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儿子出生后 ，我们夫妇都上班，家里很忙碌，母亲知道后就托人找来苏姨帮我们带儿子。苏姨是东北人，约五十岁左右，大脸盘，高个子，天生的大波浪卷发，皮肤白净，好像眉心的上方还有一颗美人痣，人显得慈善，落落大方。我们夫妇很快就接纳了她。
　　苏姨的家就在离我们的住所不远，在鲁家坪。家里有丈夫和三个女儿，大女儿是国家干部，另外两个女儿都在上中学。 苏姨的东北话已很不地道，很多的话已被平江话所同化。慢慢地，苏姨就没有了刚来时的拘谨，她很喜欢跟我爱人唠家常。
　　一天晚上，我刚躺下，妻子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苏姨给她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并且说不要跟外人讲——我自然不是外人。妻子觉得苏姨的身世很坎坷，很传奇。
　　苏姨跟妻子说，她除了现在的丈夫外，其实还有一个结发之夫。1945年日本投降后，家住北国的苏姨，在一次庆祝顺利接收沈阳的晚会上，认识了一个被派往沈阳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国民党年轻军官。这个年轻军官曾参加过赴缅甸抗日的“远征军”，后任国民党军驻芷江上校团长。一个年轻美貌，一个风流倜傥，两人很快坠入爱河。之后苏姨才知道自己男人的老家是在几千里之外的南方——湖南平江县。
　　小两口的婚后生活，不久被国家的战事所打断。辽沈战役前夕，青年军官把妻子送回了湖南老家，安顿好后返回部队。临行前，青年军官对她说，要她等他，他一定会再来接她！谁知，这一离别就是几十年。
　　苏姨很快发现自己已有身孕，身怀六甲的她在偏远的山区，水土难服，举目无亲。据苏姨讲，平江夫家的人对她一直没有接纳，认为她是一个外来女子，没有明媒正娶，说话听不懂，又不知道做农村家务。一直对她远远的、淡淡的，谈不上照顾她，更不要说关心她。好在家人都知道她怀有自己儿子的血脉，只要应付得过去就行了。苏姨努力地改变自己。她学做农村家务，学讲平江话，她觉得要对得起自己在外面的丈夫。终于，苏姨给夫家生了个男孩，而平江县也解放了。
　　解放了，到处搞土改，苏姨的夫家是地主，加上自己又是国民党军官的太太，就被弃出了家门。于是，苏姨一路要饭从西乡来到了县城。又过了好几年后，苏姨终于在县城落户了。她孑然一身，因为夫家的人不准她带走儿子。这么些年，她没有了丈夫，也没有了儿子，她有时感到很绝望，在没人的时候常常以泪洗面。她一直不知道丈夫的音信，也一直没收到丈夫的信件。这些年，苏姨就靠给别人做保姆、带小孩为生。后来，经人撮合，她和比她大十多岁的老吴结为伴侣。
　　“文革”开始，苏姨作为“地主婆”、“国民党军官太太”在街道被大会小会批斗。由于她的第三个女儿还在吃奶，她就用一只纸盒装着小女儿，一边受批斗，一边照料女儿。也就在这一时期，她隐隐约约听人讲，她的第一个丈夫多年前去了台湾。历史就是这样的不公，她改嫁多年了，可她还在为自己心爱的男人，为之前夫家的成分而挨批斗。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摘掉了“地、富、反、坏、右”的帽子。苏姨第一次挺直了腰杆，恢复了做人的尊严。苏姨对我的妻子说，时光过去三十年了，她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没有忘记心爱男人走时的承诺。同时她也很感谢现在的丈夫，因为在她最苦、最无助的时候接纳了她，使她又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当妻子给我讲完苏姨的故事后，我一时无语，喉间哽咽，内心被深深震撼。一个像是电影里、小说中的爱情故事，竟活生生就发生在我的身边。
　　半年后，苏姨的大女儿有了身孕，需要母亲的照顾，苏姨就离开了我家。
　　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两岸关系的松动，台湾老兵获准返乡探亲。一天傍晚，只见苏姨喜冲冲来到我家，告诉我和爱人，前些日子，她在台湾的丈夫回大陆，回平江来看她了。这一天她终于等到了！
　　她告诉我们，她的台湾丈夫一直没有结婚。尽管很多人为他介绍对象，可他为在大陆这边的妻子一直没有再娶。先是在军队当技术军官，后来退伍了。看到从前的丈夫还是单身一人，她感到有点对不住他。
　　她告诉他现在她又有了一个新家。而现在的丈夫很大度，让她来陪台湾来的他，还让她和女儿们陪他去了西乡。到西乡后，苏姨和前夫一起把两万块钱交给了在农村的儿子做屋。苏姨还喜滋滋地拿出前夫的照片给我们看，果然是一表人材。她还给我们的儿子带来了台湾特产。
　　后来我们夫妇在外地工作，就很少看到苏姨。听人说，苏姨的第二个丈夫得了重病，苏姨伺候他好几年，但他还是在1997年去世了。2000年，苏姨与分离了五十余年的结发丈夫，终于重续了夫妻情缘。回到平江后，老两口在家乡再做了一次婚庆喜酒，在当地传为佳话。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