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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夜幕垂临,人们极目星空之时,无不感叹宇宙的浩瀚和邈远,其绚烂之美摄人心魄。古人仰望苍穹,面对耀眼无比的星空,似乎在冥想天界与人间应当存在某种联系。于是,充满想象力的古代先民开始用神话故事去摹绘天上的美景:各路神仙傲居天宫,不仅身着雍容华贵的深衣,而且身怀上天入地的绝技;他们还饶有兴致地注视着世间百态,闲暇之余还装扮成凡人,体悟人世间的七情六欲。“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人们期盼从星月排布中去捕捉生命的奥秘,去洞察天地间深邃的内在哲理。
为了更好地诠释天地之间的义理,人类开始用造物论去揭示天际中星辰运行的轨迹。华夏先民自殷商时期就开始占卜测运,两汉之际谶纬之术盛极一时。南北朝时期,随着佛道的兴盛,占卜之术与宗教哲学紧密相连。唐代以后,西方天文学开始传入中土,占星术由此萌发。两宋之际,占星术已成为市井街巷里人们热议的话题。据说,北宋文豪苏轼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追星族”。人们不禁惊叹,宋人内心的星星世界究竟有何逸趣?
星座之名最初缘于占星之需。早在公元前3000年,古巴比伦人就开始探索星际奥秘,并衍生出较为成熟的天文学理论。他们将太阳运行一周的黄道等分为十二个星座,当然也包括其他一些星座。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早有关星座之名的记载。另有一个说法是,在公元前2000年,古希腊天文学家希巴克斯为测算太阳在黄道上运行的方位,遂将黄道分割为十二个区段,以一年的春分点为0°,即黄道零度。由此算起,每隔30°为一宫,并对各宫内的星座予以赐名,它们依次是“白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处女、天秤、天蝎、人马、摩羯、宝瓶、双鱼”宫,统称“黄道十二宫”,即“十二星群”。
此后,“十二星群”又演变为人们所熟知的“十二星座”,分别是:双鱼星体位于赤经1时、北赤纬15°附近,其形酷似连缀于一体的两条鱼,故名“双鱼座”。白羊星体位于赤经3时、北赤纬20°附近,其形酷似一只公羊,故名“白羊座”。金牛星体位于赤经4时20分、北赤纬16°附近,其形似一头公牛,故名“金牛座”。双子星体位于赤经7时、北赤纬22°附近,其形酷似一对孪生子,故名“双子座”。巨蟹星体位于赤经8时25分、北赤纬20°附近,其状似一只螃蟹,故名“巨蟹座”。狮子星体位于赤经10时30分、北赤纬15°附近,其状似一头雄狮,故名“狮子座”。处女星体位于赤经13时、南赤纬2°附近,好似一位手持一捆麦子的少女,酷似古巴比伦神话中的丰收女神之像,故名“处女座”。天秤星体位于赤经15时、南赤纬15°附近,其形似一女子手持一天秤,意指罗马正义女神阿斯特拉雅,故名“天秤座”。天蝎星体位于赤经16时30分、南赤纬30°附近,其形酷似一只蝎子,故名“天蝎座”。人马星体位于赤经19时、南赤纬25°附近,其形像一个骑士张弓搭箭,呈蓄势待发之状,故名“人马星座”,也称“射手座”。摩羯星体位于赤经21时、南赤纬20°附近,其形像一只具有鱼尾巴的山羊,故名“白羊座”。宝瓶星体位于赤经23时、南赤纬10°附近,其形像一个人从水罐中倒出一股清泉,这可能与古时宝瓶星体从东方升起以及中东地区洪水泛滥的雨季相关,故名“宝瓶座”。
诸星拱卫环绕,天文学家从形态中想象它们的物象,本意是为了记忆和辨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天文奇观竟与后人预测祸福吉凶的算命相联系。或许你会疑惑,西方人究竟是如何通过占星来预测运势的?事实上,在他们看来,人的一生际运均与星势密不可分。
首先是定宫位,凡出生时位于东方地平线下、卯位上的星座,即为第一宫命宫。由此,逆时针确立十二宫位,依次为第二财物宫、第三兄弟宫、第四田宅宫、第五男女宫、第六奴仆宫、第七妻妾宫、第八病厄宫、第九迁移宫、第十官禄宫、第十一福德宫、第十二相貌宫。此十二宫,对应人生的十二个方面。
其次,看七曜(日月五星)所在宫位的情况,以此推断人生的各个方面,后来又有九曜(七曜加上罗睺、计都)、十一曜(九曜加月孛、紫气)之说。罗睺、计都、月孛、紫气称为“四馀”,因不是真实存在的星宿,故名“暗曜”。罗睺、计都和日食、月食有关,而月孛、紫气究竟为何物?目前,天文学家对此尚存争议。一般而言,木星、太阳属吉星,火星、土星、罗睺、计都、月孛属灾星。若众星曜聚于同一宫中,或位于正对的宫位,则被认为对命主的运势有较大影响。西方术士有口诀,倘若好的运势,谓之“金骑人马”“水居双女”;倘若不好的运势,谓之“木打宝瓶”“火烧牛角”。
再则,结合流年中七曜在各宫的情形,推断此年吉凶。北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在敦煌刊刻的《康遵批命课》中,就记载了一则以星宫运势算命的例子。据史料记载,某人出生时正好天蝎宫位于东方地平线下,此人就以天蝎宫为命宫。然后经术士推算,大约23岁到26岁时天蝎宫出位,由此,占星术推定此人如在此年岁,必遭疾病之患。利用七曜运行来推定运势,需要具备相当的数理和天文知识,最早的精密科学遂由此产生。事实上,占星术是建立在对星宿认知的基础之上。所谓星宿,指的是人们常说的八大行星以及恒星太阳和流动的彗星等。当人们仰望星空之时,远望浩瀚“珍珠”散落于绸缎般墨蓝的夜幕之上,遂情不自禁地想探索其蕴含的奥秘。在古人看来,苍穹的奥秘不仅蕴含着自然界的法则,同时也暗藏着人类命运的真谛。
与西方人尊崇占星术一样,中国人也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占星系统。华夏先民为求农事顺遂,于是日夜观测星象,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东方星象学。这套星象学与西方占星术一样,可以查究吉凶、辅国理政,正所谓“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
早在远古时期,华夏先民就与占星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三代时,凡君王出征、祭祀先祖,都需要夜观星象,以占卜吉凶。春秋战国时期,占星术被用来预测君王及国家祸福。凡王朝更替、新君登基,都需要观星象以取吉日。这一时期,不仅诸子百家在思想领域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星象学也颇为兴盛,诸如宋国的子韦、齐国的甘德、楚国的唐睐,都是享誉一时的星象家。秦汉时期,占星之术与谶纬之学紧密相连,在政治权力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对宇宙与人世间的关系,以及星宫体系的渊源和流变进行了周详的记载。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天文志》中记录了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并将张衡所撰写的《灵宪》等天文学著作收录其中。在董仲舒等人宣扬的“天人感应”时代,小小的星宿被赋予了政治功能,上至国家攻伐,下至官员任免,似乎都可以从星宿的变化和运势中得到印证。在古人看来,星宫的位移与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占星术成为帝王手中权谋的一把利刃。汉宣帝刘询为了铲除以霍光为首的外戚势力,便以星宫变化为名,将“贼”的名目强扣于霍氏家族,剿灭了霍氏家族在朝中的势力,以此巩固皇权。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纷飞,百姓命运多舛,人们将自己的人生际遇假托于星空之中。三国时期,诸葛亮出山之初就对刘备说:“亮夜观天象,刘表必不久于人世,荆州日后必归于将军。”梁武帝在《游仙诗》中亦云:“水华究灵奥,阳精测神秘。”《晋书·陈训传》中记载星象家陈训“少好秘学,天文、算历、阴阳、占候无不毕综”,陈训也平步青云,官至谏议大夫,成为一代硕儒。
那么,古人是如何夜观星象的呢?明末清初三大家之一的顾炎武指出:“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族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在他看来,上古时期夜观星象并非少数人的特权。三代时,凡男女老少,不论布衣还是官宦,都渴望探索苍穹中的奥秘,以此寻找自己的人生坐标。秦汉以后,因为解读星象与君王之治休戚相关,也就成了钦天监等少数人的特权。经过历史积淀和日积月累的观测,星象学得以茁壮成长。
或许你会疑惑,星象学和天文学是否同宗同源,甚至就是合为一体的呢?在古人看来,天文指的就是天象,即由日月星辰乃至云气所构成的种种迹象。《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 圣王所以参政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这里所说的天文,指的就是人们通过划定二十八星区,推算五星日月,以此记录与人事吉凶祸福相关的星象异变,并作为圣主明君治国理政的参考。
从史料记载上看,古人在谈及天文星象之时,多选用“天文”为专用名词,一般不用“星象”代指。
那么,古人所说的星象指的又是什么呢?事实上,古人所说的星象大抵指的就是占星术。从今人的知识图谱上看,占星术只是星象学的一个部分,即根据天空各类星象的性质、位置及异常变化,来预测和占卜自然界及人世间的异常变化。譬如,古人观测到“天裂”这一天文奇观,就会用占星术去解释其背后的寓意。据《京氏易妖占》记载:“天开见光,流血滂滂。”所谓“天开”指的就是天裂,而“流血滂滂”,指的就是人世间即将发生战争或面临被屠杀的凶险。《汉书·五行志》中遗存有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其中就谈及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东北方向发生天裂,“宽一十多丈,长二十多丈”。星象家预言,朝廷不久定要发生重大变故。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周勃带兵进剿吕后,诛其全族。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北方再次发生天裂奇观,又有红色人形出现,长十余丈。不少星象家言之凿凿,恐国中生变。确如所言,同年吴王刘濞率先叛离,吴楚等七国之乱遂起,死伤者无数。
占星术除了观测星空异常之外,还有一套阐释理论作为支撑。以天裂为例,按照占星之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星象,主要在于宇宙天地间阳气不足、阴气过盛。天、君主都属阳气之类,而地、大臣则属阴气之类,故阳气不足、阴气太盛时就会发生天裂,意在暗喻君主势弱,故遭外戚或权臣所欺凌。在古人看来,天、地、人本来就是一个和谐的整体。阴阳二气是调节万事万物变化的气韵所在,倘若陰阳不和,必生异变。汉代遗存至今的“东宫苍龙”“南宫朱雀”“西宫白虎”“北宫玄武”等气势图,大抵说的就是这类神话故事。
古巴比伦产生十二星座之后,便将其记录在一部名为《当天神和恩利勒神》的泥板书之中。这一学说很快就传入古希腊,而后又传至天竺(今印度),并被佛教僧徒吸纳进佛经之中。隋朝初年,一位名叫那连提耶舍的印度高僧来中国传教。他带来了大量佛经,并亲自翻译成中文。在他所翻译的一部名为《大乘大方等日藏经》中,就记载了十二星座的学说。唐代以后,随着佛教在中原大地的广泛传播,星座文化很快被中国人所接受,并借用中国的神兽或神祇来加以诠释,从而促使其“中国化”。
为了更好地诠释天地之间的义理,人类开始用造物论去揭示天际中星辰运行的轨迹。华夏先民自殷商时期就开始占卜测运,两汉之际谶纬之术盛极一时。南北朝时期,随着佛道的兴盛,占卜之术与宗教哲学紧密相连。唐代以后,西方天文学开始传入中土,占星术由此萌发。两宋之际,占星术已成为市井街巷里人们热议的话题。据说,北宋文豪苏轼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追星族”。人们不禁惊叹,宋人内心的星星世界究竟有何逸趣?
星座之说的由来
星座之名最初缘于占星之需。早在公元前3000年,古巴比伦人就开始探索星际奥秘,并衍生出较为成熟的天文学理论。他们将太阳运行一周的黄道等分为十二个星座,当然也包括其他一些星座。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早有关星座之名的记载。另有一个说法是,在公元前2000年,古希腊天文学家希巴克斯为测算太阳在黄道上运行的方位,遂将黄道分割为十二个区段,以一年的春分点为0°,即黄道零度。由此算起,每隔30°为一宫,并对各宫内的星座予以赐名,它们依次是“白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处女、天秤、天蝎、人马、摩羯、宝瓶、双鱼”宫,统称“黄道十二宫”,即“十二星群”。
此后,“十二星群”又演变为人们所熟知的“十二星座”,分别是:双鱼星体位于赤经1时、北赤纬15°附近,其形酷似连缀于一体的两条鱼,故名“双鱼座”。白羊星体位于赤经3时、北赤纬20°附近,其形酷似一只公羊,故名“白羊座”。金牛星体位于赤经4时20分、北赤纬16°附近,其形似一头公牛,故名“金牛座”。双子星体位于赤经7时、北赤纬22°附近,其形酷似一对孪生子,故名“双子座”。巨蟹星体位于赤经8时25分、北赤纬20°附近,其状似一只螃蟹,故名“巨蟹座”。狮子星体位于赤经10时30分、北赤纬15°附近,其状似一头雄狮,故名“狮子座”。处女星体位于赤经13时、南赤纬2°附近,好似一位手持一捆麦子的少女,酷似古巴比伦神话中的丰收女神之像,故名“处女座”。天秤星体位于赤经15时、南赤纬15°附近,其形似一女子手持一天秤,意指罗马正义女神阿斯特拉雅,故名“天秤座”。天蝎星体位于赤经16时30分、南赤纬30°附近,其形酷似一只蝎子,故名“天蝎座”。人马星体位于赤经19时、南赤纬25°附近,其形像一个骑士张弓搭箭,呈蓄势待发之状,故名“人马星座”,也称“射手座”。摩羯星体位于赤经21时、南赤纬20°附近,其形像一只具有鱼尾巴的山羊,故名“白羊座”。宝瓶星体位于赤经23时、南赤纬10°附近,其形像一个人从水罐中倒出一股清泉,这可能与古时宝瓶星体从东方升起以及中东地区洪水泛滥的雨季相关,故名“宝瓶座”。
诸星拱卫环绕,天文学家从形态中想象它们的物象,本意是为了记忆和辨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天文奇观竟与后人预测祸福吉凶的算命相联系。或许你会疑惑,西方人究竟是如何通过占星来预测运势的?事实上,在他们看来,人的一生际运均与星势密不可分。
首先是定宫位,凡出生时位于东方地平线下、卯位上的星座,即为第一宫命宫。由此,逆时针确立十二宫位,依次为第二财物宫、第三兄弟宫、第四田宅宫、第五男女宫、第六奴仆宫、第七妻妾宫、第八病厄宫、第九迁移宫、第十官禄宫、第十一福德宫、第十二相貌宫。此十二宫,对应人生的十二个方面。
其次,看七曜(日月五星)所在宫位的情况,以此推断人生的各个方面,后来又有九曜(七曜加上罗睺、计都)、十一曜(九曜加月孛、紫气)之说。罗睺、计都、月孛、紫气称为“四馀”,因不是真实存在的星宿,故名“暗曜”。罗睺、计都和日食、月食有关,而月孛、紫气究竟为何物?目前,天文学家对此尚存争议。一般而言,木星、太阳属吉星,火星、土星、罗睺、计都、月孛属灾星。若众星曜聚于同一宫中,或位于正对的宫位,则被认为对命主的运势有较大影响。西方术士有口诀,倘若好的运势,谓之“金骑人马”“水居双女”;倘若不好的运势,谓之“木打宝瓶”“火烧牛角”。
再则,结合流年中七曜在各宫的情形,推断此年吉凶。北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在敦煌刊刻的《康遵批命课》中,就记载了一则以星宫运势算命的例子。据史料记载,某人出生时正好天蝎宫位于东方地平线下,此人就以天蝎宫为命宫。然后经术士推算,大约23岁到26岁时天蝎宫出位,由此,占星术推定此人如在此年岁,必遭疾病之患。利用七曜运行来推定运势,需要具备相当的数理和天文知识,最早的精密科学遂由此产生。事实上,占星术是建立在对星宿认知的基础之上。所谓星宿,指的是人们常说的八大行星以及恒星太阳和流动的彗星等。当人们仰望星空之时,远望浩瀚“珍珠”散落于绸缎般墨蓝的夜幕之上,遂情不自禁地想探索其蕴含的奥秘。在古人看来,苍穹的奥秘不仅蕴含着自然界的法则,同时也暗藏着人类命运的真谛。
古老的华夏占星术
与西方人尊崇占星术一样,中国人也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占星系统。华夏先民为求农事顺遂,于是日夜观测星象,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东方星象学。这套星象学与西方占星术一样,可以查究吉凶、辅国理政,正所谓“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
早在远古时期,华夏先民就与占星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三代时,凡君王出征、祭祀先祖,都需要夜观星象,以占卜吉凶。春秋战国时期,占星术被用来预测君王及国家祸福。凡王朝更替、新君登基,都需要观星象以取吉日。这一时期,不仅诸子百家在思想领域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星象学也颇为兴盛,诸如宋国的子韦、齐国的甘德、楚国的唐睐,都是享誉一时的星象家。秦汉时期,占星之术与谶纬之学紧密相连,在政治权力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对宇宙与人世间的关系,以及星宫体系的渊源和流变进行了周详的记载。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天文志》中记录了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并将张衡所撰写的《灵宪》等天文学著作收录其中。在董仲舒等人宣扬的“天人感应”时代,小小的星宿被赋予了政治功能,上至国家攻伐,下至官员任免,似乎都可以从星宿的变化和运势中得到印证。在古人看来,星宫的位移与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占星术成为帝王手中权谋的一把利刃。汉宣帝刘询为了铲除以霍光为首的外戚势力,便以星宫变化为名,将“贼”的名目强扣于霍氏家族,剿灭了霍氏家族在朝中的势力,以此巩固皇权。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纷飞,百姓命运多舛,人们将自己的人生际遇假托于星空之中。三国时期,诸葛亮出山之初就对刘备说:“亮夜观天象,刘表必不久于人世,荆州日后必归于将军。”梁武帝在《游仙诗》中亦云:“水华究灵奥,阳精测神秘。”《晋书·陈训传》中记载星象家陈训“少好秘学,天文、算历、阴阳、占候无不毕综”,陈训也平步青云,官至谏议大夫,成为一代硕儒。
那么,古人是如何夜观星象的呢?明末清初三大家之一的顾炎武指出:“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族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在他看来,上古时期夜观星象并非少数人的特权。三代时,凡男女老少,不论布衣还是官宦,都渴望探索苍穹中的奥秘,以此寻找自己的人生坐标。秦汉以后,因为解读星象与君王之治休戚相关,也就成了钦天监等少数人的特权。经过历史积淀和日积月累的观测,星象学得以茁壮成长。
东方星象学
或许你会疑惑,星象学和天文学是否同宗同源,甚至就是合为一体的呢?在古人看来,天文指的就是天象,即由日月星辰乃至云气所构成的种种迹象。《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 圣王所以参政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这里所说的天文,指的就是人们通过划定二十八星区,推算五星日月,以此记录与人事吉凶祸福相关的星象异变,并作为圣主明君治国理政的参考。
从史料记载上看,古人在谈及天文星象之时,多选用“天文”为专用名词,一般不用“星象”代指。
那么,古人所说的星象指的又是什么呢?事实上,古人所说的星象大抵指的就是占星术。从今人的知识图谱上看,占星术只是星象学的一个部分,即根据天空各类星象的性质、位置及异常变化,来预测和占卜自然界及人世间的异常变化。譬如,古人观测到“天裂”这一天文奇观,就会用占星术去解释其背后的寓意。据《京氏易妖占》记载:“天开见光,流血滂滂。”所谓“天开”指的就是天裂,而“流血滂滂”,指的就是人世间即将发生战争或面临被屠杀的凶险。《汉书·五行志》中遗存有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其中就谈及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东北方向发生天裂,“宽一十多丈,长二十多丈”。星象家预言,朝廷不久定要发生重大变故。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周勃带兵进剿吕后,诛其全族。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北方再次发生天裂奇观,又有红色人形出现,长十余丈。不少星象家言之凿凿,恐国中生变。确如所言,同年吴王刘濞率先叛离,吴楚等七国之乱遂起,死伤者无数。
占星术除了观测星空异常之外,还有一套阐释理论作为支撑。以天裂为例,按照占星之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星象,主要在于宇宙天地间阳气不足、阴气过盛。天、君主都属阳气之类,而地、大臣则属阴气之类,故阳气不足、阴气太盛时就会发生天裂,意在暗喻君主势弱,故遭外戚或权臣所欺凌。在古人看来,天、地、人本来就是一个和谐的整体。阴阳二气是调节万事万物变化的气韵所在,倘若陰阳不和,必生异变。汉代遗存至今的“东宫苍龙”“南宫朱雀”“西宫白虎”“北宫玄武”等气势图,大抵说的就是这类神话故事。
星座文化在宋代的发展
古巴比伦产生十二星座之后,便将其记录在一部名为《当天神和恩利勒神》的泥板书之中。这一学说很快就传入古希腊,而后又传至天竺(今印度),并被佛教僧徒吸纳进佛经之中。隋朝初年,一位名叫那连提耶舍的印度高僧来中国传教。他带来了大量佛经,并亲自翻译成中文。在他所翻译的一部名为《大乘大方等日藏经》中,就记载了十二星座的学说。唐代以后,随着佛教在中原大地的广泛传播,星座文化很快被中国人所接受,并借用中国的神兽或神祇来加以诠释,从而促使其“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