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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近年蜚声文坛的山东新锐女作家，常芳开始小说创作之初即展现了不俗的创作能力，其作品时刻呈现出社会沦落与精神拯救的对抗，体现了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社会责任感。
近日，常芳的长篇小说《爱情史》出版。作品反思城市化进程中传统乡村伦理被逐渐颠覆的同时，同样在拷问自居为城市人的背后精神之根的逐渐陷落。《爱情史》后记里的一段话，引发了许多人对于当下的思考：“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今天，掠夺、驱使、奴役我们的是比巴比伦帝国更强大的力量——以现代化之名进行的城市化进程。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泱泱大国，土地的命运，即是人的命运。”
爱情外衣包裹下的乡村土地“流失史”
城市化，被看做目前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常芳的《爱情史》则对这种大变局进行了史诗般的书写。
《爱情史》的故事从老邮差开始，又从老邮差结束。八十多岁的老邮差得了一种怪病，其双手只有插进新鲜的泥土里才会停止颤抖。但村里最后一块土地——村民的公共墓地也即将被他儿子的企业征用。从第一代人为三亩薄地而背弃自己的爱情，到今天人们为城市化不得不果绝地放弃土地……
《爱情史》，就是乡土中国社会转型的心灵史。
“城区像开着飞机一样的速度往外扩张，锦官城也是如开着汽车一般马不停蹄地往四周围画圈子占地，过去那四十五里长的路程，也只能成为过去式了。”常芳告诉记者，由乡村到城市的变迁似乎一眨眼就完成了。因此，她在小说中流露更多的是对过往的眷恋。
山东作家受儒家文化影响，对于土地的感情尤其强烈。从张炜的《古船》到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再到今天常芳的《爱情史》，对于乡村和土地的书写，有着一脉相承的延续和超越。而相对于《古船》、《缱绻与决绝》对土地的那份情感，留下最后一抹温情观照的《爱情史》，则又成了一场对土地的绝唱。
常芳的故乡小镇处在临沂城的边缘，这些年她看到的多是土地被城市蚕食。“老百姓对土地的认识也处在一种从没有过的矛盾中，一方面离不开土地，一方面又因生存的艰难想逃离土地。”
于是，常芳把情感诉诸文字。田地慢慢变成马路和工厂后，《爱情史》中锦官城的很多人都在憧憬当城里人了。常芳写道：“谁不想当城里人？城里人活得多滋润，不种粮、不种菜，天天变着花样吃好吃的、穿好看的。”
对城里人未知生活的向往，使锦官城的人都变成一只只努力想往天空飘飞的风筝，但风筝也有断线的时候。
“其实人的需求非常简单，一杯水，一点食物足矣。”常芳告诉记者，小时候听的故事里不乏洪水到来时有人带了银子逃出来，有人没有银子，但却带了活命的食物。于是，在等待平安重新来临的漫长过程中，带食物的人活下来了，带银子的人却因饥饿毙命了。“当灾难降临时黄金和王冠的价值不抵一块面包，所有的荣耀和梦想都没了任何意义。”
在《爱情史》后记中，常芳把城乡矛盾归结为制度设计：“欧洲等发达国家并没有严格的城乡分野，除经济社会高度繁荣外，制度的设计也为和谐发展奠定了基础，每一个公民都是平等的，人是不具有城乡属性的……”
从“马孔多小镇”到“第五战区”，一个作家心中的“山河”
2005年开始小说创作的常芳，短短几年已成为70后作家里的佼佼者。至今，她已在《收获》、《十月》、《中国作家》、《上海文学》、《北京文学》等发表小说一百多万字，作品多次被各类选刊转载，并出版长篇小说《爱情史》、《桃花流水》和小说集《一日三餐》，作品曾获泰山文艺奖和《上海文学》奖等。
常芳说她童年的生活就在一个类似《爱情史》里锦官城的小镇上，因父亲在邮电局工作，她从小接触最多的是报刊和图书，“对印在纸上的文字充满了好奇与神秘感”。
很多作家回忆最初的文学启蒙，都会谈到一个会讲故事的奶奶或爷爷，常芳童年的大部分时间跟爷爷奶奶生活。家后面的一大块空地是说书人云集的“广场”，“记忆中每隔几天，就有说书人或敲着鱼鼓，或弹着洋琴在那里说书，说书人声情并茂，听书人如醉如痴。”
在那个有如马尔克斯马孔多一样的小镇上，常芳跟在爷爷身边，对滔滔不绝的说书人总是充满莫名的敬畏。
中学毕业后，枯燥机械的工厂生活之余，常芳以诗歌开始了文学生涯，她写院子里的栀子花，写少女的心事，也写田野里摇曳的庄稼，写袅袅炊烟中劳作归来的人。“现在来看那些诗歌好多都有‘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味道。”
开始小说创作之前，常芳曾尝试着考律师，刻苦钻研了一番宪法、民法、刑法、刑诉法，后来又去北京大学学习西班牙语，期待有机会做翻译。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小说翻译者、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赵德明一直关注常芳的创作。谈到常芳的小说创作成就，赵德明玩笑般地说：“世界少了一个翻译家，但却多了一个好作家。”
2005年，常芳到山东大学作家班学习时，一年间写出七八个中短篇，第一篇小说《芳邻》发表在《北京文学》，从第三者角度写了一群夜总会小姐。“创作初衷很简单，我们自以为熟悉的世界其实很多时候是陌生的，就像小说主人公楼上那群被世俗生活所唾弃的小姐们，她们的世界也需要被重新认识。”
从此，两类人成为常芳小说的主角，一是所谓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们；一是普通的百姓，包括农民、市民和城市里的外来务工者。她想写出“不自由的人的自由的心灵，写出人的艰难自我拯救”。去年，常芳到沂南县体验生活，以1938年2月开始的“临沂阻击战”为背景的第四部长篇小说《第五战区》已创作完成。小说通过一个家族的抗战，再现了一个民族同仇敌忾、慷慨悲壮的一幕。“我想写出每一个人心中的‘山河’，算是献给故乡和先辈们的礼物。”
重塑济南城“婉转缠绕”的人生暖意
在中篇小说《告诉我哪儿是北》中，常芳写了一个寻找妻子的男人。
一对从乡村到北京新婚旅游的夫妻，一下火车，男主人发现媳妇丢了。为了寻找丢失的妻子，他在北京呆了六年。为保护一个他认为是妻子的女人，最后被人刺死了。
导演陈育新在重庆拍完戏，站在街头上看完这篇小说联系到杂志社，又找到常芳的联系方式，然后打来电话，说他等待这个故事已经十年了，因为在这些年里“人们习惯像用信用卡一样透支爱、善良和忠诚，当然这其中还有道德、包容、自由、平等、理想和尊严，几乎生活中所有人们能够透支和不能够透支的东西，都无一能幸免地近似疯狂地透支着”。而常芳小说中的人物却能为一份爱，为一种责任，坚守着传统的道德理念以及爱和善良、忠诚和勇敢。
常芳试图呈现出城市和时代的命运。在中篇小说《一日三餐》中，她写了两个下岗工人。虽然生活艰难，但他们是幸福的，每天早晨去英雄山广场跳舞，在火车站天桥下开三轮车拉客人，对生活没有抱怨和牢骚，有的只是一日三餐的自得其乐。《上海文学》评价说：“《一日三餐》代表了7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们已走向成熟，代表了这一代人观察世界、剖析人生的深刻程度。”
常芳写反映济南城市生活的小说，人物有社会精英，有普通市民，也有进城民工，他们与城市一起成长，一起欢乐和痛哭。无论是时代大潮中迷失的精英和为生活所迫去网上裸聊的下岗女工，还是为筹措回乡路费一步步走向深渊的民工，他们的人生都很真诚，他们的忏悔也同样真诚。“我非常认同这样的话：作家不仅要记录自己的体会，还要关注他人的存在……我们的社会和个人，都需要反省与自我拯救。”常芳说。
评论家张丽军这样评价常芳的小说：“她的《桃花流水》是写济南的、非常少见的一部优秀文学作品。以前老舍写过济南，但集中来写济南的历史、济南的人文并不很多。比较之下，常芳的《桃花流水》里面很多人物形象非常鲜明，写出了山东人的性格特点，里面的语言有抒情诗的特点，比喻非常新鲜，这也是山东作家很少有的一种生命体验。”
“我在这座城市已生活了十五年，‘婉转缠绕’的人生暖意常常让我留意周围的世界。”常芳告诉记者，无论在长篇小说《桃花流水》中试图还原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命运，还是在中短篇小说中构筑起来的普通济南市民的心灵家园，她一直都努力在作品中弘扬一种暖意。她以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自喻：“仍然期望精心创作出来的作品，能够像那个小女孩手中的火柴一样，一根接一根的照亮世界，让阅读者在我们的作品里感受到更多生活的美好和人生无穷的温暖。”
近日，常芳的长篇小说《爱情史》出版。作品反思城市化进程中传统乡村伦理被逐渐颠覆的同时，同样在拷问自居为城市人的背后精神之根的逐渐陷落。《爱情史》后记里的一段话，引发了许多人对于当下的思考：“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今天，掠夺、驱使、奴役我们的是比巴比伦帝国更强大的力量——以现代化之名进行的城市化进程。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泱泱大国，土地的命运，即是人的命运。”
爱情外衣包裹下的乡村土地“流失史”
城市化，被看做目前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常芳的《爱情史》则对这种大变局进行了史诗般的书写。
《爱情史》的故事从老邮差开始，又从老邮差结束。八十多岁的老邮差得了一种怪病，其双手只有插进新鲜的泥土里才会停止颤抖。但村里最后一块土地——村民的公共墓地也即将被他儿子的企业征用。从第一代人为三亩薄地而背弃自己的爱情，到今天人们为城市化不得不果绝地放弃土地……
《爱情史》，就是乡土中国社会转型的心灵史。
“城区像开着飞机一样的速度往外扩张，锦官城也是如开着汽车一般马不停蹄地往四周围画圈子占地，过去那四十五里长的路程，也只能成为过去式了。”常芳告诉记者，由乡村到城市的变迁似乎一眨眼就完成了。因此，她在小说中流露更多的是对过往的眷恋。
山东作家受儒家文化影响，对于土地的感情尤其强烈。从张炜的《古船》到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再到今天常芳的《爱情史》，对于乡村和土地的书写，有着一脉相承的延续和超越。而相对于《古船》、《缱绻与决绝》对土地的那份情感，留下最后一抹温情观照的《爱情史》，则又成了一场对土地的绝唱。
常芳的故乡小镇处在临沂城的边缘，这些年她看到的多是土地被城市蚕食。“老百姓对土地的认识也处在一种从没有过的矛盾中，一方面离不开土地，一方面又因生存的艰难想逃离土地。”
于是，常芳把情感诉诸文字。田地慢慢变成马路和工厂后，《爱情史》中锦官城的很多人都在憧憬当城里人了。常芳写道：“谁不想当城里人？城里人活得多滋润，不种粮、不种菜，天天变着花样吃好吃的、穿好看的。”
对城里人未知生活的向往，使锦官城的人都变成一只只努力想往天空飘飞的风筝，但风筝也有断线的时候。
“其实人的需求非常简单，一杯水，一点食物足矣。”常芳告诉记者，小时候听的故事里不乏洪水到来时有人带了银子逃出来，有人没有银子，但却带了活命的食物。于是，在等待平安重新来临的漫长过程中，带食物的人活下来了，带银子的人却因饥饿毙命了。“当灾难降临时黄金和王冠的价值不抵一块面包，所有的荣耀和梦想都没了任何意义。”
在《爱情史》后记中，常芳把城乡矛盾归结为制度设计：“欧洲等发达国家并没有严格的城乡分野，除经济社会高度繁荣外，制度的设计也为和谐发展奠定了基础，每一个公民都是平等的，人是不具有城乡属性的……”
从“马孔多小镇”到“第五战区”，一个作家心中的“山河”
2005年开始小说创作的常芳，短短几年已成为70后作家里的佼佼者。至今，她已在《收获》、《十月》、《中国作家》、《上海文学》、《北京文学》等发表小说一百多万字，作品多次被各类选刊转载，并出版长篇小说《爱情史》、《桃花流水》和小说集《一日三餐》，作品曾获泰山文艺奖和《上海文学》奖等。
常芳说她童年的生活就在一个类似《爱情史》里锦官城的小镇上，因父亲在邮电局工作，她从小接触最多的是报刊和图书，“对印在纸上的文字充满了好奇与神秘感”。
很多作家回忆最初的文学启蒙，都会谈到一个会讲故事的奶奶或爷爷，常芳童年的大部分时间跟爷爷奶奶生活。家后面的一大块空地是说书人云集的“广场”，“记忆中每隔几天，就有说书人或敲着鱼鼓，或弹着洋琴在那里说书，说书人声情并茂，听书人如醉如痴。”
在那个有如马尔克斯马孔多一样的小镇上，常芳跟在爷爷身边，对滔滔不绝的说书人总是充满莫名的敬畏。
中学毕业后，枯燥机械的工厂生活之余，常芳以诗歌开始了文学生涯，她写院子里的栀子花，写少女的心事，也写田野里摇曳的庄稼，写袅袅炊烟中劳作归来的人。“现在来看那些诗歌好多都有‘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味道。”
开始小说创作之前，常芳曾尝试着考律师，刻苦钻研了一番宪法、民法、刑法、刑诉法，后来又去北京大学学习西班牙语，期待有机会做翻译。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小说翻译者、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赵德明一直关注常芳的创作。谈到常芳的小说创作成就，赵德明玩笑般地说：“世界少了一个翻译家，但却多了一个好作家。”
2005年，常芳到山东大学作家班学习时，一年间写出七八个中短篇，第一篇小说《芳邻》发表在《北京文学》，从第三者角度写了一群夜总会小姐。“创作初衷很简单，我们自以为熟悉的世界其实很多时候是陌生的，就像小说主人公楼上那群被世俗生活所唾弃的小姐们，她们的世界也需要被重新认识。”
从此，两类人成为常芳小说的主角，一是所谓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们；一是普通的百姓，包括农民、市民和城市里的外来务工者。她想写出“不自由的人的自由的心灵，写出人的艰难自我拯救”。去年，常芳到沂南县体验生活，以1938年2月开始的“临沂阻击战”为背景的第四部长篇小说《第五战区》已创作完成。小说通过一个家族的抗战，再现了一个民族同仇敌忾、慷慨悲壮的一幕。“我想写出每一个人心中的‘山河’，算是献给故乡和先辈们的礼物。”
重塑济南城“婉转缠绕”的人生暖意
在中篇小说《告诉我哪儿是北》中，常芳写了一个寻找妻子的男人。
一对从乡村到北京新婚旅游的夫妻，一下火车，男主人发现媳妇丢了。为了寻找丢失的妻子，他在北京呆了六年。为保护一个他认为是妻子的女人，最后被人刺死了。
导演陈育新在重庆拍完戏，站在街头上看完这篇小说联系到杂志社，又找到常芳的联系方式，然后打来电话，说他等待这个故事已经十年了，因为在这些年里“人们习惯像用信用卡一样透支爱、善良和忠诚，当然这其中还有道德、包容、自由、平等、理想和尊严，几乎生活中所有人们能够透支和不能够透支的东西，都无一能幸免地近似疯狂地透支着”。而常芳小说中的人物却能为一份爱，为一种责任，坚守着传统的道德理念以及爱和善良、忠诚和勇敢。
常芳试图呈现出城市和时代的命运。在中篇小说《一日三餐》中，她写了两个下岗工人。虽然生活艰难，但他们是幸福的，每天早晨去英雄山广场跳舞，在火车站天桥下开三轮车拉客人，对生活没有抱怨和牢骚，有的只是一日三餐的自得其乐。《上海文学》评价说：“《一日三餐》代表了7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们已走向成熟，代表了这一代人观察世界、剖析人生的深刻程度。”
常芳写反映济南城市生活的小说，人物有社会精英，有普通市民，也有进城民工，他们与城市一起成长，一起欢乐和痛哭。无论是时代大潮中迷失的精英和为生活所迫去网上裸聊的下岗女工，还是为筹措回乡路费一步步走向深渊的民工，他们的人生都很真诚，他们的忏悔也同样真诚。“我非常认同这样的话：作家不仅要记录自己的体会，还要关注他人的存在……我们的社会和个人，都需要反省与自我拯救。”常芳说。
评论家张丽军这样评价常芳的小说：“她的《桃花流水》是写济南的、非常少见的一部优秀文学作品。以前老舍写过济南，但集中来写济南的历史、济南的人文并不很多。比较之下，常芳的《桃花流水》里面很多人物形象非常鲜明，写出了山东人的性格特点，里面的语言有抒情诗的特点，比喻非常新鲜，这也是山东作家很少有的一种生命体验。”
“我在这座城市已生活了十五年，‘婉转缠绕’的人生暖意常常让我留意周围的世界。”常芳告诉记者，无论在长篇小说《桃花流水》中试图还原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命运，还是在中短篇小说中构筑起来的普通济南市民的心灵家园，她一直都努力在作品中弘扬一种暖意。她以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自喻：“仍然期望精心创作出来的作品，能够像那个小女孩手中的火柴一样，一根接一根的照亮世界，让阅读者在我们的作品里感受到更多生活的美好和人生无穷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