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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提出了人口红利的度量指标，分析了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指出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是在保证充分就业、提高劳动力素质及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基础上实现的。
关键词 人口红利 人口抚养比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识码：A
“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最早是由Andrew Mason于1997年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提出，他把劳动年龄人口的迅速增长称为“人口红利”，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1998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把人口年龄结构中“中间大、两头小”的阶段称为“人口红利”。此后，“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被学者所接受和使用。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人口红利”概念得到了扩展，有学者把“人口红利”进一步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Rouald Lee 和Andrew Mason认为，第一人口红利是指“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导致劳动力迅速增长、抚养比降低、社会资源更多地用于经济发展和家庭福利，从而使人均收入快速增长的时期，因此第一人口红利期的长短与人口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在“第一人口红利”期积累的大量资产对经济产生的后续推动作用称为“第二人口红利”，“第二人口红利”的规模往往大于“第一人口红利”，它对政策的依赖更强，如果政策合适有效，“第二人口红利”可以是无限期的，但对于第二人口的提法，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廖海亚认为，如果“第二人口红利”可能是无限期的，从逻辑上讲，无限期的机会本身不成其为机会，他认为第二人口红利的提法本身不科学。
一、关于人口红利的度量
目前对于人口红利的度量大多采用人口抚养比指标，人口抚养比分为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
少儿抚养比 = 0—14岁少儿人口数∕劳动适龄人口数（15—64岁）
老年抚养比 = 65岁及以上人口数∕劳动适龄人口数（15—64岁）
总抚养比 = 少儿抚养比 + 老年抚养比
陈友华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为基准，将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及总抚养比分别低于30%、23%、53%时的水平确定为人口红利，并进一步地把人口红利分为人口暴利、人口高利、人口红利和人口微利，具体标准如表 1所示。
依据这个标准，从表2数据中可以看到，我国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进入人口红利期，且总抚养比呈下降趋势，按抚养比指标来衡量，人口红利水平逐年提高。但必须注意到我国出现人口红利的同时，老年抚养比逐年上升，由1982年的8%上升到2010年的11.9%，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在用人口抚养比来度量人口红利的同时， 一定要关注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否则就会出现虚假的人口红利。
另外，在计算人口抚养比公式中分母采用的指标是劳动适龄人口，而劳动适龄人口并不都是有抚养能力的人口。劳动适龄人口指15—64岁人口，在这个年龄段人口中，有大量的在校学生及丧失劳动能力等其他人口，这部分人口其实是需要被抚养的人口，他们是没有抚养能力的，在计算人口抚养比时，这部分人口数应该放在分子的位置，而不是放在分母的位置；此外，在劳动适龄人口中，还有大量的未充分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他们其实也是没有能力抚养他人的。因此，按现有的方法计算出的抚养比，并不能完全真实反映社会的抚养能力，但由于没有更合适的指标，所以目前仍采用人口抚养比来度量人口红利。
二、关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关于人口红利是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大多数学者认为人口红利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人口红利期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人口红利的显著标志是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的显著性提高，人口红利带来的庞大劳动力数量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途径主要有三个：一是劳动力规模和分工，劳动力比例和规模增大会带来总产出的增加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是劳动力参与，劳动参与率随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而递增，高劳动参与率会促进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提高，从而加速经济发展；三是劳动力质量，提高劳动力质量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经济产出，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人口红利期储蓄率高。一般而言，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消费大于他们的产出，具有抚养能力的劳动年龄人口产出大于其自身的消费，如果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那么储蓄就会增加，投资也会随之上升，相反，如果劳动年龄人口所负担的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增加，那么储蓄就会减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可以通过储蓄机制和投资机制作用于经济增长。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此时人口生产性强，抚养负担轻，会导致更多的产出转化为储蓄，储蓄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人口红利期可促进公共投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会影响到公共投资的规模和方向。具体而言，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会减弱对公共服务和公共支出的需求压力，而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的增加会加大公共开支压力。如果少儿抚养负担重，国民收入中用于子女养护、教育等的公共投资增加，如果老年赡养负担重，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增加。在人口红利期，被抚养人口负担不重，那么公共投资会倾向于生产性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弊端在哪里呢？首先，人口红利期的丰富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容量有限的情况下，是可能带来劳动力的失业或未充分就业，这反而会成为经济增长的负担；其次，人口红利期的高储蓄率也导致了内需不足。尽管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但我们不能放弃利用人口红利的时机，因为充分利用会带来更多的利益。
三、关于人口红利实现的条件
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是有条件的，只有社会发展、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等为吸收人口红利创造出适宜的条件，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具体说，人口红利获取需要具备一系列制度条件和环境条件。
1、保证充分就业。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条件是要实现大量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如果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那么劳动力人口与未成年人口及老年人口就没有区别，这样不仅未能发挥劳动力优势，反而会成为社会的负担人口。
2、提高劳动力素质。短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可以支持经济的发展，但长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必然是低劳动力素质和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反映，它无疑将阻碍经济的发展，同时低成本劳动力的创造力也相对较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因此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培养创新人才，提升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适龄劳动人口的素质，这是利用红利期的到来，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就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而言，应加快扩大和提升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和水平，通过普遍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容的劳动者的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使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
3、完善劳动力市场，促使劳动力自由流动。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及现行制度导致劳动力流动不畅，使大量适龄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没有转化为生产力，因此有必要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农村劳动力人口不断合理地向城市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这样，既有利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又有利于缓解城市老龄化。另外，需要尽快建立一个具有持续性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制度障碍。□
（作者单位：湖北经济学院）
关键词 人口红利 人口抚养比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识码：A
“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最早是由Andrew Mason于1997年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提出，他把劳动年龄人口的迅速增长称为“人口红利”，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1998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把人口年龄结构中“中间大、两头小”的阶段称为“人口红利”。此后，“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被学者所接受和使用。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人口红利”概念得到了扩展，有学者把“人口红利”进一步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Rouald Lee 和Andrew Mason认为，第一人口红利是指“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导致劳动力迅速增长、抚养比降低、社会资源更多地用于经济发展和家庭福利，从而使人均收入快速增长的时期，因此第一人口红利期的长短与人口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在“第一人口红利”期积累的大量资产对经济产生的后续推动作用称为“第二人口红利”，“第二人口红利”的规模往往大于“第一人口红利”，它对政策的依赖更强，如果政策合适有效，“第二人口红利”可以是无限期的，但对于第二人口的提法，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廖海亚认为，如果“第二人口红利”可能是无限期的，从逻辑上讲，无限期的机会本身不成其为机会，他认为第二人口红利的提法本身不科学。
一、关于人口红利的度量
目前对于人口红利的度量大多采用人口抚养比指标，人口抚养比分为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
少儿抚养比 = 0—14岁少儿人口数∕劳动适龄人口数（15—64岁）
老年抚养比 = 65岁及以上人口数∕劳动适龄人口数（15—64岁）
总抚养比 = 少儿抚养比 + 老年抚养比
陈友华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为基准，将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及总抚养比分别低于30%、23%、53%时的水平确定为人口红利，并进一步地把人口红利分为人口暴利、人口高利、人口红利和人口微利，具体标准如表 1所示。
依据这个标准，从表2数据中可以看到，我国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进入人口红利期，且总抚养比呈下降趋势，按抚养比指标来衡量，人口红利水平逐年提高。但必须注意到我国出现人口红利的同时，老年抚养比逐年上升，由1982年的8%上升到2010年的11.9%，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在用人口抚养比来度量人口红利的同时， 一定要关注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否则就会出现虚假的人口红利。
另外，在计算人口抚养比公式中分母采用的指标是劳动适龄人口，而劳动适龄人口并不都是有抚养能力的人口。劳动适龄人口指15—64岁人口，在这个年龄段人口中，有大量的在校学生及丧失劳动能力等其他人口，这部分人口其实是需要被抚养的人口，他们是没有抚养能力的，在计算人口抚养比时，这部分人口数应该放在分子的位置，而不是放在分母的位置；此外，在劳动适龄人口中，还有大量的未充分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他们其实也是没有能力抚养他人的。因此，按现有的方法计算出的抚养比，并不能完全真实反映社会的抚养能力，但由于没有更合适的指标，所以目前仍采用人口抚养比来度量人口红利。
二、关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关于人口红利是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大多数学者认为人口红利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人口红利期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人口红利的显著标志是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的显著性提高，人口红利带来的庞大劳动力数量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途径主要有三个：一是劳动力规模和分工，劳动力比例和规模增大会带来总产出的增加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是劳动力参与，劳动参与率随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而递增，高劳动参与率会促进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提高，从而加速经济发展；三是劳动力质量，提高劳动力质量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经济产出，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人口红利期储蓄率高。一般而言，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消费大于他们的产出，具有抚养能力的劳动年龄人口产出大于其自身的消费，如果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那么储蓄就会增加，投资也会随之上升，相反，如果劳动年龄人口所负担的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增加，那么储蓄就会减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可以通过储蓄机制和投资机制作用于经济增长。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此时人口生产性强，抚养负担轻，会导致更多的产出转化为储蓄，储蓄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人口红利期可促进公共投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会影响到公共投资的规模和方向。具体而言，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会减弱对公共服务和公共支出的需求压力，而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的增加会加大公共开支压力。如果少儿抚养负担重，国民收入中用于子女养护、教育等的公共投资增加，如果老年赡养负担重，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增加。在人口红利期，被抚养人口负担不重，那么公共投资会倾向于生产性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弊端在哪里呢？首先，人口红利期的丰富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容量有限的情况下，是可能带来劳动力的失业或未充分就业，这反而会成为经济增长的负担；其次，人口红利期的高储蓄率也导致了内需不足。尽管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但我们不能放弃利用人口红利的时机，因为充分利用会带来更多的利益。
三、关于人口红利实现的条件
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是有条件的，只有社会发展、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等为吸收人口红利创造出适宜的条件，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具体说，人口红利获取需要具备一系列制度条件和环境条件。
1、保证充分就业。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条件是要实现大量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如果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那么劳动力人口与未成年人口及老年人口就没有区别，这样不仅未能发挥劳动力优势，反而会成为社会的负担人口。
2、提高劳动力素质。短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可以支持经济的发展，但长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必然是低劳动力素质和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反映，它无疑将阻碍经济的发展，同时低成本劳动力的创造力也相对较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因此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培养创新人才，提升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适龄劳动人口的素质，这是利用红利期的到来，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就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而言，应加快扩大和提升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和水平，通过普遍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容的劳动者的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使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
3、完善劳动力市场，促使劳动力自由流动。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及现行制度导致劳动力流动不畅，使大量适龄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没有转化为生产力，因此有必要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农村劳动力人口不断合理地向城市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这样，既有利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又有利于缓解城市老龄化。另外，需要尽快建立一个具有持续性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制度障碍。□
（作者单位：湖北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