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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死”是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但在苏格拉底那里却具有明显的特殊性，思考和反思苏格拉底之死有着深刻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苏格拉底之死 思考 层次
“死”其实是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每个人都逃脱不了的归宿，但是“死”在苏格拉底那里却因这个伟大人物的特殊性而有了明显的特殊性特征。了解被告、审判、处死的来龙去脉，从苏格拉底和雅典城邦的生活状态去思考苏格拉底之死，从苏格拉底所代表的价值追求与世俗道德的矛盾去思考，以及城邦的民主制各个不同层面来思考苏格拉底的死，是笔者思考分析这个问题的顺序。
层次一：
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的原因表面上看，一是他为证实神谕而得罪了一大批政界和文化界的名人，引起他们及其同情者的反感。二是他在审判中作了十分不利于自己的辩护，以致激怒了陪审团。公元前339年雅典法庭以“不敬神”和“败坏青年”两条罪状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罗素认为苏氏“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头脑高超而不介意于世俗的成败，相信自己是为一个神圣的声音所引导，并且深信清明的思想乃是正确生活的最重要条件。除了这一点外，他是很像一个基督教的殉道者或者一个清教徒的”。
笔者同意罗素的分析，苏格拉底善于用提问的方式挑战人们的成见，让人们意识到自己没有知识，有的只是盲目无根据的偶得信念。苏格拉底也通过他声称的“助产婆术”来启迪人们：他只是提问，让对方回答，顺着对方的思路继续提问，直到对方陷入自相矛盾、自己发现自己的无知为止。
如此这般，久而久之，苏格拉底就得罪了雅典城邦的一大批人，把他告上了法庭。而在审判中苏格拉底为了他心中的神灵所指给他的正义和道德理性原则而毫不低头，以“各奔前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活着，但我们当中哪一个更好，哪一个有比较幸福的前途，谁都不晓得，只有神知道”这段慷慨激昂的话语结束了在法庭上为自己所做的辩护，又再一次激怒了陪审团。而当他的学生朋友向他提供逃生之路时又被他断然拒绝，这一切都是来自苏格拉底的内心的价值行为判断及追求毕生的信念。从最表面上看，这一切直接导致了苏格拉底的死。
层次二：
苏格拉底的牛虻精神是理想主义精神的一个典范，它的不现实性、与世俗的格格不入导致了最后被牺牲掉的悲剧。笔者认为对流行道德观念的批判是苏格拉底式理想主义精神的主要特征之一。理想主义者要追求的目标不是出时政或流俗所设定的，因为时政和流俗与“理想”概念相对立。
苏格拉底所要追求的显然是要证明神谕，完成神的使命，用特殊的方式去启迪人们，而那种方式其实是不合乎人们的心意的。每个人都有社交、被人肯定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苏格拉底在教育民众、开启民智的同时，忽视了人们的这种需要，由此，苏格拉底的追求就在很大程度上缺少了现实性，而具有了理想主义的因素。
苏格拉底把哲学当作了他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当作一种职业，他的哲学和他研讨哲学的方式是他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苏格拉底背起使命的十字架，以独立的思想和行为，无畏地向世俗和权威挑战。他“嘲弄”大人物，也“嘲弄”小人物；他“嘲弄”整个现实体系，甚至“嘲弄”了所有雅典人及其尊崇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他自称是雅典这匹肥马的牛出亡，要不停地刺激这匹大马。
尽管有些流行价值观有时的确是不具有理智性、真理性和正义性的，但如果把这些与众不同的见解公之于世，就会得到多数人“道德败坏、灵魂腐朽”的批判。好象生活总是现实的，如果只做权力政治的批判者，起码会被民众认为代表了他们，而民众也有望站在你一边。但是，如果你的批判对象是民众的俗见，又不与政治权力为伍，那么就会两面受敌，得不到任何一面的支持认可，终究就得准备好最终孤身一人背起十字架。
苏格拉底个体生命的存在方式和终结方式是一个道德悲剧，这种悲剧不是由于苏格拉底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实践的不一致造成的，恰恰相反，是由于他过于执着地追求和实践他内心中的道德信念才导致了他生命存在方式和终结方式的道德悲剧性。这样的悲剧不会发生在只知道角逐功利、随波逐流的平席之辈身上，而只发生在那些意识到矛盾和冲突并以愤世嫉俗的方式消解冲突的“智者”身上。
层次三：
真正深刻的原因是源自于苏格拉底同一般雅典公民在一些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在一般人看来，道德原则来自外界，而且仅仅被习惯性地相信。因此，很多人以为，做有道德的人，不过是遵从习自他人的道德原则。但是，对于苏格拉底来说，道德完全是另一回事，在他看来，道德原则应该出自理性，出自反思和省察。
雅典人把神谕、神的态度(“悦”与“不悦”)或我们对神的态度(“敬神”和“慢神”)作为判断人类行为是非、善恶的最高尺度和惟一标准。而苏格拉底说，神的态度是不可能构成我们判断是非、善恶的最后根据的，无论是一个神的好恶，还是所有神的好恶都是如此。这是因为，如果我们以一个神的好恶为标准和根据，那我们就势必会导致相对主义，导致无标准和无根据。因为“不同的神对于是与非、善与恶、贵与贱，有不同的意见。”而是要从个别的伦理行为中演绎出其内在的普遍本质，寻找出善之为善、伦理之为伦理的东西。所以我们后人认为苏格拉底向我们启示了通过“概念的探索”，他实际上是建立了一门超越宗教伦理的客观普遍的“伦理科学”。
苏格拉底与一般的雅典公民对城邦所表现的爱是具有差异性的。苏格拉底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坚持远离现实政治。不参加各种繁多的公共活动。他说，要想得到正确的判断，要根据知识，而不应是多数。在直接民主制下，苏格拉底主动放弃积极自由，批判、抵制过度的积极自由，是冒天下之火不韪，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自信。从某种角度说，一般雅典人维护的是城邦民主制的外在形式，而苏格拉底维护的则是城邦的内在根基。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事件又反映了民主政治的彻底性与哲学的彻底性之间的思想斗争。
苏格拉底要给雅典人的生活以及雅典的民主制以理性的、自我意识的基础，然而雅黄人和雅典城邦却又不认同他的理性和自我意识。“这里有两种力量在相互冲突。一种力量是神圣的法律，是外在的风俗——与意志相一致的美德、宗教，——要求人们在其规律中自由地、高尚地、合乎伦理地生活”，雅典人民主张他们的法律是公正的，他们坚信自己的习俗，反对这种攻击。在这个角度上，苏格拉底伤害了他的人民的精神和伦理生活，并因此受到了惩罚，但是苏格拉底是一个英雄，他拥有自我决定的意识的绝对权利。
层次四：
苏格拉底是死于雅典民主制度之下的，这种直接、充分、广泛的民主制的确极大限度地挖掘、发现、发挥了人性中积极的方面。雅典全体公民亲身、直接管理一切国家大事；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完全平等；贝壳放逐法可以严惩任何一个公民不信任的人。这种直接民主制使雅典公民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极大地激发了雅典公民的热情，因而创造了伟大的文明成就。
但是，民主制下多数的统治是绝对的，谁也对抗不了多数，多数拥有无限的权威，多数一旦对一个问题作出了不可更改的决定，那么这个问题无法再被讨论。这一定是危险的，当一个人或少数人受到多数人的压制和不公正待遇时，他或他们能向谁去申诉?舆论是多数制造的，法庭是多数人掌控的。所以多数的暴敢是民主制必然存在的弊端。另外，多数的统治也会妨碍伟大人物的成长，因为好象只有顺应多数人才可能很好的生存，苏格拉底正是民主制这一弊端的牺牲品。
雅典城邦的直接民主制，是原始氏族公社自然长成的民主制，是人类自由民主理念演進历程的自在阶段，是各种独特的自然历史条件偶合而成的。然而，它是直接的、非理性的制度，这种民主制不可能反思批判自身，不能通过这种反思批判而认识到自身的基础即多数人的统治会带来多数人的暴政，并危及到制度自身。这种弊端最终杀死了伟大的苏格拉底。
大多数人的死并非自由选择的结果，因为他们没能对自己的生取得自由选择权。苏格拉底不同，他之所以能选择死亡，是因为他已自由地选择了自己的生活；而他选择生活的能力和勇气，又源自他对死亡的形而上沉思。他说，一个“爱智者”只有当灵魂超脱了他的肉体，“获得了自由和独立”，才能获得纯粹的真正的智慧。他的死亡凸现了他的自由，贯彻了他的自由，成就了他的自由：不是死亡摧毁了自由。而是自由战胜了他的死亡。如同浴火的凤凰，死亡给自由以涅集和新生。因此，苏格拉底之死既是毁灭又是新生，既是过去又是未来，既是结局又是开端。
[关键词]苏格拉底之死 思考 层次
“死”其实是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每个人都逃脱不了的归宿，但是“死”在苏格拉底那里却因这个伟大人物的特殊性而有了明显的特殊性特征。了解被告、审判、处死的来龙去脉，从苏格拉底和雅典城邦的生活状态去思考苏格拉底之死，从苏格拉底所代表的价值追求与世俗道德的矛盾去思考，以及城邦的民主制各个不同层面来思考苏格拉底的死，是笔者思考分析这个问题的顺序。
层次一：
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的原因表面上看，一是他为证实神谕而得罪了一大批政界和文化界的名人，引起他们及其同情者的反感。二是他在审判中作了十分不利于自己的辩护，以致激怒了陪审团。公元前339年雅典法庭以“不敬神”和“败坏青年”两条罪状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罗素认为苏氏“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头脑高超而不介意于世俗的成败，相信自己是为一个神圣的声音所引导，并且深信清明的思想乃是正确生活的最重要条件。除了这一点外，他是很像一个基督教的殉道者或者一个清教徒的”。
笔者同意罗素的分析，苏格拉底善于用提问的方式挑战人们的成见，让人们意识到自己没有知识，有的只是盲目无根据的偶得信念。苏格拉底也通过他声称的“助产婆术”来启迪人们：他只是提问，让对方回答，顺着对方的思路继续提问，直到对方陷入自相矛盾、自己发现自己的无知为止。
如此这般，久而久之，苏格拉底就得罪了雅典城邦的一大批人，把他告上了法庭。而在审判中苏格拉底为了他心中的神灵所指给他的正义和道德理性原则而毫不低头，以“各奔前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活着，但我们当中哪一个更好，哪一个有比较幸福的前途，谁都不晓得，只有神知道”这段慷慨激昂的话语结束了在法庭上为自己所做的辩护，又再一次激怒了陪审团。而当他的学生朋友向他提供逃生之路时又被他断然拒绝，这一切都是来自苏格拉底的内心的价值行为判断及追求毕生的信念。从最表面上看，这一切直接导致了苏格拉底的死。
层次二：
苏格拉底的牛虻精神是理想主义精神的一个典范，它的不现实性、与世俗的格格不入导致了最后被牺牲掉的悲剧。笔者认为对流行道德观念的批判是苏格拉底式理想主义精神的主要特征之一。理想主义者要追求的目标不是出时政或流俗所设定的，因为时政和流俗与“理想”概念相对立。
苏格拉底所要追求的显然是要证明神谕，完成神的使命，用特殊的方式去启迪人们，而那种方式其实是不合乎人们的心意的。每个人都有社交、被人肯定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苏格拉底在教育民众、开启民智的同时，忽视了人们的这种需要，由此，苏格拉底的追求就在很大程度上缺少了现实性，而具有了理想主义的因素。
苏格拉底把哲学当作了他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当作一种职业，他的哲学和他研讨哲学的方式是他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苏格拉底背起使命的十字架，以独立的思想和行为，无畏地向世俗和权威挑战。他“嘲弄”大人物，也“嘲弄”小人物；他“嘲弄”整个现实体系，甚至“嘲弄”了所有雅典人及其尊崇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他自称是雅典这匹肥马的牛出亡，要不停地刺激这匹大马。
尽管有些流行价值观有时的确是不具有理智性、真理性和正义性的，但如果把这些与众不同的见解公之于世，就会得到多数人“道德败坏、灵魂腐朽”的批判。好象生活总是现实的，如果只做权力政治的批判者，起码会被民众认为代表了他们，而民众也有望站在你一边。但是，如果你的批判对象是民众的俗见，又不与政治权力为伍，那么就会两面受敌，得不到任何一面的支持认可，终究就得准备好最终孤身一人背起十字架。
苏格拉底个体生命的存在方式和终结方式是一个道德悲剧，这种悲剧不是由于苏格拉底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实践的不一致造成的，恰恰相反，是由于他过于执着地追求和实践他内心中的道德信念才导致了他生命存在方式和终结方式的道德悲剧性。这样的悲剧不会发生在只知道角逐功利、随波逐流的平席之辈身上，而只发生在那些意识到矛盾和冲突并以愤世嫉俗的方式消解冲突的“智者”身上。
层次三：
真正深刻的原因是源自于苏格拉底同一般雅典公民在一些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在一般人看来，道德原则来自外界，而且仅仅被习惯性地相信。因此，很多人以为，做有道德的人，不过是遵从习自他人的道德原则。但是，对于苏格拉底来说，道德完全是另一回事，在他看来，道德原则应该出自理性，出自反思和省察。
雅典人把神谕、神的态度(“悦”与“不悦”)或我们对神的态度(“敬神”和“慢神”)作为判断人类行为是非、善恶的最高尺度和惟一标准。而苏格拉底说，神的态度是不可能构成我们判断是非、善恶的最后根据的，无论是一个神的好恶，还是所有神的好恶都是如此。这是因为，如果我们以一个神的好恶为标准和根据，那我们就势必会导致相对主义，导致无标准和无根据。因为“不同的神对于是与非、善与恶、贵与贱，有不同的意见。”而是要从个别的伦理行为中演绎出其内在的普遍本质，寻找出善之为善、伦理之为伦理的东西。所以我们后人认为苏格拉底向我们启示了通过“概念的探索”，他实际上是建立了一门超越宗教伦理的客观普遍的“伦理科学”。
苏格拉底与一般的雅典公民对城邦所表现的爱是具有差异性的。苏格拉底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坚持远离现实政治。不参加各种繁多的公共活动。他说，要想得到正确的判断，要根据知识，而不应是多数。在直接民主制下，苏格拉底主动放弃积极自由，批判、抵制过度的积极自由，是冒天下之火不韪，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自信。从某种角度说，一般雅典人维护的是城邦民主制的外在形式，而苏格拉底维护的则是城邦的内在根基。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事件又反映了民主政治的彻底性与哲学的彻底性之间的思想斗争。
苏格拉底要给雅典人的生活以及雅典的民主制以理性的、自我意识的基础，然而雅黄人和雅典城邦却又不认同他的理性和自我意识。“这里有两种力量在相互冲突。一种力量是神圣的法律，是外在的风俗——与意志相一致的美德、宗教，——要求人们在其规律中自由地、高尚地、合乎伦理地生活”，雅典人民主张他们的法律是公正的，他们坚信自己的习俗，反对这种攻击。在这个角度上，苏格拉底伤害了他的人民的精神和伦理生活，并因此受到了惩罚，但是苏格拉底是一个英雄，他拥有自我决定的意识的绝对权利。
层次四：
苏格拉底是死于雅典民主制度之下的，这种直接、充分、广泛的民主制的确极大限度地挖掘、发现、发挥了人性中积极的方面。雅典全体公民亲身、直接管理一切国家大事；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完全平等；贝壳放逐法可以严惩任何一个公民不信任的人。这种直接民主制使雅典公民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极大地激发了雅典公民的热情，因而创造了伟大的文明成就。
但是，民主制下多数的统治是绝对的，谁也对抗不了多数，多数拥有无限的权威，多数一旦对一个问题作出了不可更改的决定，那么这个问题无法再被讨论。这一定是危险的，当一个人或少数人受到多数人的压制和不公正待遇时，他或他们能向谁去申诉?舆论是多数制造的，法庭是多数人掌控的。所以多数的暴敢是民主制必然存在的弊端。另外，多数的统治也会妨碍伟大人物的成长，因为好象只有顺应多数人才可能很好的生存，苏格拉底正是民主制这一弊端的牺牲品。
雅典城邦的直接民主制，是原始氏族公社自然长成的民主制，是人类自由民主理念演進历程的自在阶段，是各种独特的自然历史条件偶合而成的。然而，它是直接的、非理性的制度，这种民主制不可能反思批判自身，不能通过这种反思批判而认识到自身的基础即多数人的统治会带来多数人的暴政，并危及到制度自身。这种弊端最终杀死了伟大的苏格拉底。
大多数人的死并非自由选择的结果，因为他们没能对自己的生取得自由选择权。苏格拉底不同，他之所以能选择死亡，是因为他已自由地选择了自己的生活；而他选择生活的能力和勇气，又源自他对死亡的形而上沉思。他说，一个“爱智者”只有当灵魂超脱了他的肉体，“获得了自由和独立”，才能获得纯粹的真正的智慧。他的死亡凸现了他的自由，贯彻了他的自由，成就了他的自由：不是死亡摧毁了自由。而是自由战胜了他的死亡。如同浴火的凤凰，死亡给自由以涅集和新生。因此，苏格拉底之死既是毁灭又是新生，既是过去又是未来，既是结局又是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