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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娟也许是中国最特殊的名人之一,几乎每个人都见过她的照片——一双渴望求知的“大眼睛”,却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从7岁到26岁,19年间,苏明娟的形象和整个希望工程紧密相连。从一个濒临辍学的小女孩到万众瞩目的形象代表,在经历了最初的新奇之后,苏明娟不得不被动地接受很多改变,甚至一度陷入困扰:上大学期间,她曾主动申请退出希望工程援助,靠勤工俭学完成学业,却未获同意;勤工俭学时,她曾做过售楼小姐,却被媒体误解;甚至,她的个人情感问题也因名气所累……
近日,本刊特约记者和苏明娟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对话,借此走进这个著名“大眼睛”女孩的内心世界——
“大眼睛“照片改变了我的人生
记者(以下简称记):19年前,你那张饱含求知渴望的“大眼睛”照片一出现,便让世人为之震撼,还记得当时拍摄的情景吗?
苏明娟(以下简称苏):当然记得,只是不知道解海龙叔叔当时拍的是我。那是1991年4月的一天上午,我正在上语文课,解海龙叔叔走进我们教室,手里还拿着一个我从没见过的机器,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照相机。我以为是上级领导来检查,听课就更加专心,对解叔叔按动快门的声音也没有在意,更不知道他已经把我摄入了镜头。
记:什么时候才知道那张“大眼睛”照片拍的是你呢?
苏:那张照片在外面流传了整整三年之后,我才知道那张照片拍的是我。我记得很清楚,1994年5月17日,我们班里的所有女生被叫到校长办公室,校长举着一张报纸问:“这上面照片中的人是你们当中的谁啊?”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并没有认出是自己,只觉得那件红色格子衣服很熟悉,就说:“老师,那件衣服好像是我的。”校长非常高兴,说:“你下午把那件衣服拿来,就证明照片拍的是你。”回到家,我妈妈翻箱倒柜终于把那件红格子衣服找了出来。最后,那张照片的主人公就确定是我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张刊登有我照片的报纸是在长沙上军校的李万叔叔寄来的,他还写了一封信,说是要资助照片上的小女孩读书。随后,李万叔叔每个学期都寄学费给我。
记:你们家当时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苏:我们那里山多地少,非常贫困。我家每年的收成仅够吃三个月,其他时间全靠爸爸每天起早贪黑上山砍柴、下河抓鳝鱼换点钱买粮食维持生计。当时,我每学期要交100多块钱的学费,这笔钱成了家里的沉重负担,妈妈都不想让我上学了。正是李万叔叔的资助让我能够继续读书。李万叔叔给我写的所有信件我都一直保存着,他的信成了我上学最大的精神支柱,这种“大爱”也在我的内心深处扎了根。
记:此外,资助你的人多吗?
苏:除了李万叔叔,一对大连退休的爷爷、奶奶也给我寄来钱。还有一所大学的9名大学生凑了1000元钱寄到我家。那对大连的爷爷、奶奶还写信鼓劲我,说他们都有退休金,不用为他们的生活担心。我爸爸善良忠厚,不愿意过多接受别人的资助。考虑再三,他对我说:“小娟,这钱我们不能要,因为我们已经有别人的帮助了。你爸妈还能干活,还能养活你和弟弟。”随后,我们把这笔钱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而每到过年,妈妈都会将自己做的一双双布鞋,腌制的一块块腊肉寄给解海龙叔叔、李万叔叔,还有那对可敬的爷爷、奶奶。妈妈想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感谢那些帮助我们的人。
记:出名后,你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苏:上初中后,为了配合希望工程宣传工作,我开始频频参加各种活动。一天,老村长来到我家,对正在做饭的我妈说:“快给你闺女准备一下,她要到北京开会了,过两天就走。”具体什么会我也不知道。两天后,我跟着县里的干部坐上火车到了北京。去了才知道是共青团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我才14岁,是与会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会上,我被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回到家,邻居来看我,都问我:“你一个月拿多少工资啊?”在他们眼里,我已经是中央来的大领导了。当然,工资是没有的,这只是国家给我的一个荣誉。
记:活动多了,学业顺利吗?
苏:成名给我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学习。高中阶段,我成绩不太理想,学校不但成立了专门的辅导小组为我补课,还把许多采访和社会活动挡在门外。2002年五六月份的月考,我的成绩不错,老师说可以考上本科。可这时,大批媒体记者蜂拥而至,一些省、市领导安排的采访也不好推掉,我只得接受采访。记者们采访时总忘不了说一些鼓励我的话,这无形中给我带来了压力。我总担心自己考不好。结果,当年高考成绩不理想,后来,我被安徽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录取,总算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能考上大学,我首先要感谢解海龙叔叔,是他拍的那张照片改变了我的命运。
资助别人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记:上大学期间,你曾写信想退出希望工程援助,当时反响挺大的,能说说吗?
苏:2002年9月,我走进大学校园后,发现有些同学家庭条件同样艰苦,他们靠勤工俭学挣生活费和学费,让我很受触动。我在大学期间的学费是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为“中国青基会”)联合企业赞助提供的。平时在校期间,我的生活费也不多,况且我父母在金寨县城开了一家面馆,虽说生意不是很好,但足以提供给我相应的生活费。恰好,这时我从一本杂志上看到北京师范大学有位学生给中国青基会写了封信,表示自己能通过勤工俭学养活自己,想退出援助计划。这篇文章让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想了许久,我也给中国青基会写了封信,希望能退出希望工程援助。遗憾的是我的请求未获批准,他们仍给我提供一些生活必需品,我只好把自己用不了的物品都寄给家乡的贫困孩子们。而希望工程援助我的学费、生活费,我也把省下来的钱匿名捐给其他同学。
记:看得出,当时你很想自立,业余时间打过工吗?
苏:2003年暑假,我没有回老家,想在合肥打工锻炼一下自己。经过努力,我应聘到合肥市西区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当了一名售楼小姐。一个多月里,我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对待顾客,我热情周到,不但给他们耐心介绍房型、建材及外部环境,还带着他们跑上跑下看房。后来,有顾客认出我就是希望工程的那个“大眼睛”。消息传开后,很多人都跑来看我,对我打工挣钱的行动表示赞许。一个月下来,我卖了三套房子,拿到了5000元的工资加提成。
记:这笔钱对你来说很可观,用它做什么了?
苏:辞去售楼小姐的工作后,离开学还有几天时间,我联系了9名同学到金寨县一个贫困村做了一次义务支教。孩子们上课条件跟我上小学的时候差不多,教室四面透风,只有一个破屋顶。在那里教了几天课,我了解到班里有个小女孩,她和母亲被父亲抛弃了,因为没有钱也没有户口,母女俩只能在别人家的屋檐下搭个草棚过日子,母亲每天下河抓黄鳝来养家。我非常同情这对母女的处境,就和同学一起去看望她们。在她们简陋的家里,我发现母女俩连口锅都没有,只能用饭盆来做饭。那天,我和同学为她们母女俩买了口锅,还买来蔬菜,为她们做了一顿饭。临走时,我们还凑了1000多块钱交给那位母亲。在回去的路上,我想,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为生存而挣扎,如果我们都能为他们做点什么,那些濒临绝境的人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一生。我难道不是这样的例子吗?此后,我通过勤工俭学捐助了两名高一的贫困学生。能帮助别人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记:据说,你在北京还当过志愿者?
苏:因为摩托罗拉电子公司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联合企业,我曾受过这家公司北京分公司的捐助。根据规定,我有到这家公司勤工俭学的机会,所以2004年暑假,我到了摩托罗拉电子公司北京分公司实习。不久,我得到一个消息:北京《新京报》组织了一个“同在蓝天下”的义卖活动,正在征集志愿者。志愿者主要是帮助《新京报》卖报纸,所得报酬全部捐给希望工程,用于资助农村上不起学的孩子。一听这个活动与希望工程有关,我征得公司领导的同意后,跑去报了名,成了第一个报名的志愿者。 那几天,我和其他志愿者一道,站在大街上卖报纸,过得非常充实。一天,我正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卖报,忽然下起了大雨,我抱着报纸跑到屋檐下躲雨,一位游客认出了我。结果,很多游客都过来买我的报纸。那天,虽然天气不好,但我一个人就卖了2000多份报纸。那是我在北京最开心的一天。
记:你是希望工程的代言人,大学毕业时,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曾邀你加盟,你为什么选择到银行上班呢?
苏: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工作对于一个普通毕业生来说无疑是个好机会。当时,我心里非常矛盾。因为从小到大,希望工程就像一只大手在推着我走,现在我长大了,难道还要被这只大手推着走吗?再说,我学的是金融专业,一旦进了中国青基会工作,我就会丢掉专业。这时,我得到消息,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向高校招聘员工,我马上去应聘。一个星期后,我被录取了。这时,我爸爸从老家打来电话,责怪我:“希望工程是做慈善事业的,人家帮你完成了学业,你现在毕业了就把人家甩在一边,以后咱还怎么做人呢?”爸爸的话让我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我向在北京的解海龙叔叔诉说了内心的纠结。解叔叔替我分析:“你学的专业是金融,所以一定要去银行工作。至于慈善事业,只要你有这份心,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做。我是一名摄影记者,不也挽救了千千万万个失学儿童吗?”解叔叔的话让我如释重负,我马上到银行报到。上班几年来,我一直在关注希望工程,业余时间最喜欢参加的活动就是公益活动。
生活中我只想做回我自己
记:从你那张“大眼睛”照片问世以来,已经19年了,这些年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苏:三个字,太累了!自从我被确认为“大眼睛”照片的主人公后,学习、生活几乎就没有平静过。我是个性格内向得有些沉闷的农村女孩,一下子暴露在大家面前,真的有些不适应。作为希望工程的标志性人物,我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经过仔细思考,不然就会被媒体错误解读。这么多年来,我接受了成百上千名记者的采访,参加的社会活动更是不计其数。当然,成为名人是一种激励,也有很多好处,同时也是一种压力。因为生活不再平静,没有自己的空间,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连个人情感经历也因为名气所累成了空白。所以,生活中,我更希望做回我自己。
记:整天生活在别人的注视之下,是不是特不舒服?
苏:是啊!当初,我中考成绩不理想,因为名气我被安徽省重点中学金寨县一中破格录取,成绩与在校生相比有些差距。进校后,我本想发奋学习,尽快赶上去,可前来采访的记者让我应接不暇。一家国家级媒体记者甚至常驻金寨县城对我进行跟踪报道,影响了我的正常学习和生活。我只是一个农村女孩,长期生活在记者的镁光灯和话筒之下,我活得该有多累!大学报到那天,我刚跨进校门,就被来自全国的媒体记者包围了,数不清的“长枪短炮”对准了我,我本想以笑容示人,却无法做到,这让我初入大学的好心情大打折扣。这些年来,我总觉得自己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推着,无法脚踏实地地学习、生活,我太需要安静的生活空间了。
记:被媒体曲解过吗?
苏:当然有了。2003年暑假,我在房地产公司做售楼小姐挣了几千块钱,可很多媒体都说我被利用了,别人用我的名人效应去赚钱。其实,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工作成果,而不是利用我的名人效应才卖了房子。可以说,这份收入是我用汗水换来的。
记:过多的社会活动影响到你的学习、生活,这也是你喊累的原因吧?
苏:是啊。读大一那年,我参与了一台《志愿者之歌》节目的演出。作为安徽省的代表节目,我和同学到外地一座城市参加由中央文明办、文化部和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全国“四进社区”文艺展演。演出结束后,我回房间收拾东西,准备和同学一起返回合肥上课。这时,几名工作人员告诉我,有关单位希望我再逗留一天,我当时坚决地说:“不行,我要回去上课。”当在场的一名领导与带队老师都劝说我留下时,我只能无奈地答应了,在这座城市又待了两天,那两天对我来说就是煎熬。这种因为各种活动而影响学习的事情,自我上中学后就不断出现。其间,还发生过因为我不参加某些活动而招致非议的事情。对我来说,能有一个安静、正常的学习环境,真的太难了。
记:出名给你带来这么多烦恼,如果重新选择,你还愿意做那个“大眼睛”照片的主人公吗?
苏:我仍然愿意,因为那双眼睛不仅仅是我的,更代表着中国所有贫困孩子的眼睛。正是这双渴求知识的眼睛,引起了人们对贫困学生的关注,使成千上万的贫困孩子重返校园。所以,尽管我不想成为名人,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却很愿意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特别是捐助活动,我愿意为希望工程做更多力所能及的事情。
记:你的衣着打扮、举止、谈吐完全是都市白领的形象,能讲讲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吗?
苏:我刚上班时,衣着不讲究,经常素面朝天。一位女同事对我说:“明娟,咱们是职业女性,也得有职业精神呀!我教你学化妆吧。”我是女孩子,当然也爱美,于是就跟着同事学会了描眉、涂唇膏等。同事做头发时,我也顺便做了头发。穿上职业装后,我感觉自己像变了个人似的。刚走上工作岗位时,我分到了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综合科,工行的公文处理系统开始改用电子系统,我对业务本身就不太熟悉,再加上系统更换,更觉得无处下手。领导和同事们积极帮助我,直到我掌握该项业务为止。生活上的困难和疑惑,领导和同事们也会耐心地帮我解决。我是个懂得感恩的人,整个社会关心、呵护我,我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来回报社会。
〔编辑:刘波〕
近日,本刊特约记者和苏明娟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对话,借此走进这个著名“大眼睛”女孩的内心世界——
“大眼睛“照片改变了我的人生
记者(以下简称记):19年前,你那张饱含求知渴望的“大眼睛”照片一出现,便让世人为之震撼,还记得当时拍摄的情景吗?
苏明娟(以下简称苏):当然记得,只是不知道解海龙叔叔当时拍的是我。那是1991年4月的一天上午,我正在上语文课,解海龙叔叔走进我们教室,手里还拿着一个我从没见过的机器,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照相机。我以为是上级领导来检查,听课就更加专心,对解叔叔按动快门的声音也没有在意,更不知道他已经把我摄入了镜头。
记:什么时候才知道那张“大眼睛”照片拍的是你呢?
苏:那张照片在外面流传了整整三年之后,我才知道那张照片拍的是我。我记得很清楚,1994年5月17日,我们班里的所有女生被叫到校长办公室,校长举着一张报纸问:“这上面照片中的人是你们当中的谁啊?”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并没有认出是自己,只觉得那件红色格子衣服很熟悉,就说:“老师,那件衣服好像是我的。”校长非常高兴,说:“你下午把那件衣服拿来,就证明照片拍的是你。”回到家,我妈妈翻箱倒柜终于把那件红格子衣服找了出来。最后,那张照片的主人公就确定是我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张刊登有我照片的报纸是在长沙上军校的李万叔叔寄来的,他还写了一封信,说是要资助照片上的小女孩读书。随后,李万叔叔每个学期都寄学费给我。
记:你们家当时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苏:我们那里山多地少,非常贫困。我家每年的收成仅够吃三个月,其他时间全靠爸爸每天起早贪黑上山砍柴、下河抓鳝鱼换点钱买粮食维持生计。当时,我每学期要交100多块钱的学费,这笔钱成了家里的沉重负担,妈妈都不想让我上学了。正是李万叔叔的资助让我能够继续读书。李万叔叔给我写的所有信件我都一直保存着,他的信成了我上学最大的精神支柱,这种“大爱”也在我的内心深处扎了根。
记:此外,资助你的人多吗?
苏:除了李万叔叔,一对大连退休的爷爷、奶奶也给我寄来钱。还有一所大学的9名大学生凑了1000元钱寄到我家。那对大连的爷爷、奶奶还写信鼓劲我,说他们都有退休金,不用为他们的生活担心。我爸爸善良忠厚,不愿意过多接受别人的资助。考虑再三,他对我说:“小娟,这钱我们不能要,因为我们已经有别人的帮助了。你爸妈还能干活,还能养活你和弟弟。”随后,我们把这笔钱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而每到过年,妈妈都会将自己做的一双双布鞋,腌制的一块块腊肉寄给解海龙叔叔、李万叔叔,还有那对可敬的爷爷、奶奶。妈妈想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感谢那些帮助我们的人。
记:出名后,你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苏:上初中后,为了配合希望工程宣传工作,我开始频频参加各种活动。一天,老村长来到我家,对正在做饭的我妈说:“快给你闺女准备一下,她要到北京开会了,过两天就走。”具体什么会我也不知道。两天后,我跟着县里的干部坐上火车到了北京。去了才知道是共青团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我才14岁,是与会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会上,我被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回到家,邻居来看我,都问我:“你一个月拿多少工资啊?”在他们眼里,我已经是中央来的大领导了。当然,工资是没有的,这只是国家给我的一个荣誉。
记:活动多了,学业顺利吗?
苏:成名给我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学习。高中阶段,我成绩不太理想,学校不但成立了专门的辅导小组为我补课,还把许多采访和社会活动挡在门外。2002年五六月份的月考,我的成绩不错,老师说可以考上本科。可这时,大批媒体记者蜂拥而至,一些省、市领导安排的采访也不好推掉,我只得接受采访。记者们采访时总忘不了说一些鼓励我的话,这无形中给我带来了压力。我总担心自己考不好。结果,当年高考成绩不理想,后来,我被安徽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录取,总算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能考上大学,我首先要感谢解海龙叔叔,是他拍的那张照片改变了我的命运。
资助别人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记:上大学期间,你曾写信想退出希望工程援助,当时反响挺大的,能说说吗?
苏:2002年9月,我走进大学校园后,发现有些同学家庭条件同样艰苦,他们靠勤工俭学挣生活费和学费,让我很受触动。我在大学期间的学费是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为“中国青基会”)联合企业赞助提供的。平时在校期间,我的生活费也不多,况且我父母在金寨县城开了一家面馆,虽说生意不是很好,但足以提供给我相应的生活费。恰好,这时我从一本杂志上看到北京师范大学有位学生给中国青基会写了封信,表示自己能通过勤工俭学养活自己,想退出援助计划。这篇文章让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想了许久,我也给中国青基会写了封信,希望能退出希望工程援助。遗憾的是我的请求未获批准,他们仍给我提供一些生活必需品,我只好把自己用不了的物品都寄给家乡的贫困孩子们。而希望工程援助我的学费、生活费,我也把省下来的钱匿名捐给其他同学。
记:看得出,当时你很想自立,业余时间打过工吗?
苏:2003年暑假,我没有回老家,想在合肥打工锻炼一下自己。经过努力,我应聘到合肥市西区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当了一名售楼小姐。一个多月里,我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对待顾客,我热情周到,不但给他们耐心介绍房型、建材及外部环境,还带着他们跑上跑下看房。后来,有顾客认出我就是希望工程的那个“大眼睛”。消息传开后,很多人都跑来看我,对我打工挣钱的行动表示赞许。一个月下来,我卖了三套房子,拿到了5000元的工资加提成。
记:这笔钱对你来说很可观,用它做什么了?
苏:辞去售楼小姐的工作后,离开学还有几天时间,我联系了9名同学到金寨县一个贫困村做了一次义务支教。孩子们上课条件跟我上小学的时候差不多,教室四面透风,只有一个破屋顶。在那里教了几天课,我了解到班里有个小女孩,她和母亲被父亲抛弃了,因为没有钱也没有户口,母女俩只能在别人家的屋檐下搭个草棚过日子,母亲每天下河抓黄鳝来养家。我非常同情这对母女的处境,就和同学一起去看望她们。在她们简陋的家里,我发现母女俩连口锅都没有,只能用饭盆来做饭。那天,我和同学为她们母女俩买了口锅,还买来蔬菜,为她们做了一顿饭。临走时,我们还凑了1000多块钱交给那位母亲。在回去的路上,我想,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为生存而挣扎,如果我们都能为他们做点什么,那些濒临绝境的人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一生。我难道不是这样的例子吗?此后,我通过勤工俭学捐助了两名高一的贫困学生。能帮助别人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记:据说,你在北京还当过志愿者?
苏:因为摩托罗拉电子公司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联合企业,我曾受过这家公司北京分公司的捐助。根据规定,我有到这家公司勤工俭学的机会,所以2004年暑假,我到了摩托罗拉电子公司北京分公司实习。不久,我得到一个消息:北京《新京报》组织了一个“同在蓝天下”的义卖活动,正在征集志愿者。志愿者主要是帮助《新京报》卖报纸,所得报酬全部捐给希望工程,用于资助农村上不起学的孩子。一听这个活动与希望工程有关,我征得公司领导的同意后,跑去报了名,成了第一个报名的志愿者。 那几天,我和其他志愿者一道,站在大街上卖报纸,过得非常充实。一天,我正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卖报,忽然下起了大雨,我抱着报纸跑到屋檐下躲雨,一位游客认出了我。结果,很多游客都过来买我的报纸。那天,虽然天气不好,但我一个人就卖了2000多份报纸。那是我在北京最开心的一天。
记:你是希望工程的代言人,大学毕业时,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曾邀你加盟,你为什么选择到银行上班呢?
苏: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工作对于一个普通毕业生来说无疑是个好机会。当时,我心里非常矛盾。因为从小到大,希望工程就像一只大手在推着我走,现在我长大了,难道还要被这只大手推着走吗?再说,我学的是金融专业,一旦进了中国青基会工作,我就会丢掉专业。这时,我得到消息,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向高校招聘员工,我马上去应聘。一个星期后,我被录取了。这时,我爸爸从老家打来电话,责怪我:“希望工程是做慈善事业的,人家帮你完成了学业,你现在毕业了就把人家甩在一边,以后咱还怎么做人呢?”爸爸的话让我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我向在北京的解海龙叔叔诉说了内心的纠结。解叔叔替我分析:“你学的专业是金融,所以一定要去银行工作。至于慈善事业,只要你有这份心,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做。我是一名摄影记者,不也挽救了千千万万个失学儿童吗?”解叔叔的话让我如释重负,我马上到银行报到。上班几年来,我一直在关注希望工程,业余时间最喜欢参加的活动就是公益活动。
生活中我只想做回我自己
记:从你那张“大眼睛”照片问世以来,已经19年了,这些年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苏:三个字,太累了!自从我被确认为“大眼睛”照片的主人公后,学习、生活几乎就没有平静过。我是个性格内向得有些沉闷的农村女孩,一下子暴露在大家面前,真的有些不适应。作为希望工程的标志性人物,我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经过仔细思考,不然就会被媒体错误解读。这么多年来,我接受了成百上千名记者的采访,参加的社会活动更是不计其数。当然,成为名人是一种激励,也有很多好处,同时也是一种压力。因为生活不再平静,没有自己的空间,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连个人情感经历也因为名气所累成了空白。所以,生活中,我更希望做回我自己。
记:整天生活在别人的注视之下,是不是特不舒服?
苏:是啊!当初,我中考成绩不理想,因为名气我被安徽省重点中学金寨县一中破格录取,成绩与在校生相比有些差距。进校后,我本想发奋学习,尽快赶上去,可前来采访的记者让我应接不暇。一家国家级媒体记者甚至常驻金寨县城对我进行跟踪报道,影响了我的正常学习和生活。我只是一个农村女孩,长期生活在记者的镁光灯和话筒之下,我活得该有多累!大学报到那天,我刚跨进校门,就被来自全国的媒体记者包围了,数不清的“长枪短炮”对准了我,我本想以笑容示人,却无法做到,这让我初入大学的好心情大打折扣。这些年来,我总觉得自己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推着,无法脚踏实地地学习、生活,我太需要安静的生活空间了。
记:被媒体曲解过吗?
苏:当然有了。2003年暑假,我在房地产公司做售楼小姐挣了几千块钱,可很多媒体都说我被利用了,别人用我的名人效应去赚钱。其实,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工作成果,而不是利用我的名人效应才卖了房子。可以说,这份收入是我用汗水换来的。
记:过多的社会活动影响到你的学习、生活,这也是你喊累的原因吧?
苏:是啊。读大一那年,我参与了一台《志愿者之歌》节目的演出。作为安徽省的代表节目,我和同学到外地一座城市参加由中央文明办、文化部和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全国“四进社区”文艺展演。演出结束后,我回房间收拾东西,准备和同学一起返回合肥上课。这时,几名工作人员告诉我,有关单位希望我再逗留一天,我当时坚决地说:“不行,我要回去上课。”当在场的一名领导与带队老师都劝说我留下时,我只能无奈地答应了,在这座城市又待了两天,那两天对我来说就是煎熬。这种因为各种活动而影响学习的事情,自我上中学后就不断出现。其间,还发生过因为我不参加某些活动而招致非议的事情。对我来说,能有一个安静、正常的学习环境,真的太难了。
记:出名给你带来这么多烦恼,如果重新选择,你还愿意做那个“大眼睛”照片的主人公吗?
苏:我仍然愿意,因为那双眼睛不仅仅是我的,更代表着中国所有贫困孩子的眼睛。正是这双渴求知识的眼睛,引起了人们对贫困学生的关注,使成千上万的贫困孩子重返校园。所以,尽管我不想成为名人,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却很愿意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特别是捐助活动,我愿意为希望工程做更多力所能及的事情。
记:你的衣着打扮、举止、谈吐完全是都市白领的形象,能讲讲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吗?
苏:我刚上班时,衣着不讲究,经常素面朝天。一位女同事对我说:“明娟,咱们是职业女性,也得有职业精神呀!我教你学化妆吧。”我是女孩子,当然也爱美,于是就跟着同事学会了描眉、涂唇膏等。同事做头发时,我也顺便做了头发。穿上职业装后,我感觉自己像变了个人似的。刚走上工作岗位时,我分到了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综合科,工行的公文处理系统开始改用电子系统,我对业务本身就不太熟悉,再加上系统更换,更觉得无处下手。领导和同事们积极帮助我,直到我掌握该项业务为止。生活上的困难和疑惑,领导和同事们也会耐心地帮我解决。我是个懂得感恩的人,整个社会关心、呵护我,我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来回报社会。
〔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