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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焦点早已锁定了这一天：2013年3月 17日，在中国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傅莹，将邀请新任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与中外记者见面。
“傅莹是‘婉约派’的。”在位于北京外交部街的家中，傅莹的前辈、第八届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周觉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点评道，“外表对新闻发言人来说确实比较重要。傅莹形象好，李肇星（上一任发言人）很有个性。”
而周觉自己，则是另一种风度：极富亲和力，笑容温煦，听人说话时，习惯身体微微前倾，双眼专注有神地看着对方。86岁的他，依然耳聪目明，每周坚持去位于养蜂夹道的俱乐部游泳一到两次。
自从1983年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始设立大会新闻发言人制度以来，全国人大先后已有七任新闻发言人，周觉是第三任，也是健在的最早的新闻发言人（前两任已去世）。1993年至1997年期间，他担任了第八届全国人大历次大会的新闻发言人，连续5次主持了李鹏总理的中外记者见面会。
总理记者见面会之前，第八届新闻发言人周觉（前排右）等人陪同李鹏走入会场。后排右起依次为：人大新闻局局长周成奎、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李鹏秘书吕聪敏、总理办公室主任姜云宝。图/ 受访者提供
实际上，1993年春节刚过，周觉就提前进入工作状态了。以总理记者招待会为重头戏的各项新闻准备工作，早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983年设立人大新闻发言人制度以来，整个六届人大期间，新闻发言人都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介绍会议议程、回答记者提问、宣布选举结果等，但并不邀请总理出席。
邀请总理、副总理出席记者见面会的惯例，肇始于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的成立。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是主旋律。大家感到，包括人大的各项工作在内，都应该是比较透明的，所以在1987年成立了新闻局。”曾任人大新闻局局长、现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的周成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88年是人大新闻局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是换届之年。4月13日下午，大会闭幕之后，应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曾涛的邀请，新当选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副总理姚依林、田纪云、吴学谦，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有400多名中外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
在此次招待会上，李鹏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包括铁道部部长丁关根辞职、对知识分子的所谓“压制、镇压”和所谓的总书记与总理“在改革问题上有分歧”等各方面问题。针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提出的关于他和周恩来的所谓“特殊关系”问题，李鹏坦然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背景，做了澄清。
到1990年10月周成奎出任人大新闻局局长时，“两会”后的总理记者招待会已经连续举行了3次，而新闻发言人也已换成了姚广。在姚广的领导下，周成奎参与了1991年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总理记者会的组织工作。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这期间，邓小平南巡实际上已成为两会代表和中外媒体关心的焦点，但当时南巡之事和邓小平谈话精神尚未正式公布。这一年，总理记者会没有举行，成为这一惯例开始以来唯一阙如的一次。
1993年，又是一个换届年。即便对于已有较丰富经验的周成奎而言，换届的新闻安排，也是头一次。
每年“两会”的新闻准备工作，往往很早就开始了。
“两会”新闻报道组是名副其实的两会新闻报道组，同时负责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的新闻报道工作。它和大会的总务组，都是最早开始大会筹备工作的。新闻报道组组长由拟议中的人大新闻发言人担任，其他负责人则由方方面面的人组成，包括人大和政协常委会的一位副秘书长、人大和政协新闻局局长，以及中宣部、国新办、广电总局、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单位的负责人。周成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闻单位的负责人纳入新闻组，新闻单位关心什么问题，新闻组都大致清楚，因此，“突然冒出来的问题基本没有”。 新闻组下设国内记者组、港台记者组、外国记者组、记者招待会组4个小组和一个办公室。其中，记者招待会组主要负责总理记者招待会的准备工作，其成员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人大新闻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新闻司等部门。
新闻组一般于12月底或1月初开始运作，首先要制定新闻报道计划。与此同时，记者招待会小组开始有关材料的准备工作。
记者招待会小组由于其重要性，一般由新闻组组长亲自领导。发布会涉及到的内容比较综合，周觉搞了多年外交工作，熟悉国际问题，但对国内问题亟需“补课”。“笨鸟先飞，我以前做事，要求最好。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点，自己就更有把握一些。”他笑着说。
准备工作的第一步，是邀请相关部委的负责人开座谈会，请他们就各自工作领域中所面临的、国内外媒体所关注的问题介绍情况。
一般说来，这类座谈会要开七八次，涉及的领域往往包括政治、经济、财政、政法、港台、外事、人大、社会工作等各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有关部门要提出相关的问题单子，以及对回答口径的建议。
接下来，新闻组要根据这些部门提供的材料和座谈的情况，进行梳理、汇总，形成“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关心的问题”及答问口径参考稿。
周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参考材料的要求，是简洁明了、概括性强，把中外媒体最关注的问题提炼出来。重要的是，一方面提供的信息量要大，尽量满足媒体的需求；另一方面，要利用这个时机，介绍自己，把中国的声音向世界传出去。
周成奎还记得1993年的主要热点问题。
一是市场经济问题。这次会议的一项议题，是审议宪法修正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次入宪。
二是经济增长速度问题。以前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定为6%左右，而1993年则定为8%～9%左右。经济增速的目标一下子提高了2～3个百分点。记者肯定要问，为什么要调高增速？可行性在哪里？
三是香港问题。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英国方面在香港问题上采取了与中方对抗的方针，否定“直通车”，邓小平提出，要“另起炉灶”。
四是台湾问题。本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断然措施”制止台湾“独立”、分裂祖国的行动，记者很可能会问，“断然措施”究竟是什么。
邓小平的健康问题历来是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除了请示中央外，大会新闻组还报送了邓办。
1993年春节之后，为记者招待会准备的材料，已基本就绪。这些材料，主要提供给领导人做参考。
记者会前，大会新闻组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一般会在总理的主持下，开一个小型的座谈会。十几个人参加，最后检查各方面的准备情况。
周觉还曾建议总理，是否可以考虑以招待酒会的形式与记者见面，听说这样效果比较好。答复是：他也考虑了这个问题，认为还是以不搞酒会为宜。
1993年3月31日下午，新任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准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三楼中央大厅的记者招待会现场。
周觉至今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景：李鹏坐在中间，他的右边是朱基，左边是邹家华，朱基旁边是钱其琛。他自己坐在钱其琛旁边，台上还有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沈国放、人大新闻局局长周成奎和一名英语译员。
近600名中外记者参加了新闻发布会。邀请函都是以周觉的名义发放的。
根据平日工作接触的情况，周成奎和沈国放分工，他负责点大陆记者和港澳台记者提问，沈国放负责点外国记者提问，两人交替着点。
周成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点记者提问时，要考虑大陆媒体和境外媒体的平衡；在境外的记者中，要考虑港澳台记者和外国记者的平衡；在外国记者中，要考虑美国、欧洲、俄罗斯、拉美、亚洲等各大洲间的平衡。
当被问到事先是否会审查问题时，周觉说：“根本没有这种事。即使有这个想法，也是很愚蠢的。”
他并不担心“调皮”的外媒记者问出不恰当的问题，因为，首先，外交部新闻司对外国驻京记者比较熟悉，对外国记者的提问，通常都胸中有数；另外，中国领导人自邓小平以下，从来不怕记者的各种“刁钻”问题。
周成奎也说，新闻组从来不要求记者必须提什么样的问题，或不得提什么问题，记者提什么问题，是记者的自由。他还向《中国新闻周刊》讲了这样一件事。1998年，在准备朱基记者会的过程中，朱基曾专门给他们定了两条规矩：第一，要尽可能把提问的机会给境外记者，因为大陆的记者见面的机会多得很；第二，不要事先安排，记者提什么问题都可以。
多次参加过两会报道的中新社老记者、时任中新社新闻部政治外事组组长的李伟，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了这一点。她当时拥有一张“主席台记者证”（记者证分为主席台证、一楼证、二三楼证和驻地记者证几种），是红色的，可以在人民大会堂里“满场乱窜”，包括领导人的休息室，都可以随便去。
李伟曾在1990和1991年，连续两次争取到了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提问的机会。她清楚地记得，是周成奎点的她：“中新社李伟，请你提问。”
所提的问题，她之前向中新社驻会领导（一般由总编辑、副总编辑亲自带队）汇报过，但并没有跟两会新闻组沟通过。
不过，她说她只能代表她自己，并不知道其他那些媒体，比如“老三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是否会提前沟通问题。
她倒是记得，在“两会”的另一场记者招待会上，曾有人塞给她一张条子，要她问一下法制的情况。她觉得“跌份儿”，就没有举手。
那能不能先举手，被点名后再提别的问题？李伟肯定地答复，那是一定不会的，她只会提既适当、又是自家媒体的读者所关心的问题。
如事先所预计的那样，国民经济增速、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汪辜会谈”等重大问题，都被提出，李鹏从容作答。对于台湾问题，他如此回答台北“中央社”记者： ……我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所谈到的对台湾采取必要的断然措施，当然是在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台湾要搞台独或者社会秩序混乱，或者是受到外界的干涉等等。至于要采取什么样的断然措施，要视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当然，我并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顺便说一下，在我的报告里提到了我们愿意尽早地进行双方的接触。一些台湾的记者注意到原来我们是提两党之间的接触，现在提双方的接触，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新的含义。当然这有新的含义，就是除了两党之间的接触外，我们也欢迎一切反对台独、愿意和平统一的台湾的其他的政治力量进行接触。
对于《人民日报》记者提出的给农民“打白条”的问题，李鹏转请朱基来回答。朱基斩钉截铁地回答：“现在农产品收购已经存在‘剪刀差’，农民已经吃了亏了，连这点钱都不给他，是不能允许的。”
大约在问答进行到第10个之时，李鹏在台上给周觉递了一张条子，问他是不是快要结束了。周觉感到会场气氛热烈，走到李鹏旁边低声说，建议还可以多问两个问题。李鹏同意了。周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鹏可能是感到，一年一次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不容易，“不要让他们失望才好”。
总理记者会总共进行了一小时零五分钟。
记者会结束后，大家一起回到相邻的河南厅休息，轻松地谈论着各自的感受。李鹏也愉快地笑着说：感谢在座的同志，你们辛苦了。
1994年，八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李鹏在记者招待会的结尾，举起了酒杯，向记者祝酒。
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增选了吴邦国和姜春云两位副总理。记者招待会上，7位国务院领导人站在一排，李鹏介绍了新当选的副总理。
1996年和1997年，并非换届之年，也没有人事变动，李鹏没有带副总理，单独出席了记者招待会。
八届人大期间，两会的日期从不定期走向了定期。
1993年的两会是3月15日开幕的，以后每年提前5天，1994年是3月10日，1995年是3月5日，就此固定下来，延续至今（1997年为3月1日，是唯一的例外）。
“中国‘两会’的新闻报道，现在已成为国内外媒体追逐中国新闻的重要平台，‘两会’结束后举行的总理记者招待会，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其形式和筹备工作已基本固定下来。”周成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如果从1993年算起，到今年，总理记者招待会已是连续20年举行（之前曾举行过4次，1992年中断）。20年来，它从未缺席，也不可或缺，且越来越变得像大片一样，让人期待。
（实习生邓琦对此文亦有贡献）
“傅莹是‘婉约派’的。”在位于北京外交部街的家中，傅莹的前辈、第八届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周觉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点评道，“外表对新闻发言人来说确实比较重要。傅莹形象好，李肇星（上一任发言人）很有个性。”
而周觉自己，则是另一种风度：极富亲和力，笑容温煦，听人说话时，习惯身体微微前倾，双眼专注有神地看着对方。86岁的他，依然耳聪目明，每周坚持去位于养蜂夹道的俱乐部游泳一到两次。
自从1983年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始设立大会新闻发言人制度以来，全国人大先后已有七任新闻发言人，周觉是第三任，也是健在的最早的新闻发言人（前两任已去世）。1993年至1997年期间，他担任了第八届全国人大历次大会的新闻发言人，连续5次主持了李鹏总理的中外记者见面会。
实际上，1993年春节刚过，周觉就提前进入工作状态了。以总理记者招待会为重头戏的各项新闻准备工作，早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983年设立人大新闻发言人制度以来，整个六届人大期间，新闻发言人都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介绍会议议程、回答记者提问、宣布选举结果等，但并不邀请总理出席。
邀请总理、副总理出席记者见面会的惯例，肇始于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的成立。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是主旋律。大家感到，包括人大的各项工作在内，都应该是比较透明的，所以在1987年成立了新闻局。”曾任人大新闻局局长、现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的周成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88年是人大新闻局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是换届之年。4月13日下午，大会闭幕之后，应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曾涛的邀请，新当选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副总理姚依林、田纪云、吴学谦，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有400多名中外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
在此次招待会上，李鹏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包括铁道部部长丁关根辞职、对知识分子的所谓“压制、镇压”和所谓的总书记与总理“在改革问题上有分歧”等各方面问题。针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提出的关于他和周恩来的所谓“特殊关系”问题，李鹏坦然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背景，做了澄清。
到1990年10月周成奎出任人大新闻局局长时，“两会”后的总理记者招待会已经连续举行了3次，而新闻发言人也已换成了姚广。在姚广的领导下，周成奎参与了1991年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总理记者会的组织工作。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这期间，邓小平南巡实际上已成为两会代表和中外媒体关心的焦点，但当时南巡之事和邓小平谈话精神尚未正式公布。这一年，总理记者会没有举行，成为这一惯例开始以来唯一阙如的一次。
1993年，又是一个换届年。即便对于已有较丰富经验的周成奎而言，换届的新闻安排，也是头一次。
问题和“口径”
每年“两会”的新闻准备工作，往往很早就开始了。
“两会”新闻报道组是名副其实的两会新闻报道组，同时负责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的新闻报道工作。它和大会的总务组，都是最早开始大会筹备工作的。新闻报道组组长由拟议中的人大新闻发言人担任，其他负责人则由方方面面的人组成，包括人大和政协常委会的一位副秘书长、人大和政协新闻局局长，以及中宣部、国新办、广电总局、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单位的负责人。周成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闻单位的负责人纳入新闻组，新闻单位关心什么问题，新闻组都大致清楚，因此，“突然冒出来的问题基本没有”。 新闻组下设国内记者组、港台记者组、外国记者组、记者招待会组4个小组和一个办公室。其中，记者招待会组主要负责总理记者招待会的准备工作，其成员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人大新闻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新闻司等部门。
新闻组一般于12月底或1月初开始运作，首先要制定新闻报道计划。与此同时，记者招待会小组开始有关材料的准备工作。
记者招待会小组由于其重要性，一般由新闻组组长亲自领导。发布会涉及到的内容比较综合，周觉搞了多年外交工作，熟悉国际问题，但对国内问题亟需“补课”。“笨鸟先飞，我以前做事，要求最好。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点，自己就更有把握一些。”他笑着说。
准备工作的第一步，是邀请相关部委的负责人开座谈会，请他们就各自工作领域中所面临的、国内外媒体所关注的问题介绍情况。
一般说来，这类座谈会要开七八次，涉及的领域往往包括政治、经济、财政、政法、港台、外事、人大、社会工作等各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有关部门要提出相关的问题单子，以及对回答口径的建议。
接下来，新闻组要根据这些部门提供的材料和座谈的情况，进行梳理、汇总，形成“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关心的问题”及答问口径参考稿。
周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参考材料的要求，是简洁明了、概括性强，把中外媒体最关注的问题提炼出来。重要的是，一方面提供的信息量要大，尽量满足媒体的需求；另一方面，要利用这个时机，介绍自己，把中国的声音向世界传出去。
周成奎还记得1993年的主要热点问题。
一是市场经济问题。这次会议的一项议题，是审议宪法修正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次入宪。
二是经济增长速度问题。以前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定为6%左右，而1993年则定为8%～9%左右。经济增速的目标一下子提高了2～3个百分点。记者肯定要问，为什么要调高增速？可行性在哪里？
三是香港问题。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英国方面在香港问题上采取了与中方对抗的方针，否定“直通车”，邓小平提出，要“另起炉灶”。
四是台湾问题。本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断然措施”制止台湾“独立”、分裂祖国的行动，记者很可能会问，“断然措施”究竟是什么。
邓小平的健康问题历来是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除了请示中央外，大会新闻组还报送了邓办。
1993年春节之后，为记者招待会准备的材料，已基本就绪。这些材料，主要提供给领导人做参考。
记者会前，大会新闻组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一般会在总理的主持下，开一个小型的座谈会。十几个人参加，最后检查各方面的准备情况。
周觉还曾建议总理，是否可以考虑以招待酒会的形式与记者见面，听说这样效果比较好。答复是：他也考虑了这个问题，认为还是以不搞酒会为宜。
“平衡术”
1993年3月31日下午，新任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准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三楼中央大厅的记者招待会现场。
周觉至今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景：李鹏坐在中间，他的右边是朱基，左边是邹家华，朱基旁边是钱其琛。他自己坐在钱其琛旁边，台上还有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沈国放、人大新闻局局长周成奎和一名英语译员。
近600名中外记者参加了新闻发布会。邀请函都是以周觉的名义发放的。
根据平日工作接触的情况，周成奎和沈国放分工，他负责点大陆记者和港澳台记者提问，沈国放负责点外国记者提问，两人交替着点。
周成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点记者提问时，要考虑大陆媒体和境外媒体的平衡；在境外的记者中，要考虑港澳台记者和外国记者的平衡；在外国记者中，要考虑美国、欧洲、俄罗斯、拉美、亚洲等各大洲间的平衡。
当被问到事先是否会审查问题时，周觉说：“根本没有这种事。即使有这个想法，也是很愚蠢的。”
他并不担心“调皮”的外媒记者问出不恰当的问题，因为，首先，外交部新闻司对外国驻京记者比较熟悉，对外国记者的提问，通常都胸中有数；另外，中国领导人自邓小平以下，从来不怕记者的各种“刁钻”问题。
周成奎也说，新闻组从来不要求记者必须提什么样的问题，或不得提什么问题，记者提什么问题，是记者的自由。他还向《中国新闻周刊》讲了这样一件事。1998年，在准备朱基记者会的过程中，朱基曾专门给他们定了两条规矩：第一，要尽可能把提问的机会给境外记者，因为大陆的记者见面的机会多得很；第二，不要事先安排，记者提什么问题都可以。
多次参加过两会报道的中新社老记者、时任中新社新闻部政治外事组组长的李伟，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了这一点。她当时拥有一张“主席台记者证”（记者证分为主席台证、一楼证、二三楼证和驻地记者证几种），是红色的，可以在人民大会堂里“满场乱窜”，包括领导人的休息室，都可以随便去。
李伟曾在1990和1991年，连续两次争取到了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提问的机会。她清楚地记得，是周成奎点的她：“中新社李伟，请你提问。”
所提的问题，她之前向中新社驻会领导（一般由总编辑、副总编辑亲自带队）汇报过，但并没有跟两会新闻组沟通过。
不过，她说她只能代表她自己，并不知道其他那些媒体，比如“老三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是否会提前沟通问题。
她倒是记得，在“两会”的另一场记者招待会上，曾有人塞给她一张条子，要她问一下法制的情况。她觉得“跌份儿”，就没有举手。
那能不能先举手，被点名后再提别的问题？李伟肯定地答复，那是一定不会的，她只会提既适当、又是自家媒体的读者所关心的问题。
“不要让他们失望才好”
如事先所预计的那样，国民经济增速、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汪辜会谈”等重大问题，都被提出，李鹏从容作答。对于台湾问题，他如此回答台北“中央社”记者： ……我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所谈到的对台湾采取必要的断然措施，当然是在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台湾要搞台独或者社会秩序混乱，或者是受到外界的干涉等等。至于要采取什么样的断然措施，要视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当然，我并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顺便说一下，在我的报告里提到了我们愿意尽早地进行双方的接触。一些台湾的记者注意到原来我们是提两党之间的接触，现在提双方的接触，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新的含义。当然这有新的含义，就是除了两党之间的接触外，我们也欢迎一切反对台独、愿意和平统一的台湾的其他的政治力量进行接触。
对于《人民日报》记者提出的给农民“打白条”的问题，李鹏转请朱基来回答。朱基斩钉截铁地回答：“现在农产品收购已经存在‘剪刀差’，农民已经吃了亏了，连这点钱都不给他，是不能允许的。”
大约在问答进行到第10个之时，李鹏在台上给周觉递了一张条子，问他是不是快要结束了。周觉感到会场气氛热烈，走到李鹏旁边低声说，建议还可以多问两个问题。李鹏同意了。周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鹏可能是感到，一年一次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不容易，“不要让他们失望才好”。
总理记者会总共进行了一小时零五分钟。
记者会结束后，大家一起回到相邻的河南厅休息，轻松地谈论着各自的感受。李鹏也愉快地笑着说：感谢在座的同志，你们辛苦了。
1994年，八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李鹏在记者招待会的结尾，举起了酒杯，向记者祝酒。
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增选了吴邦国和姜春云两位副总理。记者招待会上，7位国务院领导人站在一排，李鹏介绍了新当选的副总理。
1996年和1997年，并非换届之年，也没有人事变动，李鹏没有带副总理，单独出席了记者招待会。
八届人大期间，两会的日期从不定期走向了定期。
1993年的两会是3月15日开幕的，以后每年提前5天，1994年是3月10日，1995年是3月5日，就此固定下来，延续至今（1997年为3月1日，是唯一的例外）。
“中国‘两会’的新闻报道，现在已成为国内外媒体追逐中国新闻的重要平台，‘两会’结束后举行的总理记者招待会，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其形式和筹备工作已基本固定下来。”周成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如果从1993年算起，到今年，总理记者招待会已是连续20年举行（之前曾举行过4次，1992年中断）。20年来，它从未缺席，也不可或缺，且越来越变得像大片一样，让人期待。
（实习生邓琦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