无祀鬼神届期至坛受祭。祭日，奉请城隍至坛上，坛下左右分置无祀鬼神牌位，主祭者面坛向城隍神行礼。这一过程中，作为“冥官”与地方官幽明对应的城隍是实际的主体，地方官只是代城隍行事。④因此，坛所的建筑，除考虑官员行礼方便外，主要与措置城隍有关。而城隍在洪武初年的祭祀制度改革中，也由流传已久的人鬼神恢复为自然神面目，毁塑像、立木主，并在城隍庙之外，祀于首都南郊地祇坛及各地风云雷雨山川坛，均为坛祭。⑤
主祭的城隍来自哪里？明初祭城隍以木主，不设土偶塑像。宣德间以来，各地城隍庙重新塑像，形成神像和木主并置的局面。因此在祭厉制度实行之初，应是使用城隍木主。洪武二十九年（1396）徐州萧县县丞齐福规范祭厉的建言，列举了各地有司祭祀无祀鬼神仪节不当的诸般情形：“有于城隍庙请城隍牌者，有于民间取鬼神牌者，有于看坛之家搬取祭器者，有不分早暮行礼者，有跪于无祀鬼神献酒者，有烧以纸钱诬神者，有倾撒祭余羹饭者，亵神未便。”礼部定议，各处无祀鬼神坛，“各置城隍及无祀鬼神牌位并祭器，收顿在库，凡遇祭祀之日，设于坛所”。⑥即是说，祭厉的城隍神主牌需自备，而非由城隍庙奉请。
从后世的实践看，明中叶后，原先由官府主导的祭厉，逐渐演变为由民间社会参与的“三巡会”，舁抬城隍神像、模仿官员出巡，成为重要的节庆活动。⑦城隍神像也随之出现在厉坛上。神像主要来自隍庙。由于正殿端坐者不可轻动，通常另制一尊“行像”舁抬出入。沿至清代，在制度层面，祭厉所需城隍由城隍庙奉请。乾隆《大清会典》记为，城隍神位由礼生奉请入坛，祭毕，“礼生仍奉城隍神位还庙”。①反观明代典制，祭厉仪注关于城隍神位仅有“至日，设城隍位于坛上”一语，②可以反证，明代祭厉制度，城隍神牌不取自城隍庙。但实践中仍使用城隍神像，也有兼用木主的。神主或从隍庙奉请，或从山川坛（因城隍神春秋祔祭于此）等坛庙取用，也有收贮于厉坛左近屋宇的。可以认为，城隍祭厉最初由厉坛自备神主，明代中叶以来则主要从城隍庙奉请，以神像主祭。 所谓城隍行宫即是城隍出府祭厉过程中，为措置城隍所建的设施。一部分建于由庙至坛途中，是为城隍神暂驻场所，方便信众礼拜。如民国《衢县志》录旧志所载清明日城隍祭厉之俗，谓城隍神会已延长至十日，“原有六门九行宫，今增为十行宫（原注：钞库前添设中央行宫），分迎城隍神，每行宫一日”。③此类行宫多属于临时搭建。城隍抵达厉坛后，其坐坛之所及行礼之余的歇脚之所，亦建起屋宇。厉坛局部乃至整体被称为城隍行宫。整个厉坛亦呈现庙宇化的趋势。
这种现象始于明中叶，地方文献出现有关祭坛上及两侧建起屋宇的记载。弘治《嘉兴府志》记郡厉坛，“中城隍主祭屋一所，南北两边无祀鬼神祭屋共一十二间”。祭坛之上与两侧分别建起祭屋，坛上者为主祭屋，奉城隍神镇控坛场时，将城隍置于其中;台下两侧的祭屋，祭祀境内无祀鬼神。这样的状况，不知始于何时。嘉靖府志说，上述建筑为弘治三年（1490）知府柳琰重建。④类似的建于坛上以措置城隍的屋宇，或称城隍行宫。嘉靖间补刊正德《大同府志》卷前“郡厉坛图”显示，坛北一侧绘有屋宇，标注为“城隍行殿”。嘉靖十二年（1533），坛毁于兵变，知府王诰重建，其规制为：
筑土为垣，甃石为门，门之内树以绰楔，其北为正殿三楹以位城隍，其东西为廊二十六楹，以列二十六里无祀鬼神，又各益一楹以分祀民与军死于兵变者。殿之后为堂各三楹，东以致斋，西以省牲也。又必以防守有人，庶俾不坏。乃择孤老有夫妇者三家，处以屋庐，给以衣粮，使之以时洒扫，其规制完美，其谋虑久远矣。
坛北正殿三楹，应是重建前的样式。⑤正德《淮安府志》也绘有厉坛图，书中记载，郡厉坛重建于天顺七年（1463），神门四座，正殿（“正室”）三间，左右有祭祀无祀鬼神的“寒林所”各五间。⑥万历五年（1577），广西桂林府以郡厉坛“坛 未置”，重建厉坛，“妥神有堂，分食有所，瞻拜有序，治牲有庖，缭以周垣，卫以重门”。⑦所谓“妥神有堂”，即建起厅堂尊置城隍。福建将乐县，嘉靖年间在邑厉坛不仅“建小屋三间以栖神、建亭一间以行礼”，还在左右建小房二间，以居僧道。⑧
上述情形在清代更为多见，不再例举。值得一提的是，厉坛中有的建有僧道诵经房，以追荐无祀，这是符合厉坛性质的。不过，就房舍规模及相关记载看，僧道大约仅在祭厉期间前来诵经，当然也不排除驻守的可能。
除祭坛上的屋宇外，厉坛内或其左近也有为城隍歇脚所建的其他屋宇，称城隍行宫。如光绪元年（1875），山东宁阳县在厉坛旁建“城隍行祠”三楹，作为城隍神驾降临的暂驻之所。⑨也有供置城隍木主的。直隶遵化州厉坛东北隅有城隍行祠，光绪十年（1884）知州王启俊募建，光绪十三年（1887）知州陈以培修复坛制。光绪《遵化通志》记祭厉，设城隍神主致祭，“祭毕，奉神牌安行祠中”。案语又说，每逢祭厉之期，吏胥抬城隍神像至坛所，谓之出巡。“遇雪雨则奉神祀行祠中，以致虔谨”。①总起来看，文献中此类事例并不常见。
伴随祠宇建筑在厉坛中的兴起，本作为厉坛主体的祭台，便不再是必建设施，整个厉坛看起来成为以祠宇为主体，有垣墙围护的俗信场所。在相关文献尤其志书中，记述往往较不清晰，或不再提及祭坛。即如正德《淮安府志》，不惟“郡厉坛”条没有提及祭坛，“郡厉坛之图”也没有显示祭坛的存在。再如，道光四年（1824）夔州知府恩成移建府厉坛，记文称周围四至为二十二丈三尺，“门建桓表，额曰城隍行台，中为祠宇三间以栖神，左右耳房二间为主祭及执事人员襄事之所，前后左右周以陛枑，所以辨内外，昭严肃也”。在稍后由恩成主修的《夔州府志》“祠庙志”中，厉坛被记为“建屋三间，以为城隍神暂驻之所”。②由这些记载，读者看不出厉坛中是否建有祭坛，倘若有建，应是三间祠宇的基础——祠宇建于其上以“栖神”。但似乎并没有这样的高台，否则也不会在祠宇四周设置陛枑（用木条交叉制成的栅栏），用以营造俗信空间的神圣性。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虽为厉坛，门额却题为城隍行台。
借助今人的回忆，我们可以对厉坛城隍行宫有一些更多的了解。首先能够确认的是，它们大多只是城隍巡行暂驻之所，是名副其实的行宫。位于陕西镇平县城北关的城隍行宫，是一座空空的庙宇，平时锁着庙门，所以称“没爷庙”“没神庙”。③新疆宜禾县城隍行宫建在北门外西北处，大殿四楹三间，不过大殿平时总是空着的，只有城隍出府时，才在其中停放城隍的明轿。④河南浚县城隍行宫亦称厉坛，坐落于北关外路东，为一院落，中有殿堂房舍。每年旧历七月十五日，城隍出巡到此，将坐轿安放正殿中，由县令上香作典祀，然后回衙。随后即由民间男女老少，相继前来献香祈祷，各诉心愿，一直延续到黄昏。⑤
也有一些城隍行宫，不但建筑宏大，且树立城隍神像，与庙宇无异。江苏宿迁城隍行宫在城东，创建于康熙年间，“俗名鬼神坛”。⑥根据调查，行宫横额镌“敕封显佑伯行宫”字样，有“鬼台”之称，实即厉坛所在：“‘城隍行宫’有山门一座，院内甚宽大，坐北面南有正殿三间，极宽大，中塑城隍像。东有楼三间，西有楼六间，并有戏楼。”⑦再如，西宁府城隍行宮建于城北一里，坐南朝北，“单脊简瓦屋顶靠山式砖木建筑，红土色围墙，青色方砖铺地。内供城隍塑像，端庄威严，香案供器一应俱全”。院中陈设一铁炉鼎，供烧香煨桑所用。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三鬼节奉城隍神以主祭厉之外，每逢初一、十五，也多有信众前来进香供斋还愿。⑧这样的情形，实与城隍庙无异。有关宁夏府西城外城隍行宫的记述则显示，院内建有城隍厅、孤魂堂、戏台，等等。令人意外的是，大厅上方悬挂题有“你来了吗”的牌匾。⑨这样的牌匾，多见于城隍庙中。
由此可见，很多厉坛的建置与功能已与城隍庙没有多大差别。反映在清代文献中，存在称厉坛为庙的情形。即如雍正《井陉县志》记邑厉坛，康熙四十五年（1706）知县赵暄“建庙”三间。⑩长清县厉坛又称孤魂坛，坛上北侧有城隍厅一座，建于嘉庆二十年（1815）或之前，光绪二十六年（1900）重修，记文叙修缮前的状况为“风侵雨蚀，倾圮颓败，庙貌不堪入目”。？輥？輯？訛 厉坛为什么会出现庙宇化的情况？厉坛的庙宇化主要是以供置城隍的屋宇（城隍行宫）作为主体，也可以称之为城隍庙化。城隍神自见诸文献以来，“人鬼”形象深入人心，塑像庙祀是其主要祭祀形式。因此，明中叶以来，奉神像出巡、坐坛，其暂驻之所使用屋宇形式，实合乎传统。从祭厉实践来看，建置屋宇亦与祭厉中遇到的诸多问题有关。坛而不屋，城隍神不免暴露于光日之下，遇有风雨，不惟无法履职，避躲也无处所，于神不敬。行礼的官员人等，也会遇到同样问题。即如乾隆《宁都县志》所言，乾隆三年（1738）在邑厉坛建屋一间，乃因“旧惟扫地以祭，遇雨则不能成礼”。①在固定的屋宇出现之前，临时性的厂棚已被使用。道光年间东阿县知县李贤书《重修邑厉坛记》中透露出，在厉坛久隳的情况下，附近村民“结席棚为驻驾处”。②嘉庆年间中牟县知县刘 《重建邑厉坛碑记》则云，此前迎城隍神祭厉，需要搭设厂棚，对民众不无扰累，“且不过聊避日炙雨淋，而瞻拜之时，规制亦难免草率，究非所以妥神之道”。于是与绅民捐资兴建坛宇三楹。③这些记载亦说明，相较于固定的屋宇，临时性厂棚的使用也十分广泛，甚至缺少遮蔽设施的情形也很常见。由此看来，厉坛的庙宇化呈现的只是厉坛发展的重要面向之一。
此外，厉坛在庙宇化（城隍庙化）过程中，厉鬼也逐步转化为庙祀，它们由原先的分列坛旁，移入正殿（祭坛）两侧的附属建筑。如前述弘治《嘉兴府志》所载之南北“祭屋”，正德《淮安府志》所载之数间寒林所，以及嘉靖间大同府厉坛之东西二廊，等等。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是，有些地方的厉坛建筑是以厉鬼为主体，称为孤魂庙。一个例子是，道光二年（1822），陕西神木县新建厉坛正殿三间，记文通篇围绕“孤魂神”展开，称本地三元节出祀厉坛，“俗谓之祭孤魂神”“旧设神座于东岳庙下，沙石榛芜，殊难观状”。道光二年，县令参加祭厉，“念神无以妥厥居而祀，即无以将厥诚也”，于是劝捐建正殿三楹。记文感叹说：“是举也，费虽无几，然尊神之凭依于斯奠，司牧之拜跪于斯严，焚建之仪文于斯备，士庶之观瞻于斯肃。自兹以往，统一方而保障之，俾斯土夭札不作，疵厉无闻，共相安于光天化日之下，将国家之典礼不永垂于勿替哉！”④可见，此处厉坛正殿是用来供奉孤魂神的，整个厉坛就是孤魂庙。
二、乡厉之祭与村镇城隍行宫
与郡邑城隍祭厉同时进行的，还有乡厉之祭。祭祀乡厉同样需要州县城隍镇控坛场，而建于州县以下基层聚落的城隍庙多称城隍行宫，此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或者，村镇城隍行宫（镇城隍庙）的出现是否与州县城隍的出巡有关？
明清时代，镇城隍庙多被称为所在州县的城隍行宫。根据滨岛敦俊等学者对江南镇城隍的研究，除了极少的例外，大多数镇城隍庙都以所属州县及府的城隍神为祭神，表示将自己置位于州县之下的愿望。⑤这些所谓的行宫，有庙宇供奉神像，严格地说，是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庙宇，比如民国间《黄埭志》所绘黄埭镇城隍图，有类似官署的大堂、二堂，以及礼科等房。⑥又如海宁妙果山“城隍行台”，乾隆年间的碑记称：“寝室帏帐毕具，廊庑东西塑立舆隶，仪仗森然，一一仿城中庙制。”⑦有些镇城隍甚至于有自己的行宫并出行祭厉。⑧可见，这些所谓的城隍行宫，大都是一些真正的庙宇。它们之所以称行宫，意在取消其作为一座城隍庙的独立性。因为，按照城隍神作为冥官的属性，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域内，名义上只应存在一个城隍神，以与阳世官员对应。一地只应有一位地方首长，城隍神怎么能有一个以上？至于那些建于旧治、军镇、堡寨的城隍庙，却并不具有所属州县城隍庙行宫的性质。所以，往往是以镇城隍、旧治城隍或村城隍称之。当然，这并不妨碍人们从市镇与州县治的从属关系出发，将市镇城隍庙比作州县城隍行宫。
尽管如此，人们仍会怀疑，州县城隍出巡与村镇城隍行宫（镇城隍庙）的出现存在一定关联。对于乡厉之祭与村镇城隍形成之间的关系，有地方文献提及。同治《芷江县志》载有所谓“里隍庙”，在城内谯楼北，“明建”。按语云：“庙祀不知何神。按明洪武四年（1371）敕设乡厉坛，每里立坛一，亦迎城隍主祭，故四境各有城隍行祠，此其类欤？”①这当然仅仅是一种推测。荣真《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研究——以三皇和城隍为中心》一书首先将其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其观点是，村镇城隍庙是为祭祀乡厉之需而建：在最初之时，市镇本没有城隍之庙，但由于三元祭厉的实际需要，遂出现舁抬城隍神像赴市镇乃至四乡祭厉之现象。“由于所舁送之神皆为府州县城隍神，按照世俗之礼，各市镇遂建起所谓城隍之‘行宅’、‘行宫’作为城隍神出巡驻跸之所”。又例举江南各市镇城隍庙，“大体是由于祭厉和因水旱疾疫之祷祈禳解方便而设立之城隍‘行宅’、‘行宫’，其内本无城隍神像之设，但由于民间长期流传之造像传统，遂陆续设像，‘行宫’、‘行宅’云云，亦堂而皇之地成为设于市镇的城隍之庙，仍尊奉府或县城隍神，未有本镇城隍神之说”。这种途径，南北皆然。②
由于荣真对城隍俗信研究有素，该书可视为一部学术性较强的著作，值得认真对待。笔者认为，荣真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按照洪武三年（1370）所颁祭鄉厉之制，各乡村每里100户内立坛一所，祭无祀鬼神。由里长先期祭告城隍，请神镇控坛场，以主其祭。其祭文，以“某府某县某乡某村某里里长某人，率领某里人民某人等”具名，祭告于本县城隍之神。首先说明祭祀本乡无祀鬼神，乃是奉命行事。又引圣旨“乡村里社，一年三祭，仍命礼请本处城隍，以主此祭，镇控坛场，鉴察诸鬼等类”。据此禀明城隍，本里将于某日设坛，享祭本乡无祀鬼神：“今特虔诚告于神，先期分遣诸将，遍历所在，招集本里鬼灵等众，至日悉赴坛所受祭。神当钦承敕命，镇控坛场，鉴察善恶，无私昭报。为此谨具状告本县城隍之神，俯垂照鉴。”③此为祭文成式。现实中如何奉请城隍主祭呢？城隍是来自州县城隍庙吗？
明清典制有关祭祀乡厉的记载，值得注意。《大明集礼》载：
泰厉、国厉、郡邑厉皆一年二祭（原注：春以三月清明日，冬以十月初一日），乡厉则一年三祭（原注：春以清明后三日，秋以七月十五日，冬以十月三日）。④ 與《明太祖实录》所载对照，泰厉、国厉、郡邑厉少了七月朔之祭;祭乡厉日期，则是除七月朔外，其余两日期皆在泰厉、国厉、郡邑厉之后。要之，祭乡厉与祭泰厉、国厉、郡邑厉均不在同一日期举行。《大明集礼》成于洪武三年（1370）九月，⑤其中所载应为最初方案之一。由于乡厉、邑厉、郡厉之祭在该年六月以前即已存在，其时的做法与《大明集礼》之间的关系，以及《大明集礼》之制有否实行，难以断定。⑥不过，清代官修《明史·礼志》的记载，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关联。⑦
为什么乡厉之祭与其他厉祭不在同一日举行？前后的变动有何用意？《大明集礼》的安排，应该不存在等级区分的用意，可能的考虑是：泰厉、国厉、郡厉、邑厉均有与其等级对应的城隍神镇控坛场，乡厉则否。祭乡厉需奉请州县城隍，若日期与祭郡邑厉一致，郡县城隍可能会时间不敷。因此，祭祀乡厉，要避开郡邑城隍镇控郡邑厉坛场的日期。这一推论是否成立？乡厉与郡邑厉最终同日祭祀，说明上述问题有解决之道。笔者未见相关解说，但以后世城隍祭祀与祭厉实践看，大概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乡里自置城隍神主牌。前文已述，明初州县祭厉，需要自备城隍神主牌。其他坛庙祭祀，涉及城隍，亦多自备神主牌。则祭祀乡厉，应该可以自置。
二是以乡里之神（社神或土地神）代替城隍。黄佐（1490—1566）《泰泉乡礼》记乡厉之祭，将先期祭告城隍之礼改为告于社，并记祭厉时“俱行傩礼”。①明清时期的城隍神等级体系中，城隍与乡里之神构成上下级关系，则以乡里土地坐镇乡厉坛亦未为不可。浙江武康县的祭厉实践，或可有助于说明此点。乾隆《武康县志》记邑厉坛之祭，“设城隍位于上，四乡土地于左右，无祀鬼神于下”，②明白地显示，四乡土地参与了祭厉，这里没有说明原因，推测可能与乡厉祭祀不再举行有关。③
三是从郡县城隍庙奉请。明前期的城隍庙中，塑像已与木主并列，随着三巡会的兴起，三尊城隍神像（正殿神像、行像、寝宫陪伴夫人的神像）成为城隍庙的标配。可以想见，如果有需要，城隍的数量应不止于此。清代以来的文献表明，一座城隍庙中，可以存在一尊以上的行像，用于出巡或其他仪式。清初太仓州有两尊城隍行像出巡，④济宁府城隍庙亦有两位出巡的城隍，民国年间的调查显示，大殿正中的一位是固定的，两边各有一尊小一点的，轮流出巡。⑤近年的调查亦显示，有的下层聚落城隍庙中安置数尊城隍，供信奉者奉请。⑥
总起来看，自置木主是符合礼制且最为便捷的办法，虽然笔者尚未发现这样的明确记载。以其他神祇替代城隍，则与典制不符。从州县奉请城隍下乡祭厉，应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各州县乡厉坛之数大多在数十至数百之间，⑦即便州县城隍有充足的木主（或神像）供乡里借取，这样的情形也只是出现在明代前期——明中叶以后，乡厉坛渐次隳废——遗憾的是，目前所见奉请城隍下乡祭厉的资料，并不能直接说明明代前中期的状况。
乡厉坛隳废以后，乡厉之祭如何办理？根据方志记载，很多地方将乡厉归并到郡邑厉坛祭祀。嘉靖年间，《藁城县志》记邑厉坛致祭，“其余乡厉、无祀鬼神，皆合祭于此”。⑧联系该志未载乡厉坛，似乎可以认为乡厉坛业已隳废。相较而言，康熙年间山东福山县的志书则明白地记载了其变化：“古典有乡厉坛，祭乡里无祀鬼神;有里厉坛，祀五土五谷之神。旧志：乡厉坛久废，里厉坛未置。今祭日两旁按社各设棚厂，盖此意也。”又载万历年前有四保二十九社，乡厉坛二十九处，俱废。⑨可知厉坛各社厂棚所祀，即为乡厉。康熙《阳信县志》所载邑厉坛图，更为直观地展示了乡里无祀鬼神附祭邑厉坛的情形。厉坛图正中为本县城隍之神，坛左右列政德等六乡“境内无祀鬼神”。注云：“按旧志，七十二里有乡厉坛，历久而废。乃于邑坛左右各设一棚一席一牌，上书某乡某里无祀鬼神。肉一分，鱼一尾，冥资二事，饭一盂，各里长分主其祀。”又据该志所载，阳信县旧辖六乡，领七十二里。⑩阳信县志创始于嘉靖年间，万历中两次续纂。则所谓旧志所载，应是万历年之前的情形。
大同府厉坛的情形则有些少见。嘉靖年间，大同府厉坛东西廊为二十六楹，“以列二十六里无祀鬼神”。按明初制定的祭厉制度，厉坛下供奉“阖境无祀鬼神”牌位，左右各一，指涉对象是笼统的。①明中叶以来，有关郡邑厉坛的记载中，无祀鬼神牌位逐渐与郡邑基层组织相对应。弘治《嘉兴府志》称郡厉坛两侧有祭屋十二间以祭无祀鬼神，十二间之数所指不详。大同府厉坛二十六楹廊房对应的二十六里，实为附郭大同县所领基层组织。由于里之下即为村级聚落，则各里无祀鬼神，实为乡厉。②在此处，祀各里无祀鬼神是表示“阖境”的意义，还是因为乡厉坛的隳废，不得而知。在此，笼统的“阖境无祀鬼神”牌位，与无祀鬼神牌位对应郡县基层组织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前后相继的发展变化，由于资料有阙，尚不能确定。
除了上述将乡厉归并到郡邑厉坛祭祀的情形，其他场所也有祭祀乡厉的。此外，乡间对于孤魂野鬼的祭祀并未停止。③据乾隆年间福建海澄县志记城隍神，“即民间有事于乡厉，亦必奉神以主其祭”。④说明乡间祭无祀鬼神，或以所在州县城隍神主祭。而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在乡间建庙奉祀的情况。广州佛山城隍行台在万真观左，肇始于雍正年间的一次祭厉。吴荣光《佛山忠义乡志》（道光十年自叙）记其事：万真观建于康熙癸巳年，其左为大慈堂，祀无依木主。“雍正丁未年，游魂不安，怪异屡见，乃奉城隍神以镇抚之。佛山之有城隍行台，肇此也”。⑤根据民国时期佛山志书的记载，所奉城隍神乃“都城隍神”，⑥毫无疑问是广州城隍神。⑦
由此看来，由祭祀乡厉（乡间无祀）而使城隍下乡，并非不可能，但难以将其作为一种普适性原则。因为，明中叶以后乡厉之祭渐废，但村镇城隍庙的大量出现是在此之后;祭祀乡厉为天下通制，村镇城隍俗信在区域分布上却很不平衡，在某些区域特别集中。也就说明，因祭祀乡厉（乡间无祀）而在乡间建起城隍庙，这一现象并不必然存在。
另外，建于乡间的城隍庙，庙神大多会模仿郡县城隍出巡祭厉，到义冢等地震慑厉鬼，职能与州县城隍无异。但无法说明，这些城隍行宫之建，初衷即在于此。
三、结 语
明清时期的祭厉，城隍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祭厉因此被视为城隍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应城隍至坛主祭事宜，城隍行宫这类新的城隍庙建置类型随之大量出现。
本文对与祭厉有关的城隍行宫作了初步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厉坛之上及其附近建起殿宇作为措置城隍之所，甚或自置偶像、木主，虽多称城隍行宫，但实为城隍之庙。它们有定期的信仰、娱乐活动，是治所城隍庙之外由官民参与、城乡民众重要的城隍信仰场所。由于地处郊野，类似于村镇城隍庙。这是明中叶以来厉坛庙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至于建于州县以下聚落，有城隍行宫之称的城隍庙，它们与乡厉之祭存在一定的关联，有的村镇城隍庙可能因祭厉而建，但作为一种现象，并不必然存在。村镇城隍庙的建置，主要不是通过所在州县城隍的下乡实现的。
总起来说，明清时期的祭厉（不论郡邑厉还是乡厉）发展了城隍庙的建置类型，并促进了城隍庙数量上的增长，这是明清城隍俗信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
【作者简介】张传勇，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责任编辑：豆艳荣】
关键词 明清，祭厉，城隍行宫，村镇城隍庙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24-0016-08
庙宇的建置是城隍俗信扩展的重要外在标志。自城隍神见诸历史文献以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城隍庙主要建置于府、州、县等行政治所。明代以来，这种局面被打破，城隍庙建置呈现多元发展，卫所系统大规模地建起城隍庙，州县以下聚落也大量出现。除此之外，随着明初祭厉制度的确立与实施，一些所谓的“城隍行宫”渐次出现。本文即关注明清时期的祭厉如何造成了新的城隍庙建置类型的出现。
所谓行宫，乃帝王离宫别苑，巡行暂驻之所。神祇行宫则与传统“一神”的观念有关。为了处理一神多庙的问题，人们区分出本庙与行宫。城隍神与其他神祇的不同之处在于，城隍只是一种通称，实际各地的城隍是不同的。严格地说，依照王朝行政層级安排的城隍神的等级体系中，并不存在本庙与行宫的问题。行政体系中的城隍神各自具有独立性。当然，城隍神自唐代即与官府联系密切，与地方官存在幽明对应的关系，也因之逐步确立起以行政级别为序的等级体系。至洪武初年，城隍祭祀制度改革，城隍神作为一个整体列入祀典，强化了其阴间法司的职能。①不过，作为与官府城隍神庙对应的城隍行宫，明代以前的确少见。
明清时期所谓的城隍行宫，其来源主要有两类。早在1935年，邓嗣禹《城隍考》已提及《敦煌县志》所载城隍行宫与《松江府志》所载城隍别庙之不同。②前者与城隍祭厉有关，后者则多指州县以下聚落的城隍庙。因主题所限，邓氏未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兴起的村镇城隍俗信研究，部分地涉及了与“行宫”相关的问题。③就其性质而言，这些所谓的行宫实为独立的庙宇，其中一部分（尤其是江南）以上级治所城隍庙神为主神，表明上下统属关系。至于与祭厉有关的城隍行宫，则缺少必要的关注。④祭厉是如何导致城隍行宫出现的？两类城隍行宫是否存在关联？下层聚落城隍庙是否也可以在明清祭厉制度下作进一步的讨论？这是本文尝试解决的主要问题，希望借此丰富明清城隍庙建置类型的研究。
一、郡县祭厉与城隍行宫
邓嗣禹《城隍考》所言敦煌县城隍行宫，出自道光《敦煌县志》：“城隍行宫在北稍门外，嘉庆二十一年改建。”①此处“城隍行宫”与城隍祭厉有关。
有关无祀鬼神的俗信，起源甚早。《左传·昭公七年》：“鬼有所归，乃不为厉。”无祀之鬼，会祸害生人，由此产生对于厉鬼的祭祀。《礼记·祭法》即规定王、诸侯、大夫分立泰厉、公厉、族厉之祀。明代以前，王朝典制不乏中央政权祭厉的规制，但相关典礼和城隍神没有什么联系。不过，由于自五代以来城隍神成为道士驱魔祛邪的助手，有关的驱鬼辟邪仪式，则与城隍有关。
明代祭厉之制，始于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实录》记洪武三年十二月戊辰：
乃命京都筑坛于玄武湖中，天下府州县则皆设坛于城北，其各里内又立祭坛，岁以三月清明、七月望及十月朔日，长吏率僚佐候晡时致祭。……京都谓之泰厉，王国谓之国厉，府州谓之郡厉，县谓之邑厉，民间谓之乡厉。著为定式。②
由于泰厉仅在京城祭祀，国厉则是王国所在府州之厉，因此，郡邑厉实为行政层级祭祀的主体。下文讨论祭厉与城隍行宫的建置问题，主要围绕郡邑厉展开。
祭厉是在厉坛进行，首先对厉坛的情况做一考察。先从厉坛的位置说起。按制度，厉坛应建于城北，这是因北方为幽阴之地，实际的建置未必都在正北，但即便位于东西郭外，也是偏北方位。它与治城通常保持几里之遥，太近则心有所忌，太远则祭祀不便。又由于厉坛祭祀无祀鬼神的性质，多与漏泽园（义冢）毗邻。
有关厉坛的建置，洪武《靖州志》记为：“在城北郊，坛高二尺，四方各广二丈，缭以周垣，南设一门，前立祭厉文石碑一座。”③祭坛是厉坛的主体，其高阔似乎没有一定之规，坛旁或设神厨、宰牲房等设施。各地方志所载，至少在明代前期，基本依照这样的格式建造。坛 是用来祭祀自然神的，而厉鬼是“人鬼”。祭厉场所为什么是祭坛？实则祭厉所筑之坛与厉鬼无关，乃是城隍主祭之所。有关祭厉的制度设计中，主祭者（地方官）要先期禀告城隍，使之召集各处无祀鬼神届期至坛受祭。祭日，奉请城隍至坛上，坛下左右分置无祀鬼神牌位，主祭者面坛向城隍神行礼。这一过程中，作为“冥官”与地方官幽明对应的城隍是实际的主体，地方官只是代城隍行事。④因此，坛所的建筑，除考虑官员行礼方便外，主要与措置城隍有关。而城隍在洪武初年的祭祀制度改革中，也由流传已久的人鬼神恢复为自然神面目，毁塑像、立木主，并在城隍庙之外，祀于首都南郊地祇坛及各地风云雷雨山川坛，均为坛祭。⑤
主祭的城隍来自哪里？明初祭城隍以木主，不设土偶塑像。宣德间以来，各地城隍庙重新塑像，形成神像和木主并置的局面。因此在祭厉制度实行之初，应是使用城隍木主。洪武二十九年（1396）徐州萧县县丞齐福规范祭厉的建言，列举了各地有司祭祀无祀鬼神仪节不当的诸般情形：“有于城隍庙请城隍牌者，有于民间取鬼神牌者，有于看坛之家搬取祭器者，有不分早暮行礼者，有跪于无祀鬼神献酒者，有烧以纸钱诬神者，有倾撒祭余羹饭者，亵神未便。”礼部定议，各处无祀鬼神坛，“各置城隍及无祀鬼神牌位并祭器，收顿在库，凡遇祭祀之日，设于坛所”。⑥即是说，祭厉的城隍神主牌需自备，而非由城隍庙奉请。
从后世的实践看，明中叶后，原先由官府主导的祭厉，逐渐演变为由民间社会参与的“三巡会”，舁抬城隍神像、模仿官员出巡，成为重要的节庆活动。⑦城隍神像也随之出现在厉坛上。神像主要来自隍庙。由于正殿端坐者不可轻动，通常另制一尊“行像”舁抬出入。沿至清代，在制度层面，祭厉所需城隍由城隍庙奉请。乾隆《大清会典》记为，城隍神位由礼生奉请入坛，祭毕，“礼生仍奉城隍神位还庙”。①反观明代典制，祭厉仪注关于城隍神位仅有“至日，设城隍位于坛上”一语，②可以反证，明代祭厉制度，城隍神牌不取自城隍庙。但实践中仍使用城隍神像，也有兼用木主的。神主或从隍庙奉请，或从山川坛（因城隍神春秋祔祭于此）等坛庙取用，也有收贮于厉坛左近屋宇的。可以认为，城隍祭厉最初由厉坛自备神主，明代中叶以来则主要从城隍庙奉请，以神像主祭。 所谓城隍行宫即是城隍出府祭厉过程中，为措置城隍所建的设施。一部分建于由庙至坛途中，是为城隍神暂驻场所，方便信众礼拜。如民国《衢县志》录旧志所载清明日城隍祭厉之俗，谓城隍神会已延长至十日，“原有六门九行宫，今增为十行宫（原注：钞库前添设中央行宫），分迎城隍神，每行宫一日”。③此类行宫多属于临时搭建。城隍抵达厉坛后，其坐坛之所及行礼之余的歇脚之所，亦建起屋宇。厉坛局部乃至整体被称为城隍行宫。整个厉坛亦呈现庙宇化的趋势。
这种现象始于明中叶，地方文献出现有关祭坛上及两侧建起屋宇的记载。弘治《嘉兴府志》记郡厉坛，“中城隍主祭屋一所，南北两边无祀鬼神祭屋共一十二间”。祭坛之上与两侧分别建起祭屋，坛上者为主祭屋，奉城隍神镇控坛场时，将城隍置于其中;台下两侧的祭屋，祭祀境内无祀鬼神。这样的状况，不知始于何时。嘉靖府志说，上述建筑为弘治三年（1490）知府柳琰重建。④类似的建于坛上以措置城隍的屋宇，或称城隍行宫。嘉靖间补刊正德《大同府志》卷前“郡厉坛图”显示，坛北一侧绘有屋宇，标注为“城隍行殿”。嘉靖十二年（1533），坛毁于兵变，知府王诰重建，其规制为：
筑土为垣，甃石为门，门之内树以绰楔，其北为正殿三楹以位城隍，其东西为廊二十六楹，以列二十六里无祀鬼神，又各益一楹以分祀民与军死于兵变者。殿之后为堂各三楹，东以致斋，西以省牲也。又必以防守有人，庶俾不坏。乃择孤老有夫妇者三家，处以屋庐，给以衣粮，使之以时洒扫，其规制完美，其谋虑久远矣。
坛北正殿三楹，应是重建前的样式。⑤正德《淮安府志》也绘有厉坛图，书中记载，郡厉坛重建于天顺七年（1463），神门四座，正殿（“正室”）三间，左右有祭祀无祀鬼神的“寒林所”各五间。⑥万历五年（1577），广西桂林府以郡厉坛“坛 未置”，重建厉坛，“妥神有堂，分食有所，瞻拜有序，治牲有庖，缭以周垣，卫以重门”。⑦所谓“妥神有堂”，即建起厅堂尊置城隍。福建将乐县，嘉靖年间在邑厉坛不仅“建小屋三间以栖神、建亭一间以行礼”，还在左右建小房二间，以居僧道。⑧
上述情形在清代更为多见，不再例举。值得一提的是，厉坛中有的建有僧道诵经房，以追荐无祀，这是符合厉坛性质的。不过，就房舍规模及相关记载看，僧道大约仅在祭厉期间前来诵经，当然也不排除驻守的可能。
除祭坛上的屋宇外，厉坛内或其左近也有为城隍歇脚所建的其他屋宇，称城隍行宫。如光绪元年（1875），山东宁阳县在厉坛旁建“城隍行祠”三楹，作为城隍神驾降临的暂驻之所。⑨也有供置城隍木主的。直隶遵化州厉坛东北隅有城隍行祠，光绪十年（1884）知州王启俊募建，光绪十三年（1887）知州陈以培修复坛制。光绪《遵化通志》记祭厉，设城隍神主致祭，“祭毕，奉神牌安行祠中”。案语又说，每逢祭厉之期，吏胥抬城隍神像至坛所，谓之出巡。“遇雪雨则奉神祀行祠中，以致虔谨”。①总起来看，文献中此类事例并不常见。
伴随祠宇建筑在厉坛中的兴起，本作为厉坛主体的祭台，便不再是必建设施，整个厉坛看起来成为以祠宇为主体，有垣墙围护的俗信场所。在相关文献尤其志书中，记述往往较不清晰，或不再提及祭坛。即如正德《淮安府志》，不惟“郡厉坛”条没有提及祭坛，“郡厉坛之图”也没有显示祭坛的存在。再如，道光四年（1824）夔州知府恩成移建府厉坛，记文称周围四至为二十二丈三尺，“门建桓表，额曰城隍行台，中为祠宇三间以栖神，左右耳房二间为主祭及执事人员襄事之所，前后左右周以陛枑，所以辨内外，昭严肃也”。在稍后由恩成主修的《夔州府志》“祠庙志”中，厉坛被记为“建屋三间，以为城隍神暂驻之所”。②由这些记载，读者看不出厉坛中是否建有祭坛，倘若有建，应是三间祠宇的基础——祠宇建于其上以“栖神”。但似乎并没有这样的高台，否则也不会在祠宇四周设置陛枑（用木条交叉制成的栅栏），用以营造俗信空间的神圣性。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虽为厉坛，门额却题为城隍行台。
借助今人的回忆，我们可以对厉坛城隍行宫有一些更多的了解。首先能够确认的是，它们大多只是城隍巡行暂驻之所，是名副其实的行宫。位于陕西镇平县城北关的城隍行宫，是一座空空的庙宇，平时锁着庙门，所以称“没爷庙”“没神庙”。③新疆宜禾县城隍行宫建在北门外西北处，大殿四楹三间，不过大殿平时总是空着的，只有城隍出府时，才在其中停放城隍的明轿。④河南浚县城隍行宫亦称厉坛，坐落于北关外路东，为一院落，中有殿堂房舍。每年旧历七月十五日，城隍出巡到此，将坐轿安放正殿中，由县令上香作典祀，然后回衙。随后即由民间男女老少，相继前来献香祈祷，各诉心愿，一直延续到黄昏。⑤
也有一些城隍行宫，不但建筑宏大，且树立城隍神像，与庙宇无异。江苏宿迁城隍行宫在城东，创建于康熙年间，“俗名鬼神坛”。⑥根据调查，行宫横额镌“敕封显佑伯行宫”字样，有“鬼台”之称，实即厉坛所在：“‘城隍行宫’有山门一座，院内甚宽大，坐北面南有正殿三间，极宽大，中塑城隍像。东有楼三间，西有楼六间，并有戏楼。”⑦再如，西宁府城隍行宮建于城北一里，坐南朝北，“单脊简瓦屋顶靠山式砖木建筑，红土色围墙，青色方砖铺地。内供城隍塑像，端庄威严，香案供器一应俱全”。院中陈设一铁炉鼎，供烧香煨桑所用。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三鬼节奉城隍神以主祭厉之外，每逢初一、十五，也多有信众前来进香供斋还愿。⑧这样的情形，实与城隍庙无异。有关宁夏府西城外城隍行宫的记述则显示，院内建有城隍厅、孤魂堂、戏台，等等。令人意外的是，大厅上方悬挂题有“你来了吗”的牌匾。⑨这样的牌匾，多见于城隍庙中。
由此可见，很多厉坛的建置与功能已与城隍庙没有多大差别。反映在清代文献中，存在称厉坛为庙的情形。即如雍正《井陉县志》记邑厉坛，康熙四十五年（1706）知县赵暄“建庙”三间。⑩长清县厉坛又称孤魂坛，坛上北侧有城隍厅一座，建于嘉庆二十年（1815）或之前，光绪二十六年（1900）重修，记文叙修缮前的状况为“风侵雨蚀，倾圮颓败，庙貌不堪入目”。？輥？輯？訛 厉坛为什么会出现庙宇化的情况？厉坛的庙宇化主要是以供置城隍的屋宇（城隍行宫）作为主体，也可以称之为城隍庙化。城隍神自见诸文献以来，“人鬼”形象深入人心，塑像庙祀是其主要祭祀形式。因此，明中叶以来，奉神像出巡、坐坛，其暂驻之所使用屋宇形式，实合乎传统。从祭厉实践来看，建置屋宇亦与祭厉中遇到的诸多问题有关。坛而不屋，城隍神不免暴露于光日之下，遇有风雨，不惟无法履职，避躲也无处所，于神不敬。行礼的官员人等，也会遇到同样问题。即如乾隆《宁都县志》所言，乾隆三年（1738）在邑厉坛建屋一间，乃因“旧惟扫地以祭，遇雨则不能成礼”。①在固定的屋宇出现之前，临时性的厂棚已被使用。道光年间东阿县知县李贤书《重修邑厉坛记》中透露出，在厉坛久隳的情况下，附近村民“结席棚为驻驾处”。②嘉庆年间中牟县知县刘 《重建邑厉坛碑记》则云，此前迎城隍神祭厉，需要搭设厂棚，对民众不无扰累，“且不过聊避日炙雨淋，而瞻拜之时，规制亦难免草率，究非所以妥神之道”。于是与绅民捐资兴建坛宇三楹。③这些记载亦说明，相较于固定的屋宇，临时性厂棚的使用也十分广泛，甚至缺少遮蔽设施的情形也很常见。由此看来，厉坛的庙宇化呈现的只是厉坛发展的重要面向之一。
此外，厉坛在庙宇化（城隍庙化）过程中，厉鬼也逐步转化为庙祀，它们由原先的分列坛旁，移入正殿（祭坛）两侧的附属建筑。如前述弘治《嘉兴府志》所载之南北“祭屋”，正德《淮安府志》所载之数间寒林所，以及嘉靖间大同府厉坛之东西二廊，等等。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是，有些地方的厉坛建筑是以厉鬼为主体，称为孤魂庙。一个例子是，道光二年（1822），陕西神木县新建厉坛正殿三间，记文通篇围绕“孤魂神”展开，称本地三元节出祀厉坛，“俗谓之祭孤魂神”“旧设神座于东岳庙下，沙石榛芜，殊难观状”。道光二年，县令参加祭厉，“念神无以妥厥居而祀，即无以将厥诚也”，于是劝捐建正殿三楹。记文感叹说：“是举也，费虽无几，然尊神之凭依于斯奠，司牧之拜跪于斯严，焚建之仪文于斯备，士庶之观瞻于斯肃。自兹以往，统一方而保障之，俾斯土夭札不作，疵厉无闻，共相安于光天化日之下，将国家之典礼不永垂于勿替哉！”④可见，此处厉坛正殿是用来供奉孤魂神的，整个厉坛就是孤魂庙。
二、乡厉之祭与村镇城隍行宫
与郡邑城隍祭厉同时进行的，还有乡厉之祭。祭祀乡厉同样需要州县城隍镇控坛场，而建于州县以下基层聚落的城隍庙多称城隍行宫，此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或者，村镇城隍行宫（镇城隍庙）的出现是否与州县城隍的出巡有关？
明清时代，镇城隍庙多被称为所在州县的城隍行宫。根据滨岛敦俊等学者对江南镇城隍的研究，除了极少的例外，大多数镇城隍庙都以所属州县及府的城隍神为祭神，表示将自己置位于州县之下的愿望。⑤这些所谓的行宫，有庙宇供奉神像，严格地说，是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庙宇，比如民国间《黄埭志》所绘黄埭镇城隍图，有类似官署的大堂、二堂，以及礼科等房。⑥又如海宁妙果山“城隍行台”，乾隆年间的碑记称：“寝室帏帐毕具，廊庑东西塑立舆隶，仪仗森然，一一仿城中庙制。”⑦有些镇城隍甚至于有自己的行宫并出行祭厉。⑧可见，这些所谓的城隍行宫，大都是一些真正的庙宇。它们之所以称行宫，意在取消其作为一座城隍庙的独立性。因为，按照城隍神作为冥官的属性，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域内，名义上只应存在一个城隍神，以与阳世官员对应。一地只应有一位地方首长，城隍神怎么能有一个以上？至于那些建于旧治、军镇、堡寨的城隍庙，却并不具有所属州县城隍庙行宫的性质。所以，往往是以镇城隍、旧治城隍或村城隍称之。当然，这并不妨碍人们从市镇与州县治的从属关系出发，将市镇城隍庙比作州县城隍行宫。
尽管如此，人们仍会怀疑，州县城隍出巡与村镇城隍行宫（镇城隍庙）的出现存在一定关联。对于乡厉之祭与村镇城隍形成之间的关系，有地方文献提及。同治《芷江县志》载有所谓“里隍庙”，在城内谯楼北，“明建”。按语云：“庙祀不知何神。按明洪武四年（1371）敕设乡厉坛，每里立坛一，亦迎城隍主祭，故四境各有城隍行祠，此其类欤？”①这当然仅仅是一种推测。荣真《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研究——以三皇和城隍为中心》一书首先将其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其观点是，村镇城隍庙是为祭祀乡厉之需而建：在最初之时，市镇本没有城隍之庙，但由于三元祭厉的实际需要，遂出现舁抬城隍神像赴市镇乃至四乡祭厉之现象。“由于所舁送之神皆为府州县城隍神，按照世俗之礼，各市镇遂建起所谓城隍之‘行宅’、‘行宫’作为城隍神出巡驻跸之所”。又例举江南各市镇城隍庙，“大体是由于祭厉和因水旱疾疫之祷祈禳解方便而设立之城隍‘行宅’、‘行宫’，其内本无城隍神像之设，但由于民间长期流传之造像传统，遂陆续设像，‘行宫’、‘行宅’云云，亦堂而皇之地成为设于市镇的城隍之庙，仍尊奉府或县城隍神，未有本镇城隍神之说”。这种途径，南北皆然。②
由于荣真对城隍俗信研究有素，该书可视为一部学术性较强的著作，值得认真对待。笔者认为，荣真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按照洪武三年（1370）所颁祭鄉厉之制，各乡村每里100户内立坛一所，祭无祀鬼神。由里长先期祭告城隍，请神镇控坛场，以主其祭。其祭文，以“某府某县某乡某村某里里长某人，率领某里人民某人等”具名，祭告于本县城隍之神。首先说明祭祀本乡无祀鬼神，乃是奉命行事。又引圣旨“乡村里社，一年三祭，仍命礼请本处城隍，以主此祭，镇控坛场，鉴察诸鬼等类”。据此禀明城隍，本里将于某日设坛，享祭本乡无祀鬼神：“今特虔诚告于神，先期分遣诸将，遍历所在，招集本里鬼灵等众，至日悉赴坛所受祭。神当钦承敕命，镇控坛场，鉴察善恶，无私昭报。为此谨具状告本县城隍之神，俯垂照鉴。”③此为祭文成式。现实中如何奉请城隍主祭呢？城隍是来自州县城隍庙吗？
明清典制有关祭祀乡厉的记载，值得注意。《大明集礼》载：
泰厉、国厉、郡邑厉皆一年二祭（原注：春以三月清明日，冬以十月初一日），乡厉则一年三祭（原注：春以清明后三日，秋以七月十五日，冬以十月三日）。④ 與《明太祖实录》所载对照，泰厉、国厉、郡邑厉少了七月朔之祭;祭乡厉日期，则是除七月朔外，其余两日期皆在泰厉、国厉、郡邑厉之后。要之，祭乡厉与祭泰厉、国厉、郡邑厉均不在同一日期举行。《大明集礼》成于洪武三年（1370）九月，⑤其中所载应为最初方案之一。由于乡厉、邑厉、郡厉之祭在该年六月以前即已存在，其时的做法与《大明集礼》之间的关系，以及《大明集礼》之制有否实行，难以断定。⑥不过，清代官修《明史·礼志》的记载，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关联。⑦
为什么乡厉之祭与其他厉祭不在同一日举行？前后的变动有何用意？《大明集礼》的安排，应该不存在等级区分的用意，可能的考虑是：泰厉、国厉、郡厉、邑厉均有与其等级对应的城隍神镇控坛场，乡厉则否。祭乡厉需奉请州县城隍，若日期与祭郡邑厉一致，郡县城隍可能会时间不敷。因此，祭祀乡厉，要避开郡邑城隍镇控郡邑厉坛场的日期。这一推论是否成立？乡厉与郡邑厉最终同日祭祀，说明上述问题有解决之道。笔者未见相关解说，但以后世城隍祭祀与祭厉实践看，大概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乡里自置城隍神主牌。前文已述，明初州县祭厉，需要自备城隍神主牌。其他坛庙祭祀，涉及城隍，亦多自备神主牌。则祭祀乡厉，应该可以自置。
二是以乡里之神（社神或土地神）代替城隍。黄佐（1490—1566）《泰泉乡礼》记乡厉之祭，将先期祭告城隍之礼改为告于社，并记祭厉时“俱行傩礼”。①明清时期的城隍神等级体系中，城隍与乡里之神构成上下级关系，则以乡里土地坐镇乡厉坛亦未为不可。浙江武康县的祭厉实践，或可有助于说明此点。乾隆《武康县志》记邑厉坛之祭，“设城隍位于上，四乡土地于左右，无祀鬼神于下”，②明白地显示，四乡土地参与了祭厉，这里没有说明原因，推测可能与乡厉祭祀不再举行有关。③
三是从郡县城隍庙奉请。明前期的城隍庙中，塑像已与木主并列，随着三巡会的兴起，三尊城隍神像（正殿神像、行像、寝宫陪伴夫人的神像）成为城隍庙的标配。可以想见，如果有需要，城隍的数量应不止于此。清代以来的文献表明，一座城隍庙中，可以存在一尊以上的行像，用于出巡或其他仪式。清初太仓州有两尊城隍行像出巡，④济宁府城隍庙亦有两位出巡的城隍，民国年间的调查显示，大殿正中的一位是固定的，两边各有一尊小一点的，轮流出巡。⑤近年的调查亦显示，有的下层聚落城隍庙中安置数尊城隍，供信奉者奉请。⑥
总起来看，自置木主是符合礼制且最为便捷的办法，虽然笔者尚未发现这样的明确记载。以其他神祇替代城隍，则与典制不符。从州县奉请城隍下乡祭厉，应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各州县乡厉坛之数大多在数十至数百之间，⑦即便州县城隍有充足的木主（或神像）供乡里借取，这样的情形也只是出现在明代前期——明中叶以后，乡厉坛渐次隳废——遗憾的是，目前所见奉请城隍下乡祭厉的资料，并不能直接说明明代前中期的状况。
乡厉坛隳废以后，乡厉之祭如何办理？根据方志记载，很多地方将乡厉归并到郡邑厉坛祭祀。嘉靖年间，《藁城县志》记邑厉坛致祭，“其余乡厉、无祀鬼神，皆合祭于此”。⑧联系该志未载乡厉坛，似乎可以认为乡厉坛业已隳废。相较而言，康熙年间山东福山县的志书则明白地记载了其变化：“古典有乡厉坛，祭乡里无祀鬼神;有里厉坛，祀五土五谷之神。旧志：乡厉坛久废，里厉坛未置。今祭日两旁按社各设棚厂，盖此意也。”又载万历年前有四保二十九社，乡厉坛二十九处，俱废。⑨可知厉坛各社厂棚所祀，即为乡厉。康熙《阳信县志》所载邑厉坛图，更为直观地展示了乡里无祀鬼神附祭邑厉坛的情形。厉坛图正中为本县城隍之神，坛左右列政德等六乡“境内无祀鬼神”。注云：“按旧志，七十二里有乡厉坛，历久而废。乃于邑坛左右各设一棚一席一牌，上书某乡某里无祀鬼神。肉一分，鱼一尾，冥资二事，饭一盂，各里长分主其祀。”又据该志所载，阳信县旧辖六乡，领七十二里。⑩阳信县志创始于嘉靖年间，万历中两次续纂。则所谓旧志所载，应是万历年之前的情形。
大同府厉坛的情形则有些少见。嘉靖年间，大同府厉坛东西廊为二十六楹，“以列二十六里无祀鬼神”。按明初制定的祭厉制度，厉坛下供奉“阖境无祀鬼神”牌位，左右各一，指涉对象是笼统的。①明中叶以来，有关郡邑厉坛的记载中，无祀鬼神牌位逐渐与郡邑基层组织相对应。弘治《嘉兴府志》称郡厉坛两侧有祭屋十二间以祭无祀鬼神，十二间之数所指不详。大同府厉坛二十六楹廊房对应的二十六里，实为附郭大同县所领基层组织。由于里之下即为村级聚落，则各里无祀鬼神，实为乡厉。②在此处，祀各里无祀鬼神是表示“阖境”的意义，还是因为乡厉坛的隳废，不得而知。在此，笼统的“阖境无祀鬼神”牌位，与无祀鬼神牌位对应郡县基层组织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前后相继的发展变化，由于资料有阙，尚不能确定。
除了上述将乡厉归并到郡邑厉坛祭祀的情形，其他场所也有祭祀乡厉的。此外，乡间对于孤魂野鬼的祭祀并未停止。③据乾隆年间福建海澄县志记城隍神，“即民间有事于乡厉，亦必奉神以主其祭”。④说明乡间祭无祀鬼神，或以所在州县城隍神主祭。而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在乡间建庙奉祀的情况。广州佛山城隍行台在万真观左，肇始于雍正年间的一次祭厉。吴荣光《佛山忠义乡志》（道光十年自叙）记其事：万真观建于康熙癸巳年，其左为大慈堂，祀无依木主。“雍正丁未年，游魂不安，怪异屡见，乃奉城隍神以镇抚之。佛山之有城隍行台，肇此也”。⑤根据民国时期佛山志书的记载，所奉城隍神乃“都城隍神”，⑥毫无疑问是广州城隍神。⑦
由此看来，由祭祀乡厉（乡间无祀）而使城隍下乡，并非不可能，但难以将其作为一种普适性原则。因为，明中叶以后乡厉之祭渐废，但村镇城隍庙的大量出现是在此之后;祭祀乡厉为天下通制，村镇城隍俗信在区域分布上却很不平衡，在某些区域特别集中。也就说明，因祭祀乡厉（乡间无祀）而在乡间建起城隍庙，这一现象并不必然存在。
另外，建于乡间的城隍庙，庙神大多会模仿郡县城隍出巡祭厉，到义冢等地震慑厉鬼，职能与州县城隍无异。但无法说明，这些城隍行宫之建，初衷即在于此。
三、结 语
明清时期的祭厉，城隍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祭厉因此被视为城隍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应城隍至坛主祭事宜，城隍行宫这类新的城隍庙建置类型随之大量出现。
本文对与祭厉有关的城隍行宫作了初步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厉坛之上及其附近建起殿宇作为措置城隍之所，甚或自置偶像、木主，虽多称城隍行宫，但实为城隍之庙。它们有定期的信仰、娱乐活动，是治所城隍庙之外由官民参与、城乡民众重要的城隍信仰场所。由于地处郊野，类似于村镇城隍庙。这是明中叶以来厉坛庙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至于建于州县以下聚落，有城隍行宫之称的城隍庙，它们与乡厉之祭存在一定的关联，有的村镇城隍庙可能因祭厉而建，但作为一种现象，并不必然存在。村镇城隍庙的建置，主要不是通过所在州县城隍的下乡实现的。
总起来说，明清时期的祭厉（不论郡邑厉还是乡厉）发展了城隍庙的建置类型，并促进了城隍庙数量上的增长，这是明清城隍俗信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
【作者简介】张传勇，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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