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速出人意料仅为7.7%。信贷拉动作用递减，被视为救赎的消费增长乏力，经济弱复苏能否持续，各方不无争议。在惠誉、穆迪下调中国相关评级后，做空中国者如查诺斯，更是摩拳霍霍。
　　放眼整个新兴市场，印度、巴西等金砖国亦露疲态，印尼、土耳其、墨西哥则潜力日显。更有不少投资人将目光转回美国，在经济学人智库的机构投资者全球调查中，美国取代中国成为投资首选。
　　投资者不无疑虑，企业家则不无焦虑。其焦虑之一来自家族内部，越来越多案例展示了离婚、传承对他们的影响。比如今年的“新财富500富人榜”上，龙湖地产的吴亚军跌出前十名，即因其离婚导致前夫蔡奎分走了190亿元的身家，而年逾古稀的尹明善，如何将力帆控制权在前妻之子尹喜地、妻子陈巧凤及其女尹索微之间妥善安排，亦是步入传承高峰的富一代们共同的难题。
　　富人们更深层的焦虑来自企业运营与外部环境。今年的500富人榜上，饱受产能过剩困扰的服装、光伏等行业富人，财富无悬念地缩水，曾被视为防御行业的零售业，受电商冲击等影响，上榜人数和人均财富均告下滑。产能过剩，成本上升，增长不确定，正蚕食企业家信心。从宏观环境看，处于竞争性领域的民企，在受到国企资本溢出效应挤压的同时，却难向垄断领域对称生长。政策性限制，也在阻滞其成长脚步。
　　富人榜，正如一份检验民企发展状况的白皮书。每一年，有人上榜，有人落榜，有人起跑，有人落跑。在变幻的市场环境下，富人的商业模式能否持续，竞争力能否持续，操守能否持续，都能找到答案。而每一位富人的创富、培富与失富故事，都是时代的反光。撒切尔夫人去世，令自由市场与凯恩斯主义的利弊边界再被检讨，中国富人的财富故事也未脱离二者切换的框架。当微观的商业模式，已不敌宏观的经济、政治与社会风潮之变，我们今年将目光聚焦于政策与环境对富人的影响。
　　经济如何重拾增长动力，民企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是否当机立断放开人口政策？如何通过城镇化刺激消费而非地产兴旺？宏观政策仍有进一步调整空间。而即使垄断未被主动打破，技术进步与创新DNA，亦可能带动民企跨界逆袭，腾讯的微信、阿里巴巴的支付宝都作出了示范。民企的活力，或能真正成为经济重振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