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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约翰·斯坦贝克是美国二十世纪初期一位重要的小说家。他在小说创作中融入了一种发展观的人类生物学理论，而他的这种思想观点正属于自然主义的范畴。其代表作《愤怒的葡萄》集中体现了小说家的自然主义理论。基于这层意义，本文旨在从人类的动物性、小说中的自然和社会因素以及人物的精神成长历程这三个角度来揭示这部小说的自然主义内涵。
关键词： 约翰·斯坦贝克 自然主义 动物性 自然和社会因素 精神成长历程
作为美国二十世纪初期一位重要的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为美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作品反映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斯坦贝克敏锐的洞察力和对社会的深刻剖析为其在196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他的代表作《愤怒的葡萄》也为其赢得了小说普利策奖。作为一个文学成果卓越的小说大家，斯坦贝克在创作中受到多种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其小说具有多元性，而其文本内涵也极其丰富。近年来，文学批评家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斯坦贝克的小说作品，利用一些新文学批评理论来进一步挖掘其小说文本的深刻内涵。
因为受海洋生物学家和自然主义学家爱德华·里基茨的影响，斯坦贝克在认知领域里形成了一种发展观的人类生物学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人类如同其他动物一样是一种生物，因而具有动物性。人类的内在本能和外界自然环境及社会力量支配着人的行为和活动。因此，人类自身不能控制和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为外部环境和内在遗传所带来的决定性力量所驱使。这种思想观点正属于自然主义的范畴，而在自然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斯坦贝克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他认为人类同时具有自我完善和精神成长的能力，在与外界的不断适应和调整的过程中，人类可以完成自身物种的进化和发展。斯坦贝克的这种人类生物学理论在他的许多小说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和深化，作为其最成功的小说，《愤怒的葡萄》当然不能例外。小说真实反映了30年代大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广大民众的不满和抗议，以及“美国梦”破灭之后，人们追求新乐园的苦难和成长历程。在这部小说中，“斯坦贝克表现了丰富的自然主义叙事才能”。（Phillips & Hopson，2003）在人物刻画及描写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方面，小说家充分融入了他的自然主义观点。小说中严酷的自然灾害和社会环境迫使以乔德一家为代表的移民们大举向美国西部迁移，而他们就像一群头脑简单、不能思考的动物，为了求得一块生存之地，在本能的驱使下无休止地跋涉在西迁的路上，不知何处是归路，也不知希望在何方。但这西迁之路同时即是主人公的精神成長之路。从他们无社会意识状态到自觉融入社会这一“我们”的大社会集体之中，这一成长历程正体现了人类的自我完善与进化。
一、人类的动物性
在小说中，斯坦贝克使用了大量笔墨并独具匠心地刻画了乔德一家和其他西部移民者的动物性。在小说的开头及后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是什么环境因素迫使他们离开自己熟悉并热爱的家园，而踏上一条陌生的不归路。恶劣的尘土灾害使他们颗粒无收，银行剥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工业化的“代言人”——拖拉机又摧毁了他们栖身的房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知道自己只能离开，但为什么要走，或者不走又可以做什么，他们并不真的理解甚至从未去想过。只是出于求生的动物本能，他们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开始了西部迁移的艰苦路程。在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是人类的动物性本能促使他们作出了生活的抉择，而非出于要改变生活现状的人类主观能动性。他们缺乏人性式的思考和创造，也还没有意识到人类的社会属性。这里人们的活动和行为多数是受内在生物遗传性的支配。他们只懂得以家族式的集体力量来对抗生存中外在的种种危机和威胁，而社会大集体的力量还未被发掘出来，这一点集中体现了人类的动物属性。
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处于生存困境中的动物形象多次出现，而斯坦贝克描绘的这些动物意象都有其象征意义，它们向读者展示了失去家园的移民们在悲惨生活环境中的一种生存状态。小说开头乔德一家的房屋被拖拉机无情地夷为平地，失去栖身之所的一家人“挤在约翰的房子里，就像冬天的土拨鼠挤在洞里一样”。（Steinbeck，51）这里描绘的是这样一个意象：一大群毫无攻击力的动物聚集在一起，只想以数量众多来抵御外来捕食者的入侵。这一意象正映射出乔德一家无奈地面对着恶劣的生存环境，并无力地为生存而抗争。另一个在自然主义层面上反映移民者生存困境的典型象征物是“乌龟”。在小说第三章斯坦贝克详尽而生动地描写了一个锲而不舍、拼搏不息的“乌龟”形象。为了找到一片更适宜的生存之地，乌龟不辞辛劳地从公路一边爬向另一边。在它穿越马路时，一辆卡车故意将其撞翻，而这只乌龟想方设法地又爬了起来，最终越过了马路，来到了想象中生活环境会较为舒适的另一边。可惜现实总是事与愿违。此边环境之恶劣正如同彼边，而乌龟将来之命运如何也只能打一个问号了。乌龟这一形象正是移民们西迁悲惨命运的生动写照。正是出于动物的求生本能，移民们倾其全力克服路途中的重重障碍，坚定地向目的地行进。这里，通过人与动物之间的类比，小说家揭示了人类的自然属性——动物性。
二、自然和社会环境
读者也可以从自然主义角度来解读小说中迫使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本文在第一部分中已提到，在自然旱灾和银行等经济机构的迫使下，乔德一家人无家可归，唯有背井离乡，开始前途渺茫的苦难西迁历程。而小说中压倒一切、威力无比的自然和社会力量始终是与人类敌对的，不为人的意愿所掌控，正如人类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一样。虽然出于生存本能，乔德一家坚定地向目的地行进，而一路上他们无法摆脱自然和社会环境所带来的种种危机。这些自然和社会的敌对力量无时无刻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状况，而它们之间又息息相关，合为一体，共同将弱小而无力反抗的人类推向绝境。小说中斯坦贝克常有意地让这两种敌对力量同时出现，来展现人类险恶的生存环境。在“乌龟”意象的描写中，乌龟象征着为生存跋涉不息的西部移民者，而在路上故意将其撞翻的卡车就是社会敌对力量的一个缩影。迫于恶劣的自然生活环境，乌龟艰难地开始了它的迁徙之路，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卡车的恶意压迫。作为社会大工业化的产物，卡车同时又看作是自然敌对力量的延伸。小说后面出现了一个极为相似的场景，乔德家的狗在西迁路途中被一辆高速行驶的大汽车轧死，而作为乔德迁徙大家庭的一份子，这只狗的遭遇就映射出移民们危机重重、倍受迫害的命运。在自然与社会双重敌对力量的驱使下，移民们的西迁之路注定充满坎坷，前途渺茫。
三、主人公的精神成长历程
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主人公乔德一家的行为活动充分体现了人类的动物性。起初，他们就像一群弱小而微不足道的动物，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为生存而盲目地抗争，无法理解这个冷酷的社会，更谈不上如何应付那些时时与他们敌对的自然和社会力量。但随着西迁历程中这种抗争的不断深化以及途中灾难一次又一次地袭来，他们逐渐认识了自己身处的这个社会，经历了从无社会意识状态到自觉融入人类社会大集体的一次精神成长，实现了从“我”到“我们”、从“家”到“大家”的质的飞跃。这其实是一种自然进化的过程。为了在地球上生存下去，人类必须像其它动物一样使自身逐步适应周围的生存环境。这正符合“适者生存”的理论。从开始自给自足、自求生存的小家庭到最后成为集体主义社会大家庭的一个组成分子(Levant，1983)，乔德一家在人类自身进化过程中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这一精神成长历程在罗莎夏身上得出了突出体现。在小说开头乔德一家准备举家西迁之时，斯坦贝克如此来描述罗莎夏和她的丈夫康尼：“世界紧紧地包围着他们，他们成了世界的中心，或者还不如说，罗莎夏成了世界的中心，而康尼则在她的周围转着小圈子。”（Steinbeck，144）而在小说最后，失去孩子的罗莎夏在巨大的悲痛中却逐渐体会到了“大家”的重要性：为了生存下去，这个“大家”要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她还将这种信念付诸行动。小说结尾处，她托着奄奄一息的陌生男人的头给他喂乳汁的场景发人深省，蕴义深刻。“《愤怒的葡萄》具有自然主义特征，斯坦贝克关于人能从‘我’到‘我们’的转变的观念是对30年代自然主义悲剧小说的重要贡献”。（周政，2001）
综上所述，斯坦贝克在小说《愤怒的葡萄》中从自然主义的视角向读者描绘了俄克拉荷马州的西部移民和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而小说主人公从最初没有社会意识的动物群体到人类社会集体主义一分子的精神成长历程又让读者对人类的发展前景和精神内涵充满希望，这于经济大萧条之后人们意志颓废、失去信仰的美国社会之复兴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参考文献：
［1］Phillips，Brian and Hopson，David.Sparknotes:The Grapes of Wrath［M］. New York： Spark Publishing，2003.
［2］Steinbeck，John.The Grapes of Wrath［M］.Harmondsworth:Penguin.1999.
［3］Levant，Howard.The Novels of John Steinbeck：A Critical Study［M］.Columbia，MO：Univ.of Missouri Press，1983.
［4］周政.愤怒的葡萄.解读［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1，（4）：71-74.
［5］斯坦贝克著.胡仲持译.愤怒的葡萄［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关键词： 约翰·斯坦贝克 自然主义 动物性 自然和社会因素 精神成长历程
作为美国二十世纪初期一位重要的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为美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作品反映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斯坦贝克敏锐的洞察力和对社会的深刻剖析为其在196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他的代表作《愤怒的葡萄》也为其赢得了小说普利策奖。作为一个文学成果卓越的小说大家，斯坦贝克在创作中受到多种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其小说具有多元性，而其文本内涵也极其丰富。近年来，文学批评家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斯坦贝克的小说作品，利用一些新文学批评理论来进一步挖掘其小说文本的深刻内涵。
因为受海洋生物学家和自然主义学家爱德华·里基茨的影响，斯坦贝克在认知领域里形成了一种发展观的人类生物学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人类如同其他动物一样是一种生物，因而具有动物性。人类的内在本能和外界自然环境及社会力量支配着人的行为和活动。因此，人类自身不能控制和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为外部环境和内在遗传所带来的决定性力量所驱使。这种思想观点正属于自然主义的范畴，而在自然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斯坦贝克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他认为人类同时具有自我完善和精神成长的能力，在与外界的不断适应和调整的过程中，人类可以完成自身物种的进化和发展。斯坦贝克的这种人类生物学理论在他的许多小说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和深化，作为其最成功的小说，《愤怒的葡萄》当然不能例外。小说真实反映了30年代大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广大民众的不满和抗议，以及“美国梦”破灭之后，人们追求新乐园的苦难和成长历程。在这部小说中，“斯坦贝克表现了丰富的自然主义叙事才能”。（Phillips & Hopson，2003）在人物刻画及描写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方面，小说家充分融入了他的自然主义观点。小说中严酷的自然灾害和社会环境迫使以乔德一家为代表的移民们大举向美国西部迁移，而他们就像一群头脑简单、不能思考的动物，为了求得一块生存之地，在本能的驱使下无休止地跋涉在西迁的路上，不知何处是归路，也不知希望在何方。但这西迁之路同时即是主人公的精神成長之路。从他们无社会意识状态到自觉融入社会这一“我们”的大社会集体之中，这一成长历程正体现了人类的自我完善与进化。
一、人类的动物性
在小说中，斯坦贝克使用了大量笔墨并独具匠心地刻画了乔德一家和其他西部移民者的动物性。在小说的开头及后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是什么环境因素迫使他们离开自己熟悉并热爱的家园，而踏上一条陌生的不归路。恶劣的尘土灾害使他们颗粒无收，银行剥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工业化的“代言人”——拖拉机又摧毁了他们栖身的房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知道自己只能离开，但为什么要走，或者不走又可以做什么，他们并不真的理解甚至从未去想过。只是出于求生的动物本能，他们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开始了西部迁移的艰苦路程。在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是人类的动物性本能促使他们作出了生活的抉择，而非出于要改变生活现状的人类主观能动性。他们缺乏人性式的思考和创造，也还没有意识到人类的社会属性。这里人们的活动和行为多数是受内在生物遗传性的支配。他们只懂得以家族式的集体力量来对抗生存中外在的种种危机和威胁，而社会大集体的力量还未被发掘出来，这一点集中体现了人类的动物属性。
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处于生存困境中的动物形象多次出现，而斯坦贝克描绘的这些动物意象都有其象征意义，它们向读者展示了失去家园的移民们在悲惨生活环境中的一种生存状态。小说开头乔德一家的房屋被拖拉机无情地夷为平地，失去栖身之所的一家人“挤在约翰的房子里，就像冬天的土拨鼠挤在洞里一样”。（Steinbeck，51）这里描绘的是这样一个意象：一大群毫无攻击力的动物聚集在一起，只想以数量众多来抵御外来捕食者的入侵。这一意象正映射出乔德一家无奈地面对着恶劣的生存环境，并无力地为生存而抗争。另一个在自然主义层面上反映移民者生存困境的典型象征物是“乌龟”。在小说第三章斯坦贝克详尽而生动地描写了一个锲而不舍、拼搏不息的“乌龟”形象。为了找到一片更适宜的生存之地，乌龟不辞辛劳地从公路一边爬向另一边。在它穿越马路时，一辆卡车故意将其撞翻，而这只乌龟想方设法地又爬了起来，最终越过了马路，来到了想象中生活环境会较为舒适的另一边。可惜现实总是事与愿违。此边环境之恶劣正如同彼边，而乌龟将来之命运如何也只能打一个问号了。乌龟这一形象正是移民们西迁悲惨命运的生动写照。正是出于动物的求生本能，移民们倾其全力克服路途中的重重障碍，坚定地向目的地行进。这里，通过人与动物之间的类比，小说家揭示了人类的自然属性——动物性。
二、自然和社会环境
读者也可以从自然主义角度来解读小说中迫使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本文在第一部分中已提到，在自然旱灾和银行等经济机构的迫使下，乔德一家人无家可归，唯有背井离乡，开始前途渺茫的苦难西迁历程。而小说中压倒一切、威力无比的自然和社会力量始终是与人类敌对的，不为人的意愿所掌控，正如人类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一样。虽然出于生存本能，乔德一家坚定地向目的地行进，而一路上他们无法摆脱自然和社会环境所带来的种种危机。这些自然和社会的敌对力量无时无刻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状况，而它们之间又息息相关，合为一体，共同将弱小而无力反抗的人类推向绝境。小说中斯坦贝克常有意地让这两种敌对力量同时出现，来展现人类险恶的生存环境。在“乌龟”意象的描写中，乌龟象征着为生存跋涉不息的西部移民者，而在路上故意将其撞翻的卡车就是社会敌对力量的一个缩影。迫于恶劣的自然生活环境，乌龟艰难地开始了它的迁徙之路，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卡车的恶意压迫。作为社会大工业化的产物，卡车同时又看作是自然敌对力量的延伸。小说后面出现了一个极为相似的场景，乔德家的狗在西迁路途中被一辆高速行驶的大汽车轧死，而作为乔德迁徙大家庭的一份子，这只狗的遭遇就映射出移民们危机重重、倍受迫害的命运。在自然与社会双重敌对力量的驱使下，移民们的西迁之路注定充满坎坷，前途渺茫。
三、主人公的精神成长历程
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主人公乔德一家的行为活动充分体现了人类的动物性。起初，他们就像一群弱小而微不足道的动物，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为生存而盲目地抗争，无法理解这个冷酷的社会，更谈不上如何应付那些时时与他们敌对的自然和社会力量。但随着西迁历程中这种抗争的不断深化以及途中灾难一次又一次地袭来，他们逐渐认识了自己身处的这个社会，经历了从无社会意识状态到自觉融入人类社会大集体的一次精神成长，实现了从“我”到“我们”、从“家”到“大家”的质的飞跃。这其实是一种自然进化的过程。为了在地球上生存下去，人类必须像其它动物一样使自身逐步适应周围的生存环境。这正符合“适者生存”的理论。从开始自给自足、自求生存的小家庭到最后成为集体主义社会大家庭的一个组成分子(Levant，1983)，乔德一家在人类自身进化过程中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这一精神成长历程在罗莎夏身上得出了突出体现。在小说开头乔德一家准备举家西迁之时，斯坦贝克如此来描述罗莎夏和她的丈夫康尼：“世界紧紧地包围着他们，他们成了世界的中心，或者还不如说，罗莎夏成了世界的中心，而康尼则在她的周围转着小圈子。”（Steinbeck，144）而在小说最后，失去孩子的罗莎夏在巨大的悲痛中却逐渐体会到了“大家”的重要性：为了生存下去，这个“大家”要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她还将这种信念付诸行动。小说结尾处，她托着奄奄一息的陌生男人的头给他喂乳汁的场景发人深省，蕴义深刻。“《愤怒的葡萄》具有自然主义特征，斯坦贝克关于人能从‘我’到‘我们’的转变的观念是对30年代自然主义悲剧小说的重要贡献”。（周政，2001）
综上所述，斯坦贝克在小说《愤怒的葡萄》中从自然主义的视角向读者描绘了俄克拉荷马州的西部移民和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而小说主人公从最初没有社会意识的动物群体到人类社会集体主义一分子的精神成长历程又让读者对人类的发展前景和精神内涵充满希望，这于经济大萧条之后人们意志颓废、失去信仰的美国社会之复兴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参考文献：
［1］Phillips，Brian and Hopson，David.Sparknotes:The Grapes of Wrath［M］. New York： Spark Publishing，2003.
［2］Steinbeck，John.The Grapes of Wrath［M］.Harmondsworth:Penguin.1999.
［3］Levant，Howard.The Novels of John Steinbeck：A Critical Study［M］.Columbia，MO：Univ.of Missouri Press，1983.
［4］周政.愤怒的葡萄.解读［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1，（4）：71-74.
［5］斯坦贝克著.胡仲持译.愤怒的葡萄［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