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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传播是基于文化差异性的交流活动。这种差异性有时会给交流带来一定的障碍，但也常常碰撞出流光溢彩的火花。而艺术是文化传播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它是人类以情感和想象为特性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人们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形象反映，代表了人类对情感和所处环境的思考。来自异域的人文土壤往往培植出独特的艺术语言和风格，而这种碰撞往往是对双方都有益的。
2016年11月20日，中国美术馆拟与德国驻华大使馆合作，共同举办“永恒的温度——纪念路德维希捐赠20周年特展”。20年前，也就是1996年的11月20日，中国美术馆举办“德国收藏家路德维希夫妇捐赠欧洲现代艺术作品展”，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参加了开幕式。路德维希夫妇将117幅西方现代艺术品无偿地捐献给中国，其中包括毕加索的四幅作品。迄今为止，路德维希仍然是中国美术馆接受的规模最大、价值最高的国外艺术品捐赠者。时任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的李世隆，亲历了中德两国文化艺术交流史的重要篇章——路德维希捐赠活动。作为捐赠活动的推动者和见证人，时隔多年，他依旧思路敏锐，视野开阔，对外宣和美术事业很有见地。
捐赠的缘起：中国的改革开放
問：提到西方艺术的跨国界交流，上世纪90年代来自西方的一批重要艺术捐赠会走进很多人的回忆。当年路德维希夫妇向中国捐赠的这批西方现代艺术品有89件117幅，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价值两亿元人民币以上，他为什么要把如此之多且价值不菲的西方现代艺术品赠送给中国？
李世隆：一位来自德国的巧克力大王将117幅西方现代艺术品无偿地捐献给中国，这次捐赠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初见成效之时，惊动了中德两国首脑，成为两国友好外交关系的见证。
路德维希年轻时就听祖父讲，在16世纪就曾有人建议德国应该向中国学习。在他的早期收藏阶段，路德维希就接触过中国古代艺术，但真正对他有重大影响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在很短时间内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路德维希开始思索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出于谨慎的态度，他先派一个助手到中国来。中国艺术界在改革开放之后对西方艺术很感兴趣，认为西方艺术很有深度和广度，西方一些先进的艺术观点在中国逐渐引起了美术界的重视。路德维希的助手看到了中国对西方艺术在思想认识上的重大变化，并将对情况汇报给他，路德维希认为这个国家值得交往，它拥有着古老的文明，而现在又踏上了现代文明的进程。
路德维希送给我们的艺术品当时价值两亿人民币，他不是从金钱或商人的利益出发，而是看到中国这个古老民族的新变化，希望跟这个国家交往。
在和我们交往的过程中，路德维希发现中国对于西方艺术特别是现代艺术的了解很少。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波普艺术是路德维希收藏的重点之一，他认为波普艺术最能反映当代人的心灵，中国人在艺术观念上虽然对西方艺术感兴趣，但是西方艺术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不是很清楚。路德维希认为要了解西方艺术，就应该去接触西方艺术的原作。所以路德维希想送一批艺术品到中国来，让中国的艺术家和西方的现代派艺术品直接接触，这种直接接触和通过文章、画册去了解是不一样的。他的这种想法后来越来越强烈。
在一次德国的招待会上，路德维希主动找到中国驻德国大使梅兆荣先生，表示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并且在艺术上跟中国进行交流。梅大使就找到了我，我就按照梅大使的指示，大概是在1995年元旦之后，带着文化处的秘书去拜访路德维希。
路德维希在科隆的路德维希美术馆接待了我们，那个美术馆恰恰是路德维希收藏世界各地现代派艺术的一个重要展览地。他带我们参观了西方典型的现代派作品，做了详细介绍，我想他是事先在教育我们呢，先做我们的思想工作。说句老实话，我对现代派艺术基本没有什么认识，通过他的介绍，我发现这些作品还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当时我对西方艺术作品的感觉首先是视觉冲击，它的色彩和形象有很大的冲击力，它的形象并不好看、漂亮，和我们平常所说的美是两回事，有时是丑陋得很，但却很有冲击力。所以看过之后，我们向大使做了汇报，同时给国内的文化部外联局和中国美术馆写了简报，外联局的回复是可以和路德维希继续交往。
1995年5月，路德维希提出要访华，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亲自拜访路德维希，代表中国大使馆欢迎他访华，并带给他一套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和基本国情的宣传资料，他还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并亲笔签名。这次来访，他和当时的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杨力舟有了接触，后来就邀请杨力舟访德，路德维希在自己的家里接待了杨力舟。对德国人来说，这是特别隆重的，不仅是简单的私人交往，而且带有强烈的私人感情，在德国更被看重，因为情感距离更近。
在这次拜访中就提到了捐赠的事。路德维希列出的捐赠清单中并没有毕加索的画作，杨力舟了解到路德维希是收藏毕加索作品最多的私人收藏家，就提出要增加毕加索的作品。路德维希最开始并没有同意，后来和夫人商量后，还是决定满足中方的要求。杨力舟听到后非常高兴。
1996年捐赠给中国美术馆的四件毕加索作品，是三幅肖像油画、一幅纸上绘画，这也是所有捐赠作品中最珍贵的，分别创作于1967、1969、1970、1972年，是毕加索晚年作品的代表。其中《抽烟斗的男人》《带鸟的步兵》表现了毕加索的西班牙情结，在他憧憬的老英雄身上也有类似自画像般的精神气质。
捐赠的插曲：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冲突
问：捐赠中间是否有什么曲折？
李世隆：1996年路德维希第二次访华，提出草签协议。这中间有两个插曲，一个是对中国美术馆向文化部上报的作品清单，艺术界有不同的反映。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艺术家李琦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信表示反对，认为这些作品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污蔑和影射。第二个是作品放在哪里的问题，中国美术馆还是上海美术馆。
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当时找我了解情况，询问这批作品在政治上是否有问题。我回答说：“我和梅大使看了作品清单，其中有些作品我接触过，我们觉得作为艺术品没有太大问题。”关于这点梅兆荣大使态度也很明确。 当时除了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也想要这批捐赠，还有北京市歌华艺术公司也想争取。刘忠德部长说：“还是放到中国美术馆比较合适了？”我回答说：“我的想法是这样，当然部长您了解情况更多一些，您可以根据情况再定。”最后还是决定放到中国美术馆。
问：您如何看待艺术界对待路德维希捐赠的反对意见？
李世隆：反对的意见是有一些。有一些艺术家尤其搞传统艺术的艺术家会有反对意见。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东西方艺术碰撞时必然会出现不同的认识，有了不同思想的交流，才使得大家对艺术有进一步探索的余地，如果意见都一致就没有探索的余地了。当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的对路德维希不屑一顾，有的对他作品的艺术性持怀疑态度，有的则认为他有政治上的影射。这说明东西方艺术有了各种碰撞，激发出新的艺术火花，要从文化碰撞的积极意义上去理解这个不同意见，而不是要划清界限，从反对者也就是敌人的立场上去看待。
捐赠的初衷：推动世界各国的艺术交流
问：路德维希对于中德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还有什么样的想法？
李世隆：路德维希有一个庞大的现代艺术交流计划。他从西安、广州、四川、上海等地收藏了一批中国现代派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要在德国展出，然后他计划通过努力把德国更多在世的还在创作的现代派艺术家，包括伊门多夫等在内的现代派艺术的大腕级人物的作品带到中国来展出，要推动更大更广泛的现代艺术的交流。可是随着路德维希的去世，这个计划没能实现。他的去世令我心痛，因为中国和欧洲的一场更大规模的现代艺术交流就随着他生命的结束而永远实现不了了，太可惜了。
1996年，距離捐赠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还有三个多月的时候，路德维希因一场小手术引起心脏病突发而悄然离世。杨力舟在致路德维希夫人的唁电中写道：“彼得·路德维希教授一生为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与日月同在，他的精神和事业永存，他的英名千古！……我们一定遵照草签的协议和彼得·路德维希教授的遗愿，把你们在中国的艺术捐赠活动搞好，把彼得·路德维希教授的遗愿变成现实。”10月，伊蕾娜·路德维希女士独自来到北京，和文化部、中国美术馆签订了正式协议，并在捐赠作品展览开幕式上受到当时的江泽民主席与赫尔佐克总统的接见。
问：在您和路德维希的接触中，您是如何看待路德维希这个人的？
李世隆：路德维希是西方思想界比较另类的艺术收藏家，他喜欢独立思考，很有思想。当时的人们认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艺术都是歌功颂德的，但他的观点是即使是歌功颂德，那也是反映了那个时代，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另一个例子是，希特勒时代受到重用的艺术家他敢用（这里指的是德国雕塑家阿尔诺·布雷克，以雕塑巨型英雄闻名，受到纳粹政权推崇。路德维希曾经主张展出他的作品，在战后德国引起极大轰动。他认为这是在德国产生的艺术，是当时展出的艺术，不能被判为禁区）。第三，他敢说中国的好话，现在中国的发展说明中国共产党就是做了人民所希望的事，对中国人民有益的事。他这个观点引起了西方社会的不满，甚至有人要剥夺他科隆荣誉市民的称号。由此可见，他是个非常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收藏家。而且他对人很真诚，很直接，不会给人居高临下的感觉。
路德维希一生收藏的12，000多件艺术品，几乎贯穿三千年的世界艺术发展史，但他的大部分藏品都捐赠给了世界各地的20多个博物馆。
问：路德维希也曾给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捐赠过艺术作品，例如：维也纳、巴塞尔、奥地利、匈牙利……他是否在收藏过程中渐渐地有一个宏大的战略计划？
李世隆：对，他的基本战略计划是通过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推动世界各国的艺术交流。他赠送作品到国外有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必须叫路德维希博物馆，他没有任何别的要求。这是他的一种荣誉感，也可以说，他的收藏是有世界意义的，是在每一个国家都有落脚点的。路德维希的眼光是很世界的，他的基本思想是，我的收藏是世界的，我的收藏要在世界多个国家都有落脚点，这个落脚点的名字就叫路德维希博物馆。
捐赠的启示：东西方文化应在交流互鉴中求发展
上世纪90年代，路德维希夫妇来到中国，收藏了一大批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也成为收藏中国当代艺术最早的西方收藏家之一。其收藏的作品包括方力钧著名的泼皮系列，以及蔡国强、王广义、徐冰、徐坦等一大批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问：可以说，路德维希对当时艺术的发展和艺术市场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只要被他收藏的艺术家的作品，价位也会水涨船高。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中国收藏过方力钧等人的艺术作品，后者的市场价位随之也扶摇直上，接着就有大量的跟风者模仿学习这类艺术风格。有学者评价说他所推进的中国当代艺术是按照西方的艺术观念和创作方法发展起来的当代艺术，但中国其实有自己的观念和创作方法发展而来的当代艺术，路德维希的这种购买造成了中国目前当代艺术发展的现状，他的捐赠对中国艺术来说究竟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呢？
李世隆：中国的艺术家，甚至中国人总想找个标杆然后大家一起向他学习，这个思想说老实话是很有问题的。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搞艺术创作要有自己独立的风格，至于别人怎么带怎么影响，个人如果有独立的艺术理念和独立的艺术创作风格，就不怕别人的影响，会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这样中国艺术才有希望，这样才会百花齐放，甚至万花齐放。谁把我们带坏了？我们不需要人带啊，而是要自己探索。
太功利化的艺术是没有出息的，历代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功利化的艺术必然是跟着金钱走，没有反潮流精神，也没有反金钱的精神，这样的艺术可能一时卖得很火，但是在艺术史上我敢肯定它留不下什么东西，它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很值得怀疑。艺术的可贵之处就是独创，没有独创就没有艺术，没有自己的风格。
如果中国艺术因为一个西方收藏家就改变了方向，你说我们还有自己的独立性可言吗？还有传统吗？中国艺术在西方艺术面前一定要有独立精神，西方艺术可以从中国艺术中学到很多东西，但不会放弃自己的独立精神；同样中国学习西方的古典主义、现代派等等，会很欣赏，但也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这是艺术交流必须有的一个基本态度。如果说谁把谁带坏，那你为什么会被带跑呢？把自己搞不成的事情都归结为阴谋论，这是不客观的。
问：关于当代艺术的发展您怎么看？
李世隆：我参加过波恩现代美术馆的一个当代艺术展，门口有个旧门板挂在那里，一进门就差点碰到观众的鼻子，展览中也有其他一些看起来似乎没什么意义的作品。当时我询问这次展览的意义是什么，展过之后就算了吗？策展人说这次展览共展出1000件作品，经过历史淘汰，如果有一件作品被保留下来，那就是巨大的成功。我们很多人会有的态度是：这是什么东西？千万不能展出，那么也许被我们拒绝的内容里就可能有被历史保留下来的这千分之一。所以对待艺术要宽容，不能用当下的眼光简单地评判一件艺术品，随着社会的发展，劣质的会被自然淘汰，而优秀的作品会显现出它真正的价值。
问：您在外交工作中有什么经验或者印象深刻的事情可以分享吗？
李世隆：有一次我参加德国地方的德中友好协会举办的座谈会，题目是有关中国人权的。当时主持人一看中国外交官来了，认为一定会为中国的人权辩护。我上台之后说：“大家今天讨论中国人权问题，中国人权有没有问题？有问题，而且问题不少！”他们都愣了，他们原认为这位官员大概会义正言辞地驳斥他们的批判是造谣污蔑，没想到这位外交官居然这么说话。我就用《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的一些落后现象和执法当中的问题举了一些例子。“大家看到了吧？这是中国共产党办的报纸上写的，这说明我们对人权问题是很重视的。但是有问题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你们都讲了一两百年的人权了，中国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提出人权问题，才敢说人权问题，因此中国人权发展时间很短，想让它一下子很完善，可能吗？你们讲人权讲了一百多年，还出现了希特勒呢。大家看看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不是你们揭露的，是共产党自己揭露的。”他们一下子就觉得共产党还是不错的。你说我是不是在维护祖国和党的形象呢？是否能说服他们呢？如果我说：“最近西方有股反华浪潮，西方敌对势力想颠覆政权。”人家早把头都扭过去了，谁还会理你啊？所以在对外宣传方面需要技巧。（作者供图）
2016年11月20日，中国美术馆拟与德国驻华大使馆合作，共同举办“永恒的温度——纪念路德维希捐赠20周年特展”。20年前，也就是1996年的11月20日，中国美术馆举办“德国收藏家路德维希夫妇捐赠欧洲现代艺术作品展”，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参加了开幕式。路德维希夫妇将117幅西方现代艺术品无偿地捐献给中国，其中包括毕加索的四幅作品。迄今为止，路德维希仍然是中国美术馆接受的规模最大、价值最高的国外艺术品捐赠者。时任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的李世隆，亲历了中德两国文化艺术交流史的重要篇章——路德维希捐赠活动。作为捐赠活动的推动者和见证人，时隔多年，他依旧思路敏锐，视野开阔，对外宣和美术事业很有见地。
捐赠的缘起：中国的改革开放
問：提到西方艺术的跨国界交流，上世纪90年代来自西方的一批重要艺术捐赠会走进很多人的回忆。当年路德维希夫妇向中国捐赠的这批西方现代艺术品有89件117幅，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价值两亿元人民币以上，他为什么要把如此之多且价值不菲的西方现代艺术品赠送给中国？
李世隆：一位来自德国的巧克力大王将117幅西方现代艺术品无偿地捐献给中国，这次捐赠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初见成效之时，惊动了中德两国首脑，成为两国友好外交关系的见证。
路德维希年轻时就听祖父讲，在16世纪就曾有人建议德国应该向中国学习。在他的早期收藏阶段，路德维希就接触过中国古代艺术，但真正对他有重大影响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在很短时间内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路德维希开始思索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出于谨慎的态度，他先派一个助手到中国来。中国艺术界在改革开放之后对西方艺术很感兴趣，认为西方艺术很有深度和广度，西方一些先进的艺术观点在中国逐渐引起了美术界的重视。路德维希的助手看到了中国对西方艺术在思想认识上的重大变化，并将对情况汇报给他，路德维希认为这个国家值得交往，它拥有着古老的文明，而现在又踏上了现代文明的进程。
路德维希送给我们的艺术品当时价值两亿人民币，他不是从金钱或商人的利益出发，而是看到中国这个古老民族的新变化，希望跟这个国家交往。
在和我们交往的过程中，路德维希发现中国对于西方艺术特别是现代艺术的了解很少。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波普艺术是路德维希收藏的重点之一，他认为波普艺术最能反映当代人的心灵，中国人在艺术观念上虽然对西方艺术感兴趣，但是西方艺术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不是很清楚。路德维希认为要了解西方艺术，就应该去接触西方艺术的原作。所以路德维希想送一批艺术品到中国来，让中国的艺术家和西方的现代派艺术品直接接触，这种直接接触和通过文章、画册去了解是不一样的。他的这种想法后来越来越强烈。
在一次德国的招待会上，路德维希主动找到中国驻德国大使梅兆荣先生，表示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并且在艺术上跟中国进行交流。梅大使就找到了我，我就按照梅大使的指示，大概是在1995年元旦之后，带着文化处的秘书去拜访路德维希。
路德维希在科隆的路德维希美术馆接待了我们，那个美术馆恰恰是路德维希收藏世界各地现代派艺术的一个重要展览地。他带我们参观了西方典型的现代派作品，做了详细介绍，我想他是事先在教育我们呢，先做我们的思想工作。说句老实话，我对现代派艺术基本没有什么认识，通过他的介绍，我发现这些作品还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当时我对西方艺术作品的感觉首先是视觉冲击，它的色彩和形象有很大的冲击力，它的形象并不好看、漂亮，和我们平常所说的美是两回事，有时是丑陋得很，但却很有冲击力。所以看过之后，我们向大使做了汇报，同时给国内的文化部外联局和中国美术馆写了简报，外联局的回复是可以和路德维希继续交往。
1995年5月，路德维希提出要访华，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亲自拜访路德维希，代表中国大使馆欢迎他访华，并带给他一套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和基本国情的宣传资料，他还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并亲笔签名。这次来访，他和当时的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杨力舟有了接触，后来就邀请杨力舟访德，路德维希在自己的家里接待了杨力舟。对德国人来说，这是特别隆重的，不仅是简单的私人交往，而且带有强烈的私人感情，在德国更被看重，因为情感距离更近。
在这次拜访中就提到了捐赠的事。路德维希列出的捐赠清单中并没有毕加索的画作，杨力舟了解到路德维希是收藏毕加索作品最多的私人收藏家，就提出要增加毕加索的作品。路德维希最开始并没有同意，后来和夫人商量后，还是决定满足中方的要求。杨力舟听到后非常高兴。
1996年捐赠给中国美术馆的四件毕加索作品，是三幅肖像油画、一幅纸上绘画，这也是所有捐赠作品中最珍贵的，分别创作于1967、1969、1970、1972年，是毕加索晚年作品的代表。其中《抽烟斗的男人》《带鸟的步兵》表现了毕加索的西班牙情结，在他憧憬的老英雄身上也有类似自画像般的精神气质。
捐赠的插曲：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冲突
问：捐赠中间是否有什么曲折？
李世隆：1996年路德维希第二次访华，提出草签协议。这中间有两个插曲，一个是对中国美术馆向文化部上报的作品清单，艺术界有不同的反映。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艺术家李琦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信表示反对，认为这些作品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污蔑和影射。第二个是作品放在哪里的问题，中国美术馆还是上海美术馆。
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当时找我了解情况，询问这批作品在政治上是否有问题。我回答说：“我和梅大使看了作品清单，其中有些作品我接触过，我们觉得作为艺术品没有太大问题。”关于这点梅兆荣大使态度也很明确。 当时除了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也想要这批捐赠，还有北京市歌华艺术公司也想争取。刘忠德部长说：“还是放到中国美术馆比较合适了？”我回答说：“我的想法是这样，当然部长您了解情况更多一些，您可以根据情况再定。”最后还是决定放到中国美术馆。
问：您如何看待艺术界对待路德维希捐赠的反对意见？
李世隆：反对的意见是有一些。有一些艺术家尤其搞传统艺术的艺术家会有反对意见。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东西方艺术碰撞时必然会出现不同的认识，有了不同思想的交流，才使得大家对艺术有进一步探索的余地，如果意见都一致就没有探索的余地了。当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的对路德维希不屑一顾，有的对他作品的艺术性持怀疑态度，有的则认为他有政治上的影射。这说明东西方艺术有了各种碰撞，激发出新的艺术火花，要从文化碰撞的积极意义上去理解这个不同意见，而不是要划清界限，从反对者也就是敌人的立场上去看待。
捐赠的初衷：推动世界各国的艺术交流
问：路德维希对于中德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还有什么样的想法？
李世隆：路德维希有一个庞大的现代艺术交流计划。他从西安、广州、四川、上海等地收藏了一批中国现代派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要在德国展出，然后他计划通过努力把德国更多在世的还在创作的现代派艺术家，包括伊门多夫等在内的现代派艺术的大腕级人物的作品带到中国来展出，要推动更大更广泛的现代艺术的交流。可是随着路德维希的去世，这个计划没能实现。他的去世令我心痛，因为中国和欧洲的一场更大规模的现代艺术交流就随着他生命的结束而永远实现不了了，太可惜了。
1996年，距離捐赠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还有三个多月的时候，路德维希因一场小手术引起心脏病突发而悄然离世。杨力舟在致路德维希夫人的唁电中写道：“彼得·路德维希教授一生为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与日月同在，他的精神和事业永存，他的英名千古！……我们一定遵照草签的协议和彼得·路德维希教授的遗愿，把你们在中国的艺术捐赠活动搞好，把彼得·路德维希教授的遗愿变成现实。”10月，伊蕾娜·路德维希女士独自来到北京，和文化部、中国美术馆签订了正式协议，并在捐赠作品展览开幕式上受到当时的江泽民主席与赫尔佐克总统的接见。
问：在您和路德维希的接触中，您是如何看待路德维希这个人的？
李世隆：路德维希是西方思想界比较另类的艺术收藏家，他喜欢独立思考，很有思想。当时的人们认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艺术都是歌功颂德的，但他的观点是即使是歌功颂德，那也是反映了那个时代，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另一个例子是，希特勒时代受到重用的艺术家他敢用（这里指的是德国雕塑家阿尔诺·布雷克，以雕塑巨型英雄闻名，受到纳粹政权推崇。路德维希曾经主张展出他的作品，在战后德国引起极大轰动。他认为这是在德国产生的艺术，是当时展出的艺术，不能被判为禁区）。第三，他敢说中国的好话，现在中国的发展说明中国共产党就是做了人民所希望的事，对中国人民有益的事。他这个观点引起了西方社会的不满，甚至有人要剥夺他科隆荣誉市民的称号。由此可见，他是个非常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收藏家。而且他对人很真诚，很直接，不会给人居高临下的感觉。
路德维希一生收藏的12，000多件艺术品，几乎贯穿三千年的世界艺术发展史，但他的大部分藏品都捐赠给了世界各地的20多个博物馆。
问：路德维希也曾给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捐赠过艺术作品，例如：维也纳、巴塞尔、奥地利、匈牙利……他是否在收藏过程中渐渐地有一个宏大的战略计划？
李世隆：对，他的基本战略计划是通过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推动世界各国的艺术交流。他赠送作品到国外有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必须叫路德维希博物馆，他没有任何别的要求。这是他的一种荣誉感，也可以说，他的收藏是有世界意义的，是在每一个国家都有落脚点的。路德维希的眼光是很世界的，他的基本思想是，我的收藏是世界的，我的收藏要在世界多个国家都有落脚点，这个落脚点的名字就叫路德维希博物馆。
捐赠的启示：东西方文化应在交流互鉴中求发展
上世纪90年代，路德维希夫妇来到中国，收藏了一大批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也成为收藏中国当代艺术最早的西方收藏家之一。其收藏的作品包括方力钧著名的泼皮系列，以及蔡国强、王广义、徐冰、徐坦等一大批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问：可以说，路德维希对当时艺术的发展和艺术市场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只要被他收藏的艺术家的作品，价位也会水涨船高。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中国收藏过方力钧等人的艺术作品，后者的市场价位随之也扶摇直上，接着就有大量的跟风者模仿学习这类艺术风格。有学者评价说他所推进的中国当代艺术是按照西方的艺术观念和创作方法发展起来的当代艺术，但中国其实有自己的观念和创作方法发展而来的当代艺术，路德维希的这种购买造成了中国目前当代艺术发展的现状，他的捐赠对中国艺术来说究竟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呢？
李世隆：中国的艺术家，甚至中国人总想找个标杆然后大家一起向他学习，这个思想说老实话是很有问题的。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搞艺术创作要有自己独立的风格，至于别人怎么带怎么影响，个人如果有独立的艺术理念和独立的艺术创作风格，就不怕别人的影响，会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这样中国艺术才有希望，这样才会百花齐放，甚至万花齐放。谁把我们带坏了？我们不需要人带啊，而是要自己探索。
太功利化的艺术是没有出息的，历代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功利化的艺术必然是跟着金钱走，没有反潮流精神，也没有反金钱的精神，这样的艺术可能一时卖得很火，但是在艺术史上我敢肯定它留不下什么东西，它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很值得怀疑。艺术的可贵之处就是独创，没有独创就没有艺术，没有自己的风格。
如果中国艺术因为一个西方收藏家就改变了方向，你说我们还有自己的独立性可言吗？还有传统吗？中国艺术在西方艺术面前一定要有独立精神，西方艺术可以从中国艺术中学到很多东西，但不会放弃自己的独立精神；同样中国学习西方的古典主义、现代派等等，会很欣赏，但也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这是艺术交流必须有的一个基本态度。如果说谁把谁带坏，那你为什么会被带跑呢？把自己搞不成的事情都归结为阴谋论，这是不客观的。
问：关于当代艺术的发展您怎么看？
李世隆：我参加过波恩现代美术馆的一个当代艺术展，门口有个旧门板挂在那里，一进门就差点碰到观众的鼻子，展览中也有其他一些看起来似乎没什么意义的作品。当时我询问这次展览的意义是什么，展过之后就算了吗？策展人说这次展览共展出1000件作品，经过历史淘汰，如果有一件作品被保留下来，那就是巨大的成功。我们很多人会有的态度是：这是什么东西？千万不能展出，那么也许被我们拒绝的内容里就可能有被历史保留下来的这千分之一。所以对待艺术要宽容，不能用当下的眼光简单地评判一件艺术品，随着社会的发展，劣质的会被自然淘汰，而优秀的作品会显现出它真正的价值。
问：您在外交工作中有什么经验或者印象深刻的事情可以分享吗？
李世隆：有一次我参加德国地方的德中友好协会举办的座谈会，题目是有关中国人权的。当时主持人一看中国外交官来了，认为一定会为中国的人权辩护。我上台之后说：“大家今天讨论中国人权问题，中国人权有没有问题？有问题，而且问题不少！”他们都愣了，他们原认为这位官员大概会义正言辞地驳斥他们的批判是造谣污蔑，没想到这位外交官居然这么说话。我就用《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的一些落后现象和执法当中的问题举了一些例子。“大家看到了吧？这是中国共产党办的报纸上写的，这说明我们对人权问题是很重视的。但是有问题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你们都讲了一两百年的人权了，中国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提出人权问题，才敢说人权问题，因此中国人权发展时间很短，想让它一下子很完善，可能吗？你们讲人权讲了一百多年，还出现了希特勒呢。大家看看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不是你们揭露的，是共产党自己揭露的。”他们一下子就觉得共产党还是不错的。你说我是不是在维护祖国和党的形象呢？是否能说服他们呢？如果我说：“最近西方有股反华浪潮，西方敌对势力想颠覆政权。”人家早把头都扭过去了，谁还会理你啊？所以在对外宣传方面需要技巧。（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