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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究竟通过什么途径实现了多要一个孩子的梦想?
4岁的丽丽目不转睛地盯着墙上的一块液晶屏幕。“看，这就是你妈妈肚子里的小宝宝，”陈医生一边操作着B超检查仪，一边对丽丽说。
“那是我弟弟!”丽丽兴奋地指着动态画面。画面中的小宝宝已经37周，足月待产，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正在吸吮自己的手指。“他好像一只小猴子啊!”丽丽开心地笑道。
二胎的比例有多高?
这里是北京一家知名的中外合资妇产医院，B超室很宽敞，布置得简单温馨，没有普通医院的嘈杂和等候的人群。
“像这样准备要第二个孩子的最近越来越多了，”这一家三口刚刚出了检查室的门，陈医生就对《世界博览》记者说：“好多父母检查时都带着孩子来，说是让他们先认识一下弟弟妹妹，这样挺好的，会让孩子觉得父母尊重他们，也可以提前培养孩子之间的感情。”
这家医院的收费标准比一般公立医院高许多，因此成为高收入人群生儿育女时的首选。
这一天，该医院共接待了40多位新客户，为她们新建了产检病历等资料，其中，有9位是生育第二胎。
“昨天人比今天的少一些，30多位，有7位生第二胎。”在病历管理中心工作的张小姐说：“我们这边生第二胎的比例大概是20％吧，因为费用比较高，高端人群比较多，所以要比公立医院比例高。你也知道，没钱的人连一个孩子都生不起，谁想生两个呢?不过三胎就更少了，一百个孕妇里也没有一个。”
高收费自然要有好的服务相配合。刘宏梅医生是一家三甲医院的主任医生，也是国内产科最著名的几位专家之一，作为特约专家，她每周要来这家合资医院出诊两天。她基本认可张小姐的判断，“我的工作单位那边收费低得多，还可以用医保，但生二胎的比例就比这里低多了。”
即使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目前对于生二胎的比例也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估算也很难。
“北京统计新增北京户籍人口中98％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也就是说只有2％是超生，但这个数据根本没用。常年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人里面，那么多人都是外地户口，另外北京本地人生二胎时还有不少到香港或美国去生，这样的数据根本看不出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到底有多少人生育二胎。只能靠在各个医院工作的医生们按照经验估算比例。”刘宏梅医生无奈地表示。
宁愿罚款也要生
丽丽一家三口来到了刘医生的诊室，刘医生看到化验结果，表示一切正常，丽丽的妈妈赵华和爸爸张国忠都非常高兴。
“根据胎儿的头围、脊柱来看，这次还可以顺产，”刘医生对他们说。“没问题，我上周还在上班，身体不比生丽丽的时候差!”赵华兴奋地说。刘医生笑着说：“我就喜欢和你们这些工作的产妇打交道，好多来这儿的都是阔太太，不工作，在家时间长了，人就有点笨笨的，告诉她们什么时候来做检查总是记不住，好多人都生二胎了还不知道要注意哪些问题。”
赵华女士今年33岁，是某外企销售部的中层管理人员，张先生同他年龄相仿，自己注册了一家公司，事业有成。他们说自己一直想要第二个孩子的原因是两个人太喜欢孩子了：“周围的朋友们都夸我们俩会教育孩子。”
赵华表示，两个人收入不低，工作压力又不是特别大，他们不想让丽丽太孤单。看起来，丽丽会很喜欢这个家庭的新成员。虽然丽丽口中一直喊着“弟弟，弟弟”，但实际上这一家三口都不知道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什么性别。“我们不是为了生男孩，”张先生说。
对于超生面临的户口问题，两人都表示很容易解决。“我们认罚，”张先生轻描淡写地说。确实，对于他们来说，因为超生而需要缴纳的20万元左右的“社会抚养费”根本算不上什么。
北京市规定社会抚养费按照本市前一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10倍标准征收，并且要结合当事人的收入酌情增减，各区征收标准都不同。不过，对于许多普通收入的人来说，这依然不是一笔小数目。
就在这家医院的产房，助产士小梁也已经怀孕30周，她没有请假休息，依然在工作，甚至还上夜班。她已经有了一个9岁的女儿，肚子里的孩子她决定生下来。
“我交不起罚款啊!”她说，“不过没事，我们夫妻俩都是农村户口。”小梁今年刚满31岁，她和丈夫都是河北省农村户口。2004年，丈夫考取了建筑师证来北京工作，她们一家三口才搬家到北京。她们现在住在北京郊区通州的一个小区，房贷还有大半没还，女儿在通州的一个小学上学，因为是外地农村户口，要交不少赞助费，再加上夫妻俩每个月要给农村的父母寄去1000元的生活费，生活压力很大。
小梁夫妇生活很简朴，同龄的同事好多还没有结婚时，小梁已经为第二个孩子做好准备了。她羡慕同事们可以毫无顾忌地买衣服、旅游，但也不觉得自己的选择有错。她偷偷地对记者说：“做B超的时候我偷看过，是个男孩。我家老大四五岁的时候我怀过一次，是女孩，后来流掉了，我想要一个男孩。”
尽管自己就在妇产医院工作，但小梁还是决定在北京一家公立妇产医院生孩子，因为她工作的医院收费太高了。
“我产检的时候遇到好多要生二胎的孕妇，大部分都和我一样是农村户口，不用交罚款。可惜的是我家老二也必须把户口落在农村，将来上学又要花不少钱!”小梁叹了口气，说：“我就是没钱，有钱我也去香港生，在北京超生要罚10来万，去香港生也就花10万，孩子还有香港的身份。”
富裕阶层赴港赴美生二胎
进入新世纪以来，选择到香港生孩子的大陆孕妇越来越多，2001年只有620人，2008年就达到了3.5万，最近两年数量增势更明显。这些孕妇中生育二胎的比例无法统计，但有一点很明确，她们绝大多数来自国内的几个一线城市。
在这家合资医院做检查的孕妇中，准备去香港生子的就不占少数。因为到香港生孩子只要求赴港产检三四次，许多准妈妈不放心，就在这家医院多做几次检查。怀孕后期坐飞机太危险，赴港生子的孕妇们临产前几个月要提前到深圳住酒店，等足月了再由香港医院的班车接到香港，他们先入住医院附近的酒店，等到要生产时再住院。
就在这家医院大门外不远处，有一家赴港产子的中介。记者咨询了一下，到香港港安医院生孩子，顺产收费大概4万元人民币，剖腹产5万元，收费标准和这家合资医院差不多，包括中介费、床位费、交通费等全部加起来大概10万元人民币。
中介工作人员说：“比在北京生二胎再罚款便宜多了，孩子还能得到香港永久居住权，多合算!”
目前，仅北京一地就有数十家代办赴港生子的中介机构，可以联系包括香港养和医院在内的多家著名医院。
来自香港的Macy从2006年开始在北京的一家健康管理机构工作。她曾经在香港的医院做护士，她说最开始香港医院不大欢迎这些赴港产子的大陆孕 妇，很多工作人员觉得他们就是去骗香港身份的。但没两年，接待大陆赴港的孕妇就成了一些医院利润最高的主营业务，对大陆孕妇的服务态度也越来越好，甚至因为担心语言不通，许多香港医院特地从广东省聘请会说普通话的护士和助产士。
Macy今年春天刚刚回香港探亲，她发现自己原来工作过的那间医院四周的酒店已经住满了人，基本都是到香港生孩子的孕妇和家属。她觉得到香港生孩子还只能是富裕阶层的选择：“十万元对于北京和上海的普通白领家庭来说不算什么，但孩子是香港身份，将来在教育方面的支出肯定远远高于内地。这样算下来，我不相信普通的白领阶层能承担得起，所以还是富裕阶层占大多数把!”
当然，富裕阶层还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去美国。黄光裕的夫人、曾任国美集团执行董事的杜鹃生有3个女儿，大女儿生于北京，二女儿2004年在香港出生，三女儿2007年在美国出生。
中国的明星、富豪们可谓“超生”的主力，这不奇怪，因为目前，政府工作人员和国企员工如果不遵守计划生育政策，不但要罚款，还会丢工作，所以生二胎的大多是外企或私企员工、商人或其他自由职业者。
2007年，杜鹃在私人医生的陪同下赴美，剖腹产下的依然是一个女孩，这不免让她很失望。中国国内医院规定，女性第一胎如果是剖腹产，那之后也只能选择剖腹产，而且一生只能剖腹产三次，也就是说最多只能生三个孩子。但美国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当时美国的主治医生对杜鹃说，她的身体状况还不错，如果一定想要一个男孩的话，还可以再怀孕再生。不过小女儿刚满一岁，杜鹃就因“国美案”被捕入狱。
医院门诊部快下班了，预约的最后一位孕妇姗姗来迟，王先生没有陪太太去做检查，而是同记者聊起来。
王先生40出头，和太太都是东北人，在北京做生意已有10多年，却乡音未改：“你别看我们夫妻俩都是粗人，没文化，我家大姑娘今年10岁，我在她身上的教育投资已经超百万了。但还是想要一个小子，要不我们将来的买卖给谁呢?”
近年来，中国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城市化趋势更加明显，北京的人口更替率甚至已经下降到1，也就是一对夫妇平均只生育一个孩子。许多人呼吁应该放开城市生育二胎的条件。
从2009年开始，就不断有媒体透露二胎政策松动的消息，但每每以计生委等官方机构“辟谣”的形式被否定。确实，生育二胎有多种途径，但其门槛之高，似乎依然只能是少数富裕阶层的选择。
4岁的丽丽目不转睛地盯着墙上的一块液晶屏幕。“看，这就是你妈妈肚子里的小宝宝，”陈医生一边操作着B超检查仪，一边对丽丽说。
“那是我弟弟!”丽丽兴奋地指着动态画面。画面中的小宝宝已经37周，足月待产，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正在吸吮自己的手指。“他好像一只小猴子啊!”丽丽开心地笑道。
二胎的比例有多高?
这里是北京一家知名的中外合资妇产医院，B超室很宽敞，布置得简单温馨，没有普通医院的嘈杂和等候的人群。
“像这样准备要第二个孩子的最近越来越多了，”这一家三口刚刚出了检查室的门，陈医生就对《世界博览》记者说：“好多父母检查时都带着孩子来，说是让他们先认识一下弟弟妹妹，这样挺好的，会让孩子觉得父母尊重他们，也可以提前培养孩子之间的感情。”
这家医院的收费标准比一般公立医院高许多，因此成为高收入人群生儿育女时的首选。
这一天，该医院共接待了40多位新客户，为她们新建了产检病历等资料，其中，有9位是生育第二胎。
“昨天人比今天的少一些，30多位，有7位生第二胎。”在病历管理中心工作的张小姐说：“我们这边生第二胎的比例大概是20％吧，因为费用比较高，高端人群比较多，所以要比公立医院比例高。你也知道，没钱的人连一个孩子都生不起，谁想生两个呢?不过三胎就更少了，一百个孕妇里也没有一个。”
高收费自然要有好的服务相配合。刘宏梅医生是一家三甲医院的主任医生，也是国内产科最著名的几位专家之一，作为特约专家，她每周要来这家合资医院出诊两天。她基本认可张小姐的判断，“我的工作单位那边收费低得多，还可以用医保，但生二胎的比例就比这里低多了。”
即使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目前对于生二胎的比例也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估算也很难。
“北京统计新增北京户籍人口中98％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也就是说只有2％是超生，但这个数据根本没用。常年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人里面，那么多人都是外地户口，另外北京本地人生二胎时还有不少到香港或美国去生，这样的数据根本看不出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到底有多少人生育二胎。只能靠在各个医院工作的医生们按照经验估算比例。”刘宏梅医生无奈地表示。
宁愿罚款也要生
丽丽一家三口来到了刘医生的诊室，刘医生看到化验结果，表示一切正常，丽丽的妈妈赵华和爸爸张国忠都非常高兴。
“根据胎儿的头围、脊柱来看，这次还可以顺产，”刘医生对他们说。“没问题，我上周还在上班，身体不比生丽丽的时候差!”赵华兴奋地说。刘医生笑着说：“我就喜欢和你们这些工作的产妇打交道，好多来这儿的都是阔太太，不工作，在家时间长了，人就有点笨笨的，告诉她们什么时候来做检查总是记不住，好多人都生二胎了还不知道要注意哪些问题。”
赵华女士今年33岁，是某外企销售部的中层管理人员，张先生同他年龄相仿，自己注册了一家公司，事业有成。他们说自己一直想要第二个孩子的原因是两个人太喜欢孩子了：“周围的朋友们都夸我们俩会教育孩子。”
赵华表示，两个人收入不低，工作压力又不是特别大，他们不想让丽丽太孤单。看起来，丽丽会很喜欢这个家庭的新成员。虽然丽丽口中一直喊着“弟弟，弟弟”，但实际上这一家三口都不知道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什么性别。“我们不是为了生男孩，”张先生说。
对于超生面临的户口问题，两人都表示很容易解决。“我们认罚，”张先生轻描淡写地说。确实，对于他们来说，因为超生而需要缴纳的20万元左右的“社会抚养费”根本算不上什么。
北京市规定社会抚养费按照本市前一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10倍标准征收，并且要结合当事人的收入酌情增减，各区征收标准都不同。不过，对于许多普通收入的人来说，这依然不是一笔小数目。
就在这家医院的产房，助产士小梁也已经怀孕30周，她没有请假休息，依然在工作，甚至还上夜班。她已经有了一个9岁的女儿，肚子里的孩子她决定生下来。
“我交不起罚款啊!”她说，“不过没事，我们夫妻俩都是农村户口。”小梁今年刚满31岁，她和丈夫都是河北省农村户口。2004年，丈夫考取了建筑师证来北京工作，她们一家三口才搬家到北京。她们现在住在北京郊区通州的一个小区，房贷还有大半没还，女儿在通州的一个小学上学，因为是外地农村户口，要交不少赞助费，再加上夫妻俩每个月要给农村的父母寄去1000元的生活费，生活压力很大。
小梁夫妇生活很简朴，同龄的同事好多还没有结婚时，小梁已经为第二个孩子做好准备了。她羡慕同事们可以毫无顾忌地买衣服、旅游，但也不觉得自己的选择有错。她偷偷地对记者说：“做B超的时候我偷看过，是个男孩。我家老大四五岁的时候我怀过一次，是女孩，后来流掉了，我想要一个男孩。”
尽管自己就在妇产医院工作，但小梁还是决定在北京一家公立妇产医院生孩子，因为她工作的医院收费太高了。
“我产检的时候遇到好多要生二胎的孕妇，大部分都和我一样是农村户口，不用交罚款。可惜的是我家老二也必须把户口落在农村，将来上学又要花不少钱!”小梁叹了口气，说：“我就是没钱，有钱我也去香港生，在北京超生要罚10来万，去香港生也就花10万，孩子还有香港的身份。”
富裕阶层赴港赴美生二胎
进入新世纪以来，选择到香港生孩子的大陆孕妇越来越多，2001年只有620人，2008年就达到了3.5万，最近两年数量增势更明显。这些孕妇中生育二胎的比例无法统计，但有一点很明确，她们绝大多数来自国内的几个一线城市。
在这家合资医院做检查的孕妇中，准备去香港生子的就不占少数。因为到香港生孩子只要求赴港产检三四次，许多准妈妈不放心，就在这家医院多做几次检查。怀孕后期坐飞机太危险，赴港生子的孕妇们临产前几个月要提前到深圳住酒店，等足月了再由香港医院的班车接到香港，他们先入住医院附近的酒店，等到要生产时再住院。
就在这家医院大门外不远处，有一家赴港产子的中介。记者咨询了一下，到香港港安医院生孩子，顺产收费大概4万元人民币，剖腹产5万元，收费标准和这家合资医院差不多，包括中介费、床位费、交通费等全部加起来大概10万元人民币。
中介工作人员说：“比在北京生二胎再罚款便宜多了，孩子还能得到香港永久居住权，多合算!”
目前，仅北京一地就有数十家代办赴港生子的中介机构，可以联系包括香港养和医院在内的多家著名医院。
来自香港的Macy从2006年开始在北京的一家健康管理机构工作。她曾经在香港的医院做护士，她说最开始香港医院不大欢迎这些赴港产子的大陆孕 妇，很多工作人员觉得他们就是去骗香港身份的。但没两年，接待大陆赴港的孕妇就成了一些医院利润最高的主营业务，对大陆孕妇的服务态度也越来越好，甚至因为担心语言不通，许多香港医院特地从广东省聘请会说普通话的护士和助产士。
Macy今年春天刚刚回香港探亲，她发现自己原来工作过的那间医院四周的酒店已经住满了人，基本都是到香港生孩子的孕妇和家属。她觉得到香港生孩子还只能是富裕阶层的选择：“十万元对于北京和上海的普通白领家庭来说不算什么，但孩子是香港身份，将来在教育方面的支出肯定远远高于内地。这样算下来，我不相信普通的白领阶层能承担得起，所以还是富裕阶层占大多数把!”
当然，富裕阶层还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去美国。黄光裕的夫人、曾任国美集团执行董事的杜鹃生有3个女儿，大女儿生于北京，二女儿2004年在香港出生，三女儿2007年在美国出生。
中国的明星、富豪们可谓“超生”的主力，这不奇怪，因为目前，政府工作人员和国企员工如果不遵守计划生育政策，不但要罚款，还会丢工作，所以生二胎的大多是外企或私企员工、商人或其他自由职业者。
2007年，杜鹃在私人医生的陪同下赴美，剖腹产下的依然是一个女孩，这不免让她很失望。中国国内医院规定，女性第一胎如果是剖腹产，那之后也只能选择剖腹产，而且一生只能剖腹产三次，也就是说最多只能生三个孩子。但美国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当时美国的主治医生对杜鹃说，她的身体状况还不错，如果一定想要一个男孩的话，还可以再怀孕再生。不过小女儿刚满一岁，杜鹃就因“国美案”被捕入狱。
医院门诊部快下班了，预约的最后一位孕妇姗姗来迟，王先生没有陪太太去做检查，而是同记者聊起来。
王先生40出头，和太太都是东北人，在北京做生意已有10多年，却乡音未改：“你别看我们夫妻俩都是粗人，没文化，我家大姑娘今年10岁，我在她身上的教育投资已经超百万了。但还是想要一个小子，要不我们将来的买卖给谁呢?”
近年来，中国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城市化趋势更加明显，北京的人口更替率甚至已经下降到1，也就是一对夫妇平均只生育一个孩子。许多人呼吁应该放开城市生育二胎的条件。
从2009年开始，就不断有媒体透露二胎政策松动的消息，但每每以计生委等官方机构“辟谣”的形式被否定。确实，生育二胎有多种途径，但其门槛之高，似乎依然只能是少数富裕阶层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