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事、新政策、新形勢:全面管治港澳,大家要醒醒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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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20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召開當天,本人根據數個北京可靠消息來源提供,再在本人臉書(Facebook)上披露的“政治局常委會7人名單”,亦即未來五年中國最高領導層如下:習近平、李克強、汪洋、韓正、栗戰書、王滬寧、趙樂際,亦即一度被視為大熱門的胡春華、陳敏爾出局。
  一周之後,“十九大”一中全會決議通過的名單,果然一模一樣,只是各人排名的名次和負責職務沒有馬上明確公佈,因為在政府職務方面,包括“國家主席/副主席”、“全國人大委員長/副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副總理”等等,還有待明(2018)年三月召開的“全國人大”全體會議決定。
  猜名單沒非常重大意義,
  但有考試功能
  雖然本人已然沒有當中國新聞前線記者已經12年,早已不存在“猜名單”(香港叫“跑馬仔”)的壓力,但是,為了表示消息來源仍在,實力尚存,本人還是跟從各位新聞從業員,在10月18日早早披露,立此存照。
  依照報導趨勢來看,除了一些平時就喜歡胡說八道的傳媒,如生果報之類,一直都在亂猜亂報之外,今年大部份港澳和臺灣媒體,在最後名單的預測和報導上,都算相當準確,特別是愈接近名單正式公佈之日(10月25日),大部份媒體的預測結果,都已經非常接近,亦即前5位人選非常確定,最後兩個人選不是“王滬寧、趙樂際”這一對上,就是“胡春華、陳敏爾”這一對上。
  其實,傳媒在玩“猜名單”(跑馬仔)沒有太多重大意義,預測準了也沒多大用處,炒新聞,博起紙(收視率、點擊率),以此自吹自擂的成份更大,因為最高領導層名單公佈之後,其人事結構和日後的政策走向的分析和評論,特別是新人事、新作風對各方勢力造成甚麼可能影響,更為重要。
  在中國新聞線路上跑過一段日子的駐北京特派記者都知道,中國高層政治人事之複雜難測,從暑假便開始的一連串所謂“北戴河”工作會議,到“十八大”七中全會通過名單,中間經過的種種諮詢、談判、商議、調和、妥協等等,絕非中共高層以外的一般局外人士可以得悉的,如果有任何新聞傳媒宣稱,幾個月之前,就已經準確預測到這張7人名單,只能說它運氣不錯。以本人為例,也是“十八大”七中全會開過之後數天,“十九大”開幕的前一天(17日)晚上,才終於確定這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7人名單的,結果全中,其實亦是僥倖。
  現實的情況是,幾個月前別說新聞傳媒,連習近平總書記本人都說不準從他口袋裡面掏出來的名單,能不能全部兌現,因為至少還要得到兩位前總書記江澤民、胡錦濤及一班中共元老們的首肯,連習近平總書記都沒有可能百分之百確定的事,任何傳媒如果自稱猜得很準,其實都是自吹自擂,神仙放屁。
  不過,對記者來說,“猜名單”(跑馬仔)的最大功能應是大家都要面對這場五年一次的考試。如果名單猜準,那就表示你的消息來源比較靈通,記者學者本人的查證和分析能力也在中等或以上;猜錯的就恰恰相反,不但消息來源很有問題,查證和分析能力也在中等以下;猜中沒獎,猜錯不罰,只是一場對記者本人的情報蒐集和分析能力的測試而已。
  其實,“十九大”的重大意義是多層次、多方位的,特別是大家都認為已經大權在握的習近平主席,還是有跨不過的門檻的。不過,由於這些問題遠非一篇半篇新聞分析所能詳細說明,本文只能先集中分析最會影響我們港澳居民的“港澳政策”部份。
  港澳政策的最新宣示:
  全面管治權
  習近平總書記在今次“十九大”“政治報告”上提及香港、澳門的部份是:
  “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事實證明,‘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
  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要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積極作為,團結帶領香港、澳門各界人士齊心協力謀發展、促和諧,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序推進民主,維護社會穩定,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
  香港、澳門發展同內地發展緊密相連。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
  我們堅持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增強香港、澳門同胞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讓香港、澳門同胞同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用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
  前面4段都是在複述一些過去20年來的舊調,最多只是某些字眼用詞有點差別而已,重點應在最後一段的“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這幾句話,因為“全面管治權”的說法,是在《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都沒有提及,而只是在3年前國院新聞辦公室印製公佈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白皮書)首先出現的。
  其實,即使我們翻遍《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及其3個附件,都實在找不到“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這幾句話。
  《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法律根據:《中英聯合聲明》、《中葡聯合聲明》,同樣地沒有“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這幾句話。
  因此,在政策層面上,中國最高領導層的確是在港澳政策上出現史所未有的“大變”。不過,政策最終仍是要由人來執行的,從中央最後選擇林鄭月娥出任香港特首,並企圖進行“大和解”的趨勢來看,今次的宣示應該仍是針對香港某些比較激進的“本土派”和“港獨份子”的“威懾”或“嚇阻”(deterrence),暫時還是在香港中學、小學推進以“愛國愛港”為核心的“國民教育”為主要方針,至要不要在未來五年之內制訂和通過懸掛已久的《國家安全條例》(草案),那就視情勢是否成熟而定。
  總 結
  總而言之,政策文本的根本分析方法,就目前狀況而言,“語境分析”(根據上下文的分析)才有可能得出比較正確的結論。根據習近平總書記的政治報告語境,特別是“對台政策”部份的六個“任何”的疊加短句,“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來和有關“港澳政策”的部份比較,我們就應該明白習近平時代的“一個中國”的政策是“剛性政策”,是不容改變和質疑的。故此,才有港澳政策的大變:“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的出現。
  這是香港部份激進派人士於2012年成功發起“反國民教育運動”之後“貪勝不知輸”,再在2014年以“我要真普選”為口號發起“佔中運動”(霸佔公共馬路78天)但卻有疾而終,更在2015年之後發起一連串“旺角魚蛋暴動”、“梁頌恆游蕙楨立法會宣誓事件”明白宣示追求“港獨”之後,越過了中國政府的底線,被北京最高領導層嚴厲反彈。所以,在中共“十九大”的新人事、新政策,特別是公開宣示“全面管治”港澳之後,各位港澳民居民,日後真的要“醒醒定定”(低調做人)。
  對澳門居民來說,還好的是,和香港不一樣,澳門特區政府早在2009年便通過了《保護國家安全法》,教育暨青年局更在1999之後一直有在澳門的中學小學推行“品德和國民教育”。
  總而言之,孔夫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可能最值得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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