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2013年9月26日逝世，享年98岁
　　于光远先生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了解他生平的人都知道，这并非夸大。韦君宜曾说，于光远是一位热情豪迈的学者，也是对一切领域都充满研究兴趣的“杂家”。尽管“杂家”二字颇能代表他的读书和研究兴趣，但于先生在经济学等领域的成就却有目共睹。
　　于光远，1915年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学深厚。1932年他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34年转入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三年级，与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等同窗。
　　作为物理系的高材生，他深受老师周培源器重，在周指导下研究广义相对论。彼时，于先生在物理研究方面已展现出天赋，假以时日，本可成为一名了不起的科学家。
　　然而，生逢乱世，又心怀救国梦的于先生，终未走上科学家的人生道路。1935年底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彻底改变了他成为大物理学家的梦想，从而投身抗日救亡。抗战炮声一响，他就离开学校，直奔武汉，和流亡学生一起活动。1939年，他来到了延安，先被委派任延安中山图书馆馆长，后在中宣部工作，一直持续到建国后。
　　在革命年月，于先生便开始关注土地等经济问题，1941年起研究经济学，为他成为党内著名经济学家打下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他在中国率先发起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当时这一领域通常承袭苏联学者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说法，叫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于光远则提出了另一用语，即“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后被不少经济学家所接受。1952年他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出版，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政治经济学读本，印量极大，广富影响。
　　20世纪50年代末，他参与组织有关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效果、经济发展速度与比例等重要经济理论的讨论。在70年代后期，他独树一帜，驳斥了当时所谓的“批判唯生产力论”的论调，认为必须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决定因素。
　　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曾委托于光远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也希望借此机会尝试写一部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著作。他花费数年时间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初稿，但“文革”爆发，研究工作被迫中断，及至“文革”后继续研究，却发现体系化的著作难以进展，从而将工作定位于“探索”，最终写成数卷《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
　　反思建国后的中国道路，于光远意识到，要想走得更远，必须现实认识中国社会所处的阶段，因此，他开始研究中国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问题。从1981年起，他多次主张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和基本特征的论述写入中央文件。1987年，于光远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专著《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被一些经济学家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的十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可以说，于光远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他曾亲自参与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文件起草，这篇文章宣告了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然而，多年后提起往事，他表示，自己只不过遵照领导人的意思，找來执笔起草者，向他们作了传达，商量了一下文章的框架，限定时间拿出来交卷。
　　于光远一生坚信独立思考，见不得弄虚作假，更不容忍自己犯此类错误，哪怕是无心之过。对“丢脸”之事，他从不遮掩，而是时常讲出来给别人听，以警醒自己——“大跃进”年代，他也写过文章提到小麦高产。用他的话说，这事每讲一次，就像洗一次脸。
　　于先生在生活琐事上马马虎虎，但在为人与为学上却勤奋严谨。他著名的“八字”箴言——勤、正、坦、深、创、韧、情、喜——概括了自己为人、为学、处世的特点和智慧。他一生以这段箴言自励，伴随他在各个岗位上均有建树。
　　1955年，于光远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77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顾问。1978年兼任马列所第一任所长。1975年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还曾任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退休之后，于光远依然笔耕不辍，著作等身。
　　于先生是幸运的，有生之年见证了祖国在发展道路上的每一个重要脚步；他又见到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日益式微。看到这一领域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亦不再能得到学者们的重视，他倍感惋惜。
　　于先生天资聪慧，为人快乐豁达，时常调侃自己是“身老心不老”，且终身保持着“无时不思，无日不写”的习惯。但命运的脉搏无人能捉摸，2013年9月26日，他猝然驾鹤西去，为人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和人格遗产。
　　作者为浙江财经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