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觉得自己二十年的财经记者生涯——先是在伦敦，接着是在纽约——就是在见证投资银行不是倒闭就是被收购的命运。巴林银行(Barings)、华宝银行(SG Warbutg)、JP摩根(JPMorgan)和贝尔斯登(BearStearns)先后落马，如今则轮到了雷曼兄弟(LehmanBrothers)和美林(MerrillLynch)。
　　但这次与以往有所不同，不仅仅是雷曼破产和美林易帜那么简单，更昭示了独立投资银行的穷途末路。1935年9月16日星期一，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在华尔街开业。73年后，几乎就在同一天，这种经纪自营制度走向了灭亡。
　　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士丹利成了华尔街上硕果仅存的两家独立投资银行(不过就连摩根士丹利也曾在1997年被卖给了DeanWitter)。这两家投资银行还能坚持多久、不接受商业银行的资金支持，仍须拭目以待。
　　当然，投资银行在今后还会存在。但它们将变成规模较小的专业化机构，如同昔日的商人银行。目前，咨询公司、对冲基金及私人股本基金数目众多，而华尔街这场重灾将催生更多的此类公司。那些失业的金融家总得有事可做。
　　全能型投资银行气数已尽。此类投资银行既开展代客户买卖股票和债券、为企业提供建议等服务，也以自有资金进行交易。为了使收入比肩规模更大的机构，雷曼兄弟等投行甘冒风险，而终致沉沦。
　　1933年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U Act)迫使摩根士丹利等证券经纪公司自立门户，该法案规定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必须分业经营。这些公司的命运可能在1975年5月1日就已注定。当时废除了证券交易固定佣金制，对经纪业务收入形成挤压。
　　“对于股票经纪商而言，五一劳动节的意义莫过于废除了使他们在繁荣时期更容易赚钱、在市场长期萧条时多数都能安然度过难关的制度。”当年《时代》杂志(Time)如此评论道。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投资银行就依靠那些佣金渡过历次金融萧条时期。投资银行接下来享受了30年的繁荣。它们迅速发展，招纳成千上万的员工，在全球各地扩张。上世纪90年代，华尔街大公司“扫荡”伦敦金融城，一路收编规模较小的商人银行，如Warburg和施罗德(schroders)。
　　然而，在这种表相之下，它们变得越来越喜欢冒险。光靠证券销售——它们传统的核心业务——已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因为单笔交易的佣金已降至远低于1％的水平。因此它们必须寻找其它利润来源。它们开始更多地以自有资金(以及后来的客户资金)押注。所罗门兄弟(Salomon Brothers)首开先河，设立了自营交易部门，以自有资金押注市场走向。与此同时，该行也代客户买卖证券。
　　投资银行坚称其防范客户内幕消息泄露给旗下自营交易员的措施非常严密。但“近水楼台”的优势无疑是存在的。高盛自营业务的盈利水平就受到同行的艳羡。投资银行还将触角伸到了复杂金融证券的承销和销售领域，如债务抵押凭证(CDO)。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联储大幅减息，促成了楼市及抵押贷款相关证券的繁荣，令投行从中受益。
　　问题在于，投资银行进行了最终危及自身生存的赌博。它们没有充足的资金来应对房地产市场或总体市场的严重衰退。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五大投行中(迄今)有三家陷入了资金不足、投资者信心匮乏的境地。这使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高盛的经历证明，一家投资银行或许在风险管理和交易方面经验丰富。但正如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情况，只要出一个大错，就可能引发致命的循环。即便是美联储提供短期融资担保，也无法使雷曼兄弟逃脱申请破产保护的命运。
　　在我看来，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有两个选择。一是效仿美林，把自己出售给一家资金雄厚、存款基础牢固的大型商业银行。这可以为它们的资本市场业务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这块业务在繁荣时期会成为重要的收入和利润来源。其次是大力缩减(或彻底放弃)其经纪自营业务，向大型对冲基金或私人股本基金的模式靠拢。以华尔街的行话来说，这等于从“交易型金融机构”向“投资型金融机构”转变，后者在当下比较有利可图。缩小规模的好处是它们可以维持较高的利润率水平。我猜摩根士丹利将选择第一种做法，而高盛将选择第二种做法。
　　见证了3年的投资银行业历史以这种方式终结令人难过，但否认现实于事无补。向这一切说再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