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阳城，高科技有时是不灵的。
　　导航提示我已经抵达了博物馆，可环顾四周，除了一堵高墙，什么也没有。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成了哈伦·法罗基那部研究游戏边界问题的作品里的莽撞少年，进退维谷。事实上，博物馆就在我头顶十几米高的正上方。车需要再往前開100多米，然后来一个340度的大拐弯，进入隐在城墙下的一个高坡巷子，沿着六七十度的坡一直往上开，方能看见博物馆那美轮美奂的文庙大门。

梆子和茧子

　　以天为党，地处上党地区的阳城是一座山城。山里人找乐子，更依赖自己的感觉。6月的第一个夜晚，循着咿咿呀呀声，赶完集的乡下老太太，戴着蓝牙耳机的时髦年轻人……人群如潮汐般涌向南关村的大戏台。物资交流大会第一天，阳城县剧团在这里上演上党梆子经典剧目《闯幽州》和《陈廷敬》。
　　这是自疫情以来，我第一次遇到如此热闹的场景。可老团长程乾柱说，这个戏台，在他们演出过的场地里算小的了。“而且八九十年代最热闹的时候—山西私人开煤矿的高潮年代，那时候一年得演500多台戏。”在陈设简单的后台，穿着便服的程乾柱在给某个女演员示范完动作后，和我聊起了往事。在他身后不远处的临街口，一口架在煤炉子上的大八印铁锅正冒着白气，那是给演员们卸妆用的24小时热水。“锅是社区居委会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倒是沿用了几百年来东家伺候剧团的传统。”

　　上党梆子是流传在山西东南晋城、长治一带的古老剧种，清顺治年间（1658年）写于阳城上伏村大王庙戏台上的戏班题记，是这个剧种现存的最早史料。
　　不仅仅是本地戏种，阳城还保留了全国有关戏剧建筑的最早史料。“南楼化废，龟头舞亭……乐奏箫筝，标尽胡部”，藏于阳城博物馆的国宝石碑—北宋天保三年（970年）的《敕存汤王行庙之记》，不仅是最早的舞楼碑刻，还记录了当时的演出剧目。
　　这通石碑，原为阳城县马寨村唐宋时期修建的汤王行庙所立。众所周知，商汤的故乡在河南商丘，但神奇的是，据地方史志记载，在晋东南特别是阳城县，纪念商汤的庙宇数量冠全国之最。最多时达300多座，至今还剩120余座。这些成汤庙围绕着阳城西南部的析城山而建的现象，在析城山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石永乐先生看来，是商汤当年在析城山上祈雨所留下来的民间影响。
　　《竹书纪年》有言：“商汤二十四年，大旱，王祷雨于桑林，雨。”“西周穆王四日休于濩泽……以观桑者乃饮于桑林。”这是《穆天子传》的记载。周穆王之所以休于濩泽，目的就是为了观赏当地人民采桑养蚕的盛况，并在桑林之地召集各国诸侯，大举饮宴以示庆贺。这里的桑林，就是现在的阳城县蟒河镇，濩泽便是现在的阳城。

　　1869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考察时，在从泽州前往潞安府的途中因走错路而误入阳城沁河地界，在日记里他留下了对阳城北王曲镇人养蚕的描述。时过境迁，当我再次探访王曲镇，这段历史在年轻人那里已成空白，村中只有一两个老人依然记得小时候家里养蚕缫丝。驱车向北，半小时后来到素有华北第一蚕丝之乡美誉的寺头村。有人告诉我，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以养蚕为生。
　　村民张真社带我看了看村子里的一棵大如华盖的千年桑树，因为不施农药，翠绿色的树叶背后爬满了细小如绒毛的虫子。树荫底下，堆放着很多拍照用的玩具—那是一些游客遗留下来的东西，一年一度的桑葚节刚刚结束。
　　在这个外人看来难以想象的地方，阳城蚕茧成功申请到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华北桑蚕第一乡”这个大I P 被经营得如火如荼。村子里一个位于三节老楼上的小道观，本来已被挪用做缫丝房多年，近年因为墙上残余的壁画被发现有旅游价值，道观重新被腾空。当我参观的时候，大梁上还能看到悬挂着的蚕茧。

　　尽管如此，由于今年收购价格偏低且不稳定，张真社并没有从中受益。他抱怨，养蚕只能给他家带来一年两三千的收入，家里平时还得靠种点庄稼维持生计。 　　上党梆子是地方戏，很多演员大半辈子都没有出过省。阳城白蚕丝虽然早在七八十年代就出口到欧美等地，但并没有多少外国人把它和阳城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有两样东西，是阳城人自己所知不多，却在国外红遍了的—正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

乔氏琉璃和小妇人

　　“南有景德镇，北有后则腰。”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现当代艺术品中，似乎还没有一个家族，能像阳城后则腰村的乔家那样，几代人的作品可以同时被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费城博物馆和普林斯顿大学艺术馆等全球知名博物馆收藏。据史料记载，乔氏的祖先从西安来到阳城，由唐时起就从事唐三彩的制作。那些被各大博物馆收藏的作品，大都产生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期，那是乔氏琉璃最辉煌的创作期。国内诸如故宫、明十三陵，都有乔氏琉璃的身影。
　　这里仅举纽约大都会美术馆收藏的佛陀涅槃与侍从群像为例。侍从们围坐在佛陀周围，个个悲伤但神态各异，有嚎啕大哭者，有失语者，有欲言又止者，或站或坐，床榻上的佛陀本尊，却一副遁入天堂的恬静神情。色彩绚丽逼真，造型生动有趣，烧制工艺已臻化境。

　　2010年，出于对乔氏琉璃的喜爱和学术研究目的，在普林斯顿大学许湘苓教授的主持下，美国三大馆把所有乔氏作品汇集起来做了一个特展，让美国观众对乔氏琉璃艺术有了一个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
　　另一件让阳城名扬天下的“东西”，则是一个有着佛陀心肠的大活人—英国独立传教士、身材矮小、时称“小妇人”的艾伟德女士。
　　1930年，艾伟德女士在去中国教会服务的申请被拒的情况下，只身一人从英国坐火车，穿越战乱中的西伯利亚，经日本辗转在天津上岸，之后长途跋涉抵达山西阳城，开始她传奇的传教士生涯。在阳城，小妇人的诸多事迹被时人称颂：创立八福客栈，协助当地官员帮助妇女放脚，平息监狱骚扰，收养很多战乱孤儿。她人生的高光时刻，莫过于在抗战期间，经过数十天的长途跋涉，把近百名儿童安全转移到陕西。她回到英国后，有伦敦的记者为她写了一本传记。她的感人事迹在1958年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六福客栈》，尽管艾伟德本人对改编有诸多不满意的地方（比如由人高马大的金发巨星英格丽·褒曼饰演瘦小黑发的她），该片大获成功。这也是Six Happiness（六福客栈）、SmallWoman（小妇人）和Yangcheng（阳城）后来被西方世界熟知的直接原因。

　　在阳城下榻的客店里，当我把《六福客栈》和小妇人的事迹说给服务员们听，这些年轻人要不觉得不可思议，要不表示出毫无兴趣。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她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在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90多年前有一个英国人做了一件轰动当时的中国，后来传遍世界的事。
　　这也不能完全怪她们。在山西任何大城市或者高速主干道，都能看到陈廷敬和他治下的皇城相府的宣传广告，就连县剧团都为此排了一出大戏。很多景点都有或多或少的宣传推广，独独没有小妇人和六福客栈的。
　　如今前往艾伟德故居的路上，没有一块指示牌，连陪我一起前往的石永乐老师也差点走岔，好在故居附近的居民都已经习惯了为大家指点迷津。他们中年纪稍大的，多多少少都见证了从1990年代开始，西方游客陆续来这里追寻艾伟德的风潮。

　　那是一栋在山西毫不起眼的晋东南四合院，位于阳城县凤城镇东关社区的一条狭窄的小巷内。朝东的院门有三级青石台阶，门边北墙上写有“旧耶稣堂院行后巷6号”字样，门楣上挂着一块黑底烫金牌匾，从右至左写着大字“六福客栈”，底下却是从左到右一行小字：格拉蒂斯·艾伟德故居。如果没有事先联系，这里平时是锁着门的。过来帮我们开门的管理人员告诉我，其实故居对面的小区楼，才是六福客栈的正确位置。客栈的正门冲着护城河，对面就是城墙，正是南北通衢的要道上，位置不可谓不好。
　　艾伟德的卧室是四合院西北角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面积不到10平方米。中间那栋主楼是孤儿们居住的地方。二层天花板上，还残留着断裂后修复的痕迹，那是当年日军轰炸所致。种种迹象表面，当初这里是想大干一场的。客栈的复原图画得美美的，还专门派人去台湾拍了艾伟德纪念馆里的老照片，回来后放大上墙。晋城外事办的林可女士重走了当年护送孤儿的逃亡路，采访了尚在世的几位孤儿老人，并集结成书。可如今，这些东西都被雪藏了起来。
　　1950年代，回到英国后的艾伟德因为思念中国想回来，但被拒绝入境。早在1930年代就加入了中国国籍的她，后来在台湾北投安置下来，重新开办孤儿院，直到后来病逝。
　　“除了是英国人外，她要是后来不去台湾，情况会不会好点？”
　　沉默过后，是一阵苦笑。
　　第二天，我从住处散步到这里，碰到一个姓赵的女孩出来遛狗。她跟我说，她的家紧挨着艾伟德的房子，小时候听过老人讲述这位小妇人的故事，比如晚上有人感冒发烧了去找她，她会好心地把药放在篮子里从楼上递下来。这些话虽然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但小孩子听多了会觉得只不过是一个传说。直到有一天，有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敲响了她的房门。他们误把她家当作行后巷6号了。
　　“这回我信了。”她跟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