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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我希望我的照片不是被单调地挂在了博物馆里，我希望成为可以让人们产生自己想法的那种摄影师。
Bettina Flitner简介：
德国著名摄影师。生活和工作在科隆以及柏林两地。
德国《Emma》杂志的金牌摄影师。
每次作品都会引起巨大反响。《我的心》《我的敌人》《我的纪念碑》街头图片系列在美国、法国、奥地利等国家展出获得成功。
她的摄影集《欧洲著名女性》在第一时间获得了巨大成功，已再版多次，有各个语言的译本，并在世界各地举办相关展览。
女人观察女人，会留心什么？女人拍摄女人，会展现什么？
在Bettina Flitner镜头下的女人，唯一看不到的，是平庸。
“你是怎么找到最合适的拍摄方式的呢？”
“可能因为我从来不强求她们摆Pose。”
她只是创造环境，最适合拍摄者的环境。无须化妆，无须华服，只要处在最适合的环境中，“她们就在那里了。”Bettina拍摄的这些女性人物中包括了欧洲最著名的政治家，出版人，经济学家，建筑师，作家，法官，检察官，意大利帮派领袖，自由记者。她们在她的镜头前，自然，美丽，强壮，性感。
Bettina 永远都可以找到最适合表现被拍摄者的时刻。——指挥家站在喷泉旁，喷泉如音乐般汹涌澎湃；国际象棋冠军坐在巨大的棋盘上，旁边是巨大的白色和黑色的棋子；女性主义文学家站在海边手舞足蹈，头发飞扬，内心狂野；而另一个诺贝尔获奖作家耶立耶克却冷峻的睨视镜头，对待世界到态度如她文字一般的冷漠。
“我总是能够找到一个了解她们的方式。”看Bettina的图，是看她怎么看女人，女人如何不必穿得刻意也不必对镜头做作，却依然在镜头下摄人心魄。智慧，美丽，强壮，自信，这是她镜头下的女人，也是她自己。
一场冒险：《欧洲著名女性》
想到拍摄欧洲著名女性们来自Bettina的转念一想。她始终对能够看到的媒体上的女性形象不满意。不是妖魔化，便是天使化。女人从来都不能是自己，模特要成为欲望的对象，普通女人要装扮出某种达到社会共识的形象，才能在大众的媒体上获得位置。
她想改变这样的状况。计划就这样开始了。
Bettina 决定拍摄最能代表欧洲的女性。她给自己的朋友、媒体、各种机构发信件和传真，做各种调查工作：“你认为现在还活着的哪些女性最能够代表欧洲？请推荐，请告诉我理由。”
从那一天开始，她的传真机和电话铃就一直处在超负荷工作的状态，不断不断地有名字追加到拍摄名单中去。
这是个难以想象的庞大工作量——在几百个人选中挑出最适合的50个。这几百人都是最杰出的女性，每个人的经历和相关资料，Bettina都要一一查阅，判断，挑选。如果决定要拍摄，就要联络，确定时间，飞往挪威、芬兰、瑞典、意大利的某个角落，去奔赴一场她热切期待的冒险。
“为什么说是冒险，因为意外的情况太多了。我在北欧的某个国家的皇宫里拍摄一个重要的女政治家。拍摄前的半小时我的闪光灯坏了。那天还下着雨，我只能打着伞到处找。幸好皇宫的旁边有家照相店，否则我不知道怎么办。”
这还不是最刺激的。意大利的一次拍摄让Bettina充满了探险的感觉，因为她拍摄的是意大利某个帮派的女领袖。“她答应了我的拍摄，然后笑着对我说，那么如果你要来的话，就要先安排好保镖。没有保镖我从不出门。”于是Bettina的镜头下，这位已经苍老的女人穿着黑色的衣服，站在大海前，身后是两个人高马大的保镖。三个人被拍摄的都是背影，气氛却俨然肃穆。
每个人的拍摄都是一段故事。Bettina用了3年来完成这项拍摄。
然后是展览。开幕式上，几乎所有被拍摄的女人，都齐齐到场。来参加这场盛宴，如果女人不支持女人，女人不爱女人，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
游戏：我的心，我的敌人
拍摄人像是Bettina的重要创作，可是她也是调皮的。她同时做摄影装置艺术。比如《我的心》。
她找到了一块巨大的石头，设计了做成心型，然后再街头找人来做装置表演，来叙说他们各自的关于自己的心的故事。
“你的心是怎样的，你是否失去过你的心，如果有其他的机会，你想为你的心做些什么？又或者你愿意把你的心交给谁？”
这是Bettina问行人的问题。她总是静静观察，等待。她从走过的行人的脸上判断这是否是个有故事的人，然后上前，询问，交谈，得到允许后，一起合作，拍照片。
这个合作者十分随意，可以站在那块心型的石头上，随手提着刚刚在超市买好的蔬菜，面对镜头，讲述自己的故事。“我有3个孩子，我的心都给了他们，我很快乐。”“自从我的男友离开我之后，我就没有心了。”“我是一个穆斯林，我要我的自由，所以我的心非常沉重，我始终需要挣扎。”“我的心早已破碎了，不是因为爱情，是因为生活。”
这些照片都被制作成巨大的灯箱招贴画，树立在了柏林的广场上，效果惊人。有人在灯箱背后，默默地写下关于自己的心的故事。
不过这是友好的表示，不友好的表示在《我的敌人》系列展出中让Bettina受了很大的罪。
方法和《我的心》一样，依然是街头，随意地寻找拍摄对象。Bettina提供对方各种中世纪的武器作为道具，剑，刀，斧子，头盔等等，让拍摄对象自己选择做出一个舒服的样子，讲述自己的敌人是谁。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妈妈拿着一根长矛，说：“我的敌人是那些想把我的手提袋子偷走的人们，如果他们敢来的话，我就用这矛一下子把他们穿透。”一个15岁的小女孩挥舞着一把大刀，说：“我的敌人就是每天都在课堂上和我作对的另外一个小女孩，我真想把她毁灭了。”两个小孩子举着刀说：“我们的敌人，是家庭暴力。如果有可能，我们希望可以捍卫自己。”
一样，这些图片制作成为了巨大的灯箱招贴画，展示在了街头和广场之上，看心底隐秘的愤怒和毁灭的愿望成为了公开的坦荡的宣言。
私密被展开了，公众被激怒了。Bettina却笑了：“我要的就是他们有所反应，我希望我的照片不是被单调地挂在了博物馆里，我希望成为可以让人们产生自己想法的那种摄影师。”
真实生活只在摄影棚之外
Bettina不是那种喜欢摄影棚的摄影师。她说那里摆出来的东西太多，太美好也太虚假。她热爱真实，哪怕真实让人痛苦或者沉重。
这可能与她当初学过电影有关。她的最初的职业是导演，制作记录片，也得过奖。只是摄影似乎更让她觉得接近真实。
1989年柏林墙倒塌，Bettina去报道了两次。第一次她带着摄录机去拍录像，所有的人都在镜头前表现良好，说着千篇一律的话。第二次她带着照相机去，人们就告诉了她他们心中的种种忧患。
“我觉得电视的镜头前，人比较不真实。我觉得我最后选择照相机，是因为那里可以真的和人做最踏实的交流。拍电视始终是像拍戏，而且需要和一群人一起做。但是摄影，我一个人就够了。”
她的一个大胆之举就是拍摄德国的泰国性旅游。
几乎是做卧底记者。她提前在德国在泰国的某个饭店预订好了旅馆，一家很著名的性旅游旅馆。在check in的时候，她差点被赶出来，因为这个饭店只接男客。Bettina说她在德国已经订好了的旅馆，为什么不能入住。对方给不出正当的理由，只能让她住了。
接下来的一周，她伪装成游客，但是始终在拍照。也被人看出来过，有个荷兰男人在她拍照的时候直接上前把她拉到角落，威胁她说：如果回到欧洲看见自己的脸在杂志上的话，你以后就要当心了！
可是她是不畏惧的，甚至寻求更多的可能性。她在酒吧的时候，和那里的小姐聊天，并且告诉她们自己是记者。这是个危险的赌博，好在她赢了。那里的小姐没有把她打出门去，而是说：很欢迎来报道，并且介绍自己的朋友来接受拍摄。
这组照片最后在《Emma》上发表了出来，反响惊人。被拍到的德国游客甚至起诉了杂志。这让Bettina愤怒极了：“他们做了就是做了，为什么回到德国又好像变成清白的君子了！”
因为愤怒，后来就有了《我的敌人》系列。她总是在寻找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但是从不自恋，只是看，冷静地看。她跨越了记录摄影和人像摄影的边界，让真实的生活在虚拟的情境中变得更残酷逼人。
太多的摄影师喜欢花好月圆的场面，或者生活的小瞬间。这注定了Bettina的与众不同以及鹤立鸡群。她有自己的摄影语言，她有自己的创作方式，她有自己的独特的看待世界的眼睛，另外，她有足够的勇气和耐心。
有些艺术是关于艺术与技巧本身，有些艺术是关于生活与存在本身。Bettina的选择是后者。
Bettina Flitner简介：
德国著名摄影师。生活和工作在科隆以及柏林两地。
德国《Emma》杂志的金牌摄影师。
每次作品都会引起巨大反响。《我的心》《我的敌人》《我的纪念碑》街头图片系列在美国、法国、奥地利等国家展出获得成功。
她的摄影集《欧洲著名女性》在第一时间获得了巨大成功，已再版多次，有各个语言的译本，并在世界各地举办相关展览。
女人观察女人，会留心什么？女人拍摄女人，会展现什么？
在Bettina Flitner镜头下的女人，唯一看不到的，是平庸。
“你是怎么找到最合适的拍摄方式的呢？”
“可能因为我从来不强求她们摆Pose。”
她只是创造环境，最适合拍摄者的环境。无须化妆，无须华服，只要处在最适合的环境中，“她们就在那里了。”Bettina拍摄的这些女性人物中包括了欧洲最著名的政治家，出版人，经济学家，建筑师，作家，法官，检察官，意大利帮派领袖，自由记者。她们在她的镜头前，自然，美丽，强壮，性感。
Bettina 永远都可以找到最适合表现被拍摄者的时刻。——指挥家站在喷泉旁，喷泉如音乐般汹涌澎湃；国际象棋冠军坐在巨大的棋盘上，旁边是巨大的白色和黑色的棋子；女性主义文学家站在海边手舞足蹈，头发飞扬，内心狂野；而另一个诺贝尔获奖作家耶立耶克却冷峻的睨视镜头，对待世界到态度如她文字一般的冷漠。
“我总是能够找到一个了解她们的方式。”看Bettina的图，是看她怎么看女人，女人如何不必穿得刻意也不必对镜头做作，却依然在镜头下摄人心魄。智慧，美丽，强壮，自信，这是她镜头下的女人，也是她自己。
一场冒险：《欧洲著名女性》
想到拍摄欧洲著名女性们来自Bettina的转念一想。她始终对能够看到的媒体上的女性形象不满意。不是妖魔化，便是天使化。女人从来都不能是自己，模特要成为欲望的对象，普通女人要装扮出某种达到社会共识的形象，才能在大众的媒体上获得位置。
她想改变这样的状况。计划就这样开始了。
Bettina 决定拍摄最能代表欧洲的女性。她给自己的朋友、媒体、各种机构发信件和传真，做各种调查工作：“你认为现在还活着的哪些女性最能够代表欧洲？请推荐，请告诉我理由。”
从那一天开始，她的传真机和电话铃就一直处在超负荷工作的状态，不断不断地有名字追加到拍摄名单中去。
这是个难以想象的庞大工作量——在几百个人选中挑出最适合的50个。这几百人都是最杰出的女性，每个人的经历和相关资料，Bettina都要一一查阅，判断，挑选。如果决定要拍摄，就要联络，确定时间，飞往挪威、芬兰、瑞典、意大利的某个角落，去奔赴一场她热切期待的冒险。
“为什么说是冒险，因为意外的情况太多了。我在北欧的某个国家的皇宫里拍摄一个重要的女政治家。拍摄前的半小时我的闪光灯坏了。那天还下着雨，我只能打着伞到处找。幸好皇宫的旁边有家照相店，否则我不知道怎么办。”
这还不是最刺激的。意大利的一次拍摄让Bettina充满了探险的感觉，因为她拍摄的是意大利某个帮派的女领袖。“她答应了我的拍摄，然后笑着对我说，那么如果你要来的话，就要先安排好保镖。没有保镖我从不出门。”于是Bettina的镜头下，这位已经苍老的女人穿着黑色的衣服，站在大海前，身后是两个人高马大的保镖。三个人被拍摄的都是背影，气氛却俨然肃穆。
每个人的拍摄都是一段故事。Bettina用了3年来完成这项拍摄。
然后是展览。开幕式上，几乎所有被拍摄的女人，都齐齐到场。来参加这场盛宴，如果女人不支持女人，女人不爱女人，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
游戏：我的心，我的敌人
拍摄人像是Bettina的重要创作，可是她也是调皮的。她同时做摄影装置艺术。比如《我的心》。
她找到了一块巨大的石头，设计了做成心型，然后再街头找人来做装置表演，来叙说他们各自的关于自己的心的故事。
“你的心是怎样的，你是否失去过你的心，如果有其他的机会，你想为你的心做些什么？又或者你愿意把你的心交给谁？”
这是Bettina问行人的问题。她总是静静观察，等待。她从走过的行人的脸上判断这是否是个有故事的人，然后上前，询问，交谈，得到允许后，一起合作，拍照片。
这个合作者十分随意，可以站在那块心型的石头上，随手提着刚刚在超市买好的蔬菜，面对镜头，讲述自己的故事。“我有3个孩子，我的心都给了他们，我很快乐。”“自从我的男友离开我之后，我就没有心了。”“我是一个穆斯林，我要我的自由，所以我的心非常沉重，我始终需要挣扎。”“我的心早已破碎了，不是因为爱情，是因为生活。”
这些照片都被制作成巨大的灯箱招贴画，树立在了柏林的广场上，效果惊人。有人在灯箱背后，默默地写下关于自己的心的故事。
不过这是友好的表示，不友好的表示在《我的敌人》系列展出中让Bettina受了很大的罪。
方法和《我的心》一样，依然是街头，随意地寻找拍摄对象。Bettina提供对方各种中世纪的武器作为道具，剑，刀，斧子，头盔等等，让拍摄对象自己选择做出一个舒服的样子，讲述自己的敌人是谁。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妈妈拿着一根长矛，说：“我的敌人是那些想把我的手提袋子偷走的人们，如果他们敢来的话，我就用这矛一下子把他们穿透。”一个15岁的小女孩挥舞着一把大刀，说：“我的敌人就是每天都在课堂上和我作对的另外一个小女孩，我真想把她毁灭了。”两个小孩子举着刀说：“我们的敌人，是家庭暴力。如果有可能，我们希望可以捍卫自己。”
一样，这些图片制作成为了巨大的灯箱招贴画，展示在了街头和广场之上，看心底隐秘的愤怒和毁灭的愿望成为了公开的坦荡的宣言。
私密被展开了，公众被激怒了。Bettina却笑了：“我要的就是他们有所反应，我希望我的照片不是被单调地挂在了博物馆里，我希望成为可以让人们产生自己想法的那种摄影师。”
真实生活只在摄影棚之外
Bettina不是那种喜欢摄影棚的摄影师。她说那里摆出来的东西太多，太美好也太虚假。她热爱真实，哪怕真实让人痛苦或者沉重。
这可能与她当初学过电影有关。她的最初的职业是导演，制作记录片，也得过奖。只是摄影似乎更让她觉得接近真实。
1989年柏林墙倒塌，Bettina去报道了两次。第一次她带着摄录机去拍录像，所有的人都在镜头前表现良好，说着千篇一律的话。第二次她带着照相机去，人们就告诉了她他们心中的种种忧患。
“我觉得电视的镜头前，人比较不真实。我觉得我最后选择照相机，是因为那里可以真的和人做最踏实的交流。拍电视始终是像拍戏，而且需要和一群人一起做。但是摄影，我一个人就够了。”
她的一个大胆之举就是拍摄德国的泰国性旅游。
几乎是做卧底记者。她提前在德国在泰国的某个饭店预订好了旅馆，一家很著名的性旅游旅馆。在check in的时候，她差点被赶出来，因为这个饭店只接男客。Bettina说她在德国已经订好了的旅馆，为什么不能入住。对方给不出正当的理由，只能让她住了。
接下来的一周，她伪装成游客，但是始终在拍照。也被人看出来过，有个荷兰男人在她拍照的时候直接上前把她拉到角落，威胁她说：如果回到欧洲看见自己的脸在杂志上的话，你以后就要当心了！
可是她是不畏惧的，甚至寻求更多的可能性。她在酒吧的时候，和那里的小姐聊天，并且告诉她们自己是记者。这是个危险的赌博，好在她赢了。那里的小姐没有把她打出门去，而是说：很欢迎来报道，并且介绍自己的朋友来接受拍摄。
这组照片最后在《Emma》上发表了出来，反响惊人。被拍到的德国游客甚至起诉了杂志。这让Bettina愤怒极了：“他们做了就是做了，为什么回到德国又好像变成清白的君子了！”
因为愤怒，后来就有了《我的敌人》系列。她总是在寻找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但是从不自恋，只是看，冷静地看。她跨越了记录摄影和人像摄影的边界，让真实的生活在虚拟的情境中变得更残酷逼人。
太多的摄影师喜欢花好月圆的场面，或者生活的小瞬间。这注定了Bettina的与众不同以及鹤立鸡群。她有自己的摄影语言，她有自己的创作方式，她有自己的独特的看待世界的眼睛，另外，她有足够的勇气和耐心。
有些艺术是关于艺术与技巧本身，有些艺术是关于生活与存在本身。Bettina的选择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