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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5月14日，焦裕禄同志去世57周年。57年过去了，他栽下的幼桐，已长成参天大树;他以身奉献的兰考，旧貌换新颜……焦裕禄的生命虽然只有短短42年，但他的名字被永远铭记，他的精神永不褪色！
本刊节选人民日报出版社《我的父亲焦裕禄》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焦裕禄在花生地劳作。（刘俊生 摄）
由于兰考面临严峻的形势，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就想从别的地方调得力干部到蘭考工作。据当时的地委书记张申在多年后的回忆中说，当年的兰考县委书记有问题，工作有私心，带班子也不够好，就想把他换掉。他们就找了一些人，选来选去没有合适的，有的一听说去兰考，就想尽办法去推脱，根本不去赴任，谁都知道，灾区栽干部。后来张申书记又考虑了一个同志，还找他谈了话，当时这个同志也没什么反应，可是当听到要去的地方是兰考时，一下子就精神失控，跑到厕所里哭了起来。
这个时候张申书记非常焦虑，兰考的情况越来越紧急，而领导干部都打起退堂鼓，这可怎么是好？最终他想到了我父亲。张申书记和我父亲是老相识了，1948年在尉氏的时候，他是尉氏的县委书记兼县长，而我父亲是他的部下，所以他对我父亲的品德、能力特别了解，知道他是有胆识不怕苦、不怕困难的人。于是在1962年底，他就找到了父亲，代表组织和他谈话。谈的时候他就明确告诉我父亲兰考的形势是非常的严峻，是最困难的一个县，如果他要去的话一定要有思想准备。
当时父亲的肝炎已经很厉害了，如果他要以这个为借口，组织也绝不会难为他。可是他根本二话没说，当即表态：“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越是锻炼人。请组织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绝不离开那里。”于是就这么定下来让他到兰考。
这之间还有一个事情。当时张申书记想的是派我父亲到兰考当县委书记，可是这个想法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父亲是以县委副书记的身份赴任的，对此他也从来没有一点不满。
前两年我见张申伯伯的时候，他虽然年近百岁，但干干净净，思维清晰，用手抚摸着我的脸喊着我“宝宝”——他一直都是这么喊我的。他说：“我这一生做了一件好事，给党培养了一个好干部;也做了一件坏事，不知道你爸爸有病，把他派到了最艰苦的地方，要不然他也可能活到现在。”
本来组织上是让父亲先回尉氏做一下工作交接，然后那边再开介绍信，再给他安排到兰考赴任。可是他直接就把介绍信开了，悄悄地一个人就来到了兰考，那一天是12月6日，当时的人事干事蔡生茂对此事记得非常清楚。父亲去的时候，他很认真地收拾自己的行李，拿着一个布兜，带着钢笔、笔记本，还有那件穿了10多年的黑大衣就出发了。后来母亲还对我大姐说：“爸爸调动工作了，去了兰考。”而大姐根本不知道兰考在哪里。多年后，兰考县委宣传部的侯永胜采访了蔡生茂，在他笔下，父亲报到那天的情景得以还原：
1962年12月6日，夜幕即将降临的兰考寒风凛冽，城北沙丘上扬起的流沙顺风而走，弥漫空中，砂砾摩擦出的响声遮住了城里傍晚的喧闹。
县委组织部办公室里，里屋的炉火烧得正旺，蓝色的火苗忽左忽右，驱走了房间里的一些寒气。赵文选、李运祥两位同志正围坐在炉火旁吃饭，外屋的办公桌旁，组织干事蔡生茂刚刚端起饭碗。
“咚，咚……”
敲门声处，一位头戴火车头帽，身穿黑色棉大衣，手提一个小布兜的同志进到屋里，朝着蔡生茂走来。
以为是外调的干部办理手续，蔡生茂并没有起身。而是按照豫东人的习惯，打了声招呼。
“有啥事？过来吧！”“你吃饭了没有？在这里吃吧！”
“你吃吧！”那位同志答。
站定后，他从提兜里拿出一份介绍信，递了过去。
蔡生茂推开饭碗，拿起介绍信细看，上写：“中共兰考县委组织部：焦裕禄同志去你县任第二书记，请接洽，中共开封地委组织部。”
“您是焦裕禄同志？”
“我是焦裕禄。”
“坐吧！坐吧！”
简单问过情况，蔡生茂赶紧招呼焦裕禄坐下。
随后，边喊李运祥的名字边走进里屋。
李运祥看了介绍信问：“应该怎么办？”
李运祥是部长秘书，想了一下说：“你去给赵玉岭部长汇报吧！”
蔡生茂倒了杯热水，端给焦裕禄，就去了县委餐厅。
正在吃饭的县委组织部部长赵玉岭听了汇报，又仔细看了看介绍信，不解地说：“地委怎么也没有给咱打个招呼？”
放下饭碗，赵玉岭就和蔡生茂一起来到了县委组织部办公室。
“焦裕禄同志，欢迎您！”
寒暄之后，赵玉岭就陪焦裕禄去了餐厅。
因为兰考县委的条件有限，焦裕禄又是突然来报到，在赵玉岭陪同焦裕禄吃饭的同时，他安排组织部办公室值班的三位同志去收拾县委的接待室，给焦裕禄准备住处。
据年近九旬的蔡生茂介绍，县委接待室平时用于到县委开展工作的同志临时居住，里面有七八张床，他们先把多余的床摞起来，用两张床拼在一起，铺好了被褥，准备了一个煤炉，焦裕禄当晚就住在那里了。
“事实上，在焦书记的家属没有搬到县委之前，他就一直住在那里。”蔡生茂说。
多少年过去了，父亲只身赴任的情形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作为县委副书记，一个人悄没声息地上任，只拿着一封介绍信，这种心态或许只有那些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能体会吧。
在表现父亲的文学作品中，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通讯，都有火车站这个背景，这次也是如此。雷中江老人对此记忆深刻，事实上当时的火车站候车室挤的满满都是逃荒灾民，他们横躺着，歪坐着，有气无力，无精打采。父亲和他的同事走到灾民面前，逐个询问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灾民都说“三害”让他们食不果腹，为了生存只能外出要饭。父亲心情很沉重，对同去的领导干部说：“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去的，这不能怪他们，责任在我们身上，党把兰考县的36万人民交给了我们，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从火车站回去以后父亲连夜召集开会，他说：“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我希望大家牢记今晚的情景，这样我们就有决心领导群众改变兰考的面貌。”
父亲还组织县委一班人学习《为人民服务》等文章。他经常鼓动大家说：“兰考这块热土是先烈们用热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在这里我们就不能领导人民战胜自然灾害吗？现在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我们不要辜负了先烈，辜负了人民。”由于一连串的教育工作，大家的认识都提高了，信心也增强了，革命干劲空前高涨。那段时间，到困难的地方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灾情最重的生产队去，成了全县各级干部的行动口号。
由于兰考外出逃荒要饭的实在太多，当时兰考的干部认为这给他们的脸上抹了黑，说明他们的工作不得力。于是他们就采取强硬措施，阻止灾民外流，成立了劝阻办公室，这也是兰考独特的产物，劝阻办公室的人员每天都到县城的街道上、车站劝阻灾民。一方面是灾害深重没有收成，又找不到治灾的办法;另一方面是将灾民死死地困在家中，生生断了他们一条活路，这种办法并不长久。父亲到兰考以后，了解了情况，认为灾民不能堵，不让人出去解决不了问题，应该给他们出路，让他们有计划地到外地搞生产。
据救灾办公室资料显示，1963年7月人口外流12000人，还有增长趋势。父亲针对这些情况召开县委会，他说：“制止人口外流也要加强思想教育，分析形势，认识外流的危害性，单靠发粮食，物资刺激是不行的，只有从多方面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扩大就业门路，大搞多种经营才是最好的办法。”他亲自起草了《关于切实阻止人口外流的意见》，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父亲到兰考赴任刚三个月的时候，就迎来了他职业生涯的一次严峻考验。1963年3月，兰考灾情严重，农业生产处于半停滞状态，群众生活困顿不已。上级没有有效措施，省委特别焦虑。就在这种情况下，省委第二书记何伟带着一行人到兰考调研。这样的事本来应该是雪中送炭，可是看着带来的那些人，兰考的干部们有些迷惑不解，因为除了省委的人外，还有开封、杞县、民权、东明四个县的县委书记。
在会上，何伟书记先是铺垫：兰考是一个贫困县，千百年来风沙、盐碱、内涝把兰考折腾得民不聊生，百姓苦不堪言。解放十几年了面貌没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当前灾情又那么重，应该怎么办？
他点我父亲的名字，说你要有思想准备。然后何伟书记就交了底，他说：“今天把兰考周边四个县的一把手请过来，是想给你们增加点负担，省里想把兰考一分为四，你们每个县四分之一，这样兰考的问题就会好些。”
兰考县的领导一下傻眼了。何伟书记表态以后，其他四个县的县委书记也纷纷表态：愿意接受兰考，请组织放心。
父亲和县长张钦礼商量了一下，就明确表态，坚决不同意瓜分兰考。他们认为历史上的兰考一直是合并的趋势，这些年兰考出现的灾情是各种因素造成的，不是兰考人民不勤劳，不是兰考人民没本事。
张钦礼表示：“给我们三五年时间，改变不了兰考的面貌，达不到这个目标，不劳省委给我们分配工作，我们自动辞职，解甲归田。”最后父亲表态：“三年不改变兰考面貌是宽限，力争提前，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这样说了之后，他身边的开封县委书记周锡禄开玩笑说：“老焦呀，老张呀，我不是拔你俩的气门芯，三年时间要摘掉兰考这个老灾县的帽子，累不死，也得脱三层皮。”
父亲和县长当即站了起来，情绪激昂地说：“我们宁愿累死，脱三层皮，也不愿将困难转给兄弟县。”
在此后的调研中，父亲帶着县领导班子陪着何伟书记一路走一路看，何书记也对兰考战胜“三害”有了信心，还表示“你们决心要这样大干，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需要省委帮助解决尽管实话实说”。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就汇报了：“我们封闭沙丘，翻淤压沙，挖河排涝，都需要工具;安排群众生活，以工代赈，需要物资，请求省里给我们支援40万。”
何伟书记也很干脆：“我给你们向上级汇报，能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我押袜子、卖鞋、当裤子也给你们凑够。”
至此，这一番考验，由父亲带领着县委班子的坚决表态而过关。重要的是这40万元很快就拨到了兰考。父亲就开会讨论，先拿20万元购买架子车、铁锨等劳动工具，补充到各个生产队，再拿出20万元购买代食品用于以工代赈，安排群众生活。会后县委常委、副县长蔺永沛带领从县救灾办、供销社、土产公司等单位抽调的精干人员，奔赴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地购买粉渣、粉条、苜蓿片、菱角等代食品。这些代食品对于兰考人民的生活起了重要保障作用。
（题目为编者所加）
5月14日，焦裕禄同志去世57周年。57年过去了，他栽下的幼桐，已长成参天大树;他以身奉献的兰考，旧貌换新颜……焦裕禄的生命虽然只有短短42年，但他的名字被永远铭记，他的精神永不褪色！
本刊节选人民日报出版社《我的父亲焦裕禄》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由于兰考面临严峻的形势，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就想从别的地方调得力干部到蘭考工作。据当时的地委书记张申在多年后的回忆中说，当年的兰考县委书记有问题，工作有私心，带班子也不够好，就想把他换掉。他们就找了一些人，选来选去没有合适的，有的一听说去兰考，就想尽办法去推脱，根本不去赴任，谁都知道，灾区栽干部。后来张申书记又考虑了一个同志，还找他谈了话，当时这个同志也没什么反应，可是当听到要去的地方是兰考时，一下子就精神失控，跑到厕所里哭了起来。
这个时候张申书记非常焦虑，兰考的情况越来越紧急，而领导干部都打起退堂鼓，这可怎么是好？最终他想到了我父亲。张申书记和我父亲是老相识了，1948年在尉氏的时候，他是尉氏的县委书记兼县长，而我父亲是他的部下，所以他对我父亲的品德、能力特别了解，知道他是有胆识不怕苦、不怕困难的人。于是在1962年底，他就找到了父亲，代表组织和他谈话。谈的时候他就明确告诉我父亲兰考的形势是非常的严峻，是最困难的一个县，如果他要去的话一定要有思想准备。
当时父亲的肝炎已经很厉害了，如果他要以这个为借口，组织也绝不会难为他。可是他根本二话没说，当即表态：“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越是锻炼人。请组织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绝不离开那里。”于是就这么定下来让他到兰考。
这之间还有一个事情。当时张申书记想的是派我父亲到兰考当县委书记，可是这个想法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父亲是以县委副书记的身份赴任的，对此他也从来没有一点不满。
前两年我见张申伯伯的时候，他虽然年近百岁，但干干净净，思维清晰，用手抚摸着我的脸喊着我“宝宝”——他一直都是这么喊我的。他说：“我这一生做了一件好事，给党培养了一个好干部;也做了一件坏事，不知道你爸爸有病，把他派到了最艰苦的地方，要不然他也可能活到现在。”
本来组织上是让父亲先回尉氏做一下工作交接，然后那边再开介绍信，再给他安排到兰考赴任。可是他直接就把介绍信开了，悄悄地一个人就来到了兰考，那一天是12月6日，当时的人事干事蔡生茂对此事记得非常清楚。父亲去的时候，他很认真地收拾自己的行李，拿着一个布兜，带着钢笔、笔记本，还有那件穿了10多年的黑大衣就出发了。后来母亲还对我大姐说：“爸爸调动工作了，去了兰考。”而大姐根本不知道兰考在哪里。多年后，兰考县委宣传部的侯永胜采访了蔡生茂，在他笔下，父亲报到那天的情景得以还原：
1962年12月6日，夜幕即将降临的兰考寒风凛冽，城北沙丘上扬起的流沙顺风而走，弥漫空中，砂砾摩擦出的响声遮住了城里傍晚的喧闹。
县委组织部办公室里，里屋的炉火烧得正旺，蓝色的火苗忽左忽右，驱走了房间里的一些寒气。赵文选、李运祥两位同志正围坐在炉火旁吃饭，外屋的办公桌旁，组织干事蔡生茂刚刚端起饭碗。
“咚，咚……”
敲门声处，一位头戴火车头帽，身穿黑色棉大衣，手提一个小布兜的同志进到屋里，朝着蔡生茂走来。
以为是外调的干部办理手续，蔡生茂并没有起身。而是按照豫东人的习惯，打了声招呼。
“有啥事？过来吧！”“你吃饭了没有？在这里吃吧！”
“你吃吧！”那位同志答。
站定后，他从提兜里拿出一份介绍信，递了过去。
蔡生茂推开饭碗，拿起介绍信细看，上写：“中共兰考县委组织部：焦裕禄同志去你县任第二书记，请接洽，中共开封地委组织部。”
“您是焦裕禄同志？”
“我是焦裕禄。”
“坐吧！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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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边喊李运祥的名字边走进里屋。
李运祥看了介绍信问：“应该怎么办？”
李运祥是部长秘书，想了一下说：“你去给赵玉岭部长汇报吧！”
蔡生茂倒了杯热水，端给焦裕禄，就去了县委餐厅。
正在吃饭的县委组织部部长赵玉岭听了汇报，又仔细看了看介绍信，不解地说：“地委怎么也没有给咱打个招呼？”
放下饭碗，赵玉岭就和蔡生茂一起来到了县委组织部办公室。
“焦裕禄同志，欢迎您！”
寒暄之后，赵玉岭就陪焦裕禄去了餐厅。
因为兰考县委的条件有限，焦裕禄又是突然来报到，在赵玉岭陪同焦裕禄吃饭的同时，他安排组织部办公室值班的三位同志去收拾县委的接待室，给焦裕禄准备住处。
据年近九旬的蔡生茂介绍，县委接待室平时用于到县委开展工作的同志临时居住，里面有七八张床，他们先把多余的床摞起来，用两张床拼在一起，铺好了被褥，准备了一个煤炉，焦裕禄当晚就住在那里了。
“事实上，在焦书记的家属没有搬到县委之前，他就一直住在那里。”蔡生茂说。
多少年过去了，父亲只身赴任的情形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作为县委副书记，一个人悄没声息地上任，只拿着一封介绍信，这种心态或许只有那些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能体会吧。
在表现父亲的文学作品中，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通讯，都有火车站这个背景，这次也是如此。雷中江老人对此记忆深刻，事实上当时的火车站候车室挤的满满都是逃荒灾民，他们横躺着，歪坐着，有气无力，无精打采。父亲和他的同事走到灾民面前，逐个询问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灾民都说“三害”让他们食不果腹，为了生存只能外出要饭。父亲心情很沉重，对同去的领导干部说：“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去的，这不能怪他们，责任在我们身上，党把兰考县的36万人民交给了我们，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从火车站回去以后父亲连夜召集开会，他说：“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我希望大家牢记今晚的情景，这样我们就有决心领导群众改变兰考的面貌。”
父亲还组织县委一班人学习《为人民服务》等文章。他经常鼓动大家说：“兰考这块热土是先烈们用热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在这里我们就不能领导人民战胜自然灾害吗？现在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我们不要辜负了先烈，辜负了人民。”由于一连串的教育工作，大家的认识都提高了，信心也增强了，革命干劲空前高涨。那段时间，到困难的地方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灾情最重的生产队去，成了全县各级干部的行动口号。
由于兰考外出逃荒要饭的实在太多，当时兰考的干部认为这给他们的脸上抹了黑，说明他们的工作不得力。于是他们就采取强硬措施，阻止灾民外流，成立了劝阻办公室，这也是兰考独特的产物，劝阻办公室的人员每天都到县城的街道上、车站劝阻灾民。一方面是灾害深重没有收成，又找不到治灾的办法;另一方面是将灾民死死地困在家中，生生断了他们一条活路，这种办法并不长久。父亲到兰考以后，了解了情况，认为灾民不能堵，不让人出去解决不了问题，应该给他们出路，让他们有计划地到外地搞生产。
据救灾办公室资料显示，1963年7月人口外流12000人，还有增长趋势。父亲针对这些情况召开县委会，他说：“制止人口外流也要加强思想教育，分析形势，认识外流的危害性，单靠发粮食，物资刺激是不行的，只有从多方面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扩大就业门路，大搞多种经营才是最好的办法。”他亲自起草了《关于切实阻止人口外流的意见》，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父亲到兰考赴任刚三个月的时候，就迎来了他职业生涯的一次严峻考验。1963年3月，兰考灾情严重，农业生产处于半停滞状态，群众生活困顿不已。上级没有有效措施，省委特别焦虑。就在这种情况下，省委第二书记何伟带着一行人到兰考调研。这样的事本来应该是雪中送炭，可是看着带来的那些人，兰考的干部们有些迷惑不解，因为除了省委的人外，还有开封、杞县、民权、东明四个县的县委书记。
在会上，何伟书记先是铺垫：兰考是一个贫困县，千百年来风沙、盐碱、内涝把兰考折腾得民不聊生，百姓苦不堪言。解放十几年了面貌没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当前灾情又那么重，应该怎么办？
他点我父亲的名字，说你要有思想准备。然后何伟书记就交了底，他说：“今天把兰考周边四个县的一把手请过来，是想给你们增加点负担，省里想把兰考一分为四，你们每个县四分之一，这样兰考的问题就会好些。”
兰考县的领导一下傻眼了。何伟书记表态以后，其他四个县的县委书记也纷纷表态：愿意接受兰考，请组织放心。
父亲和县长张钦礼商量了一下，就明确表态，坚决不同意瓜分兰考。他们认为历史上的兰考一直是合并的趋势，这些年兰考出现的灾情是各种因素造成的，不是兰考人民不勤劳，不是兰考人民没本事。
张钦礼表示：“给我们三五年时间，改变不了兰考的面貌，达不到这个目标，不劳省委给我们分配工作，我们自动辞职，解甲归田。”最后父亲表态：“三年不改变兰考面貌是宽限，力争提前，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这样说了之后，他身边的开封县委书记周锡禄开玩笑说：“老焦呀，老张呀，我不是拔你俩的气门芯，三年时间要摘掉兰考这个老灾县的帽子，累不死，也得脱三层皮。”
父亲和县长当即站了起来，情绪激昂地说：“我们宁愿累死，脱三层皮，也不愿将困难转给兄弟县。”
在此后的调研中，父亲帶着县领导班子陪着何伟书记一路走一路看，何书记也对兰考战胜“三害”有了信心，还表示“你们决心要这样大干，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需要省委帮助解决尽管实话实说”。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就汇报了：“我们封闭沙丘，翻淤压沙，挖河排涝，都需要工具;安排群众生活，以工代赈，需要物资，请求省里给我们支援40万。”
何伟书记也很干脆：“我给你们向上级汇报，能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我押袜子、卖鞋、当裤子也给你们凑够。”
至此，这一番考验，由父亲带领着县委班子的坚决表态而过关。重要的是这40万元很快就拨到了兰考。父亲就开会讨论，先拿20万元购买架子车、铁锨等劳动工具，补充到各个生产队，再拿出20万元购买代食品用于以工代赈，安排群众生活。会后县委常委、副县长蔺永沛带领从县救灾办、供销社、土产公司等单位抽调的精干人员，奔赴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地购买粉渣、粉条、苜蓿片、菱角等代食品。这些代食品对于兰考人民的生活起了重要保障作用。
（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