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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确是需要稳定，否则什么事也干不成，会陷入混乱。“十二五”大幕开启，未来五年省部级官员们面临着新的考题：社会管理创新
2月19日，北京西郊的中共中央党校，200多名省部级官员参加了“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专题研讨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开班仪式上提出八条“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的意见，包括加强和改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悉数参加了这一开班式。
自2003年以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已举办了六次，选在地方“两会”与全国“两会”中间进行的研讨班，有两次恰好与“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出台的时机契合，而每一次的主题思想，都成为了执政党和政府的重点战略性工作
2005年，“十一五”规划出台前，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成为当年省部班的研讨主题，胡锦涛在讲话中系统梳理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被称为“2•19”讲话。讲话在4个月后才公开发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被确定为“十六大后两大理论创新成果”，其中“科学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构建“和谐社会”则是远期目标。
2010年省部班的研讨问题，再次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隔一年，按例召开的研讨班，“社会管理”则成为重中之重，此前已有一系列信号显示，社会管理创新正在成为执政党面临的新课题。2010年10月，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就在《求是》杂志撰文称要《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2011年 1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国家信访局，亲自接待八位上访者，都不同程度的透露出中央高层对社会管理创新的新思路。
现在，这一研讨班开出的“八条意见”无疑为省部级官员出了一道考题，未来五年他们将展现自己的解题水平。
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
2010年12月25日，“上访村长”钱云会死状凄惨的照片被发布到网上，并流传着据称来源于目击证人的描述：“四个保安按住手脚，送进工程车底轧死”，而另一个得到证实的消息是：钱云会死后即有“滋事者”被抓，其中不少人正是“目击证人”，借助于微博的传播力量，“阴谋论”开始持续发酵。
事发两天后，乐清市官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称“肇事司机费良玉驾驶皖K5B323工程车从虹桥镇往乐清湾港区方向行驶，途经虹南大道蒲岐镇寨桥村段时，遇死者钱云会撑伞從道路右侧往左侧横穿，工程车紧急刹车但仍与死者发生碰撞，造成钱云会当场死亡。”认定“钱云会之死”为“交通事故”。
这成为2010年末最大的“公共管理危机”事件，由此引发的关于事件真相、立场、及第三方调查，都成为考验中国当下社会最好的试金石。
之后，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赵一德连夜召开市委专题会议。陈德荣在会上表态“实事求是，公正处理”，“由温州市公安局直接介入调查处理，并按刑事命案和交通事故两套程序分别展开调查、侦查”，并承诺“对此事件的相关调查结果及处理在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布，接受媒体及社会的监督；谁渎职、谁违法依法处理谁，严惩不贷。”乐清市官方甚至注册了“平安乐清”微博，期望“更好地跟网友沟通钱云会之死”。
钱云会生前入狱三次，为村庄的征地问题带领村民坚持上访六年，诉求无果，却以离奇之死，把他的个人遭遇与深陷利益纠葛的村庄完全曝露于公众视野。尴尬的是，尽管当地立图透明化展示调查结果，但是网络汹涌的民意却对此保持“高度怀疑”。
密切关注“乐清钱云会事件”的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就是这样的“高度怀疑”者。长期从事中国问题学研究，他接触过很多“地方政府采用不合法手段打击上访者”的案例，他感到“一些地方政府的信用度和公信力不但大打折扣，甚至几近丧失。民众不再相信官员说的话，即便他们说的是实情。”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则向《小康》杂志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不信任政府其实是一种自然直觉，不仅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也很普遍。这是因为许多事件的真相涉及政府切身利益，譬如乐清事件究竟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还是故意谋杀，直接关系地方政府形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不会相信政府部门作出的结论，因为法治的基本常识是“任何人都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政府把自己的结论强迫民众相信，也许一时维护了政府形象，但是久而久之必然是整体信用丧失。因此不能由政府一家说了算，而应该放开言论和舆论，公开邀请社会各界调查真相，让各种不同立场观点畅所欲言。只有在这种环境下得出的结论才是可信的，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恢复政府信誉。
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月21日刊发的一篇学者调查中，某省省委党校随机抽取了其中来自厅干班、中青班和处干班的100名领导干部进行了一次关于领导干部公共危机应对意识与能力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当前突发事件多发、频发的原因，78%的被调查领导干部认为是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和激化，其次是官僚主义和腐败严重、公民基本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对这两者的选择率分别达到39%和 26%，认为媒体引导不当的有 18%，而归咎于公民素质不高、诉求不当的只有7%，认为是其他原因的占11%。
乐清钱云会事件在网上发酵之时，《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做了一次尝试，他召集了由学者、律师和媒体人士组成的“公民观察团”奔赴乐清，他认为，我国缺乏独立媒体和独立检察官制度，而政府往往成为社会冲突中的利益当事方，民众对政府公布的结论不够信任，他希望观察团能提供新的视角，并期待着“能够创造出公共危机处理的新模式”。
尽管“公民观察团”的工作遇到了不少阻力，成员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在2011年1月20日，观察团还是拿出了一份较为翔实的“观察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没有支持“阴谋论”的说法。随后“公民观察团”和笑蜀本人就陷入了网络口水的围剿之中。
笑蜀说，在民间与官方形成激烈对抗的情况下，理性的空间没有多少。他对于网民的“情绪化”有这样的理解：“理性表达诉求的渠道都被堵塞了，人们被逼到独木桥上来与官方博弈，很容易感到失望甚至是绝望。”
而学者胡星斗更为担忧的是，渠道不畅通，民怨无处表达不断积蓄，一旦爆发出来就是灾难性的。就像在突尼斯，“一个小商贩掀翻一个国家”，“一个小事件却演变成一场革命”，这对我们是一个警醒。而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这么大国家，如果没有权威的引导，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注定会陷入混乱。
任何社会都需要“稳压器”
稳定如此重要，如何实现？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思路，岁末年初，国务院法制办及中央维稳办曾派出调查组前往四川、河南等地，对当地的社会管理及维稳经验进行调研。
1月26日，卫生部出台的相关文件，即将医疗卫生政策、收费、重大疾病防控干扰、医疗技术准入、药品供应、医药卫生工程项目、医患纠纷多发的医疗机构整顿、事关医务人员利益的政策制定及可能引起群体性上访事件的事项列入了该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范围。各地方政府亦都在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将之纳入决策程序。
前述某省省委党校的调查显示：不少领导干部承认在当前应对各类突发事件过程中政府也常犯错误，其中最常见的错误是政府对危机处置不及时（占 73%），其次是处置措施不当（占 59%）、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不全面（占46%）以及预防和预警不够（占44%），还有部分领导干部认为缺乏严格的责任追究和制裁、对公民和社会的培训组织不力等分别占19%和15%。
学者张千帆认为，中国现行的“维稳”进入到了一个舍本求末的误区。在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是没有必要“维稳”的；一旦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维稳”，必然只能治标不治本，不可能真正带来社会稳定。如今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最大根源不是在于普通犯罪，而是公权力不受制约、严重滥用。要带来真正的稳定，必须抛弃“维稳”思维，通过完善制度营造社会和谐，这个制度无非就是自由、民主、法治。他进一步说，任何社会都需要“稳压器”，中国当然也不例外。这个“稳压器”不是别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宪法。自由、民主、法治都是宪法明确规定的理念，是中国社会最有效的“稳压器”。
在中央党校研讨班的讲话中，胡锦涛在“八点意见”的第一条中，除了强调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亦着重指出要“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
在中央提供了顶层设计及改革创新思路之后，地方党政官员们面临的任务显然是要将其可操作化。除了引进现代社会管理学理念外，中国问题学专家胡星斗提供了一些现实的思路，一方面要建立现代新闻制度，保障媒体的监督权，可以为民众提供一条诉求表达渠道，可操作性也很强；另一方面，促进人大制度的改革，使人大代表能够发挥类似于“民意代表”的职能，切实反映民意。
胡星斗注意到这样一种观点，人们把中国当代的社会问题归因于“人均GDP3000到5000美元”的阶段性问题，以为只要“闷头”搞发展，过了“5000美元”大关，问题就会自动解决。胡星斗说，尽管从世界范围内存在着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风险期”，但是事实上，很多国家主动进行了各种体制改革，对市场经济进行改良。他还说：“不顾社会问题，埋头搞生产，以为经济富裕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而现实的状况可能是，经济社会越富裕，社会问题越多，越加不穩定。
在胡星斗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稳定如何实现，是通过暴力打压的手段，还是通过法制的制度和切实地改善民生来实现稳定。他说：“一些地方政府做得很不好，刚性的手法太多，柔性的手法太少，尊重民众，以民为本，更多满足民众诉求，这样才能够有真正的效果。”
中国亟需一场社会进步运动
对于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困境，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的看法是：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在他看来，社会溃败是社会内部的细胞在坏死，机能在失效，社会不能正常运转甚至走向变型。
在乐清钱云会事件中，孙立平注意到了这样的信息：很多人从心理上站到了“阴谋论”一边，国人在多年政治生活中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不是是非而是立场。在孙立平看来，是非观念、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等，是一个社会运作的基础，然而这些最基本的元素，在我们的社会里或者没有或者被破坏殆尽。
2011年，是中国社会进入“十二五”的开局年。
“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整合各方面力量，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平台。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建立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和重大政策制定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各种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被纳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体系，料将写入“十二五”规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对此的解读是：在未来五年社会稳定将是大趋势。
孙立平则进一步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国社会亟需一场社会进步运动。他说：“中国经历了30年的改革，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其他方面，不尽如人意之处比比皆是，来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需要。”孙立平认为这种社会进步运动的目标应是：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和制止社会的溃败。而要达到这三个方面的要求，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健康社会，需要社会的重建。
西部省份新兴产业攻略
【内蒙古】
重点：加快建设蒙西、蒙东大型风电基地，发展核电燃料地。推进煤的洁净利用，发展以整体煤气化蒸汽燃气联合循环技术为主的热电联产，建设千万吨级煤炭地下气化示范工程。积极发展稀土、光伏、电子信息、特种合金和非金属材料，突出抓好稀土原料战略储备，建设世界稀土谷，培育光伏产业集群。
【四川】
重点：重点发展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高端软件和服务器等核心基础产业，建设国家重要的信息和软件高技术产业基地。政府将从财政资金中专门拿出20个亿，支持新一代信息业、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陕西】
重点：以国家大飞机项目为带动，加快大型运输机、新舟和运八系列飞机、通用飞机产业化，构建集研发、生产、试飞、检修、外包于一体的产业体系。新材料方面，重点发展高性能结构材料、先进复合材料、电子信息材料、新能源材料和新型功能材料，建设宝鸡“中国钛谷”和商洛“中国钒都”。
【云南】
重点：云南省将加强对矿产、电力、生物、旅游等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以及对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制药和现代物流等新兴产业的合作开发，“十二五”期间经济总量要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
【甘肃】
重点：今后五年，甘肃省将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制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西部数控机床生产基地。
（资料整理：李雅男）
2月19日，北京西郊的中共中央党校，200多名省部级官员参加了“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专题研讨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开班仪式上提出八条“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的意见，包括加强和改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悉数参加了这一开班式。
自2003年以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已举办了六次，选在地方“两会”与全国“两会”中间进行的研讨班，有两次恰好与“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出台的时机契合，而每一次的主题思想，都成为了执政党和政府的重点战略性工作
2005年，“十一五”规划出台前，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成为当年省部班的研讨主题，胡锦涛在讲话中系统梳理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被称为“2•19”讲话。讲话在4个月后才公开发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被确定为“十六大后两大理论创新成果”，其中“科学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构建“和谐社会”则是远期目标。
2010年省部班的研讨问题，再次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隔一年，按例召开的研讨班，“社会管理”则成为重中之重，此前已有一系列信号显示，社会管理创新正在成为执政党面临的新课题。2010年10月，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就在《求是》杂志撰文称要《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2011年 1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国家信访局，亲自接待八位上访者，都不同程度的透露出中央高层对社会管理创新的新思路。
现在，这一研讨班开出的“八条意见”无疑为省部级官员出了一道考题，未来五年他们将展现自己的解题水平。
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
2010年12月25日，“上访村长”钱云会死状凄惨的照片被发布到网上，并流传着据称来源于目击证人的描述：“四个保安按住手脚，送进工程车底轧死”，而另一个得到证实的消息是：钱云会死后即有“滋事者”被抓，其中不少人正是“目击证人”，借助于微博的传播力量，“阴谋论”开始持续发酵。
事发两天后，乐清市官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称“肇事司机费良玉驾驶皖K5B323工程车从虹桥镇往乐清湾港区方向行驶，途经虹南大道蒲岐镇寨桥村段时，遇死者钱云会撑伞從道路右侧往左侧横穿，工程车紧急刹车但仍与死者发生碰撞，造成钱云会当场死亡。”认定“钱云会之死”为“交通事故”。
这成为2010年末最大的“公共管理危机”事件，由此引发的关于事件真相、立场、及第三方调查，都成为考验中国当下社会最好的试金石。
之后，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赵一德连夜召开市委专题会议。陈德荣在会上表态“实事求是，公正处理”，“由温州市公安局直接介入调查处理，并按刑事命案和交通事故两套程序分别展开调查、侦查”，并承诺“对此事件的相关调查结果及处理在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布，接受媒体及社会的监督；谁渎职、谁违法依法处理谁，严惩不贷。”乐清市官方甚至注册了“平安乐清”微博，期望“更好地跟网友沟通钱云会之死”。
钱云会生前入狱三次，为村庄的征地问题带领村民坚持上访六年，诉求无果，却以离奇之死，把他的个人遭遇与深陷利益纠葛的村庄完全曝露于公众视野。尴尬的是，尽管当地立图透明化展示调查结果，但是网络汹涌的民意却对此保持“高度怀疑”。
密切关注“乐清钱云会事件”的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就是这样的“高度怀疑”者。长期从事中国问题学研究，他接触过很多“地方政府采用不合法手段打击上访者”的案例，他感到“一些地方政府的信用度和公信力不但大打折扣，甚至几近丧失。民众不再相信官员说的话，即便他们说的是实情。”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则向《小康》杂志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不信任政府其实是一种自然直觉，不仅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也很普遍。这是因为许多事件的真相涉及政府切身利益，譬如乐清事件究竟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还是故意谋杀，直接关系地方政府形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不会相信政府部门作出的结论，因为法治的基本常识是“任何人都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政府把自己的结论强迫民众相信，也许一时维护了政府形象，但是久而久之必然是整体信用丧失。因此不能由政府一家说了算，而应该放开言论和舆论，公开邀请社会各界调查真相，让各种不同立场观点畅所欲言。只有在这种环境下得出的结论才是可信的，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恢复政府信誉。
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月21日刊发的一篇学者调查中，某省省委党校随机抽取了其中来自厅干班、中青班和处干班的100名领导干部进行了一次关于领导干部公共危机应对意识与能力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当前突发事件多发、频发的原因，78%的被调查领导干部认为是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和激化，其次是官僚主义和腐败严重、公民基本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对这两者的选择率分别达到39%和 26%，认为媒体引导不当的有 18%，而归咎于公民素质不高、诉求不当的只有7%，认为是其他原因的占11%。
乐清钱云会事件在网上发酵之时，《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做了一次尝试，他召集了由学者、律师和媒体人士组成的“公民观察团”奔赴乐清，他认为，我国缺乏独立媒体和独立检察官制度，而政府往往成为社会冲突中的利益当事方，民众对政府公布的结论不够信任，他希望观察团能提供新的视角，并期待着“能够创造出公共危机处理的新模式”。
尽管“公民观察团”的工作遇到了不少阻力，成员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在2011年1月20日，观察团还是拿出了一份较为翔实的“观察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没有支持“阴谋论”的说法。随后“公民观察团”和笑蜀本人就陷入了网络口水的围剿之中。
笑蜀说，在民间与官方形成激烈对抗的情况下，理性的空间没有多少。他对于网民的“情绪化”有这样的理解：“理性表达诉求的渠道都被堵塞了，人们被逼到独木桥上来与官方博弈，很容易感到失望甚至是绝望。”
而学者胡星斗更为担忧的是，渠道不畅通，民怨无处表达不断积蓄，一旦爆发出来就是灾难性的。就像在突尼斯，“一个小商贩掀翻一个国家”，“一个小事件却演变成一场革命”，这对我们是一个警醒。而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这么大国家，如果没有权威的引导，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注定会陷入混乱。
任何社会都需要“稳压器”
稳定如此重要，如何实现？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思路，岁末年初，国务院法制办及中央维稳办曾派出调查组前往四川、河南等地，对当地的社会管理及维稳经验进行调研。
1月26日，卫生部出台的相关文件，即将医疗卫生政策、收费、重大疾病防控干扰、医疗技术准入、药品供应、医药卫生工程项目、医患纠纷多发的医疗机构整顿、事关医务人员利益的政策制定及可能引起群体性上访事件的事项列入了该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范围。各地方政府亦都在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将之纳入决策程序。
前述某省省委党校的调查显示：不少领导干部承认在当前应对各类突发事件过程中政府也常犯错误，其中最常见的错误是政府对危机处置不及时（占 73%），其次是处置措施不当（占 59%）、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不全面（占46%）以及预防和预警不够（占44%），还有部分领导干部认为缺乏严格的责任追究和制裁、对公民和社会的培训组织不力等分别占19%和15%。
学者张千帆认为，中国现行的“维稳”进入到了一个舍本求末的误区。在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是没有必要“维稳”的；一旦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维稳”，必然只能治标不治本，不可能真正带来社会稳定。如今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最大根源不是在于普通犯罪，而是公权力不受制约、严重滥用。要带来真正的稳定，必须抛弃“维稳”思维，通过完善制度营造社会和谐，这个制度无非就是自由、民主、法治。他进一步说，任何社会都需要“稳压器”，中国当然也不例外。这个“稳压器”不是别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宪法。自由、民主、法治都是宪法明确规定的理念，是中国社会最有效的“稳压器”。
在中央党校研讨班的讲话中，胡锦涛在“八点意见”的第一条中，除了强调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亦着重指出要“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
在中央提供了顶层设计及改革创新思路之后，地方党政官员们面临的任务显然是要将其可操作化。除了引进现代社会管理学理念外，中国问题学专家胡星斗提供了一些现实的思路，一方面要建立现代新闻制度，保障媒体的监督权，可以为民众提供一条诉求表达渠道，可操作性也很强；另一方面，促进人大制度的改革，使人大代表能够发挥类似于“民意代表”的职能，切实反映民意。
胡星斗注意到这样一种观点，人们把中国当代的社会问题归因于“人均GDP3000到5000美元”的阶段性问题，以为只要“闷头”搞发展，过了“5000美元”大关，问题就会自动解决。胡星斗说，尽管从世界范围内存在着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风险期”，但是事实上，很多国家主动进行了各种体制改革，对市场经济进行改良。他还说：“不顾社会问题，埋头搞生产，以为经济富裕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而现实的状况可能是，经济社会越富裕，社会问题越多，越加不穩定。
在胡星斗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稳定如何实现，是通过暴力打压的手段，还是通过法制的制度和切实地改善民生来实现稳定。他说：“一些地方政府做得很不好，刚性的手法太多，柔性的手法太少，尊重民众，以民为本，更多满足民众诉求，这样才能够有真正的效果。”
中国亟需一场社会进步运动
对于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困境，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的看法是：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在他看来，社会溃败是社会内部的细胞在坏死，机能在失效，社会不能正常运转甚至走向变型。
在乐清钱云会事件中，孙立平注意到了这样的信息：很多人从心理上站到了“阴谋论”一边，国人在多年政治生活中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不是是非而是立场。在孙立平看来，是非观念、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等，是一个社会运作的基础，然而这些最基本的元素，在我们的社会里或者没有或者被破坏殆尽。
2011年，是中国社会进入“十二五”的开局年。
“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整合各方面力量，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平台。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建立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和重大政策制定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各种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被纳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体系，料将写入“十二五”规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对此的解读是：在未来五年社会稳定将是大趋势。
孙立平则进一步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国社会亟需一场社会进步运动。他说：“中国经历了30年的改革，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其他方面，不尽如人意之处比比皆是，来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需要。”孙立平认为这种社会进步运动的目标应是：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和制止社会的溃败。而要达到这三个方面的要求，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健康社会，需要社会的重建。
西部省份新兴产业攻略
【内蒙古】
重点：加快建设蒙西、蒙东大型风电基地，发展核电燃料地。推进煤的洁净利用，发展以整体煤气化蒸汽燃气联合循环技术为主的热电联产，建设千万吨级煤炭地下气化示范工程。积极发展稀土、光伏、电子信息、特种合金和非金属材料，突出抓好稀土原料战略储备，建设世界稀土谷，培育光伏产业集群。
【四川】
重点：重点发展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高端软件和服务器等核心基础产业，建设国家重要的信息和软件高技术产业基地。政府将从财政资金中专门拿出20个亿，支持新一代信息业、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陕西】
重点：以国家大飞机项目为带动，加快大型运输机、新舟和运八系列飞机、通用飞机产业化，构建集研发、生产、试飞、检修、外包于一体的产业体系。新材料方面，重点发展高性能结构材料、先进复合材料、电子信息材料、新能源材料和新型功能材料，建设宝鸡“中国钛谷”和商洛“中国钒都”。
【云南】
重点：云南省将加强对矿产、电力、生物、旅游等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以及对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制药和现代物流等新兴产业的合作开发，“十二五”期间经济总量要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
【甘肃】
重点：今后五年，甘肃省将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制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西部数控机床生产基地。
（资料整理：李雅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