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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中国体育报刊发《基层发出体育之声》后，参加“两会”的部分代表、委员相继发表真知灼见，为问题的根本解决献计献策——
关于增加保证体育教师编制到位的建议
提交人：杨扬（全国人大代表）
建议内容：
一、以考核制度保障体育教师编制到位不被挤占
教育部相关部门近两年披露的数据显示，我国教师整体超编100多万，但体育教师却缺编30万，因此可以看到并不是教师编制不够，而是体育教师编制被挤占。经调研了解，有些地方教育部门多数将体育教师的编制占用，给了语文、数学等“重要学科”的教师。有些教育部门为了应对上级对“保证中小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的检查，增加体育教师的课时量。因此我建议：将体育教师配比率纳入各级教育部门的工作考核中，并保证体育教师的课时量不得多于其他课程教师的正常课程量。
二、体育教师应享受与其他文化课教师同等待遇
体育教师在教学方面与其他科目的老师同工不同酬，在课时计算、课时费计算等方面存在打折扣现象是不公平的。另外，在进修机会、职称晋升等方面也要与其他科目老师公平对待。学校不仅应该按课时标准，配齐体育教师，还应对体育教师不歧视，提高体育教师的待遇，让体育教师安心工作，为学校体育贡献他们的力量。
三、建立硬性的监督惩罚问责制度
落实体育教师编制到位，必须要有常态、硬性的问责机制，否则在高考指挥棒和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很难落到实处。国务院应督促教育部出台具体的监督惩罚细则，定期抽查基层单位，对执行不到位的各地（市）、县（市）一级的教育部门主管领导和校长实行问责制。
四、建立社会、家长和学生参与的监督机制
调动家长和学生来参与监督学校是否落实体育教师编制是有积极性的，目前没有通畅的渠道和机制保证家长和学生有效参与监督。
解决体育教师编制多管齐下
回应主题：尽快调整教师结构布局，解决体育教师缺编
回应人：李卫红（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委员、教育部副部长）、朱永新（全国政协民进界别委员、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郑小燕（全国政协农工民主党界别委员、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宋永忠（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委员、南京师范大学校长）
回应：面对全国体育教师缺编30万人和不少体育教师在学校中没有正规编制的现实，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的部分委员表达了各自看法，梳理其中脉络，似在达成一个共识：“跳出体育看体育”、“跳出教育看教育”，在审视和把握社会发展全局的情况下，循序渐进地协同各方努力才能找到解决办法。
李卫红：正在制定相关方案
李卫红委员曾在教育部人事司担任过6年司长，对教师编制问题有着深刻体会，“没有编制对于一名教师来说，是不踏实的，其他科目的教师如此，体育教师也是如此。编制是对教师价值的一种认同，现在有些地方解决一个教师编制、调动一个老师要经过层层批准，人事管理体制不应该仅仅是为了管人才。”李卫红表示，素质教育中，体育占有重要位置，教育部已对全国体育教师缺编30万这一情况予以重视和考虑，目前正在制定相关方案和解决办法，“请媒体放心，请人民放心，一定会有一个说法，也一定会有办法。”
朱永新：鼓励体育专业人才兼课
曾担任苏州大学教授、苏州市副市长，并主抓了第三届全国体育大会的朱永新委员对体育教师缺编阐述了独到见解。他明确提出，体育教师不缺位，关键是加强体育教师的培养和配备，这是常规道理。要保证所有学校配齐体育教师，除办好高校体育教育专业，还要扩大免费师范生和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中的体育专业招生规模，完善农村学校补充体育教师的机制。除了这些常规路子，还应有一些超常规路子，朱永新建议，鼓励社会体育运动爱好者和各种体育俱乐部到学校兼课，带领学生增强运动技能和健康理念，鼓励退休体育教师返聘，支持退役优秀运动员从事学校体育工作。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农村学校体育教师和兼职体育教师的培训。
郑小燕：补充体育教师重在培养
郑小燕认为：“在输血和造血之间选择，我们一定要先造血。”她表示，教师缺编，主要是在中小学，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通过边远山区小学合并来实现教师配置的均衡是一种办法，短期可以弥补缺陷、降低成本，但并不是一种长久的办法。”郑小燕说，“缺编、缺教师，要重在培养。”
宋永忠：鼓励毕业生到西部去
知名教育家、数学博士宋永忠委员说，目前江苏学校体育科学学院承担了该省体育师资布局和增强学生体质的一个科研项目，制定中长期规划，对一个地区体育教师的整体配给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宋永忠表示，从当前体育专业毕业生的择业走向看，他们大多选择经济发达地区，但学校鼓励学生到西部和贫困地区去；此外，学校每年都会派出已留校工作的体育教师到西藏、新疆等地的中等学校支教一年，这项政策已实施五年，派出的还有教授级别的高级人才，“我们借此希望形成一种影响力，让更多的人投身体育教育，让更多的地方关注体育教师的地位和编制。”
提高体育教师待遇从细节入手
回应主题：提高贫困地区体育教师工资
回应人：李卫红（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委员、教育部副部长）、王珣章（全国政协致公党界别委员、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全国政协民进界别委员、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张尧学（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委员、中南大学校长）、宋永忠（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委员、南京师范大学校长）、郑晓静（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委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王训练（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
回应：“学生需要全面培养，体育老师十分关键，他们在素质教育中承担着多重身份，而且他们的工作强度比其他科目的老师还要高，除了上体育课，还要负责组织课外活动、业余训练、课间操等，很多体育老师还要在个别学生运动猝死等现象发生后承担多重心理压力去工作，因此他们的待遇问题应当引起关注，这也是不因噎废食的核心。”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山大学校长王珣章委员表示：“着力解决好很多观念性问题是提高体育教师待遇的关键。” 郑晓静委员告诉记者，就她的了解，目前高校体育老师的待遇与其他教师在基本工资收入上没有明显差异，但承担科研项目、带研究生的收入比例可能会有一定差距，校方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因此在学校的社团组织、体育场馆的业余活动组织等方面对体育老师有所倾斜，弥补了一部分收入差距。
王训练委员肯定了这一点，他说自己所在的高校也基本是这样的情况——高校内，体育教师的收入在学校和地区间差异并不明显，中小学可能会较大。
宋永忠委员表示，南京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师的收入同其他学院基本持平，虽然他不太了解目前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收入，但就教育投入而言，院校在培养体育教师过程中的投入是平衡的，给予学生的关注和态度也是平衡的，要让这些学体育的人在工作中从收入等角度感到公平，是教育部门始终的责任。
解决好体育教师待遇有一个前提，朱永新委员说，体育为教育之基，应当加大学校体育投入，保证学校上好体育课，保证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要通过务实举措，引导各级政府、广大青少年、学校和全社会树立科学的教育观、人才观和健康观。
在政协教育界的小组讨论会上，“4%”成为委员们热议的话题，怎么去监督占GDP4%的教育经费的使用？李卫红委员表示，将主要向人才培养方面倾斜，今后教育部门将尽更大努力让“4%”的使用更加公平、更加合理。她说，同体育老师的编制问题一样，体育教师的待遇问题也已引起教育部的重视，正在努力解决之中。
张尧学委员出任中南大学校长前在教育部工作多年，他表示，在某种程度上，教师是一个高级弱势群体，和谐发展要体现在公平上，但目前教师的待遇，比如青年教师、比如非文化课教师，在有些地区还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现象必须改观。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委员们也提出了相似观点：对体育老师工作量的衡量要有一个客观标准，这个标准不同于对其他科目的老师，比如早操、课间操，比如露天上课不同季节的补助。另外，对中小学的校运动队，要改变有成绩就有补助，没成绩就没有补助的现状，从细节问题上着手解决体育教师的待遇。
加强售后服务 企业社区联动
回应主题：器材越多越好，服务必不可少
回应人：卞志良（全国政协委员、泰山体育产业集团董事长）
回应：在小区、公园，五颜六色的健身器材是一道亮丽风景，但经过时间和风雨的洗礼，器材难免有一两个“缺胳膊少腿”。记者在采访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得知，目前对于全民健身器材的维修，已成为一道摆在小区物业或公园管理者面前的难题，由于全民健身器材安装后缺少专业技术人员的维护和维修，专门的维修工具和零部件也无处可寻，最终导致健身器材不能正常为健身爱好者所用，有时甚至成为健身的安全隐患。
全国政协委员、泰山体育产业发展集团董事长卞志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体育器材的售后服务不足的确是生产厂家的缺陷，但是健身器材的维护还需要社会各方面健身意识的提高。
卞志良认为，导致全民健身器材损坏失修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安装了全民健身器材的小区、公园或者学校中，对于健身器材的维护始终不能受到重视；其次，在小区或者公园健身点，有很多地方并没有按照标准去维护健身器材，很多小区和公园只是负责安装了设施，只是做了“表面”工程，缺乏后续服务。
卞志良还表示，为解决“很多器材没人用或者不能用”的问题，还应该加强健身爱好者的科学健身意识，至少应该通过科学的健身指导让老百姓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健身，避免健身者因为健身器材损坏或失修在锻炼时摔伤或碰伤。卞志良希望有关部门在这方面加强督导，加大力度调研，形成有效机制。
“东西卖出去还得有服务，这是我们的一个缺陷，也是一个在发展中不稳定的方面。”卞志良坦言，这个问题对于健身器材生产企业来说，并不是一时就能够解决的，需要引导社会力量关注和共同解决。
为了让健身爱好者能够更好地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泰山体育产业集团目前正致力于制造出符合群众需求的健身器材，让大家享受真正的民生，最新推出的“智慧体育”的理念，让人们在家中就能够享受运动的乐趣，打造属于每个人的家庭健身馆。
减免税收激励体育产业发展
回应主题：拉动体育消费期待政府扶植
回应人：丁世忠（全国人大代表、安踏（中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马继龙（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装备中心原主任）
回应：“中国的体育产业经过20年的市场化尝试，规模还十分弱小。与2010年的统计对比，美国的体育产业产值为4140亿美元，占GDP比重2%以上，体育产业提供的就业机会甚至超过农业、铁路、保险、电力等行业。而中国体育产业产值是350亿美元，占GDP比重为0.55%，与美国相比差距非常大。”
全国人大代表、安踏（中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丁世忠今年带来了关于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全力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建议。开篇，他用数字表明了观点，同时也给出了多项建议和措施。
“加大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力度，开放机关、企事业单位体育场地，并落实到责任人”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十二五”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中已经制定了明确的建设目标，但在具体实施中没有明确落实到责任人，也未公布若未能达成目标的处罚措施。开放机关、企事业单位体育场地更需要确定责任人，以确保机关单位能够按规定执行。
同时，要培育一批体育明星企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指出，到2020年，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体育骨干企业和企业集团，形成一批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体育产品品牌。
丁世忠认为，首先应该鼓励体育产品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提升中国体育产品质量。国家可采取减免税费或资金奖励等方式，鼓励企业加大研发费用投入。“对体育产业的发展应予鼓励，而鼓励的风向标是税收，降低税率将推进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丁世忠说。其次，走出去才能有国际影响力，国家应该鼓励中国体育产业品牌以打开国际市场、海外并购等方式走出去。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装备中心原主任马继龙认为，应该把体育产业看作一般的工业生产和文化产业来定税，体育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也应该分开来看，一味地降税或者增税比较笼统。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是趋势
回应主题：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设施
回应人：丁世忠（全国人大代表、安踏（中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葛菲（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
回应：“希望各级政府给予体育更多关注。希望能够从上至下给予体育更多政策层面的支持，这样我们基层也好开展工作。”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葛菲在“两会”期间如此呼吁。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虽然现在各地有越来越多的免费开放公园和体育场，但这依旧无法满足健身者的需求。刮风下雨时，他们需要一个能够遮风挡雨的室内健身场所，当然最好是免费的。
全国人大代表、安踏（中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丁世忠说，当前一些体育场馆收费高，有些县级市的羽毛球场每小时收取20块钱场地费，有的足球场不开放，只有在政府举行重大活动时才短暂开放，一年下来，使用时间不到二十天。“这在国内比较普遍。场馆的利用率低，导致场馆的投资回报率低。”丁世忠说，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做得好，比如福建晋江，在城市“退二进三”过程中鼓励将一些旧厂房改造成为羽毛球馆，降低了建设成本。如果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给予一定支持，这样的例子会越来越多，场馆开放率也将进一步提高。
说起全民健身，人们会认为这是体育部门的事，但事实上，在整个推进过程中需要各部门协调合作，需要从政府的高度统筹协调，葛菲感慨道。
现在各地都在积极推进全民健身，葛菲介绍了南京的做法——从去年开始，南京按照江苏省的整体安排，推进“10分钟健身圈”项目。“10分钟健身圈”顾名思义，就是为百姓建身边的活动场地。葛菲说，目标是在800米到1000米的范围内，建有体育设施或者像晨晚练站点这样的体育组织。“10分钟健身圈”还将制作成电子地图，市民只要在网上点击自己所在的地区，就能找到周边的体育设施和体育组织等，还可以查看到该组织社体指导员的电话。葛菲补充说，目前这个项目南京已经完成六成左右，今年争取完成八成，到明年底基本全面完成。
建百姓身边的场地和组织，其中最重要的一类人群就是无私奉献的社体指导员。他们免费教授百姓太极拳、健身气功、广场舞等，他们自备音响、电源等设备，风雨无阻。这样甘于奉献的群体需要支持，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音响，一个简单的电源。
葛菲告诉记者，今年南京计划给社体指导员统一着装，并佩戴胸牌，这样便于百姓找到他们。葛菲说，今年我们计划为社体指导员购买保险，省级、市级、区级都与保险公司联合签署保单。当然，这些保障的覆盖范围是拿到社体指导员等级证书，同时真正在基层为百姓服务的社体指导员。
体育教育资源要相互跟随
回应主题：“校园足球”由学校主导
回应人：杨桦（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体育大学校长）、陈立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体育大学附属竞技体校副校长）
回应：针对由教育部门主管“校园足球“的推广和发展，北京体育大学校长杨桦和北京体育大学附属竞技体校副校长陈立人分别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体育人才培养回归教育，主要是因为过去的业余体校与教育分离，虽然业余体校在培养青少年学生运动水平方面不存在问题，但文化课水平相对较弱。”杨桦说，如果将体育人才培养回归教育，首先要正确认识，在学校中发展的就应该属于学生，并不能一开始就将其定位为竞技队伍，他们只是具有一定特长的学生，应该把过去比较有特点的体育运动学校办到文化课相对较好的学校里，这样就可以融合学校好的文化熏陶和业余体校好的教练水平，也可以单独形成一个体育特长班，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提供基础。
针对关注度较高的篮球、足球等项目，杨桦认为，可以在现有的俱乐部下面建立青少年班，利用课余时间特别是寒暑假，对有兴趣的青少年进行提高水平的专门训练，进而为竞技体育储备人才。针对学校培养和俱乐部培养两种不同的模式，杨桦表示：“我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体育发展不能走小国家的发展模式，我认为凡是有利于青少年发展的模式我们都可以做，只是我们要有一个合理的比例，中国一定不能走西方国家现有的模式和老路，但也不能把我们自己选择在一个狭窄的途径里，两者如何的协调发展好完全是做得到的。”
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应该是教育主管还是体育主管？陈立人认为，不管将运动队放在什么位置，问题的关键在体育的资源如何跟进教育，或者在体育口培养时教育资源如何跟进。陈立人说，从近几年我国在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不难看出，现有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是成功的，现在只不过是需要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步地完善，而不是遇到问题后把一切推倒重来，重点是在完善过程中找到工作的要点。
“今后我们办学的目标应该是什么？”陈立人坦言，“我们办学的目标并不一定是金牌，如果只有金牌显得非常狭窄，跟时代整体的发展不相匹配。”一名优秀运动员的运动生涯可能很短，他所要面对更长的是自己的社会生涯，“我们应该考虑如何让他到社会上仍能为社会作贡献。”陈立人说。他希望今后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学校的职责，虽然体育类学校首先要重视科学训练，但考虑到运动员未来的发展，体育类学校也必须要重视文化课学习和素质教育以及职业规划，形成完整的人才培养系统。
关于增加保证体育教师编制到位的建议
提交人：杨扬（全国人大代表）
建议内容：
一、以考核制度保障体育教师编制到位不被挤占
教育部相关部门近两年披露的数据显示，我国教师整体超编100多万，但体育教师却缺编30万，因此可以看到并不是教师编制不够，而是体育教师编制被挤占。经调研了解，有些地方教育部门多数将体育教师的编制占用，给了语文、数学等“重要学科”的教师。有些教育部门为了应对上级对“保证中小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的检查，增加体育教师的课时量。因此我建议：将体育教师配比率纳入各级教育部门的工作考核中，并保证体育教师的课时量不得多于其他课程教师的正常课程量。
二、体育教师应享受与其他文化课教师同等待遇
体育教师在教学方面与其他科目的老师同工不同酬，在课时计算、课时费计算等方面存在打折扣现象是不公平的。另外，在进修机会、职称晋升等方面也要与其他科目老师公平对待。学校不仅应该按课时标准，配齐体育教师，还应对体育教师不歧视，提高体育教师的待遇，让体育教师安心工作，为学校体育贡献他们的力量。
三、建立硬性的监督惩罚问责制度
落实体育教师编制到位，必须要有常态、硬性的问责机制，否则在高考指挥棒和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很难落到实处。国务院应督促教育部出台具体的监督惩罚细则，定期抽查基层单位，对执行不到位的各地（市）、县（市）一级的教育部门主管领导和校长实行问责制。
四、建立社会、家长和学生参与的监督机制
调动家长和学生来参与监督学校是否落实体育教师编制是有积极性的，目前没有通畅的渠道和机制保证家长和学生有效参与监督。
解决体育教师编制多管齐下
回应主题：尽快调整教师结构布局，解决体育教师缺编
回应人：李卫红（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委员、教育部副部长）、朱永新（全国政协民进界别委员、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郑小燕（全国政协农工民主党界别委员、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宋永忠（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委员、南京师范大学校长）
回应：面对全国体育教师缺编30万人和不少体育教师在学校中没有正规编制的现实，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的部分委员表达了各自看法，梳理其中脉络，似在达成一个共识：“跳出体育看体育”、“跳出教育看教育”，在审视和把握社会发展全局的情况下，循序渐进地协同各方努力才能找到解决办法。
李卫红：正在制定相关方案
李卫红委员曾在教育部人事司担任过6年司长，对教师编制问题有着深刻体会，“没有编制对于一名教师来说，是不踏实的，其他科目的教师如此，体育教师也是如此。编制是对教师价值的一种认同，现在有些地方解决一个教师编制、调动一个老师要经过层层批准，人事管理体制不应该仅仅是为了管人才。”李卫红表示，素质教育中，体育占有重要位置，教育部已对全国体育教师缺编30万这一情况予以重视和考虑，目前正在制定相关方案和解决办法，“请媒体放心，请人民放心，一定会有一个说法，也一定会有办法。”
朱永新：鼓励体育专业人才兼课
曾担任苏州大学教授、苏州市副市长，并主抓了第三届全国体育大会的朱永新委员对体育教师缺编阐述了独到见解。他明确提出，体育教师不缺位，关键是加强体育教师的培养和配备，这是常规道理。要保证所有学校配齐体育教师，除办好高校体育教育专业，还要扩大免费师范生和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中的体育专业招生规模，完善农村学校补充体育教师的机制。除了这些常规路子，还应有一些超常规路子，朱永新建议，鼓励社会体育运动爱好者和各种体育俱乐部到学校兼课，带领学生增强运动技能和健康理念，鼓励退休体育教师返聘，支持退役优秀运动员从事学校体育工作。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农村学校体育教师和兼职体育教师的培训。
郑小燕：补充体育教师重在培养
郑小燕认为：“在输血和造血之间选择，我们一定要先造血。”她表示，教师缺编，主要是在中小学，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通过边远山区小学合并来实现教师配置的均衡是一种办法，短期可以弥补缺陷、降低成本，但并不是一种长久的办法。”郑小燕说，“缺编、缺教师，要重在培养。”
宋永忠：鼓励毕业生到西部去
知名教育家、数学博士宋永忠委员说，目前江苏学校体育科学学院承担了该省体育师资布局和增强学生体质的一个科研项目，制定中长期规划，对一个地区体育教师的整体配给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宋永忠表示，从当前体育专业毕业生的择业走向看，他们大多选择经济发达地区，但学校鼓励学生到西部和贫困地区去；此外，学校每年都会派出已留校工作的体育教师到西藏、新疆等地的中等学校支教一年，这项政策已实施五年，派出的还有教授级别的高级人才，“我们借此希望形成一种影响力，让更多的人投身体育教育，让更多的地方关注体育教师的地位和编制。”
提高体育教师待遇从细节入手
回应主题：提高贫困地区体育教师工资
回应人：李卫红（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委员、教育部副部长）、王珣章（全国政协致公党界别委员、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全国政协民进界别委员、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张尧学（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委员、中南大学校长）、宋永忠（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委员、南京师范大学校长）、郑晓静（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委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王训练（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
回应：“学生需要全面培养，体育老师十分关键，他们在素质教育中承担着多重身份，而且他们的工作强度比其他科目的老师还要高，除了上体育课，还要负责组织课外活动、业余训练、课间操等，很多体育老师还要在个别学生运动猝死等现象发生后承担多重心理压力去工作，因此他们的待遇问题应当引起关注，这也是不因噎废食的核心。”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山大学校长王珣章委员表示：“着力解决好很多观念性问题是提高体育教师待遇的关键。” 郑晓静委员告诉记者，就她的了解，目前高校体育老师的待遇与其他教师在基本工资收入上没有明显差异，但承担科研项目、带研究生的收入比例可能会有一定差距，校方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因此在学校的社团组织、体育场馆的业余活动组织等方面对体育老师有所倾斜，弥补了一部分收入差距。
王训练委员肯定了这一点，他说自己所在的高校也基本是这样的情况——高校内，体育教师的收入在学校和地区间差异并不明显，中小学可能会较大。
宋永忠委员表示，南京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师的收入同其他学院基本持平，虽然他不太了解目前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收入，但就教育投入而言，院校在培养体育教师过程中的投入是平衡的，给予学生的关注和态度也是平衡的，要让这些学体育的人在工作中从收入等角度感到公平，是教育部门始终的责任。
解决好体育教师待遇有一个前提，朱永新委员说，体育为教育之基，应当加大学校体育投入，保证学校上好体育课，保证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要通过务实举措，引导各级政府、广大青少年、学校和全社会树立科学的教育观、人才观和健康观。
在政协教育界的小组讨论会上，“4%”成为委员们热议的话题，怎么去监督占GDP4%的教育经费的使用？李卫红委员表示，将主要向人才培养方面倾斜，今后教育部门将尽更大努力让“4%”的使用更加公平、更加合理。她说，同体育老师的编制问题一样，体育教师的待遇问题也已引起教育部的重视，正在努力解决之中。
张尧学委员出任中南大学校长前在教育部工作多年，他表示，在某种程度上，教师是一个高级弱势群体，和谐发展要体现在公平上，但目前教师的待遇，比如青年教师、比如非文化课教师，在有些地区还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现象必须改观。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委员们也提出了相似观点：对体育老师工作量的衡量要有一个客观标准，这个标准不同于对其他科目的老师，比如早操、课间操，比如露天上课不同季节的补助。另外，对中小学的校运动队，要改变有成绩就有补助，没成绩就没有补助的现状，从细节问题上着手解决体育教师的待遇。
加强售后服务 企业社区联动
回应主题：器材越多越好，服务必不可少
回应人：卞志良（全国政协委员、泰山体育产业集团董事长）
回应：在小区、公园，五颜六色的健身器材是一道亮丽风景，但经过时间和风雨的洗礼，器材难免有一两个“缺胳膊少腿”。记者在采访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得知，目前对于全民健身器材的维修，已成为一道摆在小区物业或公园管理者面前的难题，由于全民健身器材安装后缺少专业技术人员的维护和维修，专门的维修工具和零部件也无处可寻，最终导致健身器材不能正常为健身爱好者所用，有时甚至成为健身的安全隐患。
全国政协委员、泰山体育产业发展集团董事长卞志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体育器材的售后服务不足的确是生产厂家的缺陷，但是健身器材的维护还需要社会各方面健身意识的提高。
卞志良认为，导致全民健身器材损坏失修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安装了全民健身器材的小区、公园或者学校中，对于健身器材的维护始终不能受到重视；其次，在小区或者公园健身点，有很多地方并没有按照标准去维护健身器材，很多小区和公园只是负责安装了设施，只是做了“表面”工程，缺乏后续服务。
卞志良还表示，为解决“很多器材没人用或者不能用”的问题，还应该加强健身爱好者的科学健身意识，至少应该通过科学的健身指导让老百姓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健身，避免健身者因为健身器材损坏或失修在锻炼时摔伤或碰伤。卞志良希望有关部门在这方面加强督导，加大力度调研，形成有效机制。
“东西卖出去还得有服务，这是我们的一个缺陷，也是一个在发展中不稳定的方面。”卞志良坦言，这个问题对于健身器材生产企业来说，并不是一时就能够解决的，需要引导社会力量关注和共同解决。
为了让健身爱好者能够更好地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泰山体育产业集团目前正致力于制造出符合群众需求的健身器材，让大家享受真正的民生，最新推出的“智慧体育”的理念，让人们在家中就能够享受运动的乐趣，打造属于每个人的家庭健身馆。
减免税收激励体育产业发展
回应主题：拉动体育消费期待政府扶植
回应人：丁世忠（全国人大代表、安踏（中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马继龙（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装备中心原主任）
回应：“中国的体育产业经过20年的市场化尝试，规模还十分弱小。与2010年的统计对比，美国的体育产业产值为4140亿美元，占GDP比重2%以上，体育产业提供的就业机会甚至超过农业、铁路、保险、电力等行业。而中国体育产业产值是350亿美元，占GDP比重为0.55%，与美国相比差距非常大。”
全国人大代表、安踏（中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丁世忠今年带来了关于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全力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建议。开篇，他用数字表明了观点，同时也给出了多项建议和措施。
“加大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力度，开放机关、企事业单位体育场地，并落实到责任人”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十二五”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中已经制定了明确的建设目标，但在具体实施中没有明确落实到责任人，也未公布若未能达成目标的处罚措施。开放机关、企事业单位体育场地更需要确定责任人，以确保机关单位能够按规定执行。
同时，要培育一批体育明星企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指出，到2020年，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体育骨干企业和企业集团，形成一批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体育产品品牌。
丁世忠认为，首先应该鼓励体育产品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提升中国体育产品质量。国家可采取减免税费或资金奖励等方式，鼓励企业加大研发费用投入。“对体育产业的发展应予鼓励，而鼓励的风向标是税收，降低税率将推进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丁世忠说。其次，走出去才能有国际影响力，国家应该鼓励中国体育产业品牌以打开国际市场、海外并购等方式走出去。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装备中心原主任马继龙认为，应该把体育产业看作一般的工业生产和文化产业来定税，体育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也应该分开来看，一味地降税或者增税比较笼统。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是趋势
回应主题：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设施
回应人：丁世忠（全国人大代表、安踏（中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葛菲（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
回应：“希望各级政府给予体育更多关注。希望能够从上至下给予体育更多政策层面的支持，这样我们基层也好开展工作。”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葛菲在“两会”期间如此呼吁。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虽然现在各地有越来越多的免费开放公园和体育场，但这依旧无法满足健身者的需求。刮风下雨时，他们需要一个能够遮风挡雨的室内健身场所，当然最好是免费的。
全国人大代表、安踏（中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丁世忠说，当前一些体育场馆收费高，有些县级市的羽毛球场每小时收取20块钱场地费，有的足球场不开放，只有在政府举行重大活动时才短暂开放，一年下来，使用时间不到二十天。“这在国内比较普遍。场馆的利用率低，导致场馆的投资回报率低。”丁世忠说，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做得好，比如福建晋江，在城市“退二进三”过程中鼓励将一些旧厂房改造成为羽毛球馆，降低了建设成本。如果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给予一定支持，这样的例子会越来越多，场馆开放率也将进一步提高。
说起全民健身，人们会认为这是体育部门的事，但事实上，在整个推进过程中需要各部门协调合作，需要从政府的高度统筹协调，葛菲感慨道。
现在各地都在积极推进全民健身，葛菲介绍了南京的做法——从去年开始，南京按照江苏省的整体安排，推进“10分钟健身圈”项目。“10分钟健身圈”顾名思义，就是为百姓建身边的活动场地。葛菲说，目标是在800米到1000米的范围内，建有体育设施或者像晨晚练站点这样的体育组织。“10分钟健身圈”还将制作成电子地图，市民只要在网上点击自己所在的地区，就能找到周边的体育设施和体育组织等，还可以查看到该组织社体指导员的电话。葛菲补充说，目前这个项目南京已经完成六成左右，今年争取完成八成，到明年底基本全面完成。
建百姓身边的场地和组织，其中最重要的一类人群就是无私奉献的社体指导员。他们免费教授百姓太极拳、健身气功、广场舞等，他们自备音响、电源等设备，风雨无阻。这样甘于奉献的群体需要支持，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音响，一个简单的电源。
葛菲告诉记者，今年南京计划给社体指导员统一着装，并佩戴胸牌，这样便于百姓找到他们。葛菲说，今年我们计划为社体指导员购买保险，省级、市级、区级都与保险公司联合签署保单。当然，这些保障的覆盖范围是拿到社体指导员等级证书，同时真正在基层为百姓服务的社体指导员。
体育教育资源要相互跟随
回应主题：“校园足球”由学校主导
回应人：杨桦（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体育大学校长）、陈立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体育大学附属竞技体校副校长）
回应：针对由教育部门主管“校园足球“的推广和发展，北京体育大学校长杨桦和北京体育大学附属竞技体校副校长陈立人分别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体育人才培养回归教育，主要是因为过去的业余体校与教育分离，虽然业余体校在培养青少年学生运动水平方面不存在问题，但文化课水平相对较弱。”杨桦说，如果将体育人才培养回归教育，首先要正确认识，在学校中发展的就应该属于学生，并不能一开始就将其定位为竞技队伍，他们只是具有一定特长的学生，应该把过去比较有特点的体育运动学校办到文化课相对较好的学校里，这样就可以融合学校好的文化熏陶和业余体校好的教练水平，也可以单独形成一个体育特长班，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提供基础。
针对关注度较高的篮球、足球等项目，杨桦认为，可以在现有的俱乐部下面建立青少年班，利用课余时间特别是寒暑假，对有兴趣的青少年进行提高水平的专门训练，进而为竞技体育储备人才。针对学校培养和俱乐部培养两种不同的模式，杨桦表示：“我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体育发展不能走小国家的发展模式，我认为凡是有利于青少年发展的模式我们都可以做，只是我们要有一个合理的比例，中国一定不能走西方国家现有的模式和老路，但也不能把我们自己选择在一个狭窄的途径里，两者如何的协调发展好完全是做得到的。”
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应该是教育主管还是体育主管？陈立人认为，不管将运动队放在什么位置，问题的关键在体育的资源如何跟进教育，或者在体育口培养时教育资源如何跟进。陈立人说，从近几年我国在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不难看出，现有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是成功的，现在只不过是需要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步地完善，而不是遇到问题后把一切推倒重来，重点是在完善过程中找到工作的要点。
“今后我们办学的目标应该是什么？”陈立人坦言，“我们办学的目标并不一定是金牌，如果只有金牌显得非常狭窄，跟时代整体的发展不相匹配。”一名优秀运动员的运动生涯可能很短，他所要面对更长的是自己的社会生涯，“我们应该考虑如何让他到社会上仍能为社会作贡献。”陈立人说。他希望今后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学校的职责，虽然体育类学校首先要重视科学训练，但考虑到运动员未来的发展，体育类学校也必须要重视文化课学习和素质教育以及职业规划，形成完整的人才培养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