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媒体融合发展对新时代党史教育提出新要求.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迭代融合传播要求党史宣传教育方式应具多样性,主流媒体与商业媒体集约融合传播要求党史宣传教育主体应具多元性,大众化媒体与专业性媒体融合传播要求党史宣传教育内容应具多重性、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互补融合传播要求党史宣传教育视野应具开拓性.媒体融合发展视阈下进行党史教育应遵循单向性与交互性相结合、把关性与多元性相结合、普及性与提高性相结合、全球视野与地方特色相结合的原则.新时代,应从完善党史教育互动交流机制、效果评价机制等方面拓展党史教育路径.
【机 构】
：
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400054;重庆理工大学,重庆400054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媒体融合发展对新时代党史教育提出新要求.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迭代融合传播要求党史宣传教育方式应具多样性,主流媒体与商业媒体集约融合传播要求党史宣传教育主体应具多元性,大众化媒体与专业性媒体融合传播要求党史宣传教育内容应具多重性、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互补融合传播要求党史宣传教育视野应具开拓性.媒体融合发展视阈下进行党史教育应遵循单向性与交互性相结合、把关性与多元性相结合、普及性与提高性相结合、全球视野与地方特色相结合的原则.新时代,应从完善党史教育互动交流机制、效果评价机制等方面拓展党史教育路径.
其他文献
新媒体时代,媒介变革在增强地域间交流合作的同时打破传统信息传播格局,使传统基于报刊、广播、电视的传播方式不再适应当前多样并存、杂声纷现的媒介场域,这给执政党意识形态传播带来严峻挑战,使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影响力、渗透力、引领力降低.我们必须以党性和人民性为基本原则,加强传播队伍建设,创新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理论内涵和文化品格,从而全面推进媒介深度融合,优化传播生态,全面提升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传播力、渗透力、影响力和引领力.
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环境发生深刻变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作了“看不见的宣传”的精彩论述,从本质上说是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隐藏在文化活动中,使隐性宣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隐性宣传具有宣传内容的潜隐性、宣传过程的渗透性、宣传方法的具象性、宣传场域的开放性和宣传效果的渐显性等特性.鉴于对当前隐性宣传的重要性认知不足、方法创新性不够、资源供给度不高、情境感染力不强等问题,今后要从强化认识、创新方法、整合资源、营造情境、加强监管等方面入手,不断提升隐性宣传质量和水平,使隐性宣传成为
新时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促使网络空间环境发生重大变革,随之网络空间治理的手段、方式、过程等发生深刻变化.“后真相”问题的频发给网络空间运行带来诸多挑战,呈现乏力和焦虑的状态,陷入治理困境.通过分析和研究影响“后真相”时代网络空间运行的制约因素,基于多重视角强化新时代网络社会生态治理体系的基础性挖掘和创新性发展,为形成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环境提供对策.文章旨在创新网络空间治理新范式,不断强化网络话语权建设.
因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心理压力过重等导致长时间疲劳状态,继而引发一系列身心健康问题的“过劳”以致危及生命的“过劳死”现象由来已久.日本是西方国家中“过劳死”现象高发的国家,特别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过劳死”事件频发,引发社会各界关注.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性别分工模式、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生存困境、日本企业根深蒂固的“加班文化”等是“过劳”产生的主要原因.为防范这一严峻的社会问题,日本政府和民间采取了多种对策,包括:充实和完善防范“过劳死”的相关法律,细化“过劳死”工伤赔偿认定标准,普及正确的劳动
列宁“帝国主义论”形成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争论.争论主要体现在,理论上是否具有原创性和实践上是否具有解释力两方面.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推进,当代资本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对立和矛盾,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基础、维护资本家利益的国家职能、对外掠夺的基本政策仍然没有改变甚至愈演愈烈.列宁“帝国主义论”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有利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
《论十大关系》基于矛盾分析方法,从十个方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解析.毛泽东在分析问题过程中运用了调查研究法、统筹全局法、群众路线法和批判思维方法,对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了透彻分析,既有方法论贡献又有理论贡献,成为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探索的指路明灯.《论十大关系》基于中国实际破除苏联模式,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求真务实精神,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态度与责任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会在解决矛盾中不断产生新矛盾,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谈中国事和解中国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20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广泛形成的丝绸之路文化认同与中日交往密切相关.这种文化认同的内涵在于佛教文化以及日本文化的中国溯源,其形成机制则是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前提,以日本现代化发展成熟时期的文化消费方式的革新和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为条件,通过电视、电影这类新媒体传播途径,以中国佛教传入、融入日本并成为日本固有文化传统的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为基础,以对传统和文化记忆的重新阐释为方式等不同机制的相互作用而促成的文化现象.从中日交往的时效来看,彼时的中日外交关系产生了即时性的效果,为这一文化现象的产生打开
治安调解是公安机关依法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方式.治安调解以自愿为原则,倡导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能够有效化解矛盾,解决纠纷,预防犯罪和突发事件.治安调解对于缓和社会矛盾、促进安定团结、建设和谐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新时期,充分化解因民间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把民间纠纷遏制在萌芽状态,对构建涉藏地区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青海是我国的生态高地、资源重地以及战略要地,但由于其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如何协调发展面临着重大难题.近年来,青海始终保持生态保护优先的战略定力,不断深化“三个最大”省情认识,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奋力推进“一优两高”战略,初步探索形成具有高原特色的“两山”转化路径、转化模式.但“两山”理念在青海的转化实践仍处于探索期,遇到了转化能力缺乏、市场发育不够充分、制度体系架构不完善、认知需要加强等过程性和阶段性的困境和挑战,急需通过优化转化条件、加快培育建立市场、完善制度保障、全面提升认知
《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主要从立法原则鲜明、保护措施与治理措施并重、注重保障机制建设等层面对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其在为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之际,存在进一步修改完善的空间.文本的修改完善建议包括清晰界定重要术语、继续完善程序性规定、强化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健全生态文明考核制度、健全有关利益分配均衡制度、充分吸纳青海省少数民族生态保护方面的习惯法等六个方面,进而有助于推动青海省向生态大省、生态强省积极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