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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发展中国际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受到企业界和理论界的关注,符合克服传统理论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上的局限性更成为关注的热点。本文对中文直接投资理论的观点作一综述评析。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去,其外资引入、国际贸易及经济增长等多方面已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本文以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生产链的解体为前提,将修正后的直接投资理论同中国特殊的经济现状下有效资本理论相结合,提炼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西方形成了一系列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一)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美国学者海默(Hymer,1960)在其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提出了“垄断优势论”[1],指出大企业凭借其特定的垄断优势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开创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先河。
垄断优势论首次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不完全竞争出发,在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企业才能够以自己的各种垄断优势,如技术优势、资金优势、规模经济优势等,对他国进行直接投资。但这一理论也有其偏颇之处,它研究的对象只是实力雄厚、具有明显垄断优势的美国跨国公司。根据该理论,没有垄断优势的企业无法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没有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则对此理论提出了质疑。另外,垄断优势理论也无法解释产品出口、技术转让与对外直接投资三种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适用条件。
(二)产品周期理论及跨国投资理论
垄断优势论提出后引起了一些西方学者的关注,他们从不同方面论述了垄断优势的来源,丰富了该理论。此后的学者在此基础上或者进行理论的辩驳,或者进行理论的推进,或者结合自己所处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美国经济学家维农(Vernon,1966)在其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1]中解释了发达国家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出口贸易、技术转让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产品周期理论揭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基础不仅取决于企业拥有的特殊优势,而且还取决于企业在特定东道国所能够获得的区位优势。而内部化理论的代表人物,英国里丁大学经济学家巴克莱和卡森(Buckley&Cason,1976)以及加拿大经济学家拉格曼(Rugman,1981)在对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内部化理论,认为世界市场的不完全性和中间产品(特别是知识产品)的性质决定了跨国公司的内部化行为。内部化理论指出,正是为了克服外部市场障碍或弥补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跨国公司才用公司内部交易来替代外部市场交易。
从海默和维农的理论似乎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论:只有拥有雄厚资本和高技术的大型企业才有独占市场的优势,才有能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日本的情况却与此不符,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大都是中小企业,所拥有的并不是世界上具有领先地位的垄断技术优势,而是易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的劳动密集型技术优势。小岛清(Kojima,1978)就此提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比较优势论,认为垄断优势论忽略了宏观经济因素的分析,尤其是忽略了国际分工中比较成本原理的作用,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按照比较成本的原则,首先将本国比较成本已经处于劣势或者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开始,并将其投向东道国在提高生产率方面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同类产业。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此时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崛起使得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一枝独秀的局面被打破,欧洲和日本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迅速上升,逐步形成了美、欧、日三足鼎立的格局。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繁荣,为邓宁折衷理论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三)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投资发展周期论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1977)在借鉴垄断优势论和内部化理论并引入区位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折衷的方法提出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1],指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同时具备三种优势: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自称其为“三优势范式”),否则只能采取出口贸易或技术转让的方式来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但是折衷理论的研究对象仍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很难解释那些并不具备各种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无法做出科学、全面的解释。
之后,邓宁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从动态角度解释各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发展和完善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将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与各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结构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动态地描述了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投资发展周期论根据一国的人均GNP把对外直接投资周期分为四个阶段,得出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地位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密切的正比关系。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地位的变化大体上符合这一发展趋势,但在实践中也显示出很多与该理论相悖的事实。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以上各理论主要是以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建立起来的,即便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框架,但对于规模日益扩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欠说服力,发展中国家企业无论是在技术规模优势还是在内部化手段、经验等各方面均较为落后,但还是进行了对外投资行为,并有相当一部分流入了发达国家,因此还需要其他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
(一)小规模技术理论
威尔斯提出了小规模技术理论[1],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来自与其母国市场特征紧密相关的低生产成本,并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解释了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具有的优势,但这种小规模生产技术实质上是“降级技术”,这与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相近的。按照这一理论,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产品生命周期的最末阶段,显然这与发展中国家很多企业所具有的创新活动是不相符的。
(二)技术地方化理论
拉奥(Sanjaya Lall,1983)提出的技术地方化理论[1]认为即便是后进国家采用的是标准化、劳动密集型技术,但这种技术仍可能被欠发达国家企业所吸收创新,这些企业在满足当地社会需求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经济条件,可以在小规模生产中产生高效益,进而又创新行为,并进行投资、创造品牌。
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对于描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投资行为和跨国公司的出现非常适用,他最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后进国家在现有状态下可能产生的技术创新,与之前直接投资理论侧重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传统理论在中国对外投资上的应用及局限性
不管是关于发达国家还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从不同的层次及角度对其进行描述,以上每个理论都具有对现实中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部分解释力,当然对中国当前的投资行为及投资选择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邓宁综合性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所阐述的三大优势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中国的对外外投资,中国信托、中海油、海尔集团等大型企业集团在其各自行业里所拥有的技术、规模优势也是很好的体现。这里邓宁所提出的境外投资企业的三种竞争优势,并非绝对地超过其他竞争对手的综合优势,而是一种相对优势[1],其原理同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成本一样,虽然国际经济活动已经从产品的国家间分工发展到了产品国际化生产的企业内分工,但把企业产品链分布在不同禀赋国家生产,利用比较优势来配置资源并进行企业内部的产品交换和贸易仍具有现实意义,总体上是可以降低对外投资企业的生产成本。
然而中国作为正在积极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资源及利益分配存在典型的经济二元现象,不仅东西部经济差距较大,城乡收入差距也很大,我国人均GDP超过1200美元,按照邓宁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中国应处于周期的第二阶段,即人均GDP在400--1500美元之间,外国对本国的投资有所增加,而本国对外直接投资应为零,从而对外净投资呈负数增长,显然事实不是如此,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背景下,西方学者关于直接投资理论对于解释中国目前的投资情况并不是十分充分的。
垄断优势说对中国目前许多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行为是不符的,很多中国企业并不拥有相关行业的核心技术,甚至每年还支付巨额的专利费,并且中国企业目前的海外投资产业多是技术标准化的劳动密集型,其自身的科技含量并不高,但仍有企业对外投资,这一现象与垄断优势说是有一定出入的。另外,中国企业本身就在国内面临外国资本进入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其自身经营网络、品牌和规模等均不可能与外资企业同日而语,因此所谓的进攻式投资和防御性投资的作用就大大降低了,因为这两种投资行为的产生是以垄断市场、垄断寡头的存在为前提的。
三、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
很多理论之所以对现在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欠缺解释力,最主要的原因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经济向信息社会的迅速转型,信息技术、电子软件等软服务行业的广泛应用,大大地促进了全球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国际间的分工合作日益紧密,整个世界生产的全球化是过去六七十年代不可比拟的,在这种宏观经济背景下,有必要对之前的理论进行一定的调整和修正。
(一)经济全球化下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全球化使得生产在各企业、各国家形成了国际生产价值链,价值链理论由迈克尔?波特(E.Porter,1985)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此理论认为在一个企业众多的“价值活动”中,并不是每一个链条都创造均等的价值,而是来自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链条的活动,这些特定的链条就是企业价值链中的“战略”链条,企业在竞争中的优势尤其是长期优势,归根到底就是这种战略链条上的优势。
经过诸多学者的研究,把这条价值链认定为U形生产链,这条U形曲线的左端代表原料、技术研发等上游部分,右端代表销售、品牌等下游部分,中间就是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这也就是著名的“微笑”曲线,处于这个价值链两端的生产厂家就控制住了国际生产中价值最高的两个部分。
正是这种链条理论使得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企业基础——垂直一体化的金字塔型大企业——正在逐渐衰变,经济全球化对企业结构的最大影响就是价值链的解体。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大企业再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链条都用股权方式控制在自己手中,而是采取“归核化”战略——集中生产链中价值高的核心链节,放松非战略链节,使之虚拟化、外包化,也就是放弃增加值较少的环节,而中小型企业则是抓住其中一两个环节即可扩展到全球市场,以形成竞争优势。
这种价值链的分解就会产生以下效应:
1.不论是大型还是中小型企业,只要掌握住其所在行业生产链条中某一两个关键链节,一般是处于U形曲线两端增价值高的部分就能获得较高收益,在全球市场需求供给条件下,很容易把這种关键环节的生产国际化,从而产生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2.对于附加值较低的U形曲线底端的部分,一般是产品的制造过程,由于其增加值较低,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拥有这部分制造过程的企业就倾向把这个生产链条全部外包或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外包就会产生许可证贸易,而转移生产线则会产生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3.而已处于U形曲线最底端的企业,为了扩大企业收益,倾向于向两端发展,或增加产品研发投入和密切原料供应,或大力拓宽营销渠道,直接面向市场和客户,如果企业的这些行为超越了国界就会产生对外直接投资。
以上各效应可以用下图表示:
资料来源:作者设计
显然,经济全球化下生产价值链的分解所产生的各种效应,都有可能促使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有相当多的外资企业利用中国各种生产制造成本较低的优势,或直接在中国投资建厂,或采取贴牌生产(OEM)的方式授权国内企业来生产,把中国作为其生产基地,这样的一种国际分工产生了大量的资本流动,从中国每年大量的外资流入就可见一斑,这就是价值链分解的第2种效应,而其自身只需抓住生产链中的关键部分就可以取得增值最大,即是第1种效应的体现。
在这样一种分工状态下,由于外资企业掌握了行业内U形生产链的两端,仅把附加值最低的U形底端制造过程放在中国,因此在为了扩大自身的规模和效益,国内企业也在努力向U形曲线的两端延伸,而要迅速掌控住附加值最高的价值链,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投入资本设立自己的或购买已有的上游或下游渠道,当某企业的产品是面向国际市场,上述的努力就会产生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体现了价值链分解的第3种效应。
(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有效资本理论的结合
如前所述,对外投资资本一般不是单纯的货币流动,而是以要素的“集合包装”的形式出现的,这样有学者(魏益华,2004)提出“有效资本”[1]的概念,所谓有效资本是指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有效集合生产要素构建或进入跨国性行业增值链的资本,它注重的不是资本的数量规模和垄断性优势的大小,而是资本的特等功能,同时“有效资本”是一个动态概念,不同时期、不同区位,资本有效性的衡量标准是不同的,但要素整合能力、跨国性增值链建构能力以及适应性反应能力是有效资本的最一般特征或基本规定。
以中国现在较低的人均资源占有,是不可能存在绝对资本过剩的情况,即使某一行业或地区存在相对的资本过剩,也是结构性的资本过剩,由于中国是经济二元结构比较显著的国家,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完全可以通过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把相对过剩的资本消化在本国经济落后地区,同时不管绝对还是相对过剩资本,一般都是效率较低的资本,这种资本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下风,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对外流动,都不存在优势,因此希望以资本的过剩来形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而有效资本则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有效资本是定义于出于全球化生产价值链上的资本,这样它就可以利用价值链的分解效应参与国际分工,从而自然地产生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这里价值链的国际化程度及其进程虽然因行业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关键是取决于资本的适应能力,有效资本不仅能够适应不同投资区位特征,自主建立跨国性的增值链,而其还具有对垄断优势所建立的国际生产价值链的适应能力。换句话说,能进入到经济全球化下正在逐步解体的生产价值链中的资本就是有效资本,此种有效资本也必然会产生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鉴于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既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劣势,也存在广阔的消费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优势,国内的分工体系和世界分工体系有着相当的雷同,这样,有效资本的培养和形成完全可以在国内的经济体系中进行,通过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依靠广大的市场需求,再加上对外贸易中的国际合作,现在,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拥有了巨大的规模,在全球化生产链条中具有了有效资本的潜质,并由上述部分企业走出了国门,已有效地把有效资本转化成了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可以说,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生产链的解体和有效资本定义的提出,竞争中“赢得优势论”代替了“优势前提论”,是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有力的理论突破,必然会为国家政策的稳定和企业或个人对外投资者的行动提供正确的指导,必然会大大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参 考 文 献
[1] 杨先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商务印书馆,2000
[2] 徐波.中国与西欧直接投资关系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3] 崔新健.外商对华作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
[4] 彭有轩.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5] 王志乐.走向世界的中国跨国公司.中国商业出版社,2004
[6] 成思危.中国境外投资的战略与管理.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
[7] 欧志伟.跨国经营之路:中国海外企业的发展与前景.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 刘研.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国际化.中信出版社,2002
[9] 潘悦等.产业的全球化趋势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财贸经济.2002(10)
[10] 艾小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域战略选择.中国外资.2006(2)
[11] 商务部.200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6.(9)
[12] 王桂英.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与发展前景分析.内蒙古统计.2006(6)
[13] 邢厚媛.营造新的优势开展能力竞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回顾与展望.国际经济合作.2007(2)■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去,其外资引入、国际贸易及经济增长等多方面已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本文以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生产链的解体为前提,将修正后的直接投资理论同中国特殊的经济现状下有效资本理论相结合,提炼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西方形成了一系列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一)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美国学者海默(Hymer,1960)在其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提出了“垄断优势论”[1],指出大企业凭借其特定的垄断优势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开创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先河。
垄断优势论首次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不完全竞争出发,在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企业才能够以自己的各种垄断优势,如技术优势、资金优势、规模经济优势等,对他国进行直接投资。但这一理论也有其偏颇之处,它研究的对象只是实力雄厚、具有明显垄断优势的美国跨国公司。根据该理论,没有垄断优势的企业无法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没有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则对此理论提出了质疑。另外,垄断优势理论也无法解释产品出口、技术转让与对外直接投资三种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适用条件。
(二)产品周期理论及跨国投资理论
垄断优势论提出后引起了一些西方学者的关注,他们从不同方面论述了垄断优势的来源,丰富了该理论。此后的学者在此基础上或者进行理论的辩驳,或者进行理论的推进,或者结合自己所处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美国经济学家维农(Vernon,1966)在其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1]中解释了发达国家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出口贸易、技术转让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产品周期理论揭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基础不仅取决于企业拥有的特殊优势,而且还取决于企业在特定东道国所能够获得的区位优势。而内部化理论的代表人物,英国里丁大学经济学家巴克莱和卡森(Buckley&Cason,1976)以及加拿大经济学家拉格曼(Rugman,1981)在对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内部化理论,认为世界市场的不完全性和中间产品(特别是知识产品)的性质决定了跨国公司的内部化行为。内部化理论指出,正是为了克服外部市场障碍或弥补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跨国公司才用公司内部交易来替代外部市场交易。
从海默和维农的理论似乎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论:只有拥有雄厚资本和高技术的大型企业才有独占市场的优势,才有能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日本的情况却与此不符,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大都是中小企业,所拥有的并不是世界上具有领先地位的垄断技术优势,而是易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的劳动密集型技术优势。小岛清(Kojima,1978)就此提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比较优势论,认为垄断优势论忽略了宏观经济因素的分析,尤其是忽略了国际分工中比较成本原理的作用,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按照比较成本的原则,首先将本国比较成本已经处于劣势或者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开始,并将其投向东道国在提高生产率方面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同类产业。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此时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崛起使得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一枝独秀的局面被打破,欧洲和日本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迅速上升,逐步形成了美、欧、日三足鼎立的格局。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繁荣,为邓宁折衷理论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三)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投资发展周期论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1977)在借鉴垄断优势论和内部化理论并引入区位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折衷的方法提出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1],指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同时具备三种优势: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自称其为“三优势范式”),否则只能采取出口贸易或技术转让的方式来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但是折衷理论的研究对象仍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很难解释那些并不具备各种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无法做出科学、全面的解释。
之后,邓宁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从动态角度解释各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发展和完善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将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与各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结构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动态地描述了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投资发展周期论根据一国的人均GNP把对外直接投资周期分为四个阶段,得出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地位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密切的正比关系。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地位的变化大体上符合这一发展趋势,但在实践中也显示出很多与该理论相悖的事实。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以上各理论主要是以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建立起来的,即便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框架,但对于规模日益扩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欠说服力,发展中国家企业无论是在技术规模优势还是在内部化手段、经验等各方面均较为落后,但还是进行了对外投资行为,并有相当一部分流入了发达国家,因此还需要其他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
(一)小规模技术理论
威尔斯提出了小规模技术理论[1],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来自与其母国市场特征紧密相关的低生产成本,并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解释了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具有的优势,但这种小规模生产技术实质上是“降级技术”,这与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相近的。按照这一理论,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产品生命周期的最末阶段,显然这与发展中国家很多企业所具有的创新活动是不相符的。
(二)技术地方化理论
拉奥(Sanjaya Lall,1983)提出的技术地方化理论[1]认为即便是后进国家采用的是标准化、劳动密集型技术,但这种技术仍可能被欠发达国家企业所吸收创新,这些企业在满足当地社会需求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经济条件,可以在小规模生产中产生高效益,进而又创新行为,并进行投资、创造品牌。
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对于描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投资行为和跨国公司的出现非常适用,他最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后进国家在现有状态下可能产生的技术创新,与之前直接投资理论侧重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传统理论在中国对外投资上的应用及局限性
不管是关于发达国家还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从不同的层次及角度对其进行描述,以上每个理论都具有对现实中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部分解释力,当然对中国当前的投资行为及投资选择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邓宁综合性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所阐述的三大优势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中国的对外外投资,中国信托、中海油、海尔集团等大型企业集团在其各自行业里所拥有的技术、规模优势也是很好的体现。这里邓宁所提出的境外投资企业的三种竞争优势,并非绝对地超过其他竞争对手的综合优势,而是一种相对优势[1],其原理同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成本一样,虽然国际经济活动已经从产品的国家间分工发展到了产品国际化生产的企业内分工,但把企业产品链分布在不同禀赋国家生产,利用比较优势来配置资源并进行企业内部的产品交换和贸易仍具有现实意义,总体上是可以降低对外投资企业的生产成本。
然而中国作为正在积极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资源及利益分配存在典型的经济二元现象,不仅东西部经济差距较大,城乡收入差距也很大,我国人均GDP超过1200美元,按照邓宁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中国应处于周期的第二阶段,即人均GDP在400--1500美元之间,外国对本国的投资有所增加,而本国对外直接投资应为零,从而对外净投资呈负数增长,显然事实不是如此,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背景下,西方学者关于直接投资理论对于解释中国目前的投资情况并不是十分充分的。
垄断优势说对中国目前许多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行为是不符的,很多中国企业并不拥有相关行业的核心技术,甚至每年还支付巨额的专利费,并且中国企业目前的海外投资产业多是技术标准化的劳动密集型,其自身的科技含量并不高,但仍有企业对外投资,这一现象与垄断优势说是有一定出入的。另外,中国企业本身就在国内面临外国资本进入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其自身经营网络、品牌和规模等均不可能与外资企业同日而语,因此所谓的进攻式投资和防御性投资的作用就大大降低了,因为这两种投资行为的产生是以垄断市场、垄断寡头的存在为前提的。
三、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
很多理论之所以对现在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欠缺解释力,最主要的原因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经济向信息社会的迅速转型,信息技术、电子软件等软服务行业的广泛应用,大大地促进了全球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国际间的分工合作日益紧密,整个世界生产的全球化是过去六七十年代不可比拟的,在这种宏观经济背景下,有必要对之前的理论进行一定的调整和修正。
(一)经济全球化下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全球化使得生产在各企业、各国家形成了国际生产价值链,价值链理论由迈克尔?波特(E.Porter,1985)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此理论认为在一个企业众多的“价值活动”中,并不是每一个链条都创造均等的价值,而是来自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链条的活动,这些特定的链条就是企业价值链中的“战略”链条,企业在竞争中的优势尤其是长期优势,归根到底就是这种战略链条上的优势。
经过诸多学者的研究,把这条价值链认定为U形生产链,这条U形曲线的左端代表原料、技术研发等上游部分,右端代表销售、品牌等下游部分,中间就是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这也就是著名的“微笑”曲线,处于这个价值链两端的生产厂家就控制住了国际生产中价值最高的两个部分。
正是这种链条理论使得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企业基础——垂直一体化的金字塔型大企业——正在逐渐衰变,经济全球化对企业结构的最大影响就是价值链的解体。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大企业再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链条都用股权方式控制在自己手中,而是采取“归核化”战略——集中生产链中价值高的核心链节,放松非战略链节,使之虚拟化、外包化,也就是放弃增加值较少的环节,而中小型企业则是抓住其中一两个环节即可扩展到全球市场,以形成竞争优势。
这种价值链的分解就会产生以下效应:
1.不论是大型还是中小型企业,只要掌握住其所在行业生产链条中某一两个关键链节,一般是处于U形曲线两端增价值高的部分就能获得较高收益,在全球市场需求供给条件下,很容易把這种关键环节的生产国际化,从而产生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2.对于附加值较低的U形曲线底端的部分,一般是产品的制造过程,由于其增加值较低,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拥有这部分制造过程的企业就倾向把这个生产链条全部外包或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外包就会产生许可证贸易,而转移生产线则会产生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3.而已处于U形曲线最底端的企业,为了扩大企业收益,倾向于向两端发展,或增加产品研发投入和密切原料供应,或大力拓宽营销渠道,直接面向市场和客户,如果企业的这些行为超越了国界就会产生对外直接投资。
以上各效应可以用下图表示:
资料来源:作者设计
显然,经济全球化下生产价值链的分解所产生的各种效应,都有可能促使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有相当多的外资企业利用中国各种生产制造成本较低的优势,或直接在中国投资建厂,或采取贴牌生产(OEM)的方式授权国内企业来生产,把中国作为其生产基地,这样的一种国际分工产生了大量的资本流动,从中国每年大量的外资流入就可见一斑,这就是价值链分解的第2种效应,而其自身只需抓住生产链中的关键部分就可以取得增值最大,即是第1种效应的体现。
在这样一种分工状态下,由于外资企业掌握了行业内U形生产链的两端,仅把附加值最低的U形底端制造过程放在中国,因此在为了扩大自身的规模和效益,国内企业也在努力向U形曲线的两端延伸,而要迅速掌控住附加值最高的价值链,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投入资本设立自己的或购买已有的上游或下游渠道,当某企业的产品是面向国际市场,上述的努力就会产生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体现了价值链分解的第3种效应。
(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有效资本理论的结合
如前所述,对外投资资本一般不是单纯的货币流动,而是以要素的“集合包装”的形式出现的,这样有学者(魏益华,2004)提出“有效资本”[1]的概念,所谓有效资本是指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有效集合生产要素构建或进入跨国性行业增值链的资本,它注重的不是资本的数量规模和垄断性优势的大小,而是资本的特等功能,同时“有效资本”是一个动态概念,不同时期、不同区位,资本有效性的衡量标准是不同的,但要素整合能力、跨国性增值链建构能力以及适应性反应能力是有效资本的最一般特征或基本规定。
以中国现在较低的人均资源占有,是不可能存在绝对资本过剩的情况,即使某一行业或地区存在相对的资本过剩,也是结构性的资本过剩,由于中国是经济二元结构比较显著的国家,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完全可以通过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把相对过剩的资本消化在本国经济落后地区,同时不管绝对还是相对过剩资本,一般都是效率较低的资本,这种资本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下风,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对外流动,都不存在优势,因此希望以资本的过剩来形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而有效资本则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有效资本是定义于出于全球化生产价值链上的资本,这样它就可以利用价值链的分解效应参与国际分工,从而自然地产生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这里价值链的国际化程度及其进程虽然因行业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关键是取决于资本的适应能力,有效资本不仅能够适应不同投资区位特征,自主建立跨国性的增值链,而其还具有对垄断优势所建立的国际生产价值链的适应能力。换句话说,能进入到经济全球化下正在逐步解体的生产价值链中的资本就是有效资本,此种有效资本也必然会产生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鉴于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既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劣势,也存在广阔的消费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优势,国内的分工体系和世界分工体系有着相当的雷同,这样,有效资本的培养和形成完全可以在国内的经济体系中进行,通过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依靠广大的市场需求,再加上对外贸易中的国际合作,现在,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拥有了巨大的规模,在全球化生产链条中具有了有效资本的潜质,并由上述部分企业走出了国门,已有效地把有效资本转化成了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可以说,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生产链的解体和有效资本定义的提出,竞争中“赢得优势论”代替了“优势前提论”,是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有力的理论突破,必然会为国家政策的稳定和企业或个人对外投资者的行动提供正确的指导,必然会大大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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