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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镇化的角度，新型城镇化的新目标是建设可持续竞争力的理想城市；从竞争力的角度，最具竞争力的城市是可持续竞争力的理想城市。有鉴于国内外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命题，新型城镇化的新要求，需要以可持续竞争力的理想城市评估原则和标准，进行理论、实证和案例研究，以此引领中国城市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和竞争力提升。
按照新的理论框架：竞争力分为当前短期竞争力（综合经济竞争力）和未来长期竞争力（可持续竞争力）。
可持续竞争力即未来长期竞争力，是推动支撑城市永续发展和竞争的关键因素及有机构成。最具可持续竞争力的城市是能确保当前和未来最持续、最有效率地创造财富，为世代居民提供最多福利能力的城市。依照理想城市的这些方面，通过把握世界发展趋势，瞄准世界标准，借鉴国际经验，并基于长期的研究，我们认为，最具可持续竞争力的城市具体由八个理想城市有机构成：
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 创业至上的宜商城市；公平包容的和谐城市；环境友好的生态城市；创新驱动的知识城市；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交流便捷的信息城市；开放多元的文化城市。
现状与格局
当前短期竞争力指数是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选取表现产出价值的当前指标——“地均GDP”和“GDP”年均增量，同时反映当前创造价值的规模、速度和效率，选取全国及港澳台293个城市样本。可持续竞争力指标体系基于以上八个方面，每个方面分别提炼出了六到十个核心指标，选取港澳及内地地级以上287城市做样本。采用相关统计计量方法，可以计算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和可持续竞争力指数，分析包括港澳台在内293个城市的经济综合竞争力的现状与格局，以及港澳及内地287个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现实状况以及与理想城市的差距。
1.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比较。2012年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是：香港、深圳、上海、台北、广州、北京、苏州、佛山、天津和澳门。其中，港澳台地区占3席，东南沿海的内地城市占5席，环渤海地区占2席，而广大中西部地区没有一个城市进入综合经济竞争力十强；进入二十强的中西部城市仅有武汉和成都，而西北地区排名最靠前的西安仅列第36位。可见，区位优势对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十分明显。从城市的行政等级来看，特别行政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要明显高于其它地级城市。
从全国及各大区域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来看，港澳台城市、东南沿海的内地城市、环渤海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均值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它区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排名依次是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从区域城市内部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差距来看，港澳台城市的变异系数最高，东南沿海的内地城市和环渤海地区次之，中部城市的变异系数最小。
2.可持续竞争力指数比较。2012年可持续竞争力指数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是：香港、上海、深圳、北京、广州、澳门、杭州、青岛、无锡、济南。和综合经济竞争力一样，仍是港澳台地区、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三分天下。其中，港澳台地区占2席，东南沿海的内地城市占5席，环渤海地区占3席。进入二十强的中西部城市仅有武汉、长沙和成都，而西北地区排名最靠前的西安位列第30位。从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相对差距来看，无论是全国总体水平还是区域内部差距都要小于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
从全国及各大区域的可持续竞争力指数来看，港澳台城市、东南沿海的内地城市、环渤海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指数均值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三大区域内部变异系数均要小于全国总体水平。其它区域的可持续竞争力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排名依次是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从区域城市内部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差距来看，除了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以外，其它各区域的变异系数均小于全国总体水平。
3.城市竞争力指数的横向关联。2012年中国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与综合经济竞争力还呈现出典型的倒U型关系，即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在初期会随着综合经济竞争力的上升而迅速增加，但上升至一定阶段后，可持续竞争力的上升幅度会有所趋缓，甚至会出现下行趋势。因此，提升中国城市竞争力的关键不在于现实综合经济竞争力的大小，而在于如何促进可持续竞争力的提高，增强中国城市的发展后劲，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型的内在要求和不竭动力。
4.城市竞争力指数的纵向比较。2012年，中国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十强相对于2011年和2002-2011年的平均排名变动幅度较小，表明中国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在时间序列上有很强的传承性，而在可持续竞争力排名中，综合竞争力十强城市的排名波动幅度较大。表明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越强，并不意味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越高。因此，对于可持续竞争力排名较低的城市，其发展转型的压力也就越大。
问题与挑战
1.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舍本逐末。中国内地多数城市不仅没有达到以人为本，而且距离一般性宜居也有差距。宜居城市的竞争力指数均值为0.4141，变异系数为0.3153。在宜居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上存在以下问题：第一，重城市建设，轻管理服务。第二，偏向于硬件设施，大型设施建设，忽视软件设施建设，小型配套设施建设。第三，城市建设投资不足，往往偏向于地标性建筑和华丽外表，轻视排水管道等地下设施。第四，重视物的运行和车的方便，轻视人的流动和人的便利；第五，城市建设行政化严重，中小城市投资不足，小城市与小城镇功能不全。第六，大中城市“城市病”开始集中爆发。
2.创业至上的宜商城市亟待转型。多数城市创业至上条件和氛围远未形成。2012年宜商城市指数均值为0.3170，变异系数为0.4748，在八个分项竞争力中表现相对较差。第一，对宜商城市的目标定位有偏差，不顾自身资源禀赋，一味采用全盘推进的策略，呈现盲目抢占宜商城市高地的状态。第二，中国大多数城市在招商引资或者鼓励本地实业发展的过程中，常采用的办法是给予土地、税收、用水用电等各方面的优惠政策，这种做法确实大大降低了“要素成本”，易于實现各类资本和项目的落户，但是却忽略了更为根本的商务环境的优化建设。第三，“虚而不实”地打造宜商环境，一旦企业入驻，招商引资目标得以实现，又以各种借口对优惠政策大打折扣，缺乏目标性和长远考虑以及对“利益”的尊重和恰当引导。第四，地方政策法规缺乏稳定性和延续性，企业的初创审批、经营纳税等难以清晰地按规则办事，审批程序较为繁琐，人情世故因素较高。第五，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中国城市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而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通常将精力和优惠政策倾向于大企业集团、知名品牌，而对中小微企业的关注不够，社会服务体系不完善。 3.公平包容的和谐城市建设压力巨大。公平包容的和谐城市建设水平低差异大。2012年城市和谐指数均值为0.3751，一线城市压力大，东中部二三线城市的和谐度较高，西部贫困地区和谐度低、东中西部存在较大差距。第一，城市的管理理念和模式相对封闭和落后，城市政府的行政透明度整体不足，对群众的公共服务需求回应较少，导致广大人民群众对部分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和公共服务水平评价较低。第二，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区域差别较大，东北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南地区的公共支出水平相对较高，而中部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则相对较低。第三，城市每万人口犯罪率与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正相关关系。第四，户籍歧视严重。外地人、农民工与当地居民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均等化方面存在较大差距。而在287个城市中，户籍完全放开的仅有4个。
4.环境友好的生态城市建设充满挑战。2012年中国生态城市竞争力指数均值为0.3935，离广大人民的期望和理想城市的目标仍有不少差距。生态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城市环境污染引发的重大事件呈爆发式增长，严重影响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第二，生态城市止于口号。截止到2011年， 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明确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目标的有230个，达到80%以上；提出低碳城市目标的有133个，占46%；提出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目标的城市已经达到259个，占全部城市的90%以上。但绝大多数城市相关实际措施少，很多城市并没有制定生态的城市规划或者未能严格按照生态城市的标准执行。第三，经济发展、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两难选择，缺乏国家层面生态建设的制度框架，缺少补偿机制、排污权交易机制等。第四，生产方式仍旧以高污染、高排放为主，缺乏先进的生产方式。第五，目前我国很多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将高污染、高排放的生产企业和污染源放在本地区的边缘地带或江河、湖泊、海洋中，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很容易导致“公用地悲剧”的发生。
5.创新驱动型的知识城市建设任重而道远。中国城市在营造创新环境方面的步伐缓慢，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自主创新为主导、以创新文化为基础的城市形态并未建立。知识城市竞争力指数为0.328，变异系数0.191。第一，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驱动因素少。286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均值下降了1.1%，其中技术进步是上升状态，提高了4.1%，但综合效率确实呈现明显的下降，降幅为5%，其两个分项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下降了2.4%和2.7%。从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情况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占比仅为41.6%，而58.4%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无任何改善。第二，创新要素投入比例低。过去十多年间，286个城市R&D占GDP比重的均值仅提高了0.6%，而54个重点城市的R&D占比均值也仅是提高了0.8%，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三，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如2011年北京、上海在专利申请、论文发表数虽然高于香港，但是实际的科技成果转化却远低于香港，人均高端服务业增加值香港是3.7万元，北京、上海分别是2.1万元和1.3万元。第四，中小城市创新驱动的知识城市建设比较遥远。中小城市投入绝对值少、人才匮乏、以前的科技投入欠账较多，严重的影响我国知识城市的全面转型。
6.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建设严重滞后。中国城市的全域城市竞争力指数离理想城市的差距最远，并且城市之间的相对差距也最大，在可持续竞争力指数的八个分项中，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竞争力指数均值最低而变异系数最大。首先，城乡收入差距大，城乡收入比在2002年为3.11：1，而在2011年达到3.13：1。其次，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以及社会救助等方面，全面落后于城市。再次，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无论在数量、质量、品种和属性等方面都落后于城市。最后，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适应性来看，城市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人口城乡结构落后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人口城市化滞后于非农产业的发展。
7.交流便捷的信息城市发展刚刚起步。中国信息城市处于起步阶段，城市之间的相对差异较大。2012年，中国信息城市竞争力指数均值为0.2898，变异系数高达0.5441。第一，信息城市整体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在基本的交通设施建设中，接近54%的城市现在还没有机场，没有国道或国高通过的城市数达51个，在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覆盖率上只有0.1。第二，发展水平区域内部、区域之间不协调。东部高于西部，沿海高于内地，在交通设施、邮政等行业的投入上，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投入相对偏小。第三，最新信息交流技术运用低。在2012年我国信息城市在物联网与云计算覆盖率指数得分0.02。。第四，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率偏低。据工信部工业行业两化融合评估报告，中国24.5%的评估企业两化融合还处于起步阶段，43%处于局部覆盖阶段，不同行业的融合水平差异较大。
8.开放多元的文化城市建设亟待加强。城市文化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距离理想城市的目标相距甚远。2012年中国287个城市的文化城市竞争力指数均值为0.27205。第一，部分城市由于过度追求经济发展而漠视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使城市逐渐失去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城市特色和历史文化底蕴逐步消亡。第二，对外来文化的理解和运用又不得要旨，不加思考地效仿国外使得主導文化出现断裂，造成部分城市在文化建设方面底气不足。第三，东西部地区文化的开放程度和包容性差异性较大，西部偏远地区城市文化薄弱。排名前50位的城市中，西部地区只占4个，而东部多达32个。第四，城市规划主观性和随意性较强，缺乏对城市建设规律的遵循以及对城市在精神、人文、个性方面的深层思考和理解。许多城市按照功能性分区的规划理念，教条式地将城市分成商业区、居住区、行政区、娱乐区等做法，使本来饱含历史余韵、丰富多彩的城市人为地结构化、简单化，把城市生活变得机械且单调。
按照新的理论框架：竞争力分为当前短期竞争力（综合经济竞争力）和未来长期竞争力（可持续竞争力）。
可持续竞争力即未来长期竞争力，是推动支撑城市永续发展和竞争的关键因素及有机构成。最具可持续竞争力的城市是能确保当前和未来最持续、最有效率地创造财富，为世代居民提供最多福利能力的城市。依照理想城市的这些方面，通过把握世界发展趋势，瞄准世界标准，借鉴国际经验，并基于长期的研究，我们认为，最具可持续竞争力的城市具体由八个理想城市有机构成：
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 创业至上的宜商城市；公平包容的和谐城市；环境友好的生态城市；创新驱动的知识城市；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交流便捷的信息城市；开放多元的文化城市。
现状与格局
当前短期竞争力指数是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选取表现产出价值的当前指标——“地均GDP”和“GDP”年均增量，同时反映当前创造价值的规模、速度和效率，选取全国及港澳台293个城市样本。可持续竞争力指标体系基于以上八个方面，每个方面分别提炼出了六到十个核心指标，选取港澳及内地地级以上287城市做样本。采用相关统计计量方法，可以计算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和可持续竞争力指数，分析包括港澳台在内293个城市的经济综合竞争力的现状与格局，以及港澳及内地287个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现实状况以及与理想城市的差距。
1.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比较。2012年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是：香港、深圳、上海、台北、广州、北京、苏州、佛山、天津和澳门。其中，港澳台地区占3席，东南沿海的内地城市占5席，环渤海地区占2席，而广大中西部地区没有一个城市进入综合经济竞争力十强；进入二十强的中西部城市仅有武汉和成都，而西北地区排名最靠前的西安仅列第36位。可见，区位优势对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十分明显。从城市的行政等级来看，特别行政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要明显高于其它地级城市。
从全国及各大区域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来看，港澳台城市、东南沿海的内地城市、环渤海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均值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它区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排名依次是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从区域城市内部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差距来看，港澳台城市的变异系数最高，东南沿海的内地城市和环渤海地区次之，中部城市的变异系数最小。
2.可持续竞争力指数比较。2012年可持续竞争力指数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是：香港、上海、深圳、北京、广州、澳门、杭州、青岛、无锡、济南。和综合经济竞争力一样，仍是港澳台地区、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三分天下。其中，港澳台地区占2席，东南沿海的内地城市占5席，环渤海地区占3席。进入二十强的中西部城市仅有武汉、长沙和成都，而西北地区排名最靠前的西安位列第30位。从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相对差距来看，无论是全国总体水平还是区域内部差距都要小于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
从全国及各大区域的可持续竞争力指数来看，港澳台城市、东南沿海的内地城市、环渤海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指数均值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三大区域内部变异系数均要小于全国总体水平。其它区域的可持续竞争力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排名依次是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从区域城市内部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差距来看，除了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以外，其它各区域的变异系数均小于全国总体水平。
3.城市竞争力指数的横向关联。2012年中国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与综合经济竞争力还呈现出典型的倒U型关系，即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在初期会随着综合经济竞争力的上升而迅速增加，但上升至一定阶段后，可持续竞争力的上升幅度会有所趋缓，甚至会出现下行趋势。因此，提升中国城市竞争力的关键不在于现实综合经济竞争力的大小，而在于如何促进可持续竞争力的提高，增强中国城市的发展后劲，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型的内在要求和不竭动力。
4.城市竞争力指数的纵向比较。2012年，中国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十强相对于2011年和2002-2011年的平均排名变动幅度较小，表明中国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在时间序列上有很强的传承性，而在可持续竞争力排名中，综合竞争力十强城市的排名波动幅度较大。表明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越强，并不意味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越高。因此，对于可持续竞争力排名较低的城市，其发展转型的压力也就越大。
问题与挑战
1.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舍本逐末。中国内地多数城市不仅没有达到以人为本，而且距离一般性宜居也有差距。宜居城市的竞争力指数均值为0.4141，变异系数为0.3153。在宜居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上存在以下问题：第一，重城市建设，轻管理服务。第二，偏向于硬件设施，大型设施建设，忽视软件设施建设，小型配套设施建设。第三，城市建设投资不足，往往偏向于地标性建筑和华丽外表，轻视排水管道等地下设施。第四，重视物的运行和车的方便，轻视人的流动和人的便利；第五，城市建设行政化严重，中小城市投资不足，小城市与小城镇功能不全。第六，大中城市“城市病”开始集中爆发。
2.创业至上的宜商城市亟待转型。多数城市创业至上条件和氛围远未形成。2012年宜商城市指数均值为0.3170，变异系数为0.4748，在八个分项竞争力中表现相对较差。第一，对宜商城市的目标定位有偏差，不顾自身资源禀赋，一味采用全盘推进的策略，呈现盲目抢占宜商城市高地的状态。第二，中国大多数城市在招商引资或者鼓励本地实业发展的过程中，常采用的办法是给予土地、税收、用水用电等各方面的优惠政策，这种做法确实大大降低了“要素成本”，易于實现各类资本和项目的落户，但是却忽略了更为根本的商务环境的优化建设。第三，“虚而不实”地打造宜商环境，一旦企业入驻，招商引资目标得以实现，又以各种借口对优惠政策大打折扣，缺乏目标性和长远考虑以及对“利益”的尊重和恰当引导。第四，地方政策法规缺乏稳定性和延续性，企业的初创审批、经营纳税等难以清晰地按规则办事，审批程序较为繁琐，人情世故因素较高。第五，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中国城市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而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通常将精力和优惠政策倾向于大企业集团、知名品牌，而对中小微企业的关注不够，社会服务体系不完善。 3.公平包容的和谐城市建设压力巨大。公平包容的和谐城市建设水平低差异大。2012年城市和谐指数均值为0.3751，一线城市压力大，东中部二三线城市的和谐度较高，西部贫困地区和谐度低、东中西部存在较大差距。第一，城市的管理理念和模式相对封闭和落后，城市政府的行政透明度整体不足，对群众的公共服务需求回应较少，导致广大人民群众对部分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和公共服务水平评价较低。第二，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区域差别较大，东北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南地区的公共支出水平相对较高，而中部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则相对较低。第三，城市每万人口犯罪率与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正相关关系。第四，户籍歧视严重。外地人、农民工与当地居民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均等化方面存在较大差距。而在287个城市中，户籍完全放开的仅有4个。
4.环境友好的生态城市建设充满挑战。2012年中国生态城市竞争力指数均值为0.3935，离广大人民的期望和理想城市的目标仍有不少差距。生态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城市环境污染引发的重大事件呈爆发式增长，严重影响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第二，生态城市止于口号。截止到2011年， 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明确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目标的有230个，达到80%以上；提出低碳城市目标的有133个，占46%；提出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目标的城市已经达到259个，占全部城市的90%以上。但绝大多数城市相关实际措施少，很多城市并没有制定生态的城市规划或者未能严格按照生态城市的标准执行。第三，经济发展、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两难选择，缺乏国家层面生态建设的制度框架，缺少补偿机制、排污权交易机制等。第四，生产方式仍旧以高污染、高排放为主，缺乏先进的生产方式。第五，目前我国很多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将高污染、高排放的生产企业和污染源放在本地区的边缘地带或江河、湖泊、海洋中，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很容易导致“公用地悲剧”的发生。
5.创新驱动型的知识城市建设任重而道远。中国城市在营造创新环境方面的步伐缓慢，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自主创新为主导、以创新文化为基础的城市形态并未建立。知识城市竞争力指数为0.328，变异系数0.191。第一，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驱动因素少。286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均值下降了1.1%，其中技术进步是上升状态，提高了4.1%，但综合效率确实呈现明显的下降，降幅为5%，其两个分项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下降了2.4%和2.7%。从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情况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占比仅为41.6%，而58.4%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无任何改善。第二，创新要素投入比例低。过去十多年间，286个城市R&D占GDP比重的均值仅提高了0.6%，而54个重点城市的R&D占比均值也仅是提高了0.8%，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三，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如2011年北京、上海在专利申请、论文发表数虽然高于香港，但是实际的科技成果转化却远低于香港，人均高端服务业增加值香港是3.7万元，北京、上海分别是2.1万元和1.3万元。第四，中小城市创新驱动的知识城市建设比较遥远。中小城市投入绝对值少、人才匮乏、以前的科技投入欠账较多，严重的影响我国知识城市的全面转型。
6.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建设严重滞后。中国城市的全域城市竞争力指数离理想城市的差距最远，并且城市之间的相对差距也最大，在可持续竞争力指数的八个分项中，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竞争力指数均值最低而变异系数最大。首先，城乡收入差距大，城乡收入比在2002年为3.11：1，而在2011年达到3.13：1。其次，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以及社会救助等方面，全面落后于城市。再次，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无论在数量、质量、品种和属性等方面都落后于城市。最后，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适应性来看，城市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人口城乡结构落后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人口城市化滞后于非农产业的发展。
7.交流便捷的信息城市发展刚刚起步。中国信息城市处于起步阶段，城市之间的相对差异较大。2012年，中国信息城市竞争力指数均值为0.2898，变异系数高达0.5441。第一，信息城市整体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在基本的交通设施建设中，接近54%的城市现在还没有机场，没有国道或国高通过的城市数达51个，在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覆盖率上只有0.1。第二，发展水平区域内部、区域之间不协调。东部高于西部，沿海高于内地，在交通设施、邮政等行业的投入上，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投入相对偏小。第三，最新信息交流技术运用低。在2012年我国信息城市在物联网与云计算覆盖率指数得分0.02。。第四，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率偏低。据工信部工业行业两化融合评估报告，中国24.5%的评估企业两化融合还处于起步阶段，43%处于局部覆盖阶段，不同行业的融合水平差异较大。
8.开放多元的文化城市建设亟待加强。城市文化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距离理想城市的目标相距甚远。2012年中国287个城市的文化城市竞争力指数均值为0.27205。第一，部分城市由于过度追求经济发展而漠视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使城市逐渐失去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城市特色和历史文化底蕴逐步消亡。第二，对外来文化的理解和运用又不得要旨，不加思考地效仿国外使得主導文化出现断裂，造成部分城市在文化建设方面底气不足。第三，东西部地区文化的开放程度和包容性差异性较大，西部偏远地区城市文化薄弱。排名前50位的城市中，西部地区只占4个，而东部多达32个。第四，城市规划主观性和随意性较强，缺乏对城市建设规律的遵循以及对城市在精神、人文、个性方面的深层思考和理解。许多城市按照功能性分区的规划理念，教条式地将城市分成商业区、居住区、行政区、娱乐区等做法，使本来饱含历史余韵、丰富多彩的城市人为地结构化、简单化，把城市生活变得机械且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