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的伪北京警察局档案《新民报编辑主任被刺》，记载的是1940年7月7日21点30分左右，伪《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在南新华街土地祠门口被刺身亡一案；《特务科长等人被击伤》档案，记载的是8月7日伪北京警察局特务科长袁规在受璧胡同（今北京市西四北四条）甲12号被击伤脖颈一案。这两份档案记录的实际是“抗日杀奸团”（下简称“抗团”）一件事的两个阶段，即“抗团”团员冯运修刺杀文化汉奸吴菊痴及自己被捕牺牲的历史壮举。
冯运修是天津中日中学学生，1937年加入“抗团”。1938年6月间，为了扩大“抗团”的影响，冯运修参加了李如鹏、孙若愚组织的火烧天津最大的百货公司——中原公司的行动。因为大楼是钢筋水泥结构，消防队来得又快，没能造成更大的破坏。
据“抗团”老团员祝宗樑回忆，冯运修长得又矮又瘦，表面上根本看不出他是个枪手。一个书生，怎么会成为刺杀汉奸的枪手呢？这还要“归功”于他的姨父齐燮元。齐燮元是直隶宁河县人，光绪年间的秀才，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兵科二期学员，曾当过直系军阀吴佩孚组织的十四省“讨贼联军副总司令”，是个大军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齐燮元出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后来又出任伪绥靖总署督办兼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
齐燮元的外甥，这身份在平津地区可够“耀人”的，这也给冯运修的锄奸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掩护”。冯运修精明干练，在北平受璧胡同甲12号又有可靠的立脚点，所以他不仅承担着刺杀任务，也负责保管“抗团”的文件、枪械。
1940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三周年，日伪政府决定在中山公园召开“庆祝皇军圣战三周年”的庆祝会，大会由伪新民会的机关报《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主办。吴菊痴本是京城名票。他根据唐诗《新婚别》《兵车行》《陇西行》等，为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捉刀新编的历史剧《春闺梦》（一说作者是金仲荪），堪称经典之作，是个十足的文化人。没想到，他在日军占领北平后，出任了汉奸报纸《新民报》编辑局局长，成了文化汉奸。
得知这个消息，北平“抗团”决定刺杀这些卖国求荣的汉奸，以示惩戒。李振英安排了两个组：一个组由冯运修（考入辅仁大学、未入学就牺牲了）和李振英组成，负责制裁吴菊痴；另一个组由刘永康（华北中学学生）和叶于良组成，负责制裁陈辋子（因为身躯肥胖，外号“陈胖子”）。
所谓的庆祝会结束后，吴菊痴、陈辋子又前往和平门外同和轩饭庄赴宴。李振英派刘永康进饭馆侦察。刘永康出来后觉得饭店地方小，容易误伤人，不方便下手，大家只好耐心等待。21点30分左右，吴菊痴和伪《新民报》女记者白洁如先从饭馆出来，同和轩饭庄给他们二人每人叫了一辆黄包车，一前一后返回位于石驸马大街（今教育部街）伪《新民报》报馆。李振英、冯运修立即骑车尾随。
行进中李振英压低帽檐，示意冯运修上前下手，自己在后接应。冯运修加快车速，紧紧尾随在黄包车的后面。当黄包车到了南新华街土地祠门口时，正赶上刘王氏家里办丧事，给死者送三出庙，唢呐声、哭泣声一片。白洁如的人力车过去了，吴菊痴的人力车却被挡住了。按老理儿，死人比活人大，车夫周德立只得停下来，给送葬的队伍让路。此时，吴菊痴、周德立的注意力都被送葬队伍吸引了。冯运修见有机可乘，说时迟那时快，将车猛蹬两下，靠近吴菊痴的黄包车，单手持枪，对准吴菊痴的脑袋连开两枪，然后迅速按原定计划撤离。
冯运修使用的是俗称“掌心雷”的手枪。这种手枪专业名称是勃朗宁M1606袖珍手枪，只能装6发子弹，体积小、枪声小，特别适用于刺杀，也叫“对面笑”。
隐约听到枪声，前面的白洁如回头一看，发现吴菊痴歪在人力车上。于是，赶紧向日伪外二分局14管段报告。伪警察马上用车将吴菊痴送往市立医院。结果刚到陕西巷南第9管段时，吴菊痴就一命呜呼了。在市立医院，经外科主任、日本医生宫下查验，吴菊痴左耳稍上部、下部各中一枪，子弹穿入脑中。由于担心日伪军警出动，李振英派王知勉通知刘、叶二人放弃行动，立即撤退，陈胖子意外捡了一条命。吴菊痴被刺杀后，伪新民报社还为他出版了《吴菊痴悼念纪念册》，汉奸汤尔和为他撰写了挽联“壮志未酬”。
刺杀吴菊痴的行动，给北平日伪当局震动很大，他们也加紧了对“抗团”的侦破。1940年8月7日凌晨，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冯运修在受壁胡同甲12号的住所。警觉的冯运修发觉情况异样，立即起床，取枪走出卧室，将他保管的“抗团”材料、文件，拿到厨房进行焚毁。日伪军警破门而入，将他的父亲、弟弟等人捕获后，随即发现了藏在厨房里的冯运修，日伪军警喊话叫他投降，冯运修不予理睬，继续烧文件。日伪军警发觉后，冲向厨房，冯运修开枪还击。
这时，伪警察局特务科科长、汉奸袁规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将冯运修父亲推在前面挡子弹，慢慢逼近厨房。冯运修抬手一枪，正中探出半个脑袋窥视的袁规颈部，袁规应声倒下，后来被送到同仁医院救治，保住了一条狗命。
日伪特务一见这枪法，都不敢上前了，纷纷爬上院墙，一面劝降，一面射击。冯运修奋力还击。在日伪军警的枪声中，冯运修的槍声渐渐停止了。日伪特务战战兢兢地走进厨房，发现冯运修右手中弹，左手持枪，身中数弹，奄奄一息。日伪军警在冯家院子里，搜出左轮手枪三支、勃郎宁手枪一支、子弹28发、电报机一台、短波真空管无线电收音机一台、无线电器材若干，还有电报密码、人名单、一捆信件等。
为了获取口供，日伪警察将冯运修送到南边不远的中央医院。此时的冯运修因伤情严重，已经气息微弱不能说话了。1940年8月8日夜，冯运修牺牲在中央医院。
之后，日本宪兵又逮捕了李振英、叶于良等多名“抗团”成员，北平“抗团”大部分骨干入狱，天津“抗团”也遭到重创，残存人员一时十分困难，“抗团”总部被迫转移到了重庆。
（据《中国档案报》刘 岳/文）
冯运修是天津中日中学学生，1937年加入“抗团”。1938年6月间，为了扩大“抗团”的影响，冯运修参加了李如鹏、孙若愚组织的火烧天津最大的百货公司——中原公司的行动。因为大楼是钢筋水泥结构，消防队来得又快，没能造成更大的破坏。
据“抗团”老团员祝宗樑回忆，冯运修长得又矮又瘦，表面上根本看不出他是个枪手。一个书生，怎么会成为刺杀汉奸的枪手呢？这还要“归功”于他的姨父齐燮元。齐燮元是直隶宁河县人，光绪年间的秀才，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兵科二期学员，曾当过直系军阀吴佩孚组织的十四省“讨贼联军副总司令”，是个大军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齐燮元出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后来又出任伪绥靖总署督办兼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
齐燮元的外甥，这身份在平津地区可够“耀人”的，这也给冯运修的锄奸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掩护”。冯运修精明干练，在北平受璧胡同甲12号又有可靠的立脚点，所以他不仅承担着刺杀任务，也负责保管“抗团”的文件、枪械。
1940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三周年，日伪政府决定在中山公园召开“庆祝皇军圣战三周年”的庆祝会，大会由伪新民会的机关报《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主办。吴菊痴本是京城名票。他根据唐诗《新婚别》《兵车行》《陇西行》等，为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捉刀新编的历史剧《春闺梦》（一说作者是金仲荪），堪称经典之作，是个十足的文化人。没想到，他在日军占领北平后，出任了汉奸报纸《新民报》编辑局局长，成了文化汉奸。
得知这个消息，北平“抗团”决定刺杀这些卖国求荣的汉奸，以示惩戒。李振英安排了两个组：一个组由冯运修（考入辅仁大学、未入学就牺牲了）和李振英组成，负责制裁吴菊痴；另一个组由刘永康（华北中学学生）和叶于良组成，负责制裁陈辋子（因为身躯肥胖，外号“陈胖子”）。
所谓的庆祝会结束后，吴菊痴、陈辋子又前往和平门外同和轩饭庄赴宴。李振英派刘永康进饭馆侦察。刘永康出来后觉得饭店地方小，容易误伤人，不方便下手，大家只好耐心等待。21点30分左右，吴菊痴和伪《新民报》女记者白洁如先从饭馆出来，同和轩饭庄给他们二人每人叫了一辆黄包车，一前一后返回位于石驸马大街（今教育部街）伪《新民报》报馆。李振英、冯运修立即骑车尾随。
行进中李振英压低帽檐，示意冯运修上前下手，自己在后接应。冯运修加快车速，紧紧尾随在黄包车的后面。当黄包车到了南新华街土地祠门口时，正赶上刘王氏家里办丧事，给死者送三出庙，唢呐声、哭泣声一片。白洁如的人力车过去了，吴菊痴的人力车却被挡住了。按老理儿，死人比活人大，车夫周德立只得停下来，给送葬的队伍让路。此时，吴菊痴、周德立的注意力都被送葬队伍吸引了。冯运修见有机可乘，说时迟那时快，将车猛蹬两下，靠近吴菊痴的黄包车，单手持枪，对准吴菊痴的脑袋连开两枪，然后迅速按原定计划撤离。
冯运修使用的是俗称“掌心雷”的手枪。这种手枪专业名称是勃朗宁M1606袖珍手枪，只能装6发子弹，体积小、枪声小，特别适用于刺杀，也叫“对面笑”。
隐约听到枪声，前面的白洁如回头一看，发现吴菊痴歪在人力车上。于是，赶紧向日伪外二分局14管段报告。伪警察马上用车将吴菊痴送往市立医院。结果刚到陕西巷南第9管段时，吴菊痴就一命呜呼了。在市立医院，经外科主任、日本医生宫下查验，吴菊痴左耳稍上部、下部各中一枪，子弹穿入脑中。由于担心日伪军警出动，李振英派王知勉通知刘、叶二人放弃行动，立即撤退，陈胖子意外捡了一条命。吴菊痴被刺杀后，伪新民报社还为他出版了《吴菊痴悼念纪念册》，汉奸汤尔和为他撰写了挽联“壮志未酬”。
刺杀吴菊痴的行动，给北平日伪当局震动很大，他们也加紧了对“抗团”的侦破。1940年8月7日凌晨，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冯运修在受壁胡同甲12号的住所。警觉的冯运修发觉情况异样，立即起床，取枪走出卧室，将他保管的“抗团”材料、文件，拿到厨房进行焚毁。日伪军警破门而入，将他的父亲、弟弟等人捕获后，随即发现了藏在厨房里的冯运修，日伪军警喊话叫他投降，冯运修不予理睬，继续烧文件。日伪军警发觉后，冲向厨房，冯运修开枪还击。
这时，伪警察局特务科科长、汉奸袁规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将冯运修父亲推在前面挡子弹，慢慢逼近厨房。冯运修抬手一枪，正中探出半个脑袋窥视的袁规颈部，袁规应声倒下，后来被送到同仁医院救治，保住了一条狗命。
日伪特务一见这枪法，都不敢上前了，纷纷爬上院墙，一面劝降，一面射击。冯运修奋力还击。在日伪军警的枪声中，冯运修的槍声渐渐停止了。日伪特务战战兢兢地走进厨房，发现冯运修右手中弹，左手持枪，身中数弹，奄奄一息。日伪军警在冯家院子里，搜出左轮手枪三支、勃郎宁手枪一支、子弹28发、电报机一台、短波真空管无线电收音机一台、无线电器材若干，还有电报密码、人名单、一捆信件等。
为了获取口供，日伪警察将冯运修送到南边不远的中央医院。此时的冯运修因伤情严重，已经气息微弱不能说话了。1940年8月8日夜，冯运修牺牲在中央医院。
之后，日本宪兵又逮捕了李振英、叶于良等多名“抗团”成员，北平“抗团”大部分骨干入狱，天津“抗团”也遭到重创，残存人员一时十分困难，“抗团”总部被迫转移到了重庆。
（据《中国档案报》刘 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