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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中央出台的新规定,提出领导出访不让警车开道等等,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本来就该是这样的,只是这些年来被人忘记了。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周恩来总理的几件“小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北京看过一场京剧《红灯记》,那时这出戏还没有成为“样板戏”,是刚创作成功不久的京剧现代戏。开演前,场子里观众坐得满满的,忽然,我感觉大家有些骚动,在纷纷议论什么,还都在回头张望,我也回头看去,原来周总理和他的一位助手从后面观众进场的大门走了进来。他走得很快,还频频向过道两边的观众微笑点头。走到靠前的两个空位,就坐下了。场子里也很快安静下来,不久,戏就开场了。我很兴奋,也很惊奇,因为我感觉到这样的事大概不是第一次,北京的老百姓好像都习惯了,没人拥上前去,也没人离开自己的座位,总理边上连个保安人员也没见到。后来,我跟老伴说起这事,他说这又不是什么稀奇事,那时候他在北京念书和工作,好几次看戏都见到过周总理。
是啊,总理和百姓一起看戏,是最正常不过的一件事。
六十年代初,我当时住在上海南京西路沿街的一栋老大楼里。我家楼上住着一位老先生,是著名的牙医,据说当年还给蒋介石治过牙,并利用这特殊关系帮助过一些受迫害的进步青年学生。解放后,他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1962年的一天,周总理陪外宾到上海访问,抽空来看望这位老先生。总理的车就停在大楼边的弄堂口,他和一位工作人员进了大楼,上了电梯。那是一台老电影里常见的用栅栏拉门的老电梯,专管开电梯的是房管所的职工小张。那天,小张看见进来了两位陌生人,觉得其中一位有点面熟,他也没多问,就按客人要求,将电梯停在三楼。两位客人出了电梯,在走廊里还碰到住在楼里的居民,这居民也觉得来人有点“面熟陌生”,注意看了一下,感到长得挺像周总理的。事后大家才知道,真的是总理到我们大楼里来了!居民们谈起这事都很感慨:总理来到居民楼,既没警车开道,也没警卫前呼后拥;事先毫不张扬,更没有兴师动众,就像最普通的走亲访友,跟老百姓没什么两样。这真是人民的好总理啊!
还有一件让我难忘的事:1963年,上海戏剧学院的教师创作和演出了一台话剧《年青的一代》。当时创作这部作品,是为了配合做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号召大学生到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剧中的一个主要角色林育生是个革命干部子弟,他害怕大西北地质勘探队工作的艰苦,假造了病情证明,想留在上海过安逸舒适的生活。当年,空军政治部话剧团也排了这个剧,并在北京公演了。周总理看了他们的演出,肯定了这个剧本;同时,他敏锐地提出,这个戏的重点应该突出“防止革命干部的后代变质”的问题,为此他亲自修改了戏中林育生的亲生母亲在监狱里写给儿子的那封遗书,把“念遗书”那段戏推成全剧的高潮。
半个世纪过去了,周总理当年通过对《年青的一代》的修改,清醒地提出并呼吁大家警惕的这个尖锐问题,今天,不是仍有它的现实意义吗?不是仍需要我们深思吗?!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北京看过一场京剧《红灯记》,那时这出戏还没有成为“样板戏”,是刚创作成功不久的京剧现代戏。开演前,场子里观众坐得满满的,忽然,我感觉大家有些骚动,在纷纷议论什么,还都在回头张望,我也回头看去,原来周总理和他的一位助手从后面观众进场的大门走了进来。他走得很快,还频频向过道两边的观众微笑点头。走到靠前的两个空位,就坐下了。场子里也很快安静下来,不久,戏就开场了。我很兴奋,也很惊奇,因为我感觉到这样的事大概不是第一次,北京的老百姓好像都习惯了,没人拥上前去,也没人离开自己的座位,总理边上连个保安人员也没见到。后来,我跟老伴说起这事,他说这又不是什么稀奇事,那时候他在北京念书和工作,好几次看戏都见到过周总理。
是啊,总理和百姓一起看戏,是最正常不过的一件事。
六十年代初,我当时住在上海南京西路沿街的一栋老大楼里。我家楼上住着一位老先生,是著名的牙医,据说当年还给蒋介石治过牙,并利用这特殊关系帮助过一些受迫害的进步青年学生。解放后,他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1962年的一天,周总理陪外宾到上海访问,抽空来看望这位老先生。总理的车就停在大楼边的弄堂口,他和一位工作人员进了大楼,上了电梯。那是一台老电影里常见的用栅栏拉门的老电梯,专管开电梯的是房管所的职工小张。那天,小张看见进来了两位陌生人,觉得其中一位有点面熟,他也没多问,就按客人要求,将电梯停在三楼。两位客人出了电梯,在走廊里还碰到住在楼里的居民,这居民也觉得来人有点“面熟陌生”,注意看了一下,感到长得挺像周总理的。事后大家才知道,真的是总理到我们大楼里来了!居民们谈起这事都很感慨:总理来到居民楼,既没警车开道,也没警卫前呼后拥;事先毫不张扬,更没有兴师动众,就像最普通的走亲访友,跟老百姓没什么两样。这真是人民的好总理啊!
还有一件让我难忘的事:1963年,上海戏剧学院的教师创作和演出了一台话剧《年青的一代》。当时创作这部作品,是为了配合做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号召大学生到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剧中的一个主要角色林育生是个革命干部子弟,他害怕大西北地质勘探队工作的艰苦,假造了病情证明,想留在上海过安逸舒适的生活。当年,空军政治部话剧团也排了这个剧,并在北京公演了。周总理看了他们的演出,肯定了这个剧本;同时,他敏锐地提出,这个戏的重点应该突出“防止革命干部的后代变质”的问题,为此他亲自修改了戏中林育生的亲生母亲在监狱里写给儿子的那封遗书,把“念遗书”那段戏推成全剧的高潮。
半个世纪过去了,周总理当年通过对《年青的一代》的修改,清醒地提出并呼吁大家警惕的这个尖锐问题,今天,不是仍有它的现实意义吗?不是仍需要我们深思吗?!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