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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6年2月最后一天，上海码头。一位中等身材，戴着眼镜，学者模样的人随着人流匆匆踏上停泊在江面上的一艘客轮。这是一艘由上海开往香港的客轮，那位学者模样的乘客，倚扶在舱外甲板旁船舷的栏杆上，默默地注视着远方。他就是曾因主编发行量达15万份的《生活》周刊而著名的邹韬奋。
邹韬奋这次香港之行是有缘由的。早在1933年7月，已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执行委员的邹韬奋因受国民党政府的迫害，而被迫出国过流亡生活。他分别游历考察了英国、苏联、美国，写下了著名的《萍踪寄语》游记。邹韬奋回国后已经是1935年8月。这年底，他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实际上是以此恢复被国民党政府扼杀的《生活》周刊。
《大众生活》创刊不久，邹韬奋即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热情赞扬了他原来主编的《生活》周刊，希望《大众生活》也能按《生活》周刊的风格和宗旨来办。邹韬奋很感谢读者对刊物的关注和支持，但他认为两份刊物的时代背景已发生变化，因此要使《大众生活》体现时代特征，使它“与当前时代最进步的运动——救亡运动联结在一起”。令人惋惜的是，《大众生活》虽然一出刊就备受读者欢迎，销量达20万份，打破了当时中国杂志的发行记录，但一共只出刊16期，就遇到了与《生活》周刊一样的结局，“不得不于万分沉痛中暂时停刊”。
在《大众生活》停刊之前，邹韬奋就经常考虑要创办一份合乎大众需要的日报。恰巧有位朋友从香港回到上海前往拜访他，这位朋友无意中谈及香港报界的情况，说在香港办报只要不触犯英国人的利益，讲抗战救国是很自由的，而且因为香港是个自由港，纸张免税，在那里办报可从纸张上赚些余利来维持报纸，比别处日报全靠广告费的收入来维持，有着特别的优势。
邹韬奋的这位朋友，不过是谈到香港的社会现状而顺便提及一些情况。虽是言者无意，而邹韬奋却听者有心，并由此萌发了到香港办报的念头。于是，1936年2月29日，《大众生活》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后，邹韬奋决定暂避锋芒，即日出走上海，前往香港。
3月中旬，邹韬奋终于来到香港。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他需要找到当地一些新闻界的同行朋友，了解一些办报的具体细节和程序。这些同行虽然大多数是与邹韬奋初次谋面，但却通过文字神交已久，因此总是热心相助，并支持他在香港办报。
通过几天的调查了解，邹韬奋在香港办报的热情大增，他有一种不虚此行的兴奋。
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办报总是要钱的，钱从何来？
邹韬奋坚决地认为大众的日报不应该是一两个老板出钱办的，所以无意恳求一两个大老板的赞助；同时他又坚决地认为大众的日报应该要完完全全立于大众的立场，也不该由任何一党一派出钱来办，所以也无意接纳任何党派的援助。因此邹韬奋最后选择的是公开招股的办法。
其实邹韬奋很清楚公开招股无论怎样迅速，也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于是，他一方面公开招股，另一方面为了应急，不得不与几位热心文化事业的好友一起辗转凑借了一笔款子，解决了报纸的开办费。
但邹韬奋很快又碰到了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要印日报非自备印刷机不可。这是一项为数不小的开支。凑巧的是有家印刷公司因为要承印一家日报，从德国购进了一台新式印刷机，这种机器每小时能印日报1.9万份，因为那家日报的每日印数只有1万份，所以这部印刷机仍有潜力承印另一家日报。
这无异于喜从天降，困扰邹韬奋的两个突出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了。接下来组稿、编辑一类的事，邹韬奋自然是驾轻就熟。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与日夜苦干，邹韬奋终于克服人力、财力、技术等种种困难，6月7日，他梦寐以求的《生活日报》终于在香港“呱呱坠地”了。他的心情激动万分。
（二）
上世纪30年代的香港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城市，同时又是一个畸形的城市，它贫富不均、对比强烈。当时熟悉香港的人都知道，要想看看豪华区域和贫苦区域的对比，只要从山上俯瞰便一目了然。那像汪洋一片的所谓西营盘和它附近的地方，都是些狭窄龌龊的街巷和破烂不堪的房屋，像蚁窟似地呈现在你眼前。
香港除了这些整片的贫民区外，还有夹杂在繁华街道中间的零星的贫民窟。《生活日报》的报馆既要设在热闹市区的附近，又交不起昂贵的租金，于是邹韬奋便选定了一个“零星的贫民窟”。当时的德辅道和皇后大道是香港最热闹的两条商业街，这里店铺林立、车水马龙，然而，和这份华丽和繁荣不协调的是，两条街道中间却夹杂着一个贫民窟似的建筑，这就是《生活日报》所在地——利源东街20号。“这屋子虽称三层楼，似乎有着同样阔绰的姿态，但是每层只有一个长方形的小房间，房间的后面有一个很小的厨房，前面临街有一个窄得只够立一个人的露台。至于房子材料的简陋，那是贫民窟房屋的本色，不足为怪，天花板当然是没有的，你仰头一望，便看得见屋顶的瓦片。上楼是由最下层的铺面旁边的一个窄小的楼梯走上去的。你上去的时候，如不凑巧有一个人刚从上面下来，你只得紧紧把身子贴在墙上，让他惟我独尊地先下来。”由此可见当初办报的艰辛和不易。
邹韬奋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报馆改造了一番，除了门面和内部都油漆一新外，还在那狭窄的露台的铁栏杆上排放着几盆花草。如此一点缀，不仅环境优雅了许多，而且还有一种生机和活力，这就是邹韬奋所需要的一种氛围。
《生活日报》虽已创刊，但仍有麻烦。原因是港英政府终于知道这份日报是大名鼎鼎的邹韬奋在此主办的，因而不得不存有戒心。
办报伊始，在向香港政府主管部门登记时，考虑到邹韬奋的名字太响，容易引起港英当局的怀疑和警惕而产生负作用，所以由一位足够资格的朋友热心帮助出面登记。登记时，港英政府华民政务司官员照例要问话，内容是：“为什么要办报？”那时，香港政府最放心的是本地商人出来办报，理由是他们的惟一宗旨是赚钱，而没有政治色彩。这位“识相”的朋友在回答问题时，一口咬定办报的目的是为了赚钱。
报纸虽然得以顺利登记，但由于后来港英政府知道实际上是邹韬奋在办这份《生活日报》，所以对《生活日报》特别注意，防止出现“政治问题”。 事实上，港英政府官员对《生活日报》一直不放心，因为他们不能理解邹韬奋为何要舍近求远跑来香港办报，而且报纸出刊后还得大量运到内地。
不久，香港警务处有公文到新闻检查处，要检查处每天将检查《生活日报》时所抽取的言论和新闻汇送到警务处察核。之后，警务处官员在察核中并没有发现什么令他们恐慌的内容。最后的结论是：“这只是几个读书人办的报纸，没有什么政治背景。”
显然，这个结论为报纸省去了很多麻烦。然而，邹韬奋仍坚持：“我们未尝没有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背景是什么？是促进民族解放，推广大众文化！我们完全立在民众的立场办报，绝对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但我们办报也有我们的宗旨。我们的宗旨是要唤起民众，共同奋斗来抗敌救国。”
事实上，《生活日报》也正是保持了上述宗旨。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深入人心，并促成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邹韬奋虽在香港，但他的心却同中共靠得很近。为此，在香港的《生活日报》上，他经常撰文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呼吁团结抗日。
当时，“广东王”陈济棠听说邹韬奋在香港办报，特派人到香港约邹韬奋到广州一晤。邹韬奋与陈济棠此前虽未见过，但考虑到广州与香港近在咫尺，于是欣然前往。邹韬奋与陈济棠围绕抗战问题谈了两个小时，陈认为当时非蒋不能抗战，邹韬奋则强调团结御侮。最后陈要送邹韬奋3000元，被邹韬奋婉言谢绝。此后，李宗仁、白崇禧均分别约邹韬奋至广州交换对抗战问题的看法。
邹韬奋在香港对《生活日报》的编辑业务做了大胆的改革和尝试，从形式到内容都创造了独特的风格。
《生活日报》最主要的特点是它所表现的人民立场，这继承和发扬了邹韬奋历来所办刊物的传统。
因为考虑到大众的需要，邹韬奋煞费苦心，力争使版面生动活泼、美观大方，同时避免“诘屈聱牙”的语句，使文风符合群众口味。当时的一般报纸在版面上很不统一，各版往往自成一个“独立王国”，而邹韬奋对《生活日报》的要求则是“言论、新闻和副刊，要打成一片，采取一致的态度，新闻选材、硬性文字和软性文字要分配均匀，要使读者不感到繁复，不感到纷乱，不感到干枯，也不感到轻薄。”邹韬奋同时还强调编辑新闻要“研究化”，不但要准确迅速，还要对新闻事实产生的前因后果作相当研究。“使读者在短时间内看了一遍便能得到很丰富而扼要的内容和很明确的了解”。《生活日报》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体现了邹韬奋的匠心独具。
《生活日报》成了邹韬奋在香港的全部精神寄托，每日一张问世的报纸凝结了他的心血。虽然其间颇多艰辛，但为了理想和追求，他依然日复一日，乐此不疲。
然而，由于香港的特殊环境，邹韬奋还是碰到了很多尴尬事，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首先是令人无所适从的新闻检查，检查官可以随意删除，根本不管删后的内容是否衔接和通顺。另外还有大量的方框代替中文中忌讳的词句，这已成为战时香港报刊的一大特色。有些文章经过反复校对，错还是错，使人硬着头皮读下去还是不懂，有些“错字、缺字，更弄得编者掉泪、作家痛心”。尤其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如缺少“懂”字，则印上“董”字，后面加个括号注：“加忄旁”。这种“独出心裁”的花样，即使因办报而享誉国内的邹韬奋亦前所未见。
另外还有一个始终困扰邹韬奋的问题，那就是《生活日报》是面向全国，而香港地隅偏僻、运输不便，不少读者对经常迟到的《生活日报》颇有微词。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以及香港的新闻采访和报纸推广发行的种种不便，加之邹韬奋正扩充股本，有意增大规模。于是，邹韬奋毅然决定将报纸迁到上海续办。为此，他告别香港返沪。
（三）
1941年，邹韬奋又一次来到香港，环境依旧，但心境迥异。
皖南事变后，不堪国民党文化专制迫害的大批文化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帮助下陆续抵达香港，香港随之成为新的抗战文化的阵地。邹韬奋抵达香港时，茅盾、夏衍、范长江、金仲华、潘汉年、胡绳等大批文化人已先期到达。面对众多文化界的挚友，邹韬奋没有第一次到香港时的忐忑和陌生，很快便融汇到这一群体之中。
得知邹韬奋到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立刻前来拜会并设便宴欢迎。
廖承志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后中共委派到香港工作的。1938年1月，廖承志组建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并任主任，他往返于港穗之间，肩负着党在这一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工作。面对众多内地知名文化人陆续抵达香港，廖承志决定立刻在香港办一份党领导下的有影响的报纸。他在给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电报中说：“现到港文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港办报纸……以救国会姿态出现，但不太露锋芒，不过我党重要文件应发表。我想在《新华日报》受压迫，而港其他报受国民党收买的情况下，为冲破他们的封锁办这个报，就是其生命只有几个月也是有意义的。”
廖承志之所以考虑用救国会名义，是因为救国会是一个被认可的合法抗日团体，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加之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邹韬奋已抵达香港。
随后，根据周恩来的复示，廖承志约请了邹韬奋、范长江、夏衍、金仲华、胡仲持等共商办报事宜。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他们请了香港华比银行副经理邓文钊出面向香港当局注册登记，并商定报名为《华商报》。拟此报名的原因在于二战前，香港是靠转口贸易来维持它的经济的，商人是港英当局赖以支持殖民主义统治的社会基础。在这个商埠，如果撇开商贾，就没有基础。《华商报》既含有华侨商人办报的意思，也可以体现报纸的统一战线性质。另外，一般华侨和工商界人士亦感到亲切。当时，还特意搜集了海外华侨极为崇敬的孙中山先生写的这3个字的墨迹，拼集成报头。《华商报》创刊后，范长江主持日常工作，夏衍负责文艺版，民主运动方面的社论则由邹韬奋执笔。
之后，邹韬奋撰写《抗战以来》的长篇回忆录在《华商报》上连载，他根据亲身经历和无可辩驳的事实，对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抵抗，积极反共，残害人民的一切倒行逆施，作了无情的揭露。
邹韬奋除积极为《华商报》等报刊撰稿，发表他对抗战和改革政治的主张外，还受在港进步文化工作者的委托，打算办一个刊物宣传民主与抗日思想，和《华商报》相互呼应。廖承志也积极支持他办刊物。恰巧这时有位叫曹克安的已登记好办一个刊物，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主编，刊物始终没有出版。曹克安读过邹韬奋的著作，敬佩他的为人。经熟人介绍商谈，曹克安愿意担任邹韬奋出版刊物的督印人。于是，邹韬奋决定在香港恢复1936年被迫在上海停刊的《大众生活》。 邹韬奋自任《大众生活》主编，并聘茅盾、夏衍、胡绳、千家驹、金仲华、乔冠华为编委。这是一个很有实力的编辑班子，由此奠定了《大众生活》的刊物质量。
《大众生活》在香港复刊，正值抗战进入第四个年头。为了阐明留港爱国人士的政治主张，1941年5月29日，邹韬奋与茅盾、金仲华、恽逸群、范长江等人草拟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与主张》，发表在6月7日出版的《大众生活》上。文章痛斥了在抗战进入第四个年头之际，内地政治逆流却把身居海外拥护抗战的文化工作者和坚持团结抗战、要求实现民主政治的爱国人士称为“异党分子”、“汉奸”，而对于潜藏在抗战阵营中的“汪逆残余”以及佩戴各种面具的主张妥协的人反而熟视无睹，任其混迹市朝，危害国家。为了克服困难，保证抗战胜利，文章提出了9项救国主张，在全国形成极大反响。
为了吸引读者，根据邹韬奋的约请，茅盾特地创作了饮誉中外的长篇小说《腐蚀》，夏衍创作了中篇小说《春寒》，先后连载于《大众生活》，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当时为《大众生活》撰文的大都是当时文化界的佼佼者和社会贤达。因此，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思想性以及艺术性方面，《大众生活》都是当时香港刊物的杰出代表。
《大众生活》为什么会有如此魅力呢？我们可从它活泼的版面找到答案。《大众生活》设有下列各栏：社论，大部分是评述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及国内抗战的重大事件。周末笔谈，举凡国内外大小事件，有感而发，或杂谈、或随笔，短小精悍，发人深思。当时的夏衍、廖沫沙、胡绳以及邹韬奋自己都是这个栏目的固定撰稿人。论文，绝大部分为关于国际、国内与抗战有关的专题论文，主要由国际问题专家乔冠华、金仲华、张友渔、张铁生、羊枣、千家驹等撰写，具有很大的权威性。生活休养，主要谈待人接物的根本原则以及生活知识。通讯报告，反映世界各国见闻的通讯报告，以扩大读者视野。文艺作品连载，包括茅盾的《腐蚀》和夏衍的《春寒》等。另外还有散文杂感、书评、读者来信简复。邹韬奋历来重视读者来信，经常亲自给读者复信至深夜。他常对人说，他花在“简复”上面的时间要比花在社论上的时间多。正因如此，读者也往往将邹韬奋视为良师益友，愿意与他以心相交。另外，《大众生活》每期都有反映反法西斯战争的漫画，还有分析时事发展的地图。由于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对读者了解形势很有帮助。
《大众生活》香港版平均每期发行10万份，这在当时的香港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它从1941年5月17日出版第一期到同年12月6日，共出版30期，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邹韬奋写好的告别读者的文章未及刊登即被迫停刊。香港的《大众生活》是邹韬奋一生中创办的最后一个刊物。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从中国大陆沿广九铁路进攻香港。这时，邹韬奋住在九龙的弥敦道。他根据战局分析，英军守九龙难以持久。由于战局不断恶化，九龙沦陷，香港危在旦夕。邹韬奋辗转搬家，先后在坚尼道、永安街、湾仔、云咸街住过，最后在铜锣湾灯笼街的贫民窟安置下来。
12月25日，经过18天的抵抗，香港终告沦陷。为了避免落入魔爪，面对恶劣的环境，滞留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只能整天躲在家里。由于一些报纸的汉奸化和新闻界一些无耻的败类投靠敌人，邹韬奋忧心忡忡，盼望能早日脱离香港。
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一直注视着香港战局的发展，关怀着香港文化界人士的安全。这时南方局接到中共中央的紧急指示，必须用一切力量把全部在港的进步文化人抢救出来。中共驻港负责人廖承志接电后风疾雷动，拟定了抢救计划，即由东江纵队派部队沿途护送，在香港市区设立抢救指挥部。他们派秘密使者到灯笼街贫民窟找到邹韬奋，通报党组织安排他秘密出逃的计划。
1942年1月9日，邹韬奋将夫人和孩子留在香港，托朋友照顾，自己化装后由交通员带领偷渡到九龙，然后和文化界的一些朋友会合，又一道徒步翻过崎岖的山路，冲破日军的几道封锁线，历经艰险，最终来到东江纵队司令部驻地白石龙，从而逃离了日军占领下的香港，最终辗转到达新四军控制的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6年2月最后一天，上海码头。一位中等身材，戴着眼镜，学者模样的人随着人流匆匆踏上停泊在江面上的一艘客轮。这是一艘由上海开往香港的客轮，那位学者模样的乘客，倚扶在舱外甲板旁船舷的栏杆上，默默地注视着远方。他就是曾因主编发行量达15万份的《生活》周刊而著名的邹韬奋。
邹韬奋这次香港之行是有缘由的。早在1933年7月，已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执行委员的邹韬奋因受国民党政府的迫害，而被迫出国过流亡生活。他分别游历考察了英国、苏联、美国，写下了著名的《萍踪寄语》游记。邹韬奋回国后已经是1935年8月。这年底，他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实际上是以此恢复被国民党政府扼杀的《生活》周刊。
《大众生活》创刊不久，邹韬奋即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热情赞扬了他原来主编的《生活》周刊，希望《大众生活》也能按《生活》周刊的风格和宗旨来办。邹韬奋很感谢读者对刊物的关注和支持，但他认为两份刊物的时代背景已发生变化，因此要使《大众生活》体现时代特征，使它“与当前时代最进步的运动——救亡运动联结在一起”。令人惋惜的是，《大众生活》虽然一出刊就备受读者欢迎，销量达20万份，打破了当时中国杂志的发行记录，但一共只出刊16期，就遇到了与《生活》周刊一样的结局，“不得不于万分沉痛中暂时停刊”。
在《大众生活》停刊之前，邹韬奋就经常考虑要创办一份合乎大众需要的日报。恰巧有位朋友从香港回到上海前往拜访他，这位朋友无意中谈及香港报界的情况，说在香港办报只要不触犯英国人的利益，讲抗战救国是很自由的，而且因为香港是个自由港，纸张免税，在那里办报可从纸张上赚些余利来维持报纸，比别处日报全靠广告费的收入来维持，有着特别的优势。
邹韬奋的这位朋友，不过是谈到香港的社会现状而顺便提及一些情况。虽是言者无意，而邹韬奋却听者有心，并由此萌发了到香港办报的念头。于是，1936年2月29日，《大众生活》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后，邹韬奋决定暂避锋芒，即日出走上海，前往香港。
3月中旬，邹韬奋终于来到香港。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他需要找到当地一些新闻界的同行朋友，了解一些办报的具体细节和程序。这些同行虽然大多数是与邹韬奋初次谋面，但却通过文字神交已久，因此总是热心相助，并支持他在香港办报。
通过几天的调查了解，邹韬奋在香港办报的热情大增，他有一种不虚此行的兴奋。
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办报总是要钱的，钱从何来？
邹韬奋坚决地认为大众的日报不应该是一两个老板出钱办的，所以无意恳求一两个大老板的赞助；同时他又坚决地认为大众的日报应该要完完全全立于大众的立场，也不该由任何一党一派出钱来办，所以也无意接纳任何党派的援助。因此邹韬奋最后选择的是公开招股的办法。
其实邹韬奋很清楚公开招股无论怎样迅速，也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于是，他一方面公开招股，另一方面为了应急，不得不与几位热心文化事业的好友一起辗转凑借了一笔款子，解决了报纸的开办费。
但邹韬奋很快又碰到了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要印日报非自备印刷机不可。这是一项为数不小的开支。凑巧的是有家印刷公司因为要承印一家日报，从德国购进了一台新式印刷机，这种机器每小时能印日报1.9万份，因为那家日报的每日印数只有1万份，所以这部印刷机仍有潜力承印另一家日报。
这无异于喜从天降，困扰邹韬奋的两个突出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了。接下来组稿、编辑一类的事，邹韬奋自然是驾轻就熟。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与日夜苦干，邹韬奋终于克服人力、财力、技术等种种困难，6月7日，他梦寐以求的《生活日报》终于在香港“呱呱坠地”了。他的心情激动万分。
（二）
上世纪30年代的香港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城市，同时又是一个畸形的城市，它贫富不均、对比强烈。当时熟悉香港的人都知道，要想看看豪华区域和贫苦区域的对比，只要从山上俯瞰便一目了然。那像汪洋一片的所谓西营盘和它附近的地方，都是些狭窄龌龊的街巷和破烂不堪的房屋，像蚁窟似地呈现在你眼前。
香港除了这些整片的贫民区外，还有夹杂在繁华街道中间的零星的贫民窟。《生活日报》的报馆既要设在热闹市区的附近，又交不起昂贵的租金，于是邹韬奋便选定了一个“零星的贫民窟”。当时的德辅道和皇后大道是香港最热闹的两条商业街，这里店铺林立、车水马龙，然而，和这份华丽和繁荣不协调的是，两条街道中间却夹杂着一个贫民窟似的建筑，这就是《生活日报》所在地——利源东街20号。“这屋子虽称三层楼，似乎有着同样阔绰的姿态，但是每层只有一个长方形的小房间，房间的后面有一个很小的厨房，前面临街有一个窄得只够立一个人的露台。至于房子材料的简陋，那是贫民窟房屋的本色，不足为怪，天花板当然是没有的，你仰头一望，便看得见屋顶的瓦片。上楼是由最下层的铺面旁边的一个窄小的楼梯走上去的。你上去的时候，如不凑巧有一个人刚从上面下来，你只得紧紧把身子贴在墙上，让他惟我独尊地先下来。”由此可见当初办报的艰辛和不易。
邹韬奋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报馆改造了一番，除了门面和内部都油漆一新外，还在那狭窄的露台的铁栏杆上排放着几盆花草。如此一点缀，不仅环境优雅了许多，而且还有一种生机和活力，这就是邹韬奋所需要的一种氛围。
《生活日报》虽已创刊，但仍有麻烦。原因是港英政府终于知道这份日报是大名鼎鼎的邹韬奋在此主办的，因而不得不存有戒心。
办报伊始，在向香港政府主管部门登记时，考虑到邹韬奋的名字太响，容易引起港英当局的怀疑和警惕而产生负作用，所以由一位足够资格的朋友热心帮助出面登记。登记时，港英政府华民政务司官员照例要问话，内容是：“为什么要办报？”那时，香港政府最放心的是本地商人出来办报，理由是他们的惟一宗旨是赚钱，而没有政治色彩。这位“识相”的朋友在回答问题时，一口咬定办报的目的是为了赚钱。
报纸虽然得以顺利登记，但由于后来港英政府知道实际上是邹韬奋在办这份《生活日报》，所以对《生活日报》特别注意，防止出现“政治问题”。 事实上，港英政府官员对《生活日报》一直不放心，因为他们不能理解邹韬奋为何要舍近求远跑来香港办报，而且报纸出刊后还得大量运到内地。
不久，香港警务处有公文到新闻检查处，要检查处每天将检查《生活日报》时所抽取的言论和新闻汇送到警务处察核。之后，警务处官员在察核中并没有发现什么令他们恐慌的内容。最后的结论是：“这只是几个读书人办的报纸，没有什么政治背景。”
显然，这个结论为报纸省去了很多麻烦。然而，邹韬奋仍坚持：“我们未尝没有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背景是什么？是促进民族解放，推广大众文化！我们完全立在民众的立场办报，绝对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但我们办报也有我们的宗旨。我们的宗旨是要唤起民众，共同奋斗来抗敌救国。”
事实上，《生活日报》也正是保持了上述宗旨。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深入人心，并促成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邹韬奋虽在香港，但他的心却同中共靠得很近。为此，在香港的《生活日报》上，他经常撰文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呼吁团结抗日。
当时，“广东王”陈济棠听说邹韬奋在香港办报，特派人到香港约邹韬奋到广州一晤。邹韬奋与陈济棠此前虽未见过，但考虑到广州与香港近在咫尺，于是欣然前往。邹韬奋与陈济棠围绕抗战问题谈了两个小时，陈认为当时非蒋不能抗战，邹韬奋则强调团结御侮。最后陈要送邹韬奋3000元，被邹韬奋婉言谢绝。此后，李宗仁、白崇禧均分别约邹韬奋至广州交换对抗战问题的看法。
邹韬奋在香港对《生活日报》的编辑业务做了大胆的改革和尝试，从形式到内容都创造了独特的风格。
《生活日报》最主要的特点是它所表现的人民立场，这继承和发扬了邹韬奋历来所办刊物的传统。
因为考虑到大众的需要，邹韬奋煞费苦心，力争使版面生动活泼、美观大方，同时避免“诘屈聱牙”的语句，使文风符合群众口味。当时的一般报纸在版面上很不统一，各版往往自成一个“独立王国”，而邹韬奋对《生活日报》的要求则是“言论、新闻和副刊，要打成一片，采取一致的态度，新闻选材、硬性文字和软性文字要分配均匀，要使读者不感到繁复，不感到纷乱，不感到干枯，也不感到轻薄。”邹韬奋同时还强调编辑新闻要“研究化”，不但要准确迅速，还要对新闻事实产生的前因后果作相当研究。“使读者在短时间内看了一遍便能得到很丰富而扼要的内容和很明确的了解”。《生活日报》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体现了邹韬奋的匠心独具。
《生活日报》成了邹韬奋在香港的全部精神寄托，每日一张问世的报纸凝结了他的心血。虽然其间颇多艰辛，但为了理想和追求，他依然日复一日，乐此不疲。
然而，由于香港的特殊环境，邹韬奋还是碰到了很多尴尬事，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首先是令人无所适从的新闻检查，检查官可以随意删除，根本不管删后的内容是否衔接和通顺。另外还有大量的方框代替中文中忌讳的词句，这已成为战时香港报刊的一大特色。有些文章经过反复校对，错还是错，使人硬着头皮读下去还是不懂，有些“错字、缺字，更弄得编者掉泪、作家痛心”。尤其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如缺少“懂”字，则印上“董”字，后面加个括号注：“加忄旁”。这种“独出心裁”的花样，即使因办报而享誉国内的邹韬奋亦前所未见。
另外还有一个始终困扰邹韬奋的问题，那就是《生活日报》是面向全国，而香港地隅偏僻、运输不便，不少读者对经常迟到的《生活日报》颇有微词。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以及香港的新闻采访和报纸推广发行的种种不便，加之邹韬奋正扩充股本，有意增大规模。于是，邹韬奋毅然决定将报纸迁到上海续办。为此，他告别香港返沪。
（三）
1941年，邹韬奋又一次来到香港，环境依旧，但心境迥异。
皖南事变后，不堪国民党文化专制迫害的大批文化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帮助下陆续抵达香港，香港随之成为新的抗战文化的阵地。邹韬奋抵达香港时，茅盾、夏衍、范长江、金仲华、潘汉年、胡绳等大批文化人已先期到达。面对众多文化界的挚友，邹韬奋没有第一次到香港时的忐忑和陌生，很快便融汇到这一群体之中。
得知邹韬奋到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立刻前来拜会并设便宴欢迎。
廖承志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后中共委派到香港工作的。1938年1月，廖承志组建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并任主任，他往返于港穗之间，肩负着党在这一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工作。面对众多内地知名文化人陆续抵达香港，廖承志决定立刻在香港办一份党领导下的有影响的报纸。他在给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电报中说：“现到港文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港办报纸……以救国会姿态出现，但不太露锋芒，不过我党重要文件应发表。我想在《新华日报》受压迫，而港其他报受国民党收买的情况下，为冲破他们的封锁办这个报，就是其生命只有几个月也是有意义的。”
廖承志之所以考虑用救国会名义，是因为救国会是一个被认可的合法抗日团体，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加之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邹韬奋已抵达香港。
随后，根据周恩来的复示，廖承志约请了邹韬奋、范长江、夏衍、金仲华、胡仲持等共商办报事宜。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他们请了香港华比银行副经理邓文钊出面向香港当局注册登记，并商定报名为《华商报》。拟此报名的原因在于二战前，香港是靠转口贸易来维持它的经济的，商人是港英当局赖以支持殖民主义统治的社会基础。在这个商埠，如果撇开商贾，就没有基础。《华商报》既含有华侨商人办报的意思，也可以体现报纸的统一战线性质。另外，一般华侨和工商界人士亦感到亲切。当时，还特意搜集了海外华侨极为崇敬的孙中山先生写的这3个字的墨迹，拼集成报头。《华商报》创刊后，范长江主持日常工作，夏衍负责文艺版，民主运动方面的社论则由邹韬奋执笔。
之后，邹韬奋撰写《抗战以来》的长篇回忆录在《华商报》上连载，他根据亲身经历和无可辩驳的事实，对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抵抗，积极反共，残害人民的一切倒行逆施，作了无情的揭露。
邹韬奋除积极为《华商报》等报刊撰稿，发表他对抗战和改革政治的主张外，还受在港进步文化工作者的委托，打算办一个刊物宣传民主与抗日思想，和《华商报》相互呼应。廖承志也积极支持他办刊物。恰巧这时有位叫曹克安的已登记好办一个刊物，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主编，刊物始终没有出版。曹克安读过邹韬奋的著作，敬佩他的为人。经熟人介绍商谈，曹克安愿意担任邹韬奋出版刊物的督印人。于是，邹韬奋决定在香港恢复1936年被迫在上海停刊的《大众生活》。 邹韬奋自任《大众生活》主编，并聘茅盾、夏衍、胡绳、千家驹、金仲华、乔冠华为编委。这是一个很有实力的编辑班子，由此奠定了《大众生活》的刊物质量。
《大众生活》在香港复刊，正值抗战进入第四个年头。为了阐明留港爱国人士的政治主张，1941年5月29日，邹韬奋与茅盾、金仲华、恽逸群、范长江等人草拟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与主张》，发表在6月7日出版的《大众生活》上。文章痛斥了在抗战进入第四个年头之际，内地政治逆流却把身居海外拥护抗战的文化工作者和坚持团结抗战、要求实现民主政治的爱国人士称为“异党分子”、“汉奸”，而对于潜藏在抗战阵营中的“汪逆残余”以及佩戴各种面具的主张妥协的人反而熟视无睹，任其混迹市朝，危害国家。为了克服困难，保证抗战胜利，文章提出了9项救国主张，在全国形成极大反响。
为了吸引读者，根据邹韬奋的约请，茅盾特地创作了饮誉中外的长篇小说《腐蚀》，夏衍创作了中篇小说《春寒》，先后连载于《大众生活》，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当时为《大众生活》撰文的大都是当时文化界的佼佼者和社会贤达。因此，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思想性以及艺术性方面，《大众生活》都是当时香港刊物的杰出代表。
《大众生活》为什么会有如此魅力呢？我们可从它活泼的版面找到答案。《大众生活》设有下列各栏：社论，大部分是评述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及国内抗战的重大事件。周末笔谈，举凡国内外大小事件，有感而发，或杂谈、或随笔，短小精悍，发人深思。当时的夏衍、廖沫沙、胡绳以及邹韬奋自己都是这个栏目的固定撰稿人。论文，绝大部分为关于国际、国内与抗战有关的专题论文，主要由国际问题专家乔冠华、金仲华、张友渔、张铁生、羊枣、千家驹等撰写，具有很大的权威性。生活休养，主要谈待人接物的根本原则以及生活知识。通讯报告，反映世界各国见闻的通讯报告，以扩大读者视野。文艺作品连载，包括茅盾的《腐蚀》和夏衍的《春寒》等。另外还有散文杂感、书评、读者来信简复。邹韬奋历来重视读者来信，经常亲自给读者复信至深夜。他常对人说，他花在“简复”上面的时间要比花在社论上的时间多。正因如此，读者也往往将邹韬奋视为良师益友，愿意与他以心相交。另外，《大众生活》每期都有反映反法西斯战争的漫画，还有分析时事发展的地图。由于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对读者了解形势很有帮助。
《大众生活》香港版平均每期发行10万份，这在当时的香港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它从1941年5月17日出版第一期到同年12月6日，共出版30期，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邹韬奋写好的告别读者的文章未及刊登即被迫停刊。香港的《大众生活》是邹韬奋一生中创办的最后一个刊物。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从中国大陆沿广九铁路进攻香港。这时，邹韬奋住在九龙的弥敦道。他根据战局分析，英军守九龙难以持久。由于战局不断恶化，九龙沦陷，香港危在旦夕。邹韬奋辗转搬家，先后在坚尼道、永安街、湾仔、云咸街住过，最后在铜锣湾灯笼街的贫民窟安置下来。
12月25日，经过18天的抵抗，香港终告沦陷。为了避免落入魔爪，面对恶劣的环境，滞留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只能整天躲在家里。由于一些报纸的汉奸化和新闻界一些无耻的败类投靠敌人，邹韬奋忧心忡忡，盼望能早日脱离香港。
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一直注视着香港战局的发展，关怀着香港文化界人士的安全。这时南方局接到中共中央的紧急指示，必须用一切力量把全部在港的进步文化人抢救出来。中共驻港负责人廖承志接电后风疾雷动，拟定了抢救计划，即由东江纵队派部队沿途护送，在香港市区设立抢救指挥部。他们派秘密使者到灯笼街贫民窟找到邹韬奋，通报党组织安排他秘密出逃的计划。
1942年1月9日，邹韬奋将夫人和孩子留在香港，托朋友照顾，自己化装后由交通员带领偷渡到九龙，然后和文化界的一些朋友会合，又一道徒步翻过崎岖的山路，冲破日军的几道封锁线，历经艰险，最终来到东江纵队司令部驻地白石龙，从而逃离了日军占领下的香港，最终辗转到达新四军控制的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