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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代美国历史教科书中，新左派学生运动与反主流文化运动没有受到教材编写者的重视，其历史地位和作用被淡化了。在对20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的叙述中，它们往往处于从属地位，即从属于对其他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中，如黑人民权运动与其他少数族裔和群体为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美国政府主导下的民主改革和整个美国社会的反战抗议活动等的叙述中。美国历史教科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和记忆工具，采取这样的叙述模式，不仅反映了当代美国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和所取得的成就，也体现了美国历史研究的最新发展，同时还折射出当代美国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对教科书写作的影响。
[关键词]新左派，反主流文化，历史教科书
[中图分类号]K7 G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6-0042-07
美国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在黑人民权运动的激励下，在约翰·肯尼迪总统“新边疆”演讲的鼓励下，于60年代初期开始了在美国现行体制内实行社会变革的尝试和努力。然而，因为自由主义民主政府的承诺与社会现实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因为美国越来越深地卷入到越南战争中，激进青年学生在理想主义与道德主义的驱使下，在争取一个更加平等、正义的社会和抗议越战的斗争中日益走向了与现存体制对立、对抗的道路。他们主要从政治和文化上对美国社会发起了全面攻击。各种力量汇集成巨大的抗议潮流，冲击着美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机构，对当代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60年代运动的遗产至今仍然是美国政治、文化、思想和学术界激烈争辩的焦点。
那么，作为记录美国过去历史重要文化载体之一的历史教科书，又是如何言说新左派学生运动历史的呢?本文将以国内能找到的美国各个时期出版的美国通史教材为基本材料，结合有关新左派学生运动的历史文献和研究性著作，考察生活在当代美国社会中的教材编写者是如何描述60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的，他们在编排和撰写有关新左派学生运动的历史时，出于什么考虑呈现了教科书上所描绘的新左派学生运动形象?他们的这种编排和描述说明了什么?为什么?与当代美国社会政治文化思潮有何关联?本文将首先考察历史教科书对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叙述，然后试图解读这种叙述背后的深层缘由。
一
国家历史是学校的必修课程。学校是由国家资助和认可的，而国家期待学校培养学生在成人生活中的各种能力，从而服务于国家。这就包括对学生公民职责和权利的教育，而公民训练总是意味着对国家历史的学习。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舒德森认为，历史教科书中关于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叙述被强有力地习俗化和制度化了，因为大多数国家的人们都把历史教科书作为了解自己国家过去历史知识的唯一书面材料。当然，并不是说历史教科书就是有关过去知识的唯一标准的版本，但它确实是人们获得过去知识的最重要的载体。那么，作为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时期之一——60年代以及60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的历史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中是如何被描述的呢?作为美国未来国家主人的学生，可以从教科书这个重要的文化载体中获得关于新左派学生运动的什么信息呢?新左派学生运动是以怎样的形象出现在这些通史教科书中的呢?
在美国学术界和政治文化领域，保守派批评者常常抱怨说，标准教科书中关于20世纪60年代的叙述表明，新左派运动虽然在街垒和路障中没有取得胜利，但是却在课堂上获胜了。用拉什·林博的话说，一小撮“愤怒的反美国主义激进派已经趾高气扬地占据了学术领域中的权力位置”。那些被迫转入地下的60年代激进派的反主流文化政治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在学术界取得了胜利，并且充斥于美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居心叵测地用激进主义宣传手段毒害着今天的学生。
那么，美国历史教科书上的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是不是如保守派批评者所言，得到了教材编写者的大力弘扬和特别重视呢?60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的激进主义思想是不是成为美国历史教科书中大书特写的宣传材料呢?事实并非如此。在我所考察的这些历史教科书中，无论从教材对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叙述所占的篇幅，还是从结构的编排，抑或是内容的叙述，或是对运动的评价，都没有体现出教材编写者对运动特别高的评价和重视。
首先，从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在这些历史教科书中所占的篇幅来看，教材编写者并没有表现出对运动特别地重视。
对校园反叛和新左派运动描述最多的可能要算约翰·M·布鲁姆等人编写的《国家经历》，该书1973年版本对新左派和校园反叛运动的考察比较详细，布鲁姆花了7页对其进行了介绍，甚至还包括新左派重要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于1962年发表的《休伦港宣言》的节选材料，还有新左派精神领袖赫伯特·马尔库塞的作品节选。而对白人青年学生抗议运动的介绍非常吝啬的教科书却不少，如2002年新近出版的《美国的承诺》是一本洋洋洒洒的煌煌大作，长达1300多页，但是对新左派的叙述却只有1页，对反主流文化运动的描述则更简单，只有半页。
有的教科书则根本没有提及新左派和白人青年的政治反叛运动，如《美国盛会》一书中，第43章的标题是“暴风骤雨般的60年代”，这一章除提到了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及其执政时期的内政外交外，还提到了民权运动与黑人革命，以及越南灾难，但是在这两个小标题下，根本没有任何有关新左派的叙述。也就是说，在狂飙突进的60年代，美国白人青年曾经全身心投入的政治改革和激进主义文化革命在历史教科书中根本没有一席之地。然后在第46章“二战后的美国人”这个包括了12个小标题的章节中，只有“文化与‘反主流文化’”一小节，且所占篇幅仅为1页多一点点。在这个短短的介绍中，也根本没有有关新左派和白人青年政治反叛运动的内容。
相反，在这些教科书中，反战运动和非裔美国人为争取权利和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所占篇幅往往是白人新左派和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很多教科书辟有专门章节介绍黑人民权运动，但是新左派学生运动在书中所占篇幅却只有短短的几页，常常是与在黑人民权运动激励下发展起来的其他少数族裔为争取自身权益所进行的斗争放在一起，篇幅有时候还没有后者长。
由此引出了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从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在教科书章节的安排和内容的编排上也可以看出它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相反，新左派学生运动往往被放在从属的位置，即从属于民权运动与被剥夺者为争取权利和权力而进行的更宏大的斗争中。白人青年的抗议活动只是一个戏剧性的插曲，是一个将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与正在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同性恋权利和多元文化主义连接起来的纽带。如在盖里·纳什编写的《美国人民》一书中，第29章“为社会改革而奋斗”分成了5个小节，而“社会与文化抗议”只是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拉丁裔美国人和土著美国人 斗争和抗议主流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总共篇幅为“学生行动主义”占1页，反主流文化占1页半，其后是男女同性恋权利和环保与消费者抗议的内容。所以，新左派学生运动只是起了一个桥梁的作用，将土著美国人呼吁自决权利和同性恋争取权利的斗争连接了起来。
另外，在对越南战争和反战抗议运动进行详细介绍时，编写者也是将新左派学生运动的抗议活动放在从属位置。虽然在有关校园抗议运动的章节中，教材编写者对反战抗议活动的态度是同情的，也指出美国政府在内政外交政策上的不足和局限性是导致校园骚乱不断升级的原因。但是他们并没有对新左派学生在反战抗议运动中起的发动、组织和推动作用予以特别重视，更多是强调美国社会上自国会议员，下至普通民众普遍存在的反战情绪。如1965年越战升级后，学民社于当年4月在华盛顿组织发动了一场有25000千人参加的示威游行活动，这是到那时为止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反战示威活动，而且自此以后，反战运动开始引起人们关注，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由此掀起了一场又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越战的活动。但是新左派的反战抗议活动并没有得到教材编写者的特别关注，而是被看为整个社会反战抗议力量中的普通力量。如在《人类事务进程中的美国历史》一书中，作者在提供了导致60年代学生激进主义和学生反叛的四个原因之后，谈到具体的政治活动时，提到了1965年3月由密歇根大学教职员工和学生行动主义者组织举行的一场反对战争的声势浩大的“教师宣讲会”，并且对这一反战抗议策略及其影响深表认同。但学民社组织的华盛顿示威游行活动却没有被提及。
这种不重视的情况还表现在教材编写者对新左派早期政治活动的忽略。在《来自多数：一部美国人的历史》中，第29章“国外战争，国内战争：1965-1974”分7个小节介绍了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战争，与此同时，国内也因此濒临分裂的边缘。在这7个小标题下，第2节“矛盾冲突中的一代人”主要讨论了反主流文化运动与反战运动，所以，从结构的安排和作者对时段的划分来分析，1965年之前的美国白人青年人的政治改革尝试根本没有进入他的视野。而作者在第28章“民权运动：1945-1966”的叙述中，主要讨论了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发展壮大以及日益走向好战和暴力的过程，在最后一小节“对黑人和白人民权的超越”中，作者讨论了其他少数族裔为争取自身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但是根本没有提到青年学生的政治改革尝试。
也就是说，成立于1960年的新左派重要学生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1964年自由言论运动出现之前的活动，很少有教材提及。虽然有教科书提到过“学民社”的重要纲领《休伦港宣言》，提到过它对美国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端的批判，但是没有一本教科书提到过“经济调查与研究项目”，这个项目是1962学民社发表其纲领性文件《休伦港宣言》后不久，学民社组织中绝大多数骨干发起并身体力行的一个项目，旨在通过走出校园，走入社会，即走进千家万户需要帮助的城市贫民窟家庭，帮助他们提高自己的政治意识，在日常生活中表达自己的声音，参与到影响自己生活的决策制定过程中。这是对《休伦港宣言》中提到的一个核心政治观念“参与性民主”的具体实践，也是他们试图在现行制度下，通过体制内政治改革的形式，实现社会变革的一种尝试。
“参与性民主”这个观念对美国当代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这个词在我所考察的教科书中没有被专门提及，只有纳什所编教科书提到了《休伦港宣言》号召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即“个体参与的民主制”。事实上，这个观念在七八十年代的“市民革命”和“新美国革命”中成为美国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常用词，正如学民社创始人之一汤姆·海登在70年代中期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所说：“60年代的激进主义成为了70年代的常识。”而“参与性民主”就是60年代激进主义思想中最关键的政治观念之一，对后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其他权利革命产生过直接的影响。但是这个重要的概念在历史教科书中并没有受到青睐。
最后，教材编写者在描述新左派学生运动时，虽然不乏同情与认可，但其描述所用的语言和语气远非褒扬，有的甚至还带有嘲讽和贬损之意。对新左派学生运动予以肯定的是《美国精神》，该书在“1960年代的政治抗议”一章中特别提到了“学民社”于1962年发表的《休伦港宣言》“最富有洞见地表达了青年人激进主义思想的萌芽”，并且在“形塑许多青年行动主义者的政治观点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力”。纳什也抱着同情的态度对新左派激进思想源自民权运动、肯尼迪政府的新边疆承诺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所产生的失望进行了中肯的分析，而且还指出“新左派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对于“运动还处于一种健康状态的时候，以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针对性的方式，集中精力反对越南战争，挑战美国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他对于运动后期的描述却不是很客气。他在描述1969年从学民社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极端激进群体“气象员组织”在芝加哥发动革命行动时，这样写道：“气象员们在街道上乱闹一气，挥舞着棍棒、管子、链条和石头，将所能触及的东西砸得稀巴烂”。
至于其他带有宗派主义思想的教科书对新左派和反主流文化运动的描述则比纳什的描述更尖锐，更不客气。在《美国过去的构建》中，当作者谈到美国青年人的反叛是一种理想主义时说：“制约着大多数人的那种谨慎和小心翼翼的现实主义让位给了全国性的浪漫主义大爆炸。”于是，60年代成了“青年人的时代”，美国实际上成了受到年轻人困扰的时代。“无论你在哪里抬头一看，你都可以看到‘花之子们’(Flower Children)在沿街乞讨，可以看到青年激进派暴徒在大学校园中无法无天，可以看到狂热的吸毒者，反战示威游行分子，念珠、长发、光脚丫和公社成员”。以“暴徒”、“无法无天”、“狂热”等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构成了一幅60年代激进青年反叛的图画。但是任何读到这段文字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些词的影响，在自己的头脑中描绘出一幅有关新左派和反主流文化运动“瞎胡闹”的图景。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几乎所有教科书作者都对严肃认真、负责任的反战运动和自我放纵、享乐主义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区分开来。即使是带有同情心的叙述，如认为反主流文化运动对性道德和大众文化观念的改变具有永久的创新性影响，他们的关注焦点也完全放在性、吸毒和摇滚乐上面。如《人类事务进程中的美国历史》在叙述了嬉皮士的文化反叛之后，谈到60年代青年人中绝大多数青年人和他们的父辈一样，捍卫着传统的美国价值观和道德观，他们把反主流文化成员看作是“懒惰、污秽和不知好歹”，所以，对60年代的社会文化革命坚决抵制。但是，“即使是最传统的美国人也受到了反主流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媒体、购买新衣服、发型和生活方式发生了作用”。 教科书中的这种处理方式低估了文化反叛中的政治内涵，忽略了新左派政治和反主流文化实验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严格的区分最早出现在1968年的教科书中，持续至今，在各种不同版本的教科书中反复出现。
但是，这种观点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挑战，这些挑战者认为个人与政治、新左派抗议运动与反主流文化运动前后关联，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如大卫·法布尔等人的作品强调自我表达与政治抗议之间的密切联系，他们认为这种联系贯穿于1960年代青年行动主义的活动中。用法布尔的话说，“个人政治，即个人必须生活在革命当中”是激进文化政治的基本要素，这一要素贯穿于60年代激进运动始终，在奥克兰征兵中心的抵制运动中，在1967年向五角大楼的行进中，1968年发生在芝加哥的易比士“生命宴会”中都有体现。196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因暴力行动而受审的易比士领袖阿比·霍夫曼1969年写道：“当我出现在芝加哥的法庭上时，我希望不是因为我支持民族解放阵线(我支持过)而受审，而是因为我蓄长发。不是因为我支持黑人解放运动，而是因为我吸毒。”在他看来，长发和大麻这些反主流文化的标记，与激进政治是不可分割的。
事实上，最忠诚的新左派激进分子和最典型的嬉皮士有着共同的信念，他们都相信音乐和毒品具有转变能力，他们都看到了在世俗的选择，如对食物、生活方式和服装等方面的选择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力。甚至那些对嬉皮士生活方式不信任的反战行动主义者们也理解嬉皮士对真实性的执著追求。但是，在我所考察的标准教科书关于两者的叙述中，这种根本性的联系被忽略了，删除了。结果，历史教科书低估了新左派运动与反主流文化运动中最重要、最永恒的意义。
二
从运动尚未结束的1968年至2006年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美国历史教科书上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形象基本上就是上面所介绍的，没有多大变化。其基本情况是：新左派学生运动与反主流文化运动从属于少数族裔和群体争取自身权益的宏大斗争，从属于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反战抗议运动，从属于民主党政府所领导的民主改革，因而没有受到教材编写者特别的同情与关注；而且，教材编写者在描述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时，在两者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对其区别对待；另外，尽管许多教材编写者认同新左派学生运动对美国社会的批判，但是，他们特别强调的还是美国体制的优越性和美国制度的有效性。那么，美国历史教科书上的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为什么会以这样的面貌出现?为什么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关于60年代运动的描述没有多大变化?我们也许可以从以下的分析中一窥其中缘由。
在历史教科书中受到特别关注的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在斗争中有效地运用群体斗争的策略，将分散的个人权利诉求转变成群体权利诉求，使同一群体的政治力量迅速积聚，通过有效机制和策略，向政府施加压力，争取本群体权力和状况的改善。于是，民权运动以后，群体意识和群体政治成为美国社会权力斗争的主要方式，也成为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基础。自197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逐渐苏醒，他们掀起了一浪盖过一浪反对种族、性别和经济压迫的斗争。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新美国革命”中，“群体诉求”，“群体权利”成为多元文化主义运动中醒目的特征，也成为其核心思想和策略。
多元文化主义最主要表现为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在1970年代，当多元文化主义的概念首次出现时，其目标是在中小学教育中增加对不同民族和族裔文化传统的理解；在8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被一些大学借用，用以描述对传统人文学科内容的改革；到9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的教育思想逐渐趋于成熟。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60年代的政治左派和自由派学者的头等大事就是身份政治和权利革命，而这些人是大多数主要的通史类教科书的作者。他们中有些人虽然认同60年代新左派白人青年学生的政治文化反叛，也同情他们对美国社会弊端的严肃批判，但是新左派和反主流文化运动提出的美国文明的空洞无物，以及他们对真实性、对平等与正义的追求、对参与性民主观念的复兴等等，并不能全面而完整地表达出种族、阶级和性别这一神圣的三位一体。于是，相对于黑人民权运动和60年代末期蓬勃发展起来的女权主义运动、同性恋争取权利的斗争、环保主义运动以及各少数民族和族裔的崛起，通史教科书的作者们只能勉勉强强地将中产阶级白人激进派的活动归入到这个更宏大的故事情节中来。
于是，无论是在“狂飙突进的60年代”标题下，还是在“自由主义改革”的章节中，无论是来自政治精英们自上而下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还是弱势群体为争取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社会而进行的斗争，教材编写者头脑中的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都只是构成这些改革运动和权利革命斗争中的一个小插曲，只是美国历史长河中各少数族裔和群体为争取平等权利斗争中的小事件，或者，只是曾经推动过这种改革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因素，因而，在关于60年代运动和历史的叙述中，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自然成不了主角，而只是一个不起眼的配角。这是多元文化主义和权利革命对政治左派取得胜利的表现。
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对美国历史的研究和教学影响最为强烈。民权运动揭露了美国社会存在的各种种族歧视现象，暴露了长期以来为传统历史学研究掩盖或忽视的深层矛盾，促发了历史学界对美国历史本质的重新思考。与此同时，新崛起的群体要求得到历史的承认，而传统的史学研究却不能回应这种要求。史学改革与社会改革相互呼应，新美国史学应运而生。新美国史学在研究内容、领域、方法和材料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尤其是在内容和主题上，新美国史学从传统的领袖人物传记、政治体制、思想史和外交史转向对普通社会群体的研究，尤其注重对传统史学所忽视的群体的研究，如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和妇女等群体历史的研究。
新美国史学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成果必然会反映到美国历史教学中，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学历史课程的设置和内容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的研究成果被大量纳入大学教学中，历史系的课程出现多元化趋势。传统的西方文明中心论受到挑战，有关种族、民族和妇女历史的研究项目不断涌现。据统计，1984年有600所大学历史系开设了专门的黑人研究课。到90年代，新史学的研究成果被普遍纳入大学的历史教育中，绝大多数学校都开设了少数民族、族裔和妇女史专业课。反映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上的变化则是，在美国主要的通史教材中，绝大多数教科书都认可新社会史学，并且也热衷于宣扬新社会史学的教学。在当代美国大学通史课本中，有关少数民族和妇女的篇幅大为增加，尤其是黑人历史所占比例大幅度增加，平均占到通史类(内战后至今)教材总页数的近五分之一。同时，历史学家还力图将新的史学成果介绍到 中小学历史教学中去。而且，美国史的研究与教学队伍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大量受到(美国)新史学影响和训练的新一代历史学家进入到大学和研究所，其中包括少数民族和女性历史学者。他们正在成为美国史领域活跃的新生力量，从而一改过去历史学研究中白人男性学者一统天下的格局。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历史教科书将白人青年反叛运动置于从属地位，而对黑人民权运动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为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斗争则不惜笔墨，大加渲染，将新左派运动与反主流文化运动作为架设民权运动与身份政治和权利革命的桥梁，作为其中一个小小插曲的缘由了。
美国通史教科书中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对于处在决策阶层的权力精英们在60年代为黑人和少数族裔所遭遇的不幸和悲惨境地而作出的改革努力，作者们表示了十分认可和认同。他们非常重视美国政府主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非常重视体制内改革的作用和所取得的成就，如对马丁·路德·金在民权运动中采用“非暴力策略”表示认可和赞赏，非常重视美国体制的优越性和不可取代性。这些教材通常将新左派学生运动与反主流文化运动放在民主改革和反战运动中来叙述，而且特别强调政府在政治、经济民主改革中的作用和所取得的成就，特别强调美国普通民众从1965年开始的反战情绪不是针对美国体制，而是针对政府的某项政策，或者某个政治领导人物在决策上的失误，是针对美国政府中的某个机构和个人，如学校，如军工企业，如约翰逊总统卷入越南战争并使战争不断升级的政策等等。这种处理模式并非历史教科书作者所独创，而是美国史学界一以贯之的做法。
20世纪初期出现的“新史学”主张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强调史学应注重研究和表现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逻辑，不应只满足于歌功颂德和宣扬爱国主义。但是以“公正和诚实”的态度来研究美国和世界历史的“新史学”学者仍然难以摆脱时代和美国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如20世纪初期，艾尔伯特·B·哈特主编出版了《美利坚民族》历史丛书，这套书共28册，对美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和阶段作了系统研究，但其最终的结论往往是以“科学”的方式说明美国理想和体制的必然性，强调美国体制的最终优越性。
这种倾向在冷战时期的“一致论”史学中更为明显。“一致论”史学家提出，美国历史中尽管存在着诸多冲突与矛盾，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如涉及黑人的种族歧视和隔离，如在丰腴社会中仍然存在着贫富悬殊的现象等等，但是，美国政府和美国制度仍然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仍然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仍然在继续寻找让所有美国人都能实现自己的美国梦想，都能够享受到经济繁荣和富裕所带来的美好生活的途径；而生活在这个体制下的美国人虽然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存在各种分歧和矛盾，但是他们仍然享有着共同的历史经历、理想和文化传统(包括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受制约的政府和对个人自由的尊重等等)，他们所共享的远远大于他们之间的分歧。所以，在这些史学家的眼中，美国体制不仅有效，而且是非常有效。
伴随着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新美国史学”虽然对“一致论”史学观提出了挑战，他们关于美国历史的叙述虽然更注重对传统史学中被忽视和忽略的群体和族裔的描述，但是，他们关于美国体制仍然有效的观念却并没有发生转变。如多元文化主义史学的领衔人物之一盖里·纳什认为，主张多元文化主义并不意味着必须否认美国人有一个共同的传统，而是必须“就什么是美国文化的核心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多元文化论者虽然对美国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们中的激进派还提出了在政治权力、经济资源和教育资金分配、文化意识重建等方面的一系列要求平等的主张，但是，他们并没有对美国制度本身提出挑战，没有对造成种族、族裔、阶级和性别间在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方面绝对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提出直接严肃的挑战。
这种史学观反映在美国历史教科书对新左派和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叙述中就是：60年代社会运动只是政府主导下的程序化改革中一个小小的分支，它对美国社会走向更加民主、自由、平等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通过这种处理方式，教科书作者淡化了新左派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抹去了新左派运动对当代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尽管多元文化主义对传统美国价值观的批判和对现实美国政治和教育体制的批判和改革是在美国体制仍然有效的范畴之内，但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仍然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恐慌。无论是政治保守派还是文化保守派，对教育界和学术界中表现出来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和实践非常反感和憎恨，对与多元文化主义密切相关的新美国史学的批判尤其激烈，从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文化战争。保守派对60年代新左派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激进主义思想进行了抨击，尤其对反主流文化运动与后来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感到厌恶，并且将当代美国社会问题丛生的现象归咎于它们。在保守派的叙述中，它们是美国当代社会一切邪恶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造成当今美国社会诸多问题的罪魁祸首，它们必须为当今美国社会道德缺失、吸毒现象普遍、非婚生子现象增多、艾滋病盛行、同性恋和堕胎等问题负责。保守派对反主流文化运动的攻击也或多或少能够说明美国历史教科书上对新左派和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区别对待。
我们知道，在传授任何历史知识的时候，都会受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制约和限制，有教学法上的限制，有讲授内容的约束，有各个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学习特点的制约。另外，历史教科书的出版也受到市场机制的束缚，尤其受到出版商的制约，它更多地是一个与社会中的“文化再生产”密切相关的产业。在对过去历史进行记忆的过程中，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者不同于职业历史学家或学术历史学家，也不同于政治历史学家，他们的读者既不是专业同行，也不是为了赞扬或重新肯定地方、州、地区、种族、党派或国家的统一，而是面向普通读者，是广大民众，是学生群体。历史教科书作者头脑中有一个教育目的，他所传达的是简单而清晰的信息，其目的是要吸引学生的兴趣，同时又比较强调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相一致的道德模式，所以，它将尽量避免模棱两可和不确定的信息，以及容易引起读者质疑的内容，也就是说，具有争议性的内容和信息一般会尽量避免；另外，教科书还要尽量避免不要冒犯任何人，尤其不要冒犯那些提出公开拒绝的理由，发起一场争辩并迫使学校机构转向其他出版商的买主。
在关于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的叙述中，我所考察的历史教科书很少提及运动的历史遗产，很少论及它们对当代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造成的影响，因为关于60年代青年人的反叛运动本身就是当代美国社会中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问题，尤其是关于运动到底留给美国人的遗产是破坏性还是建设性的争论非常激烈。教科书将新左派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纳入民权运动和身份政治的宏大叙事中，就避免了这种争议性，因为这两者已经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生活中广为人知并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事实。
而教科书对新左派运动与反主流文化运动叙述的区别对待，也印证了教科书尽量避免争议性的特点。在关于60年代青年反叛运动的叙述中，无论是当年参加过运动的前行动主义激进分子，还是对运动持批评态度的保守派人士，都不约而同地对反主流文化运动表示反感，蔑视，甚至厌恶。如前学民社主席托德·吉特林对新左派早期政治活动给予很高评价，但是对新左派后期转向好战与暴力的极端行为，对嬉皮士的反主流文化表现出明显的不屑与蔑视。至于保守派学者对反主流文化和妇女解放运动带给美国社会的“破坏性”作用所进行的口诛笔伐，则更是从60年代末期开始一直延续至今。所以，这种区别对待一方面说明历史教材或多或少迎合了美国主流社会对反主流文化运动的看法，说明教材强调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相一致的道德模式，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历史教材受到诸多因素制约的特点。
历史教科书是一种记忆过去的重要文化载体。而记忆总是意味着记住了一些事情，而忘掉了另外一些事情。而且，记忆是有目的的，它不是随意发挥的。不论是个体的记忆还是群体的记忆，不论是社会记忆还是整个国家民族的记忆，它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目的性，带有记忆者自身的价值观和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痕迹。更重要的是，对过去的记忆总是受到当下存在的影响，受到当前社会形势和现实政治的影响。美国历史教科书对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叙述正体现了记忆的这一特点。
在当代美国历史教科书的叙述中，新左派学生运动与反主流文化运动没有受到教材编写者的重视，其历史地位和作用被淡化了。在对60年代社会运动的叙述中，它们往往处于从属地位，即从属于对其他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中，如黑人民权运动与其他少数族裔和群体为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美国政府主导下的民主改革和整个美国社会的反战抗议活动等的叙述中。美国历史教科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和记忆工具，采取这样的叙述模式，不仅反映了当代美国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和所取得的成就，也体现了美国历史研究的最新发展，同时还折射出当代美国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对教科书写作的影响。
责任编辑：倪金荣
[关键词]新左派，反主流文化，历史教科书
[中图分类号]K7 G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6-0042-07
美国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在黑人民权运动的激励下，在约翰·肯尼迪总统“新边疆”演讲的鼓励下，于60年代初期开始了在美国现行体制内实行社会变革的尝试和努力。然而，因为自由主义民主政府的承诺与社会现实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因为美国越来越深地卷入到越南战争中，激进青年学生在理想主义与道德主义的驱使下，在争取一个更加平等、正义的社会和抗议越战的斗争中日益走向了与现存体制对立、对抗的道路。他们主要从政治和文化上对美国社会发起了全面攻击。各种力量汇集成巨大的抗议潮流，冲击着美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机构，对当代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60年代运动的遗产至今仍然是美国政治、文化、思想和学术界激烈争辩的焦点。
那么，作为记录美国过去历史重要文化载体之一的历史教科书，又是如何言说新左派学生运动历史的呢?本文将以国内能找到的美国各个时期出版的美国通史教材为基本材料，结合有关新左派学生运动的历史文献和研究性著作，考察生活在当代美国社会中的教材编写者是如何描述60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的，他们在编排和撰写有关新左派学生运动的历史时，出于什么考虑呈现了教科书上所描绘的新左派学生运动形象?他们的这种编排和描述说明了什么?为什么?与当代美国社会政治文化思潮有何关联?本文将首先考察历史教科书对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叙述，然后试图解读这种叙述背后的深层缘由。
一
国家历史是学校的必修课程。学校是由国家资助和认可的，而国家期待学校培养学生在成人生活中的各种能力，从而服务于国家。这就包括对学生公民职责和权利的教育，而公民训练总是意味着对国家历史的学习。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舒德森认为，历史教科书中关于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叙述被强有力地习俗化和制度化了，因为大多数国家的人们都把历史教科书作为了解自己国家过去历史知识的唯一书面材料。当然，并不是说历史教科书就是有关过去知识的唯一标准的版本，但它确实是人们获得过去知识的最重要的载体。那么，作为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时期之一——60年代以及60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的历史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中是如何被描述的呢?作为美国未来国家主人的学生，可以从教科书这个重要的文化载体中获得关于新左派学生运动的什么信息呢?新左派学生运动是以怎样的形象出现在这些通史教科书中的呢?
在美国学术界和政治文化领域，保守派批评者常常抱怨说，标准教科书中关于20世纪60年代的叙述表明，新左派运动虽然在街垒和路障中没有取得胜利，但是却在课堂上获胜了。用拉什·林博的话说，一小撮“愤怒的反美国主义激进派已经趾高气扬地占据了学术领域中的权力位置”。那些被迫转入地下的60年代激进派的反主流文化政治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在学术界取得了胜利，并且充斥于美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居心叵测地用激进主义宣传手段毒害着今天的学生。
那么，美国历史教科书上的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是不是如保守派批评者所言，得到了教材编写者的大力弘扬和特别重视呢?60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的激进主义思想是不是成为美国历史教科书中大书特写的宣传材料呢?事实并非如此。在我所考察的这些历史教科书中，无论从教材对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叙述所占的篇幅，还是从结构的编排，抑或是内容的叙述，或是对运动的评价，都没有体现出教材编写者对运动特别高的评价和重视。
首先，从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在这些历史教科书中所占的篇幅来看，教材编写者并没有表现出对运动特别地重视。
对校园反叛和新左派运动描述最多的可能要算约翰·M·布鲁姆等人编写的《国家经历》，该书1973年版本对新左派和校园反叛运动的考察比较详细，布鲁姆花了7页对其进行了介绍，甚至还包括新左派重要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于1962年发表的《休伦港宣言》的节选材料，还有新左派精神领袖赫伯特·马尔库塞的作品节选。而对白人青年学生抗议运动的介绍非常吝啬的教科书却不少，如2002年新近出版的《美国的承诺》是一本洋洋洒洒的煌煌大作，长达1300多页，但是对新左派的叙述却只有1页，对反主流文化运动的描述则更简单，只有半页。
有的教科书则根本没有提及新左派和白人青年的政治反叛运动，如《美国盛会》一书中，第43章的标题是“暴风骤雨般的60年代”，这一章除提到了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及其执政时期的内政外交外，还提到了民权运动与黑人革命，以及越南灾难，但是在这两个小标题下，根本没有任何有关新左派的叙述。也就是说，在狂飙突进的60年代，美国白人青年曾经全身心投入的政治改革和激进主义文化革命在历史教科书中根本没有一席之地。然后在第46章“二战后的美国人”这个包括了12个小标题的章节中，只有“文化与‘反主流文化’”一小节，且所占篇幅仅为1页多一点点。在这个短短的介绍中，也根本没有有关新左派和白人青年政治反叛运动的内容。
相反，在这些教科书中，反战运动和非裔美国人为争取权利和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所占篇幅往往是白人新左派和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很多教科书辟有专门章节介绍黑人民权运动，但是新左派学生运动在书中所占篇幅却只有短短的几页，常常是与在黑人民权运动激励下发展起来的其他少数族裔为争取自身权益所进行的斗争放在一起，篇幅有时候还没有后者长。
由此引出了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从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在教科书章节的安排和内容的编排上也可以看出它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相反，新左派学生运动往往被放在从属的位置，即从属于民权运动与被剥夺者为争取权利和权力而进行的更宏大的斗争中。白人青年的抗议活动只是一个戏剧性的插曲，是一个将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与正在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同性恋权利和多元文化主义连接起来的纽带。如在盖里·纳什编写的《美国人民》一书中，第29章“为社会改革而奋斗”分成了5个小节，而“社会与文化抗议”只是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拉丁裔美国人和土著美国人 斗争和抗议主流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总共篇幅为“学生行动主义”占1页，反主流文化占1页半，其后是男女同性恋权利和环保与消费者抗议的内容。所以，新左派学生运动只是起了一个桥梁的作用，将土著美国人呼吁自决权利和同性恋争取权利的斗争连接了起来。
另外，在对越南战争和反战抗议运动进行详细介绍时，编写者也是将新左派学生运动的抗议活动放在从属位置。虽然在有关校园抗议运动的章节中，教材编写者对反战抗议活动的态度是同情的，也指出美国政府在内政外交政策上的不足和局限性是导致校园骚乱不断升级的原因。但是他们并没有对新左派学生在反战抗议运动中起的发动、组织和推动作用予以特别重视，更多是强调美国社会上自国会议员，下至普通民众普遍存在的反战情绪。如1965年越战升级后，学民社于当年4月在华盛顿组织发动了一场有25000千人参加的示威游行活动，这是到那时为止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反战示威活动，而且自此以后，反战运动开始引起人们关注，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由此掀起了一场又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越战的活动。但是新左派的反战抗议活动并没有得到教材编写者的特别关注，而是被看为整个社会反战抗议力量中的普通力量。如在《人类事务进程中的美国历史》一书中，作者在提供了导致60年代学生激进主义和学生反叛的四个原因之后，谈到具体的政治活动时，提到了1965年3月由密歇根大学教职员工和学生行动主义者组织举行的一场反对战争的声势浩大的“教师宣讲会”，并且对这一反战抗议策略及其影响深表认同。但学民社组织的华盛顿示威游行活动却没有被提及。
这种不重视的情况还表现在教材编写者对新左派早期政治活动的忽略。在《来自多数：一部美国人的历史》中，第29章“国外战争，国内战争：1965-1974”分7个小节介绍了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战争，与此同时，国内也因此濒临分裂的边缘。在这7个小标题下，第2节“矛盾冲突中的一代人”主要讨论了反主流文化运动与反战运动，所以，从结构的安排和作者对时段的划分来分析，1965年之前的美国白人青年人的政治改革尝试根本没有进入他的视野。而作者在第28章“民权运动：1945-1966”的叙述中，主要讨论了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发展壮大以及日益走向好战和暴力的过程，在最后一小节“对黑人和白人民权的超越”中，作者讨论了其他少数族裔为争取自身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但是根本没有提到青年学生的政治改革尝试。
也就是说，成立于1960年的新左派重要学生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1964年自由言论运动出现之前的活动，很少有教材提及。虽然有教科书提到过“学民社”的重要纲领《休伦港宣言》，提到过它对美国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端的批判，但是没有一本教科书提到过“经济调查与研究项目”，这个项目是1962学民社发表其纲领性文件《休伦港宣言》后不久，学民社组织中绝大多数骨干发起并身体力行的一个项目，旨在通过走出校园，走入社会，即走进千家万户需要帮助的城市贫民窟家庭，帮助他们提高自己的政治意识，在日常生活中表达自己的声音，参与到影响自己生活的决策制定过程中。这是对《休伦港宣言》中提到的一个核心政治观念“参与性民主”的具体实践，也是他们试图在现行制度下，通过体制内政治改革的形式，实现社会变革的一种尝试。
“参与性民主”这个观念对美国当代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这个词在我所考察的教科书中没有被专门提及，只有纳什所编教科书提到了《休伦港宣言》号召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即“个体参与的民主制”。事实上，这个观念在七八十年代的“市民革命”和“新美国革命”中成为美国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常用词，正如学民社创始人之一汤姆·海登在70年代中期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所说：“60年代的激进主义成为了70年代的常识。”而“参与性民主”就是60年代激进主义思想中最关键的政治观念之一，对后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其他权利革命产生过直接的影响。但是这个重要的概念在历史教科书中并没有受到青睐。
最后，教材编写者在描述新左派学生运动时，虽然不乏同情与认可，但其描述所用的语言和语气远非褒扬，有的甚至还带有嘲讽和贬损之意。对新左派学生运动予以肯定的是《美国精神》，该书在“1960年代的政治抗议”一章中特别提到了“学民社”于1962年发表的《休伦港宣言》“最富有洞见地表达了青年人激进主义思想的萌芽”，并且在“形塑许多青年行动主义者的政治观点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力”。纳什也抱着同情的态度对新左派激进思想源自民权运动、肯尼迪政府的新边疆承诺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所产生的失望进行了中肯的分析，而且还指出“新左派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对于“运动还处于一种健康状态的时候，以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针对性的方式，集中精力反对越南战争，挑战美国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他对于运动后期的描述却不是很客气。他在描述1969年从学民社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极端激进群体“气象员组织”在芝加哥发动革命行动时，这样写道：“气象员们在街道上乱闹一气，挥舞着棍棒、管子、链条和石头，将所能触及的东西砸得稀巴烂”。
至于其他带有宗派主义思想的教科书对新左派和反主流文化运动的描述则比纳什的描述更尖锐，更不客气。在《美国过去的构建》中，当作者谈到美国青年人的反叛是一种理想主义时说：“制约着大多数人的那种谨慎和小心翼翼的现实主义让位给了全国性的浪漫主义大爆炸。”于是，60年代成了“青年人的时代”，美国实际上成了受到年轻人困扰的时代。“无论你在哪里抬头一看，你都可以看到‘花之子们’(Flower Children)在沿街乞讨，可以看到青年激进派暴徒在大学校园中无法无天，可以看到狂热的吸毒者，反战示威游行分子，念珠、长发、光脚丫和公社成员”。以“暴徒”、“无法无天”、“狂热”等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构成了一幅60年代激进青年反叛的图画。但是任何读到这段文字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些词的影响，在自己的头脑中描绘出一幅有关新左派和反主流文化运动“瞎胡闹”的图景。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几乎所有教科书作者都对严肃认真、负责任的反战运动和自我放纵、享乐主义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区分开来。即使是带有同情心的叙述，如认为反主流文化运动对性道德和大众文化观念的改变具有永久的创新性影响，他们的关注焦点也完全放在性、吸毒和摇滚乐上面。如《人类事务进程中的美国历史》在叙述了嬉皮士的文化反叛之后，谈到60年代青年人中绝大多数青年人和他们的父辈一样，捍卫着传统的美国价值观和道德观，他们把反主流文化成员看作是“懒惰、污秽和不知好歹”，所以，对60年代的社会文化革命坚决抵制。但是，“即使是最传统的美国人也受到了反主流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媒体、购买新衣服、发型和生活方式发生了作用”。 教科书中的这种处理方式低估了文化反叛中的政治内涵，忽略了新左派政治和反主流文化实验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严格的区分最早出现在1968年的教科书中，持续至今，在各种不同版本的教科书中反复出现。
但是，这种观点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挑战，这些挑战者认为个人与政治、新左派抗议运动与反主流文化运动前后关联，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如大卫·法布尔等人的作品强调自我表达与政治抗议之间的密切联系，他们认为这种联系贯穿于1960年代青年行动主义的活动中。用法布尔的话说，“个人政治，即个人必须生活在革命当中”是激进文化政治的基本要素，这一要素贯穿于60年代激进运动始终，在奥克兰征兵中心的抵制运动中，在1967年向五角大楼的行进中，1968年发生在芝加哥的易比士“生命宴会”中都有体现。196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因暴力行动而受审的易比士领袖阿比·霍夫曼1969年写道：“当我出现在芝加哥的法庭上时，我希望不是因为我支持民族解放阵线(我支持过)而受审，而是因为我蓄长发。不是因为我支持黑人解放运动，而是因为我吸毒。”在他看来，长发和大麻这些反主流文化的标记，与激进政治是不可分割的。
事实上，最忠诚的新左派激进分子和最典型的嬉皮士有着共同的信念，他们都相信音乐和毒品具有转变能力，他们都看到了在世俗的选择，如对食物、生活方式和服装等方面的选择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力。甚至那些对嬉皮士生活方式不信任的反战行动主义者们也理解嬉皮士对真实性的执著追求。但是，在我所考察的标准教科书关于两者的叙述中，这种根本性的联系被忽略了，删除了。结果，历史教科书低估了新左派运动与反主流文化运动中最重要、最永恒的意义。
二
从运动尚未结束的1968年至2006年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美国历史教科书上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形象基本上就是上面所介绍的，没有多大变化。其基本情况是：新左派学生运动与反主流文化运动从属于少数族裔和群体争取自身权益的宏大斗争，从属于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反战抗议运动，从属于民主党政府所领导的民主改革，因而没有受到教材编写者特别的同情与关注；而且，教材编写者在描述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时，在两者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对其区别对待；另外，尽管许多教材编写者认同新左派学生运动对美国社会的批判，但是，他们特别强调的还是美国体制的优越性和美国制度的有效性。那么，美国历史教科书上的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为什么会以这样的面貌出现?为什么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关于60年代运动的描述没有多大变化?我们也许可以从以下的分析中一窥其中缘由。
在历史教科书中受到特别关注的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在斗争中有效地运用群体斗争的策略，将分散的个人权利诉求转变成群体权利诉求，使同一群体的政治力量迅速积聚，通过有效机制和策略，向政府施加压力，争取本群体权力和状况的改善。于是，民权运动以后，群体意识和群体政治成为美国社会权力斗争的主要方式，也成为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基础。自197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逐渐苏醒，他们掀起了一浪盖过一浪反对种族、性别和经济压迫的斗争。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新美国革命”中，“群体诉求”，“群体权利”成为多元文化主义运动中醒目的特征，也成为其核心思想和策略。
多元文化主义最主要表现为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在1970年代，当多元文化主义的概念首次出现时，其目标是在中小学教育中增加对不同民族和族裔文化传统的理解；在8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被一些大学借用，用以描述对传统人文学科内容的改革；到9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的教育思想逐渐趋于成熟。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60年代的政治左派和自由派学者的头等大事就是身份政治和权利革命，而这些人是大多数主要的通史类教科书的作者。他们中有些人虽然认同60年代新左派白人青年学生的政治文化反叛，也同情他们对美国社会弊端的严肃批判，但是新左派和反主流文化运动提出的美国文明的空洞无物，以及他们对真实性、对平等与正义的追求、对参与性民主观念的复兴等等，并不能全面而完整地表达出种族、阶级和性别这一神圣的三位一体。于是，相对于黑人民权运动和60年代末期蓬勃发展起来的女权主义运动、同性恋争取权利的斗争、环保主义运动以及各少数民族和族裔的崛起，通史教科书的作者们只能勉勉强强地将中产阶级白人激进派的活动归入到这个更宏大的故事情节中来。
于是，无论是在“狂飙突进的60年代”标题下，还是在“自由主义改革”的章节中，无论是来自政治精英们自上而下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还是弱势群体为争取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社会而进行的斗争，教材编写者头脑中的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都只是构成这些改革运动和权利革命斗争中的一个小插曲，只是美国历史长河中各少数族裔和群体为争取平等权利斗争中的小事件，或者，只是曾经推动过这种改革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因素，因而，在关于60年代运动和历史的叙述中，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自然成不了主角，而只是一个不起眼的配角。这是多元文化主义和权利革命对政治左派取得胜利的表现。
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对美国历史的研究和教学影响最为强烈。民权运动揭露了美国社会存在的各种种族歧视现象，暴露了长期以来为传统历史学研究掩盖或忽视的深层矛盾，促发了历史学界对美国历史本质的重新思考。与此同时，新崛起的群体要求得到历史的承认，而传统的史学研究却不能回应这种要求。史学改革与社会改革相互呼应，新美国史学应运而生。新美国史学在研究内容、领域、方法和材料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尤其是在内容和主题上，新美国史学从传统的领袖人物传记、政治体制、思想史和外交史转向对普通社会群体的研究，尤其注重对传统史学所忽视的群体的研究，如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和妇女等群体历史的研究。
新美国史学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成果必然会反映到美国历史教学中，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学历史课程的设置和内容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的研究成果被大量纳入大学教学中，历史系的课程出现多元化趋势。传统的西方文明中心论受到挑战，有关种族、民族和妇女历史的研究项目不断涌现。据统计，1984年有600所大学历史系开设了专门的黑人研究课。到90年代，新史学的研究成果被普遍纳入大学的历史教育中，绝大多数学校都开设了少数民族、族裔和妇女史专业课。反映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上的变化则是，在美国主要的通史教材中，绝大多数教科书都认可新社会史学，并且也热衷于宣扬新社会史学的教学。在当代美国大学通史课本中，有关少数民族和妇女的篇幅大为增加，尤其是黑人历史所占比例大幅度增加，平均占到通史类(内战后至今)教材总页数的近五分之一。同时，历史学家还力图将新的史学成果介绍到 中小学历史教学中去。而且，美国史的研究与教学队伍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大量受到(美国)新史学影响和训练的新一代历史学家进入到大学和研究所，其中包括少数民族和女性历史学者。他们正在成为美国史领域活跃的新生力量，从而一改过去历史学研究中白人男性学者一统天下的格局。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历史教科书将白人青年反叛运动置于从属地位，而对黑人民权运动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为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斗争则不惜笔墨，大加渲染，将新左派运动与反主流文化运动作为架设民权运动与身份政治和权利革命的桥梁，作为其中一个小小插曲的缘由了。
美国通史教科书中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对于处在决策阶层的权力精英们在60年代为黑人和少数族裔所遭遇的不幸和悲惨境地而作出的改革努力，作者们表示了十分认可和认同。他们非常重视美国政府主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非常重视体制内改革的作用和所取得的成就，如对马丁·路德·金在民权运动中采用“非暴力策略”表示认可和赞赏，非常重视美国体制的优越性和不可取代性。这些教材通常将新左派学生运动与反主流文化运动放在民主改革和反战运动中来叙述，而且特别强调政府在政治、经济民主改革中的作用和所取得的成就，特别强调美国普通民众从1965年开始的反战情绪不是针对美国体制，而是针对政府的某项政策，或者某个政治领导人物在决策上的失误，是针对美国政府中的某个机构和个人，如学校，如军工企业，如约翰逊总统卷入越南战争并使战争不断升级的政策等等。这种处理模式并非历史教科书作者所独创，而是美国史学界一以贯之的做法。
20世纪初期出现的“新史学”主张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强调史学应注重研究和表现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逻辑，不应只满足于歌功颂德和宣扬爱国主义。但是以“公正和诚实”的态度来研究美国和世界历史的“新史学”学者仍然难以摆脱时代和美国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如20世纪初期，艾尔伯特·B·哈特主编出版了《美利坚民族》历史丛书，这套书共28册，对美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和阶段作了系统研究，但其最终的结论往往是以“科学”的方式说明美国理想和体制的必然性，强调美国体制的最终优越性。
这种倾向在冷战时期的“一致论”史学中更为明显。“一致论”史学家提出，美国历史中尽管存在着诸多冲突与矛盾，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如涉及黑人的种族歧视和隔离，如在丰腴社会中仍然存在着贫富悬殊的现象等等，但是，美国政府和美国制度仍然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仍然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仍然在继续寻找让所有美国人都能实现自己的美国梦想，都能够享受到经济繁荣和富裕所带来的美好生活的途径；而生活在这个体制下的美国人虽然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存在各种分歧和矛盾，但是他们仍然享有着共同的历史经历、理想和文化传统(包括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受制约的政府和对个人自由的尊重等等)，他们所共享的远远大于他们之间的分歧。所以，在这些史学家的眼中，美国体制不仅有效，而且是非常有效。
伴随着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新美国史学”虽然对“一致论”史学观提出了挑战，他们关于美国历史的叙述虽然更注重对传统史学中被忽视和忽略的群体和族裔的描述，但是，他们关于美国体制仍然有效的观念却并没有发生转变。如多元文化主义史学的领衔人物之一盖里·纳什认为，主张多元文化主义并不意味着必须否认美国人有一个共同的传统，而是必须“就什么是美国文化的核心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多元文化论者虽然对美国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们中的激进派还提出了在政治权力、经济资源和教育资金分配、文化意识重建等方面的一系列要求平等的主张，但是，他们并没有对美国制度本身提出挑战，没有对造成种族、族裔、阶级和性别间在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方面绝对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提出直接严肃的挑战。
这种史学观反映在美国历史教科书对新左派和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叙述中就是：60年代社会运动只是政府主导下的程序化改革中一个小小的分支，它对美国社会走向更加民主、自由、平等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通过这种处理方式，教科书作者淡化了新左派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抹去了新左派运动对当代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尽管多元文化主义对传统美国价值观的批判和对现实美国政治和教育体制的批判和改革是在美国体制仍然有效的范畴之内，但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仍然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恐慌。无论是政治保守派还是文化保守派，对教育界和学术界中表现出来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和实践非常反感和憎恨，对与多元文化主义密切相关的新美国史学的批判尤其激烈，从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文化战争。保守派对60年代新左派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激进主义思想进行了抨击，尤其对反主流文化运动与后来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感到厌恶，并且将当代美国社会问题丛生的现象归咎于它们。在保守派的叙述中，它们是美国当代社会一切邪恶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造成当今美国社会诸多问题的罪魁祸首，它们必须为当今美国社会道德缺失、吸毒现象普遍、非婚生子现象增多、艾滋病盛行、同性恋和堕胎等问题负责。保守派对反主流文化运动的攻击也或多或少能够说明美国历史教科书上对新左派和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区别对待。
我们知道，在传授任何历史知识的时候，都会受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制约和限制，有教学法上的限制，有讲授内容的约束，有各个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学习特点的制约。另外，历史教科书的出版也受到市场机制的束缚，尤其受到出版商的制约，它更多地是一个与社会中的“文化再生产”密切相关的产业。在对过去历史进行记忆的过程中，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者不同于职业历史学家或学术历史学家，也不同于政治历史学家，他们的读者既不是专业同行，也不是为了赞扬或重新肯定地方、州、地区、种族、党派或国家的统一，而是面向普通读者，是广大民众，是学生群体。历史教科书作者头脑中有一个教育目的，他所传达的是简单而清晰的信息，其目的是要吸引学生的兴趣，同时又比较强调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相一致的道德模式，所以，它将尽量避免模棱两可和不确定的信息，以及容易引起读者质疑的内容，也就是说，具有争议性的内容和信息一般会尽量避免；另外，教科书还要尽量避免不要冒犯任何人，尤其不要冒犯那些提出公开拒绝的理由，发起一场争辩并迫使学校机构转向其他出版商的买主。
在关于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的叙述中，我所考察的历史教科书很少提及运动的历史遗产，很少论及它们对当代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造成的影响，因为关于60年代青年人的反叛运动本身就是当代美国社会中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问题，尤其是关于运动到底留给美国人的遗产是破坏性还是建设性的争论非常激烈。教科书将新左派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纳入民权运动和身份政治的宏大叙事中，就避免了这种争议性，因为这两者已经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生活中广为人知并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事实。
而教科书对新左派运动与反主流文化运动叙述的区别对待，也印证了教科书尽量避免争议性的特点。在关于60年代青年反叛运动的叙述中，无论是当年参加过运动的前行动主义激进分子，还是对运动持批评态度的保守派人士，都不约而同地对反主流文化运动表示反感，蔑视，甚至厌恶。如前学民社主席托德·吉特林对新左派早期政治活动给予很高评价，但是对新左派后期转向好战与暴力的极端行为，对嬉皮士的反主流文化表现出明显的不屑与蔑视。至于保守派学者对反主流文化和妇女解放运动带给美国社会的“破坏性”作用所进行的口诛笔伐，则更是从60年代末期开始一直延续至今。所以，这种区别对待一方面说明历史教材或多或少迎合了美国主流社会对反主流文化运动的看法，说明教材强调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相一致的道德模式，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历史教材受到诸多因素制约的特点。
历史教科书是一种记忆过去的重要文化载体。而记忆总是意味着记住了一些事情，而忘掉了另外一些事情。而且，记忆是有目的的，它不是随意发挥的。不论是个体的记忆还是群体的记忆，不论是社会记忆还是整个国家民族的记忆，它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目的性，带有记忆者自身的价值观和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痕迹。更重要的是，对过去的记忆总是受到当下存在的影响，受到当前社会形势和现实政治的影响。美国历史教科书对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叙述正体现了记忆的这一特点。
在当代美国历史教科书的叙述中，新左派学生运动与反主流文化运动没有受到教材编写者的重视，其历史地位和作用被淡化了。在对60年代社会运动的叙述中，它们往往处于从属地位，即从属于对其他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中，如黑人民权运动与其他少数族裔和群体为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美国政府主导下的民主改革和整个美国社会的反战抗议活动等的叙述中。美国历史教科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和记忆工具，采取这样的叙述模式，不仅反映了当代美国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和所取得的成就，也体现了美国历史研究的最新发展，同时还折射出当代美国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对教科书写作的影响。
责任编辑：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