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在编辑“石油无机成因论”专辑时，笔者曾做出了初步的判断：对石油成因理论的突破，可能意味着中同本土科学革命的发生。从那以后，我们对此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入的追踪，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更坚定了当时的判断。如今，我们可以确切地说：中同本土的科学革命已经发生，基本理由在本刊2013年第四期的文章《关于石油无机成因论的结论》中已经说清楚，不妨将相关段落摘引如下：
　　世界上一切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都经由过自己的科学革命，英国经过，法国经过，美国、德国、日本、俄国都发生过源于本土科学家内部的科学革命，也都发生了基于本土科学革命基础上的产业革命，这样，才使他们成为了现代化的国家。
　　而我们中国，是被西方列强逼上现代化道路的，迄今为止，仍未发生源于本土内部的科学革命。
　　自1840年以来，我国所有的科学家其实都算不上科学家，只能算是合格的学生，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把别的国家已经证明成功了的理论原理、实践手段乃至工业体系引入中国而已。卫星、核弹、导弹、深潜艇、生物工程……哪一样不是别人先有，我们在后而蹒跚跟进的（参见笔者发表于《休闲读品·天下》2012年第一期的文章《科学的灵魂是自由》）。
　　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发现，目前这个研究石油无机成因论的科学家群体，是一个近代中国以来从没有出现过的全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完全从探索未知世界的基本原理出发，而不是从某个具体的实用目的出发，这才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那些大科学家，如哥白尼、笛卡尔、培根、牛顿、爱因斯坦等人，有了共同的思维特征。这些科学家的初始目的不是为了解决找油这个具体应用的问题，而是对于地球内部运动原因和油气形成原因这些远离实用领域的问题发生兴趣才开始他们的研究的。从本刊所转引的他们的文章中，读者已经看到了他们不受任何成见和任何学科藩篱束缚，天马行空、自由思想的精神风貌。
　　第二、他们有着非常强烈的文化自觉和学术自信。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位学者，都不会再发出“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科学技术”这类的“学生腔”了，他们并不封闭保守，都是学术视野开阔的人，能熟练阅读英文、俄文文献，与国外同行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他们能客观地看待西方科学的长处与短处，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原创性研究的力量。杜乐天先生说：“我们的科学思想要有大的发展，症结并不是经费、人力、设备上的不足，而是头脑中的贾桂习性甚深……在我国科学界长期存在着一种老是直不起腰来的婢觉和拘谨”；张景廉先生说：“不能老是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李扬鉴先生说：“在今天思想最为活跃的学术界，也依然严重地存在着‘洋人说的准没错’的思维定势。‘崇洋’是‘崇上’在当今新的历史时期的变种。在这种奴才思想束缚下，生机勃勃的自主创新精神被窒息了，从而导致思想和理论的贫困。其实，我们应该好好地总结—下，盲目追随西方板块构造学说30年来，耽误了两三代人的宝贵年华，浪费国家大量财力物力的经验教训是什么，今后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科研道路，是自主创新呢，还是继续‘仿造’下去。中国地质科学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一定是西方化。”他们的学说都是自己独立思考的原创学说，在他们身上，已看不到任何奴颜婢膝的痕迹了！一百多年来，我们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一直是持跪着的、顶礼膜拜姿态的，如今，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真正站起来的中国科学家群体了！站起来了，就是革命！
　　第三、他们继承了伟大的中国智慧传统。无论这些学者们是否意识到，他们的思维方式有和西方科学家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不一样的地方来自浸润于中国文明深处的思维习惯。比如杜乐天先生，就自觉地运用着道家与佛学的思维方式：删繁就简，直击本质。在批判西方科学分科化的弊端时，引出老子的话“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他那篇论文的结尾是：“草丛漫山野，要的是奶；花粉亿万粒，要的是蜜！”这不是典型的禅语吗？就连张景廉先生那让一些人不好接受的评价“荒诞不经”“忽悠”，难道不也正是禅宗的当头棒喝吗！
　　他们已经撕开了一个口子，沿着这个口子，会不断地扩大阵地的，后人会源源不断地进入这个口子，进一步撕开更多的突破口。在我们目力所及的范围内，不仅与石油有关的地质学、地球科学会发生重大的变革，而且，必将牵连到基础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领域的连锁反应，也必然会催生出真正的中国现代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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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我们刊出了三位重量级的科学家的文章，这些文章是我们经过深入研究，在他们的全部文章中精选出来的，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他们的主要学术思想。
　　首先，我们要隆重推荐的是杜乐天先生。在2013年第四期和2014年第二期中，我们曾刊载了他的部分文章与专访，但是，那几篇文章侧重的是油气成因和地震、雾霾成因等具体应用问题，没能全面反应出其学说本质。本期刊出的这八篇文章，基本上勾勒出了先生的学说体系，展示出了其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我们认为，杜乐天先生是和哥白尼、笛卡尔一样伟大的科学家，他创造性的发现，将促使整个当代地球科学（不只是中国的地球科学，而且是全世界的地球科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他的出现，是中国本土科学革命的重要标志。
　　我们推荐的第二位科学家是曾雄飞先生，这位涉猎甚广的学者，在炸药、兽药、能源、物理波等诸领域都有创建，提出了新原子论等重大学说。我们现在尚无力预测其学说的实践结果，但可以明确的是，那些充满创造活力的思想，提出了极有价值的探索空间。
　　我们推荐的第三位学者是地质学家杨树庄先生。杨先生有数十年一线地质工作经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以苏格拉底式的执着精神对现代地质学最重要的基础理论（如地质力学）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不懈追问，客观全面地分析了曾被视为“经典”的地质学理论的成败得失，建设性地提出了他对于大冰期、黄土高原成因、矿床成因等问题的独到见解。多年以来，中国学界的主流风气是追逐时髦，一旦出现了某种新的时髦理论便会完全抛弃原有的理论（哪怕这种理论也曾是风云一时的“先进理论”），不加批判地全盘追随，以为求新就是求真，这其实是缺少独立思考能力的表现。杨先生的学问，看似是对旧学的执着与迷恋，其实是在辨证的批判与继承中完成了新的创造。 　　3
　　从2013年第四期起，我们已累计推出了十多位与地球科学相关的学者的文章，如张景廉先生、王先彬先生、张之一先生、肖序常院士、李庆忠院士、金之钧院士、戴金星院士、郭占谦先生、强祖基先生、郭增建先生、袁学诚先生、崔永强先生、周可兴先生、张恩学先生等。今年的第二期杂志，我们还将推出李扬鉴先生、陈荫祥先生、罗志立先生、李德威先生等人的系列文章。这些学者已形成初具规模的团队，共同推动着中国科学革命的发生。
　　固然，和国内目前主流学术群体相比，这个团队还显得那么弱小：人数少，观点超前，少有人接受。但是，这也正是科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指标，在科学上，最伟大的认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在他们还没有被广泛认可时，他们总是非主流的。
　　在这个团队中，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关于深部流体成矿问题，他们之间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看法，且以理性的态度交流讨论，这是科学革命的又一个特征。这意味着思想的活跃，解决问题思路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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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凭这十几位非主流学者的理论创造，便判断中国科学革命的发生，是不是有些轻率？”
　　有朋友如此提问。
　　不轻率！我可以肯定地回答，而且相信任何一位读者，如果认真通读这些学者的文章，都会同意笔者的观点。他们的逻辑已经足够严密，证据已经足够充分，其应用远景已经足够明朗。
　　当然，要在技术上完全获得证实（比如按无机成油论找到石油，按氢地球化学原理制造出新型钻机）尚待时日，但这并不要紧。要知道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人完成科学革命将近200年以后，才获得技术上和工业上的证实的（即英国的工业革命），在此之前，大多数实用技术领域和工业界的人士，只将那些伟大学者的学说当作是一种与己无关的“天上玄说”而已。
　　杜乐天、张景廉、郭占谦、李扬鉴、强祖基等诸位先生面临的形势可能要比哥白尼、牛顿等人乐观多了，也许用不了—二十年，他们的学说便会获得技术上和工业上的证实，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将一份以“休闲”为宗旨的杂志办到如此“专业”的程度，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事情。其实，我们始终以一种“休闲”的态度对待科学问题，我们觉得，科学最本质的动力就是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这种兴趣和去欣赏从未见过的风光是同样的享受，为真理而斗争的壮怀激烈和求名追利的猴急作风，恐怕都会影响科学研究的纯粹性。我们自然不会放弃“休闲”式的行走，按照杨树庄先生提示的线索，本期我们游玩了广东湛江的湖光岩，参观了河南西峡的恐龙园，只是限于篇幅，我们的游记有些简短，我们觉得，积累更多的地质知识后，面对自然山河，行走时就能看出更多的门道，因此，恳请读者将这两期专业性强的专辑当作深度休闲旅行前准备的功课，耐心读下去，其实，科学著作读顺了，也和休闲旅游一样有趣。顺便说一句，我们所说的“科学革命”只是借用了“革命”一词所具有的根本性变化的意思，并不意味着其与政治革命一样充满血腥与暴力，科学上的革命本质上只是一种理念的变化，它无疑会引起很多关联的社会变化，但是在科学界本身，并没有那么多的刀光剑影。众所周知，爱因斯坦并不是靠砍下牛顿的脑袋才完成物理学新革命的。在我们依从语言惯性、不得不使用“革命”这类大词儿的时候，提醒一句“take it easy”（放轻松些），不算多余。现代文明了，又是科学问题，早该有话好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