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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宫,杜鲁门与所有内务人员都相处很好,叫得出每个人的名字,也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如果有客人来,他就会向客人介绍他们。据说,他是历来惟一这么做的白宫主人。
在美国历史上,接替罗斯福的杜鲁门是一位典型的“主动积极型总统”,这种性格的核心品质是能够综合过去的经验,或者说能够坦然地看待生活和事业中的种种挑战和困苦,能够自信地做出人生的种种决策,而这些品质也决定了他会成为一个有效的管理者。
无遗憾的决策
早在少年时代,杜鲁门就从他母亲那里学到了一种新式的诙谐,一种“包含着完全的笑,包含着对自我命运的欣赏和挑战”。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继续肯定自己,并且找到了一种自我安抚的方法,那就是在心里永远不要想着“遗憾”的事,这使他在以后的日子里敢于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而不过多地注意前进途中遇到的障碍。
也就是在罗斯福去世的第二天,杜鲁门对记者自我解嘲地说:“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小伙子是否有过被成堆的干草砸过的经历。不过,当他们告诉我昨天发生的一切之后,我觉得月亮、星星和所有的星球都落到我的头上。”
不过,在杜鲁门刚刚接手白宫时,人们更多的是猜疑和不信任,但杜鲁门对此却不以为然。他知道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事情,所以毫不在意别人怎么看。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有这样才能够骑在老虎身上而不至于跌下来被老虎吃掉。
也正是源于这种果断,在罗斯福突然离去,人们担心旧金山会议能否如期召开时,杜鲁门痛快地说“能”。也正是相信是在做正确的事情,在人们争执不休时,杜鲁门却一步步地将马歇尔计划推向世界。也正是为了战后社会的稳定,冒着可能无法连任的风险,杜鲁门坚定地制止了铁路和煤矿罢工,并且尽可能地为煤矿工人争取到相应的权益。也正是基于“大国的责任是为全球提供服务,而不是主宰这个世界”的理念,杜鲁门将罗斯福的联合国设想最终变成了现实。
事实证明,杜鲁门的这种将事情简化的处理问题的风格,在后罗斯福时代发挥了重要功效。而杜鲁门本人对自己的积极的决策思维也非常看重,并始终把总统的经历视为一系列不连续的决策事件。1958年,归隐后的杜鲁门曾经这样谈及他的决策心得:“在我一生中每当需要决策时,我便做出决策,然后忘掉,去干其他事情,在任总统时我也是这样的……假如你在一项决策中犯了错误,你可以用另一项决策去纠正它,然后再前进。”
一只猎犬不可能
同时追两个兔子
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时,这位不被人们看好的副总统被推到了前台,杜鲁门仍然将工作的中心放在国内问题上。杜鲁门对民意有很清楚的认知,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平即将到来,美国的注意力将几乎全部转向国内事务。而事实上,他对外交从来就不感兴趣,甚至完全忽视外交的存在。
但很快,波茨坦会议改变了他的认识。在会议上,杜鲁门与丘吉尔和斯大林打了一个星期的交道,慢慢地,他意识到外交是整个会议的主题,而且他还发现自己在外交上完全是个门外汉,这使他清醒地意识到,以前忽视外交是完全错误的。
杜鲁门回国后,他很坦率地承认自己不得不放弃他想做的事情,不得不将精力集中在他不得不做的事情上,即外交。为此,他立即请马歇尔将军和迪安·艾奇逊担任他的老师。经过几个月内努力,专注的杜鲁门已经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外交专家。而事实上,缔造战后新格局的不是丘吉尔,也不是斯大林,而是杜鲁门:他实施了被西方人认为很重要的“遏制共产主义和将共产主义赶出伊朗和希腊的政策”;制订了挽救了西欧的马歇尔计划;最后,呼吁并推动发展了世界经济。
相反,杜鲁门的后任林登·约翰逊总统却过分相信自己的能力,以为可以同时做好两件大事,结果在越南战争和国内改革上都一无所获。
可以说,那个注意力集中的约翰逊是可怕的,但遗憾的是,越战却改变并且近乎毁了他的“伟大计划”。应该说,约翰逊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和进取心的人,但问题是,过强的使命感有时也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在营造伟大社会的同时,约翰逊也念念不忘“遏制共产主义”的所谓“使命”,而在越南的行动,就被他视为一项历史使命。
事与愿违,没过多久,约翰逊不希望看到的局面便出现了。随着战争的升温,不仅越战的惨况被曝光出来,引发了全社会的反战浪潮,更为严重的是,战争升级导致军费暴涨,国内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人民的经济负担大大加重;“伟大社会”计划陷于停顿。
其实,“伟大社会”本可以给林登·约翰逊总统带来更多的荣誉,可是越战使他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这说明,再能跑的猎犬也不要妄想同时追两个兔子。
被信任者很少
颠覆信任他的人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经说过,“成功的领导者具有两点共同特征:拥有很多的追随者,并且得到这些追随者的信任。”事实也正是如此,优秀领导者的身上总是具有一种让追随者难以抗拒的影响力。
在这方面,杜鲁门难能可贵地以其对属下的信任有效地树立了权威,提高了工作效率。
对此,在白宫服务了40多年的威廉·霍普金斯说:“杜鲁门很信任别人,因此,他的手下都会绝对效忠他,以为回报。”而他的幕僚查尔斯·墨菲则深有感触地说,“在很多方面,杜鲁门总统确实十分强悍,但对他的属下,他却极端温和……属下为了回报他,只有全心全意、不计代价地认真工作。”
杜鲁门对他人的信任也体现在他的担当上。作为领导者,就必须以身作则,给那些追随者以典范作用。在白宫的岁月中,每天晚上,杜鲁门都会抱着一大摞材料和文件回家,然后明快地做出处理,不仅写上自己的意见,也明确地指明由谁负责。这样,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效率就会非常高,当事人会目标明确地接受任务,全权处理。而一旦出现问题和麻烦,杜鲁门总是会把责任承担下来,而不会去找替罪羊。所以,给他做事的人普遍都感到很畅快,也很有成就感。
杜鲁门的例子告诉我们,领导魅力就是领导者拥有能对追随者产生巨大影响的个人吸引力。正是由于杜鲁门所表现出的亲民和尊重他人的作风,使他很快就被人们所接受了。在白宫,杜鲁门与所有内务人员都相处很好,叫得出每个人的名字,也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如果有客人来,他就会向客人介绍他们。据说,他是历来惟一这么做的白宫主人。他知道速记员的孩子感冒,也知道佣人亲戚去世的消息,他还是第一个走进白宫厨房的总统……
事实证明,杜鲁门的随和与平等待人的品质,为他迅速赢得了人们的尊重。那些心中始终装着他人,装着普通民众的领导者,时常会得到命运的眷顾。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亲民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杜鲁门“意外”地赢得了1948年大选。
应该说,杜鲁门能得到后人的敬重,他的历史地位经由时间之河的冲刷而不断提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一个敢于并能够负责任的政治家。而在管理学意义上,杜鲁门则堪称不折不扣的“有效的管理者”,也即总是会为事情的结果负起个人的责任,不轻易把麻烦传给别人。在杜鲁门自己的办公室门口,就挂着这样一条醒目的标语:buckets stop here!意思是问题到此为止,不再传给别人。这成为了后世许多领导者的座右铭。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在美国历史上,接替罗斯福的杜鲁门是一位典型的“主动积极型总统”,这种性格的核心品质是能够综合过去的经验,或者说能够坦然地看待生活和事业中的种种挑战和困苦,能够自信地做出人生的种种决策,而这些品质也决定了他会成为一个有效的管理者。
无遗憾的决策
早在少年时代,杜鲁门就从他母亲那里学到了一种新式的诙谐,一种“包含着完全的笑,包含着对自我命运的欣赏和挑战”。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继续肯定自己,并且找到了一种自我安抚的方法,那就是在心里永远不要想着“遗憾”的事,这使他在以后的日子里敢于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而不过多地注意前进途中遇到的障碍。
也就是在罗斯福去世的第二天,杜鲁门对记者自我解嘲地说:“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小伙子是否有过被成堆的干草砸过的经历。不过,当他们告诉我昨天发生的一切之后,我觉得月亮、星星和所有的星球都落到我的头上。”
不过,在杜鲁门刚刚接手白宫时,人们更多的是猜疑和不信任,但杜鲁门对此却不以为然。他知道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事情,所以毫不在意别人怎么看。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有这样才能够骑在老虎身上而不至于跌下来被老虎吃掉。
也正是源于这种果断,在罗斯福突然离去,人们担心旧金山会议能否如期召开时,杜鲁门痛快地说“能”。也正是相信是在做正确的事情,在人们争执不休时,杜鲁门却一步步地将马歇尔计划推向世界。也正是为了战后社会的稳定,冒着可能无法连任的风险,杜鲁门坚定地制止了铁路和煤矿罢工,并且尽可能地为煤矿工人争取到相应的权益。也正是基于“大国的责任是为全球提供服务,而不是主宰这个世界”的理念,杜鲁门将罗斯福的联合国设想最终变成了现实。
事实证明,杜鲁门的这种将事情简化的处理问题的风格,在后罗斯福时代发挥了重要功效。而杜鲁门本人对自己的积极的决策思维也非常看重,并始终把总统的经历视为一系列不连续的决策事件。1958年,归隐后的杜鲁门曾经这样谈及他的决策心得:“在我一生中每当需要决策时,我便做出决策,然后忘掉,去干其他事情,在任总统时我也是这样的……假如你在一项决策中犯了错误,你可以用另一项决策去纠正它,然后再前进。”
一只猎犬不可能
同时追两个兔子
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时,这位不被人们看好的副总统被推到了前台,杜鲁门仍然将工作的中心放在国内问题上。杜鲁门对民意有很清楚的认知,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平即将到来,美国的注意力将几乎全部转向国内事务。而事实上,他对外交从来就不感兴趣,甚至完全忽视外交的存在。
但很快,波茨坦会议改变了他的认识。在会议上,杜鲁门与丘吉尔和斯大林打了一个星期的交道,慢慢地,他意识到外交是整个会议的主题,而且他还发现自己在外交上完全是个门外汉,这使他清醒地意识到,以前忽视外交是完全错误的。
杜鲁门回国后,他很坦率地承认自己不得不放弃他想做的事情,不得不将精力集中在他不得不做的事情上,即外交。为此,他立即请马歇尔将军和迪安·艾奇逊担任他的老师。经过几个月内努力,专注的杜鲁门已经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外交专家。而事实上,缔造战后新格局的不是丘吉尔,也不是斯大林,而是杜鲁门:他实施了被西方人认为很重要的“遏制共产主义和将共产主义赶出伊朗和希腊的政策”;制订了挽救了西欧的马歇尔计划;最后,呼吁并推动发展了世界经济。
相反,杜鲁门的后任林登·约翰逊总统却过分相信自己的能力,以为可以同时做好两件大事,结果在越南战争和国内改革上都一无所获。
可以说,那个注意力集中的约翰逊是可怕的,但遗憾的是,越战却改变并且近乎毁了他的“伟大计划”。应该说,约翰逊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和进取心的人,但问题是,过强的使命感有时也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在营造伟大社会的同时,约翰逊也念念不忘“遏制共产主义”的所谓“使命”,而在越南的行动,就被他视为一项历史使命。
事与愿违,没过多久,约翰逊不希望看到的局面便出现了。随着战争的升温,不仅越战的惨况被曝光出来,引发了全社会的反战浪潮,更为严重的是,战争升级导致军费暴涨,国内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人民的经济负担大大加重;“伟大社会”计划陷于停顿。
其实,“伟大社会”本可以给林登·约翰逊总统带来更多的荣誉,可是越战使他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这说明,再能跑的猎犬也不要妄想同时追两个兔子。
被信任者很少
颠覆信任他的人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经说过,“成功的领导者具有两点共同特征:拥有很多的追随者,并且得到这些追随者的信任。”事实也正是如此,优秀领导者的身上总是具有一种让追随者难以抗拒的影响力。
在这方面,杜鲁门难能可贵地以其对属下的信任有效地树立了权威,提高了工作效率。
对此,在白宫服务了40多年的威廉·霍普金斯说:“杜鲁门很信任别人,因此,他的手下都会绝对效忠他,以为回报。”而他的幕僚查尔斯·墨菲则深有感触地说,“在很多方面,杜鲁门总统确实十分强悍,但对他的属下,他却极端温和……属下为了回报他,只有全心全意、不计代价地认真工作。”
杜鲁门对他人的信任也体现在他的担当上。作为领导者,就必须以身作则,给那些追随者以典范作用。在白宫的岁月中,每天晚上,杜鲁门都会抱着一大摞材料和文件回家,然后明快地做出处理,不仅写上自己的意见,也明确地指明由谁负责。这样,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效率就会非常高,当事人会目标明确地接受任务,全权处理。而一旦出现问题和麻烦,杜鲁门总是会把责任承担下来,而不会去找替罪羊。所以,给他做事的人普遍都感到很畅快,也很有成就感。
杜鲁门的例子告诉我们,领导魅力就是领导者拥有能对追随者产生巨大影响的个人吸引力。正是由于杜鲁门所表现出的亲民和尊重他人的作风,使他很快就被人们所接受了。在白宫,杜鲁门与所有内务人员都相处很好,叫得出每个人的名字,也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如果有客人来,他就会向客人介绍他们。据说,他是历来惟一这么做的白宫主人。他知道速记员的孩子感冒,也知道佣人亲戚去世的消息,他还是第一个走进白宫厨房的总统……
事实证明,杜鲁门的随和与平等待人的品质,为他迅速赢得了人们的尊重。那些心中始终装着他人,装着普通民众的领导者,时常会得到命运的眷顾。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亲民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杜鲁门“意外”地赢得了1948年大选。
应该说,杜鲁门能得到后人的敬重,他的历史地位经由时间之河的冲刷而不断提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一个敢于并能够负责任的政治家。而在管理学意义上,杜鲁门则堪称不折不扣的“有效的管理者”,也即总是会为事情的结果负起个人的责任,不轻易把麻烦传给别人。在杜鲁门自己的办公室门口,就挂着这样一条醒目的标语:buckets stop here!意思是问题到此为止,不再传给别人。这成为了后世许多领导者的座右铭。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