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盐业历史悠久，类型多样，影响深远，留下了数量众多的盐业遗产。这些盐业遗产正伴随着现代化、集约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推进而迅速消失，需要尽快开展盐业遗产的现状调查和考古工作，通过问题梳理、比较分析和价值研究，筛选出能反映中国盐业史各时段、各类型的典型单位，以及能够体现盐业工艺创新性和盐业文化多样性的特殊单位，将其纳入文物保护法规的保护范畴，系统保护好这些盐业历史的物质见证和非物质传统。由于绝大多数著名盐场已经停业甚至变为废址，盐业生产体系已经瓦解，盐业工艺流程已不完整，总结盐业遗产研究的问题，细化和深化盐业考古研究很有必要。

关键词：盐业遗产;盐业考古;盐道;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K8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19）03—0162—13
　　

盐是与人类生产和生活紧密相关的重要物质，向来受到古代社会和历代国家的重视。因而有意识地寻找并提取盐，并将所获盐提供给自己不能生产盐的人们，就成为古代一项重要的产业和经济活动。又因为盐产品的重要性和地理分布的不均衡性，古代国家就产生了控制盐的生产或流通，以增加国家税收的盐法和盐政，盐业因而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正由于如此，无论是海盐、湖盐还是井盐，以及杂盐的生产场所及其相关设施，在历史上有盐资源的地方都是普遍存在的，因而留下了大量的盐业遗产。这些盐业遗产是中国古代盐业历史的实物例证，值得很好地发掘和利用。随着现代化、集约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迅猛推进，原先大量存在的盐业遗产正在迅速消失，开展盐业遗产的调查、研究、评估、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刻不容缓。本人限于学识，对中国盐业遗产的现状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仅能就所知盐业遗产的情况，选取一些需要讨论的盐业遗产案例，从盐业考古和遗产保护的角度，谈点个人的初步认识。
　　一、盐业遗产与盐业考古
　　盐业遗产可以归属为广义工业遗产的范畴，目前保留下来的盐业遗产也大多是从前工业革命时代一直延续至今的遗存。众所周知，工业遗产经历了工业考古到工业遗产保护的两个阶段，狭义的工业遗产只限定在工业革命以后，文献信息已经相当丰富的近现代的工业遗产都可以开展工业考古，在文献信息相对较少的前工业革命时代，尤其是缺乏文献记载的上古时代，通過对早期盐业遗产开展盐业考古，是弥补有关盐业文献记载缺失的唯一途径。盐业考古是以考古行为揭示的盐业实物资料，来研究盐业历史的专门考古学。
　　中国盐业的发展历程，盐业史前贤已经做过许多研究，取得了普遍的共识。郭正忠等先生这样概括中国盐业技术史的发展阶段说：“第一，从神农炎帝至春秋战国时期，即距今6000年以前，至公元前三、四世纪。这是中国古代盐业资源的最初利用和开发的阶段。其二，从春秋战国至汉魏之际，即公元前三、四世纪至公元二、三世纪。这是中国古代开凿大口盐井、长途输卤和普及煮海的阶段。盐业经济史上的专卖时期，亦从此开始。其三，从汉魏之际到宋金时代，即公元二、三世纪至公元十二、三世纪。这是池盐人工浇畦和渐用天然气煮盐的阶段。其四，从宋金时代至清末，即公元十一、二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这是用顿钻法开凿小口深井，以及矿盐采用斜井掘进，海盐煮晒并举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后期，盐井已深及千米以下的黑卤和岩盐层。”^① 目前考古新发现和新研究，虽然极大地丰富了先前缺乏实证材料的早期盐业阶段的历史资料，补充完善了晚期盐业阶段的部分盐业生产工艺的细节，但中国古代盐业历史的总体发展进程及其阶段性变化，先前的研究结论仍然基本适用。
　　盐业考古主要是以保留至今的实物资料研究盐业历史，盐业遗址的遗迹现象和文化堆积，陶器煮盐阶段与金属器煮盐阶段有显著的不同，因此，可以此为标准将中国古代盐业历史大致划分为早晚两个时期：早期盐业大致相当于中国盐业史的第一阶段及稍后，也就是中国上古时期即龙山时代至战国时期;晚期盐业相当于中国盐业史的第二至第四阶段。
　　1.早期盐业考古的问题
　　（1）制盐产业的形成时间
　　

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证明，无论是海盐产业还是井盐产业，龙山时代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考古学家已经在沿海地带发现了多处龙山文化的遗址，如山东广饶县丁庄北和东赵，寿光市郭井子、杨庄、清水泊农场、西宅科和双王城，潍坊市滨海新区韩家庙子遗址。这些遗址具有不同于一般居住遗址的特点：一是它们都散点状分布在带状的海浸盐渍土地带，历史时期都是盐场所在地;二是这些遗址的规模较小，文化堆积较薄，包含有大量草木灰、烧土和白色块状物;三是这些遗址出土的陶器相对单调，主要是夹砂的鼎、罐等，器壁内有碳酸盐类的白色积垢。正是基于这三方面的证据，对这些遗址进行调研的王青先生和燕生东先生才将这些龙山文化的遗址推定为制盐遗址^②。此外，在东海之滨的杭州湾南端边缘，也就是与舟山群岛相望的浙江宁波市北仑区下厂村，也发现了可能与盐业生产相关的大榭遗址。遗址中与盐业相关的属于该遗址第二期的钱山漾文化遗存（公元前2200—前2000年），年代相当于龙山时代晚期。这个时期的遗迹有灶27座，以及较多的尖圜底陶罐和平底陶盆，发掘者认为这些遗存都与熬制盐卤有关^③。在中国内陆，除了历史悠久的河东池盐产区迄今还没有发现早期的盐业物质证据外，西南地区的重庆忠县瓦渣地、

井场中坝等遗址，都发现了相对单一的小底桶形罐或尖底桶形罐的堆积，其文化属性属于哨棚嘴文化（公元前2500—前1700年）。我们曾经推测，哨棚嘴文化这些单调粗陶器集中大量出现在盐卤露头的区域，应该与熬盐有关，这些遗址是原始井（泉）盐生产的早期遗存^①。因此，认为中国古代盐业源起于龙山时代（或者说不晚于龙山时代），兴起地域是大致同时出现在中国的沿海和内陆地区，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龙山时代的盐业遗址规模还很小，每个作坊盐灶及其堆积的特殊性也不够典型。而到了商周时期，无论是沿海地区还是西南地区，都出现了规模化的非常典型的盐业遗址或遗址群。沿海渤海湾盐渍土地带的盐业遗址显著增加，仅莱州湾地区发现的这一时期的盐业遗址就有上千处，其中小清河流域的盐业遗址分布尤其密集。这些盐业遗址一般都规模不大，都以土灶为中心，有一定范围的草木灰堆积，出土大量的单调粗陶的圜底或尖底陶罐（通常称作“盔形器”）残件，具有陶器熬盐遗址的典型特征。从已经发掘的山东阳信李屋、寿光双王城、寿光大荒北央、东营南河崖4处盐业遗址来看^②，它们的时代都在商代中期至西周中期之间，一般延续时间都不长;发掘出盐灶的盐业遗址一般都由一个引卤沟（坑）、坑旁淋卤场、两个储卤池和一个煮盐灶等遗迹组成，在双王城遗址群和南河崖遗址群，还在盐灶两侧都发现了成排柱洞，应该为淋卤架的遗存。这一时期的池盐和井（泉）盐产业也都有发展，只是池盐生产场所的空间有限，古代盐场长期在相同的湖畔空间采用相同或相近工艺从事生产，遗址中又缺乏陶器煮盐遗址的特有灰烬和陶器堆积，早期的盐业遗址已经不复存在或难以辨识。至于这一时期的井泉盐遗址，尽管也存在着井泉附近空间有限，后世井盐作坊不断叠压破坏早期井盐作坊的问题，但因井盐产业一直都是采用盐灶煮盐的生产工艺，早期陶器煮盐时期的作坊遗址即便已经残破，也容易辨识，故考古人员已在重庆的沿长江一带发现多个这一时期的盐业遗址。忠县

井場中坝遗址以及

井口的瓦渣地遗址，都发现有商代晚期至周代末期的盐业遗存。先秦时期，基于盐资源分布和呈现形式的不同，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东部海盐、中北部池盐、西南部井泉盐的基本产业格局，尽管池盐还没有多少考古的证据。
　　（2）早期盐业的工艺流程
　　早期盐业的工艺流程，由于滨海盐卤埋藏浅且分布广泛，早期海盐作坊多错位散布，有较多保存相对完好的盐业作坊遗址。基于考古发掘揭露的海盐作坊遗址，可以对早期陶器制盐阶段的基本工艺流程进行复原。目前的复原主要有两种意见：王青先生认为，这是采用摊灰淋卤和煎卤成盐的工艺，即先开沟或挖井获取卤水，再把卤水泼洒在草木灰铺成的摊场上，通过日晒使卤水结成盐花，并在粘土坑淋滤带有盐花的盐土，获得高浓度的卤水，然后以罐盛装浓缩后的卤水在盐灶上煎煮，最后破罐取盐^③。燕生东先生则认为，其采用的是盐池晒卤和煎卤成盐工艺，也就是先挖井获取卤水，再经由沉淀池和蒸发池得到含盐量更高的卤水，然后设灶煎卤，破罐取盐^④。这两种对早期陶器制盐工艺的认识，其最后的煎卤成盐阶段的工艺都相同，有分歧的是煎卤前的卤水浓缩工艺。目前可以推断的是，早期陶器制盐阶段的工艺，无论是海盐产业还是井盐产业，盐卤的浓缩工艺在最初阶段可能会只有简单的晾晒浓缩，但到了商周时期，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地区的不同作坊）都在探索不同的盐卤浓缩工艺，某些地区应该已经掌握了淋灰浓缩的工艺也是不奇怪的。
　　

古代传统盐灶煮盐的工艺都大同小异，改进比较缓慢，有些看似相近的盐业作坊的遗迹现象，实际上可能会有不同的工艺内容。举例来说，广饶南河崖遗址和寿光双王城遗址，其盐业作坊的盐灶两侧都各有一排密集排列的柱坑，一般认为这些柱洞是覆盖盐灶的工作棚的遗存。燕生东先生还对双王城遗址的两排柱洞遗址进行了想象复原，复原工作棚呈只有两排檐柱的两面坡形房屋^①。双王城遗址两排柱洞之间的距离达14米，超过了古代建筑通常的柱间距的三倍以上，这个复原恐怕存在问题。笔者认为，这些盐灶两侧的两排柱洞位于盐灶与两侧宽大的浅坑之间，原先应该是两组挂有编排茅草的排架，该排架有几个功能：一是约束风从灶前流向灶尾，使得盐灶火膛内柴草的燃烧更好;二是可以起到一定遮蔽作用，防止侧风影响盐灶煮盐;三是不断浇泼海卤在排架的茅草上，利用盐灶升腾的热气得到浓度更高的卤水。同样以寿光双王城遗址为例，该遗址保存很好的盐业作坊（014A），其盐灶后方有一个两侧有沟与盐灶两侧浅坑相连的大坑，坑的后方还有一个圆形的深坑。发掘者燕生东先生认为，该坑的功能是从地下汲取海卤的汲卤井，这自然是可能的，但另一种可能是储存经过盐灶左右淋卤架和蒸发池浓缩后用以熬盐的浓缩卤水的储卤井。后一种可能性目前还不能排除。遗址中不同遗迹功能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解释直接影响到对整个制盐工艺流程的解释，需要考虑遗迹功能的多种可能性。晚清广东新安县大屿山（今香港大屿山）大澳盐场制备浓缩卤水的做法，其获取的浓缩卤水，就是储存在浓缩工艺流程最后的瓮井中，这可以作为早期盐业浓缩盐卤工艺的参考^②。
　　2.晚期盐业遗产研究的问题
　　（1）蒲江窑埂村盐业的终止年代
　　四川蒲江县窑埂村遗址或称作白云乡盐井沟遗址，是中古时期大口浅井的制盐遗址。蒲江自汉代就有盐井的记载，但记载中的汉代盐井却不像是指窑埂村的盐业遗址。窑埂村遗址根据考古调查及白云乡盐井沟现存遗址分析，其年代应该为唐宋时期。遗址暴露在地表的两口盐井都属于大口深井，因盐井位于山沟较狭窄的地方，煮盐作坊场地不便展开，故先民将卤水从盐井中汲取到旁边较高的石构储卤池中，通过竹笕将卤水输送到距离盐井一两百米的沟口宽敞处，在那里设灶煮盐，并在那里留下了堆积如山的煮盐炭渣。其整个生产流程与汉代井盐画像砖的场景大同小异。 　　关于窑埂村盐业遗址的年代跨度，陶宏先生在调查该遗址的简报中认为，遗址的年代在“唐元和八年（813）至宋末”^①;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蒋成等在调查简报中尽管认为该遗址对认识唐宋时期该区域的制盐有重要意义，但却根据该遗址1号盐井内的第三层的明代堆积判断，“此井应在明代废弃”，也就是说，此遗址延续到了明代^②。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考察队认为该盐业遗址的始建年代为唐元和八年，只是根据遗址崖壁上的唐代摩崖造像最早的纪年题记所作的判断。遗址有唐代纪年造像和出土唐代瓷器和瓦件，未见更早的与盐业相关的遗迹遗物，只能说明该盐业作坊开始于唐代，却不能证明其开始的具体年代。该遗址水井内填土和煮盐堆积中多出土宋代瓷器，唐代佛教摩崖造像龛旁也有宋代“勾当盐井人通引官”和宋代“淳熙丙午”年号的题记，说明该盐场在宋代是国家所设盐井监管辖，宋代是该盐业遗址的繁盛时期。至于该遗址的废弃年代，从宋蒙（元）之际成都平原的人民已经大都遭到蒙军屠戮的历史背景，及1号盐井第三层以下填土只包含唐宋瓦件和瓷片，以及煮盐渣灰堆积中只见唐宋陶瓷器残片，未见更晚的器物的现象看，把窑埂村盐业遗址的年代推定在唐代至南宋，应该更确切些。
　　（2）大英卓筒井的年代问题
　　

四川大英县（原蓬溪县大英乡）卓筒井镇的卓筒井，散布在该镇7个村13平方千米的范围内，民国年间的“大英场务所”拥有盐灶108家，盐井1711口，20世纪80年代尚有9灶41井在生产，90年代才完全停業废弃。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资料可知，大英现有卓筒盐井180余口，灶房9处，其中被重点保护的是关昌村大顺灶，这里有灶房1座、盐井8口，以及花车架、淋卤架、晒盐坝等设施^③。大英盐场的卓筒井被学术界关注并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被称作“是宋代卓筒小井的仅有遗存，堪称蜀中的一绝”^④;或“是人类发明最早的小口钻井技术”，“卓筒小井技术的发祥地之一”^⑤。这些说法都是欠准确的。
　　小口深井凿井及汲卤技术产生，也就是卓筒井的发明和运用，根据文献记载，不会晚于北宋中期的庆历年间（1041—1048），这已经为盐业史学界所公认。卓筒井的最早流行地区是在四川陵州、荣州、隆州、嘉州一带，也就是今自贡市与乐山市之间的地区，这也有文献记载作依据，学术界也没有异议。北宋在陵州做官的文同在其给朝廷的奏章中曾经这样写道：“伏见管内井研县，……于今已谓要聚索治之处。盖自庆历以来，始因土人凿地植竹，为之卓筒井，以取咸泉，鬻炼盐色。后来其民尽能此法，为者甚众。”又说，“嘉州并梓州路荣州，疆境甚密，彼处亦皆有此似卓筒盐井者颇多，相去不远，三二十里，连溪接谷，灶居鳞次”^⑥。由于卓筒井钻井和汲卤都比当时官方掌管盐场的大口井简便，很快就被传布开来，到了两宋之际，四川17个州都有卓筒小井。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蜀中官盐有隆州之仙井，卭州之蒲井，荣州之公井，大宁、富顺之井监，西和州之盐官，长宁军之淯井，皆大井也。若隆、荣等十七州民闲所煎，则皆卓筒小井而已。”在宋代的文献中，没有大英县（宋称长江县）一带有卓筒井的记载。
　　大英县的卓筒井始建年代不明，其早期历史缺乏文献记载。尽管唐《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三记载蓬溪“县有盐井十三所”^①，这些盐井应该是大口井，而非卓筒井^②。今大英县域有卓筒井的记载是在清代，也就是经历了明清之际四川社会发展的断层后，掌握有传统卓筒井技术的人们重新钻凿的卓筒井群^③。这些卓筒井位置相对偏僻，产量也不高，因而长期缺乏技术改进的环境动力，故保留了相对原始和简易的卓筒井的形态和工艺。它们尽管不是最早的卓筒井，但还是堪称卓筒井的活化石。
　　二、中国古代盐道遗存问题
　　

古代的盐业产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除了食盐生产环节以外，还涉及到食盐储运等多个环节，尤其是盐灶煮盐的诸盐场，燃料供应始终是制约盐业生产的一个因素。煮盐所需的燃料，其所需数量大而单位价值低，从制盐成本来考量，当然需要就近解决，不会专门为解决燃料问题修筑很长的运输道路。但是，盐成品却需要有一定的销售范围才能促进销量，从而促进盐业的规模化生产。因此，如果盐卤产地先前没有道路，或者盐场不在既有的古代交通路线附近，修筑专门的运盐道路，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盐道与茶马古道等一样，是以专门化商品运输命名的古代商贸道路。
　　不过，在目前的中国古代盐道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泛化的倾向。这种泛化现象与茶马古道等一样，都是基于某个时期曾经有某类商品通过某条道路运输的记载，从而把古代国家规划建设的维系国家治权的国内交通要道，甚至只是一条铺了石板的区域道路当作了专门化的商贸道路。由于盐业资源和古代盐场所在位置往往比较偏僻，如果既有的古代国家和区域交通路线没有经过盐场区域，各盐场的盐商自行规划建设盐制品外运的道路，也就是比较常见的事情。由于古代长期实行的盐业专卖政策，以及这些由当时盐务管理机构、盐场或盐商出资建设的专门运盐的道路，应该属于严格意义的狭义“盐道”。当然，广义的盐道也可以泛指所有贩盐商人通过的道路，就如同现在研究盐道的学者通常所指的那样^④。通过考察广义的盐道遗存，结合文献关于各盐区销售范围和盐商行经路线的记载，有助于认知不同时期盐道与盐场和食盐销售区的关系，其研究自然有其学术价值。不过，盐是需要行销到全国各地的最寻常的物品，来自不同盐场的食盐按照政府规定的盐区通过全国的路网贩运至千家万户。从这个意义上说，几乎古代中国的所有国家道路和区域道路都可以归属盐道。如果这样，盐道的范围就有点太宽泛了，往往会带来以运盐这个单一功能取代古代道路的多种功能（运盐业不会是这些道路的主要用途）的问题。因此，笔者还是主张把盐道的概念局限在专门为盐品运输而开通的古道，以使盐道的内涵更加明确。 　　如果我们采用狭义的盐道概念，将盐道定义为古代国家、盐场或盐商，为了盐品及其相关物质运输而开通并长期沿用的古代交通线路的话，这些道路数量并不很多，且多留存在偏僻的山区，通常以位于山区的盐场为中心，一直延伸到当时规定的该盐场的销售区域周边，或与既有的国家交通网络节点相连为止。保存至今的虞坂古道、大宁古道等，都可以作为古代专门化盐道的代表。下面就这两处盐道的年代和功能等问题，作一点讨论。
　　1.虞坂盐道盐车通行的时代
　　

山西运城盆地的盐池是中国开发利用最早的池盐资源，这里是距离中原地区最近的食盐产地，故晋南解池之盐主要运往中国上古和中古的文明中心——中原或关中地区。从晋南解池到东南的中原和西南的关中方向，比较便捷的道路需要穿越中条山并渡过黄河。中条山山石崎岖，不专门开通道路，就不便于盐的规模化运输，故早在先秦时期这里就已经有了著名的虞坂盐道。《战国策》所言伯乐相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条古道上。该故事的梗概世人皆耳熟能详，说的是相马名家伯乐在这条道路上，遇见了一匹被不当用作拉盐车的良马，“昔骐骥驾盐车，上于虞坂，迁延负辕不能进”^①。显而易见，当时或更早时候的虞坂古道，已经不是一条人或驴马行走的小路，而是一条可以供拉盐马车通行的大道。
　　虞坂盐道因虞国都城之北的长坡而得名。虞国都城位于今山西平陆县南张店镇一带，这里在中条山顶的高亢原上，原的北面是中条山的北坡“虞坂”，长约10千米，坂下就是运城盆地的解池东北部;原的南面是中条山的南坡“巔軨”，长约20千米，軨桥下就是黄河北岸沿河平原。据地方志记载和研究虞坂盐道的学者实地勘察，该盐道是从运城盐池南的东北部从善出发， 经东郭、磨河村入中条山，在山区经坪头铺、卸牛坪至张店镇，再经岭桥村、太宽村、八政村、风泉口，从圣人涧出中条山后，直达黄河边上的茅津村。从茅津渡过黄河，在三门峡的会兴镇向东，即可至伊洛盆地^②。在虞坂古道附近，还有与之始终端点基本相同、路线大致平行的“车辋道”，但该道不能通行车辆，只是能够通行马帮骡队的小路^③。
　　学术界一般认为，虞坂盐道开凿于东周时期以前，战国时期已经成为一条从晋南盐池运盐至中原地区的主要通道，故又称为“盐阪”。关于虞坂盐道的开凿年代，历史学家往往基于解盐池盐的推测开始年代，将其上溯至史前时代;考古学家根据跨越中条山的不同时期遗址的分布状况，也认为在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文化，甚至在更早的庙底沟文化时代就已经有运盐古道的开通^①。如前所述，中国无论海盐、井盐还是池盐，大概在龙山时代都已经开采利用。那么，那时候就有人们携带着食盐从晋南解池出发，穿越中条山区，前往中原地区等地，这是完全可能的。不过，我们说的盐道应该指的是国家开辟的可以大规模运输食盐的专门道路，不是人们自由行走踩踏出来的山间小道。尤其是我们说的虞坂盐道，是特指通过虞坂穿越中条山区，途经虞国故地，直抵黄河茅津渡口的运盐车行之路。我们知道，马车引入中国不过是商代晚期之事，那时的马车还只是作战或贵族使用，还没有运用在日常生产和交通领域^②。再加上商代晚期的首都殷墟也不在中原地区，而是在太行山以东的豫北冀南之间，那时是不会组织开凿连通晋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虞坂盐道的。虞坂盐道作为国家官方盐道的年代，应该不会早过西周时期。西周的中原地区是周王朝东都成周所在，东周时期更是周王朝唯一的首都，开辟可以通行盐车的虞坂古道，就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也与先秦文献中盐马车行驶于虞坂的记载相吻合。
　　

當然，先秦以来从晋南解池向外运盐的道路肯定不只一条，不同历史时期古代国家的首都地望不同，运盐的主要方向和主要盐道也有所改易。例如，西周时期周王朝的首都镐京，秦至西汉时期帝国的首都咸阳和长安，其位置都在今陕西关中平原中部，如果从晋南解池通过虞坂盐道运盐至关中，明显就绕道了。从解州镇南行翻越中条山至陌南镇，再转向西南至芮城县，然后继续西行或过黄河再西行关中盆地，就更便捷一些。需要指出的是，有些位于解池附近的古遗址及其所在道路，不一定与古代某个时期的古盐道相关。例如，解池北面的青龙河畔的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是夏代至商代早期修建有沟壕围绕的或城墙护卫的城邑，其中商代城邑西南部有排列整齐的40～50座圆形建筑基址，有学者推测，这些建筑基址是用来储存解池池盐运往郑州途中的储盐仓^③，这种推断是靠不住的。已经有学者指出，“如果运城盐池生产的盐要运往郑州，应该从运城直接向南翻越中条山，到达平陆的茅津渡，以黄河水路或陆路向东运输。翻山时取虞坂古道，比较易行，距离只有20多公里。然而，东下冯位于运城盐池东北30多公里，如果从这个方向运输，只有先东北行50多公里后取道轵关陉进入太行山，再折向东南50多公里才能到达黄河岸边，整个路程要迂回近百公里，一大部分还是山路，十分不合理”^④。因此，尽管先秦以来的晋南解池可能还有一些盐道，但这些盐道需要继续开展调查研究，其保存状况及其重要性也不及虞坂盐道。
　　虞坂古道历经三千年左右，历史上都相继有维修活动，据说距今最近大规模整修工程，发生在明朝正德年间，主持这项工程的是巡盐御史张士隆，此次整修仍然与盐运相关。保留迄今的古道，就是这次整修后的遗存。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修建的平陆至运城的公路，绕开险峻难行的虞坂盐道，因而这些道路没有遭到后世公路的占压和破坏，成为中国古代专门道路的宝贵遗产，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虞坂盐道是保留至今的开辟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历史意义最大的古代盐道，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2.大宁盐道路网的形成过程
　　大宁盐场简称“宁厂”，是四川盆地东部古代盐区中盐卤出产最多、生产成本最低、盐品产量也最大的盐场，清道光《夔州府志·盐茶志》所记该府所属奉节、云阳、万县、开县、巫山、大宁诸县盐场的灶锅数量和盐引数量，都反映了这一点^①。大宁盐场位于大巴山区，大量的盐只能通过大宁河用船运出，或利用修筑山间道路以人畜背出，交通成为制约大宁盐场盐业生产和销售的最大问题。大力修筑道路和开辟航路，就成为大宁盐场保证食盐运销的关键。
　　

现存的大宁盐道以大宁盐场为起点，因盐场沿大宁河支流后溪河两岸分布，故穿越盐场的路也分左岸和右岸两条，其中左岸古道已经被现代公路占压，右岸道路尚保存完整。右岸道路以宁厂为中心分为大路和小路，公盐大路顺后溪河转大宁河南下或北上，私盐小路逆后溪河西上。公盐大路在后溪河汇入大宁河处又分为南路和北路：南路沿大宁河右岸顺河而下，经巫溪县城，沿大宁河右岸至大昌镇，最后在巫山县城长江三峡沿线古道和码头相接，全长约120千米。这条道路过去主要是行船走水路，但大宁河沿岸的陆路，也是重要的交通要道^②。北路沿大宁河逆流而上，在檀木坪分为两路，一路继续向北，翻越大巴山梁鸡心岭至陕西镇平县城，最后到平利县城，全长约176千米;另一路向东越大巴山的界梁子，经蒲其沟，沿官渡河和堵河而下，最后至湖北竹山县城，全长约160千米。当然，大宁盐（简称“宁盐”）的销售范围远不止上述诸县，只是长江干流及其以南的巴东、秭归、宜昌、鹤峰等县是宁盐与其他井盐的合销区，陕鄂汉水沿岸的紫阳、安康、旬阳、白河诸县是宁盐与陕盐的合销区，盐品所经道路已经不是大宁盐场的专门盐道而已。
　　大宁盐道年代久远，清道光《夔州府志》卷三十三“古迹”载：“石孔，沿江山峡俱有，唐刘晏所凿，以引盐泉。”此说未必正确，大宁盐道的宁厂至巫山的大宁河栈道的年代应该更早。秦建明等先生根据大宁盐场开始于汉代的相关文献、大宁河河谷分布的东汉崖墓与栈道的关系、大宁河下层栈道孔间距离与秦汉尺度的关系，推断大宁河栈道的开始年代应该在秦汉时期^③，这个推断是有道理的。首先，从西南山区的道路建设来说，在大量使用马和马车作为交通工具的时代，沿着河谷两侧的绝壁修建相对平坦的栈道，比修筑翻山越岭坡度较大的梯道更为合理。其次，宋代以前的西南地区，大木料容易获得，山区峡谷道路往往都使用木构栈道;宋代以后因木材获取困难，山区峡谷道路则多改用土石垒砌的砭道了;这是西南地区古代道路的普遍现象，川陕古蜀道就是如此^④。其三，大宁河古栈道的上游端点是大宁盐场，从大宁盐场再往上游方向，也就是翻越大巴山去往陕南和鄂西的路线，这些因运盐修筑的古道穿越上游狭窄的山谷和大巴山分水岭，修筑难度大于大宁河栈道，道路的重要性次于大宁河栈道，道路形式均为砭道而非栈道，其开辟年代自然也应该晚于大宁河栈道。这些都说明，大宁河栈道的营建肯定与宁厂之盐的外运有关，大宁盐场产盐开始于秦汉时期，大宁河栈道也应是那时开辟的专门盐道。
　　如果我们确认大宁河栈道开始于秦汉时期，那么，在使用栈道运盐的时期（应该就是秦汉至唐宋时期），大宁盐场所产的盐主要是通过大宁河栈道运往下游的长江边上，而不是通过大宁河上游的盐道运往陕南或鄂西方向，所以在宁厂以上大宁河峡谷中才没有栈道的遗迹。在崇山峻岭、悬崖陡坡的河谷修建栈道和维修栈道，其难度都是比较大的。据此还可以推测，在栈道建成和具有使用功能的时期，宁厂以下的大宁河段航运可能并不发达，大宁盐场的盐主要是通过栈道陆路而非宁河水路输出的。在宋代以后直至近代，后修筑的砭道和新开辟的航道代替栈道运盐以后，不仅宁厂至巫山之间的食盐运输既有陆路也有水路，这些盐还通过山间新开辟的道路运送到大巴山东侧的陕西和湖北的山区县，从而扩展了宁厂食盐的销售范围。
　　

大宁盐道是修筑年代较早、延续时间很长、空间范围颇广，道路形态多样的古盐道，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利用价值。大宁盐道与大宁盐场的内部道路保持着紧密衔接关系，除了通常的道路外，还有大量的栈道或砭道，特别险要处还有在崖壁凿石而成的槽道，其中主要的大宁河沿线盐道还水路和陆路并行，特点十分鲜明。由于大宁古道位于重庆、湖北、陕西三省市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之中，现代公路在不少地段都避开了古道而另寻新线，盐道的不少路段都保存较好，是西南井矿盐盐道的重要代表，应当加以重视，很好地保护。
　　三、盐业遗产的保护建议
　　盐业生产由于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活，向来受到古代国家的关注，成为古代国家经济、国家税收、交通商贸、区域管理的重要内容。盐业遗产无疑是中国产业遗产中仅次于农业的最重要遗产类型。不过，尽管盐业遗产曾经广泛分布于中国各个盐资源区域，但早期陶器制盐阶段的遗产，遗址中遗留下来的陶器非常单调粗陋，远不如瓷器窑址那样引人关注，直到世纪之交前后才有一些考古学家从事早期盐业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而近古时期的盐业遗产，又因为这一时期关于盐业、盐政和盐税的文献和档案汗牛充栋，晚期盐业的实物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有所减弱，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对晚期盐业遗产迄今仍然关注不多。由于盐业遗产的关注度和知名度都远不如瓷业、茶业和铜业，纳入保护视野的盐业遗产也相当有限，有些重要的盐业遗产因为没有及时得到保护，已经不复存在或面目全非。尽快将能够代表中国盐业史各个时期、各个类型和各个地区的盐业遗产推荐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乃至于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①，将盐业遗产纳入相关法规保护的范畴，是目前盐业遗产保護的当务之急。 　　要保护好盐业遗产，笔者以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调查盐业遗产，掌握遗产现状
　　盐业场厂，如果盐卤一直丰盛，往往都能长期延续。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些盐业场厂就会不断进行工艺改进，旧有的盐业生产设施、设备和厂房都会发生改变。现代海盐和池盐的盐场在纳潮、制卤、结晶、收盐等工序上，都采用了机械化设备，盐场的人文景观已经有所改变。而现代井矿盐更在使用机械凿井和抽卤、真空和热压制盐等技术以后，原先抽取盐卤的井架、煎煮盐卤的锅灶等都会弃置或拆除，井盐场厂的工艺流程、厂区形态和人文景观与先前也有极大的不同。那些古代的盐业遗址现存状况如何？它们的特点和意义何在？它们存在着什么样的保护管理问题？凡此等等，都需要通过盐业考古的专项调查，掌握这些遗产的现存状况，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进一步的保护和管理措施。
　　盐业遗产的调查，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遗产勘察记录。不少盐业遗产都曾经有单位和个人进行过调查，但调查后形成的调查简报只有文字记录和照片，没有准确的测绘图，盐场的范围和结构、盐业作坊的形态和尺度等，都缺乏应有的信息。即便是那些通过考古发掘的早期盐业遗址，文字和图像记录也还显得不够精细，有些遗迹现象如果不做精细测量，就难以对某些制盐工艺流程做出准确的评判^①。此外，在盐道的调查记录方面，如同所有线状遗产一样，过去的记录都过于简单，既没有每段道路及其沿线遗存关系信息，也没有各段保存状况的信息。因此，利用现代图像测绘手段，相对细致地记录盐道及其沿途相关遗存的基本信息，并对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进行详细测量，保留下这些盐道的关键信息，以之作为研究和保护的基础资料。
　　

盐业遗产的调查报告，本身就是盐业文化的初步研究。进一步的基础研究则需要基于调查和发掘的结果，结合文献记载、民俗资料和工艺传统，对盐业遗产的遗存现象进行解读。这种解读既包括了每个盐业遗产的遗存关系、分期断代、工艺流程、价值意义等，也包括若干同类和不同类盐业遗产的各方面的要素排比、关系梳理、比较分析、特征归纳等，还包括了整个盐业遗产的总体分类、历史变迁、谱系研究、历史背景等。通过这些研究，才能为盐业历史、文化和保护提供准确的历史信息。
　　2.基于历史价值，选取典型遗产
　　我们知道，文化遗产是完成了代际传承的具有年代价值、经典价值和稀缺价值的人类创造物及其传统，作为需要保护的盐业遗产也应该具有这样的属性。盐业是对古代中国影响甚大的产业，历史上数量庞大，需要通过对现存盐业遗产调研资料的全面梳理，才能将代表中国盐业发展史各时期、各类型的典型遗产选择出来;才能根据其保存状况和价值意义，将其列入相应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例如，长芦盐场是我国历史上兴起年代很早、延续时间很长、盐产量很大、行销范围较广的盐场，其中较早易煎煮为滩晒且已经发现宋金时期的港口遗址的黄骅海丰盐场，如果还保存有系统的盐业遗存的话，就可以选作晚期海盐产业的一个代表^②。选取能够代表中国盐业史各时期、各类型和各区域的盐业遗产，以之作为盐业史的实证材料。
　　由于盐业遗产是中国分布很广、数量众多、影响深远的产业遗产，即使相同盐业类型但却分布于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盐场，也往往有他们独特的工艺创造。例如，同样是海盐的浇卤晒盐，清代浙江盐场采用的“板晒法”，就较好适应了浙江潮湿多雨的气候环境，如果还有这样的盐场孑遗，当然应该作为遗产保护^①。因此，通过对盐业遗产的比较分析，将那些尽管不能代表中国盐业史的主流，但却颇有地方特色的盐业遗产选出，将其列入重点保护的视野，如正在申请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海南岛儋州盐田及盐村，已经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西藏芒康盐井乡盐田，以及正在申请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庆巫溪大宁盐场之类。这些盐业遗产从不同的方面展现了中国盐业遗产的重要性和多样性，不应有所偏废。
　　3.根据遗产现状，保护盐业体系
　　古代盐业不是一个孤立的产业，除了开沟或钻井取卤、通过各种方式浓缩卤，以及通过煎煮或日晒等方式结晶盐的生产环节外，煎煮盐卤还需要采集和运送燃料，制成的盐需要输送到其他不产盐的地方，从事各种相关工作的人员需要有食品供应，这些构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产业系统。此外，为了维持盐的生产和销售，古代国家还往往在产盐地设盐官，并施行了一系列控制盐业生产和销售的盐政措施。因此，保护盐业遗产不能只考虑盐业的生产部分，还应当关注那些盐业相关的遗存，如盐业管理的官署、盐品储存的仓房、盐工盐商的住宅、盐人崇拜的祠庙、盐品装卸的码头、盐道沿途的关卡、因盐而兴的市镇等。考察盐业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采用系统论的理论方法，才能完整保护盐业遗产的体系。
　　

当然，现存的盐业遗产，由于种种原因，历史形成的盐业体系已经瓦解，只剩下部分残片。其中最容易引起保护者关注的，一是能体现井盐技术发展的地下盐井，尤其是井口较大、井底较深的那些盐井;二是那些具有视觉冲击力的井盐盐场的盐业设施，如具有高耸的天车井架的盐场作坊等;三是那些盐业市镇中具有艺术价值的建筑和建筑群，如宗教祠庙、行帮会馆、盐商豪宅等。这些盐业体系中的要素当然应该保护，但如果这些要素所在的体系还基本存在，并且也有保护的可能和条件的话，就应该考虑保护这个盐业体系。
　　重庆巫溪大宁盐场旧址是古人利用自然盐泉熬盐的典范，盐场旧址上古代石构卤池和分卤设施仍然卤水长流，基本完好地保存了盐卤输送、盐业生产、盐业管理、水陆交通等食盐生产遗存，盐民商住、盐民墓地、宗教祠庙等与盐业相关的遗存，以及周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旧址历史悠久，规模宏大，体系完整，基本完整展示了这处区域制盐中心的生产和生活系统，保护大宁盐场就要将所有构成要素完整地保护下来。由于穿过盐场的盐道既是这个盐业生产基地的衍生物，还具有从盐场这个端点向外延伸的点线结合的辐射型的空间分布特点，保护盐道就需要将其与盐场保护结合起来进行考虑，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保护的系統性和完整性。 　　4.針对保存状态，采取保护对策
　　盐业遗产，顾名思义，属于是以功能为主要分类标准的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的一个类型。在这种分类体系下，文化遗产被划分为农业遗产、牧业遗产、渔业遗产、工业遗产、商贸遗产、宗教遗产等类型。盐业遗产属于产业遗产之中的工业遗产，它与其他功能分类的遗产一样，可以根据遗产的保存状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已经毁弃的制盐场所，其地表以上制盐建筑物、构筑物和相关设施都已经残损，基址大多掩埋在地表以下的盐业遗址;第二类是已经关闭停业的盐场，盐业工人虽已散去，但厂房、设备和相关场所都还保存完整的盐业场厂;第三类是不仅盐场的厂房和设施保存完好，盐场员工仍然保留，整个盐场或部分厂房还在维持生产运转的“盐业文化景观”或“盐业文化空间”。需要针对这些盐业遗产的不同保存状态及其存在的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盐业遗址已经停产废弃许久，盐场已经沦为废墟，有的甚至还部分掩埋在地表以下或被其他功能的建成区所叠压，中国早期的制盐作坊或盐资源枯竭的场所已经大多变为遗址。对于盐业遗址，除了要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查明遗址的年代跨度和分期演变外，还要查明其基本范围、功能分区、生产单元和中心的转移，确认现状保护、标识保护还是其他保护方式，并为展示利用提供思路。对于关闭停业或转作他用的盐场，由于盐场的厂房和设施还基本保存，有的如果适当维修，还可以重新启动生产食盐，故可以根据其现状和价值，分别采用现状保护、修复保护、局部重启和环境营造等方式进行保护和利用。至于盐业文化景观/文化空间，这些盐场不仅盐井/盐田、厂房及其相关设施等依旧留存，而且生产技艺一直延续和改进，属于“活态”的盐业遗产，所以需要继续保持其盐业生产的有序发展，维持盐场的传统、活力并逐渐增添其时代气息。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盐业文化景观/空间是一种复合的文化遗产，它既有盐场的物质遗存，也具有制盐工艺的非物质遗存，后者随着传统盐场的普遍停业，不同种类的盐业和不同盐场的传统工艺已经濒临失传。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来就不太注重工匠之事，保护这些盐业遗产，非物质的盐业文化传统是应当格外予以关注的事情。
　　（责任编辑：周  聪）

A Discussion on the Heritage of China's Salt Industry：

Thoughts on Sever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Salt Industry Heritage

SUN Hua
　　Abstract： China’s salt industry has a long history with diverse types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s， leaving a large number of salt industry heritage. These salt industry heritages are rapidly disappearing along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modernization， intensification， urba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he investigation and archaeological work on the heritage of the salt industry as soon as possible. Through the combing of problems，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the research of value， we can pick out the typical units that reflect China’s salt industry history of different periods and types. Additionally， special units that can reflect the innovation and the cultural diversity of the salt industry would be chosen. We should incorporate those units into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nd systematically protect the material witness and immaterial traditions of salt industry history. Since most famous salt works have been closed down or even become waste sites， the salt production system has collapsed and the salt industry process become incomplete. It is necessary to summarize the problems of salt industry research and to refine and deepen the salt industry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Key words： salt industry heritage; salt industry archaeology; salt roa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