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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新文科”理念受到学界与社会的广泛关注。打破学科壁垒，实践融通理念，为中国的国家事业与社会发展培养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人才，是“新文科”建设的题中之旨。作为传统学科的文学教育，如何调整新形势下的人才培养目标，如何更新人才培养方式，特别是一线的高校青年教师，如何将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相融合，如何在读书、授课、写作等各个教学环节守正创新，这些问题都值得展开深入讨论。
为与学界同仁进行密切交流，推动文学教育问题在深度与广度上的思考，2019年11月30日，中山大学中文系在广州举办了“审美、理论与历史：新文科时代的文学教育”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中山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学科承办，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湖南大学、重庆大学、深圳大学、暨南大学、广州大学、中山大学等国内十余所高校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会。
11月30日上午，大会开幕式由中山大学王坤教授主持，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彭玉平教授致辞。彭玉平教授指出，新文科建设的使命应该是创造新文明，文学教育在今天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因而这个会议就体现了人文学科一线教育工作者共同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并且契合中山大学“德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的人才培养方针。
本次会议设置包括两场主题演讲、三次圆桌讨论以及两组青年沙龙。
大会主题演讲由中山大学张均教授主持。北京大学王一川教授发表了以《文艺学的学科范式演变与人才素养涵育》为题的演讲。他结合自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入文艺美学专业的学习及教学经历，总结了从1949年至今70年来文艺学学科的范式演变，包括有：1949年至1976年的社会实践论范式，1977年至1989年的审美论范式，1990年至2010年的文学论范式，2011年至今的语言艺术论范式。他特别指出，自2011年起“艺术学”独立成为学科门类，这提醒我们不应以“文”代“艺”，因此，今天我们应该回归“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重新思考文学和文艺学。在此基础上，学科范式演变对文艺学学科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王一川教授谈到，自己在以往的文艺美学人才培养中，关注如何实现美学论范式与文化论范式的交融，注重的是文艺修辞论、理论感、文本阐释、文化现代性视角等问题。时至今日，他有一些新的反思，比如在教学中应该避免“以文代艺”“以道代儒”。具体而言，在当今“新文科”建设的时代号召下，首先，文学教育应该注重语言艺术性和人文心性的交融，倡导一种语艺文心性，回到语言艺术这一焦点，把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关注它的特性、魅力与构成，关注它如何渗透到其他艺术门类中；其二要坚持文本阐释性，透过文学文本来说话；其三要关注文化语境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代”就是今天最重要的语境，文学要发挥作用，就要在这个语境中来探讨；其四注重文艺实践性，把文艺理论研究同今天中国人的文艺创作实践结合起来；其五要注意外语重要性及史料工具性；其六要坚持儒道交融性，将儒家式的人文关怀同道家式的自由个性相结合。最后，他认为新文科建设其实就是要为各种专业人才打一个新型的底子，带着这种新型的底子走向未来、开创未来。作为文学教育工作者，应该从文学的角度对中华民族复兴时代人才培养有新的建树，培养参与新传统的人才。
广州大学陶东风教授的主题演讲以《新文科新在何处》为题。他认为当下对于新文科的概念内涵的理解，仍然过于从技术和应用的角度着眼，不够深入。新文科的根本使命，应该需要回应新历史条件下人的观念的变化。文科尤其是人文学科，是关于人的学问。新文科成为一个迫切的时代课题，源于旧文科对人和社会的理解，面对着新的时代挑战。陶东风教授指出，今天的文科包含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但这两者其实是有差别的。人文科学是区别于神学、自然科学发展而来，而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现代性建构的性质则更为明显。如果说旧文科或者传统文科是与人的现代性状况相对应，那么新文科就是与人的后现代性状况相对应。在这个意义上，新文科的核心就应该是反思现代性。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技术的角度去谈这些新技术，因为它不仅仅是改变了人类的认识工具和认识方法，更重要的其实是改变了对“人”自身，包括人的身体灵魂、对世界的根本看法等，从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价值观问题、法律问题、伦理道德问题。这些问题绝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现代时期建构起来的人文社会科学未曾涉足的深层次哲学问题。除了科技带来人的观念的变化以外，新的社会文化运动及其所生产的新观念，也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建構的“人”这一观念提出了挑战。陶东风教授以“后工作观念”“后工作思潮”的出现，以及生态环境运动所带来的新生态观念为例，说明了在人文科学方面出现的人文主义新变和挑战。就社会科学而言，新文科挑战首先构成了对社会科学知识普遍性诉求的挑战。这种挑战既来自社会科学内部，也来自像文化研究这样的新的知识生产领域。进而，他反思了近年来文化研究学科的发展及其困境。在他看来，文化研究对于现代科学技术及人类的负面行为进行了持续深刻的批判，因此它必将能够为新文科建构提供强大的知识和观念支撑，正如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能够阐明差异性的框架。但他进一步强调，新文科固然要反思现代性，但反思的目的是要推进现代性，并且新时代的人文主义也并不是对于现代时期人文主义的简单否定，而是在继承它的内核的基础上的一种发展，进而追求人文学科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第一场圆桌讨论以“历史与文教”为主题，由深圳大学李健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张均教授以《历史、叙述与现当代文学教育》为题发言。他以自身教学经历为例，认为相较于更倾向于审美性文学教育的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则在历史认识、伦理取向的教育上对学生负有更大责任。现当代文学在教学中要面对文学史本身的复杂性，迫切需要改变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即我们看待这个时代不可以单纯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位置来简单判断，要避免做出简单直接的是非判断。每一个时期出现的文学，在审美上或许有高下之分，但是从历史认识的角度则并非简单的高下之分。他举例说明，今天我们认为很好的传统文化为什么在五四时期被认为是“吃人的礼教”，是因为那个时代需要对中国古代传统进行选择性的表述，用一种自由主义的叙事机制来表现它，最终达到年轻人对旧文化的一种反思，甚至是一种反叛。因此，相同的事件在不同时代所呈现出来的故事差距很大，这与作家对时代问题的看法，以及对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有关系。而这些看法本身，或许不见得有高下之分，更大程度上是有效或无效的区分。所以，文学教育需要更大程度地结合文化语境，回到历史语境中关注文学生产。这就意味着文学史的教学应该从传达真理走向呈现差异，在无法寻找共识的地方，我们就要尊重差异。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胡继华教授以《远距阅读，数字人文与比较文学教学》为题发言。基于在比较文学学科的多年科研与教学经验，他首先梳理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从研究对象不明确的比较文学，追溯至歌德因偶然读了一本中国小说而提出的“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降“世界文学”成为一种显学。哈佛大学教授大卫·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提出，“世界文学”实际上不是一套经典体系，而是一种解读方式。到了2000年，意大利学者弗朗哥·莫莱蒂（Franco Moretti）提出“世界文学是一种猜想”，并提出“远距阅读”模式（distant reading）。胡继华教授指出，这就反映出全球技术发展改变了传统的阅读模式与学术研究模式，“细读”被“闪读”“代读”等方式所取代，人的阅读被机器的阅读所取代。他以一种“电脑文学研究”（computer literature study）为例，数据库的分析能力已经可以帮助一个不懂中文的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学。进而，思想的呈现被数据的呈现所取代，文本批评转化为文化批评，文本分析转化为数据处理，人文批评转化为数字人文主义。胡继华教授认为，这些变化所带来的人性涵养与学科交融，或许可以为建构“数字人文主义”下的“中国文化新传统”提供某种值得期许的思考新视角。
北京师范大学陈雪虎教授以《从文化记忆理论看章太炎的文学和文教思想》为题发言。他以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文学论略》为对象指出，章氏的文学研究观以及文教观皆强调“以文字为准”，提出了“无以动人思想，亦无以发人之感情，此不得谓之文辞，而未曾不得谓之文也”，而这与20世纪强调文学在场的交流性、审美性的主潮其实很不相符。同时，文字在文化记忆理论中也起到非常突出的作用，随着社会发展向文字性的过渡，就为文化记忆意义的外部储存提供了可能，文字的潜力体现在信息的编码和信息的存储中，实为文化之锚。陈雪虎教授认为，参照文化记忆理论，《国故论衡》终卷七篇也是一个文化记忆的结构。在《文学总略》中，章氏强调文字记录“排比铺张，不可口说者”是暗合文化记忆理论所重视的文字所带来的视野、可能性、抽象知识的传统创造，同时这也是在面对传统的重新发明与现代感情、日常消费、享乐之间的裂缝与张力，章太炎尝试用自己的逻辑去统领，而这些又都与章太炎的流亡经历有关。最后他总结强调，《国故论衡》正是章太炎随身携带的祖国。
第二场圆桌讨论以“理论与方法”为主题，由北京师范大学陈雪虎教授主持。南开大学周志强教授以《读、看、翻：理论学习的方法浅谈》为题发言。他以自己的理论学习及教学经历为例，将理论学习的方法总结为“读书要少，看书要多，翻书要滥”。理论学习，应该围绕一个核心的理论家或者问题形成一个基本的阅读范围。其中，“读”是指要精选几部养育自己思想根基的著作，终身反复精读，不仅对其内容了如指掌，还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思想起点，变学问为主张；“看”是指对自己的专业范围内的东西较为深入的了解，特别要借鉴齐泽克（Slavoj ？i？ek）的“斜目而视”的那种“看”，亦即学拉康的时候才能懂黑格尔，读黑格尔的时候才理解了马克思，而读马克思的时候才真正懂得拉康，围着“读得少的书”形成一个三角结构相互碰撞；“翻”则是指广泛的浏览，通过目录和序言了解一本书的核心要素，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看待问题的知识架构，扩大自己的视野，对自己思考问题有很多的参考性。“翻”是扩大视野，“看”是知道体系，“读”则是创建学说。最后，周志强教授强调，理论学习要学会循着目录去读书，不仅要博闻强记，而且要体系性地记住书中的关键点。
深圳大学李健教授以《文学理论的教学反思》为题发言。首先，他介绍自己主要担任过两门文学理论课程即《文学概论》和《中国古代文论》的多年教学，以及使用教材的变化。进而，他主要分享了他在古代文论课程中的教学经验，古代文论的教学虽然难度大但反而好驾驭，因为主要采用史论结合的方式，先理清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然后再具体解析古代文论的一些名篇，强调对于原典的阅读，梳理字词句并重点阐释一些概念、范畴，这样的阅读方式就带来了一种实在感。而对于一个学期无法说完的文论内容，李健教授则以其他选修课的途径来弥补，开设了如《古典诗词鉴赏方法》《王国维诗学研究》这样的课程。最后，他提出文学理论课程的建设，除了要构建有民族特色的话语体系，还要加强教材的建设，以及对教师自身的要求。文学理论课程不仅要有丰富的文学创作、鉴赏、批评经验，还要有较强的思辨能力，能够结合古今中外的文学实际，深入浅出地解决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不可照本宣科，远离文学创作的实践，一味地追求抽象思辨，这是学生无法接受的。
暨南大学闫月珍教授以《文艺学硕士生阅读书目的筛选》为题发言。她主要分享了自己近十年开设的一门文艺学课程“文学前沿热点问题研究”的教学经验。因为有感于近年文艺学研究生的论文只能在大众文化的圈子里循环而缺乏选题的能力，所以她认为可以在文艺学硕士的课程设置中通过对阅读书目的编排来推动教学，使得理论学习更加主动。闫月珍教授还分享了自己的课程设计中阅读书目的筛选，其筛选书目有两个标准，其一是文艺理论的“经典”，其二是相关学术写作的“范文”。在此基础上，她分成十个专题：学术规范与问题意识、新历史主义与文学、童年童话与文学、文学史的写作与重写、文学的多种存在方式、物质文化研究、文学形象学、文学的经典化、抒情传统的建构、文学与哲学的对抗等。如此设置的初衷就是为了使课程变得有本可依，有章可循。同时，她还结合王德威教授与伊维德（Wilt L. Idema）教授的一份授课大纲，进一步探讨了这种授课方式的启示。闫教授发现，将书目提前告知学生可以帮助学生非常迅速地进入学习状态，并且书目的阅读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学术探索、写作实践，形成有修改价值的论文。并且，她还试图将学术规范作为其中一个重要专题进行教学讲解。
第三场圆桌讨论以“文学与阅读”为主题，由暨南大学闫月珍教授主持。首都师范大學胡疆锋教授以《读书会与研究生培养——以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与文化研究”读书会为例》为题发言。他认为当下国内大学的培养模式主要还是“熏考模式”——熏陶以及考核，这导致学生的学习要么放任自流，要么死记硬背。因此，他希望在“熏考模式”之外以读书会的形式进行有力的补充，以分享阅读为主要形式，建立一个有一定行为规则的学习共同体。胡疆锋教授介绍了中国古代集体读书的传统，以及美国的“炉边读经”和瑞典的“读书圈”，并且重点梳理了当代中国大陆蓬勃发展的不同类型的读书会形式——民间读书会、图书馆/学术团体读书会、商业/营销读书会、高校人文读书会。他认为，高校人文读书会和“熏考模式”区别就在于：导师的角色不是一个讲解者，而更多只是一个导读者，甚至有时候是伴读者，并且它的活动方式主要是讨论、报告、座谈、参观、访问，自由灵活而又主题紧凑，兼顾讨论充分。最后，他分享了自己带领学生开展读书会的经验，在实践中促进学生的深度阅读，通过以文会友，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开展一种“从游式教学”，锻炼学生的组织沟通能力，并及时将学生的读书成果转化为学术成果。 湖南大学刘涵之教授以《理查德·罗蒂〈文学经典的启迪价值〉读后感》为题发言。他认为罗蒂（Richard Rorty）发表于1995年的这篇文章，其中对文化研究的反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回答今天教学中新文科建设的一些问题。首先，罗蒂也提到了文化研究越来越模式化，从而形成了许多“行话”，这意味着文化研究的专业化，同时也说明了文化研究所赖以成立的基础，便是对行话资源的争夺。第二，文学经典的启迪价值在于情感、想象力、浪漫，并且做文学研究其实并不希望通过文学来抵达哲学，文学经典的启迪价值是哲学无法代替的，文化研究把文学研究当作社会学的一种模式，这可能是以一种学问代替另外一种学问，这种代替性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杜绝了文学对想象、浪漫、激情等精神的维护。第三，因此，文学批评与文学教育不应做出以自我为主的过度阐释，与其用术语行话来包裹文学作品，其实不如寻求文学作品的自我打开的方式。第四，罗蒂还提到，应该在理性分析与浪漫热情的和谐关系中实现启迪的价值，培养理想读者，文学系既需要注重知识的生产，也需要注重希望的激发。
四川外国语大学朱周斌教授以《理论很昂贵，文学很奢侈》为题发言。他首先分享了自己在赴会的路上所写的诗《巨大的夜晚》。然后，他以自己的教学经验提出，自己作为一位热爱诗歌并坚持每日创作诗歌的文学理论教师，存在着十分矛盾又自我断裂的心情。因为，自己不得不面对当下教育的三重现实困难：其一是在考试化的模式下成长的学生，很少有真正热爱文学的；其二是现在的学生生活碎片化，无法阅读大部头的经典书籍；其三他自己也不得不面对学生严峻的就业现实。对此，他在十几年的教学经验里面不断调整，后来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就是苏东坡。他带领学生阅读苏轼贬谪密州时的奏章，面对当时旱灾的情况，苏轼在奏章中仔细分析了当时存在造反的危险性和可能性，甚至提出了“减税”等解决方案。朱周斌教授从奏章精细化的数目分析中，带领学生发现一个与诗人苏轼完全不一样的苏轼，尝试从这样的阅读中引导学生有现实感地理解什么是文学。他认为，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重新去思考“什么是文学”的理由所在。
第一场青年沙龙以“文化研究的思与辩”为主题，由四川外国语大学朱周斌教授主持，首都师范大学胡疆锋教授担任评议人。
中山大学刘昕亭副教授以《文化研究的教学经验反思》为题发言。她主要分享了自己在文艺学本科生选修课教学中的焦虑与困惑。她发现，大量的学生是用读文学作品的方法在读理论研究，因此迫切需要着眼于引导学生读理论的方式方法。针对自己在西方文论等课程的教学中遇到的切实困难，她强调在文化研究的教育中，一方面希望学生可以对日常生活有理论性的把握，另一方面又担心学生的研究仅流于现象，学生会觉得做大众文化研究就不需要读经典理论，尤其是康德、黑格尔这一类的经典理论，因此，在自己成为老师之后开始主动要求学生读经典的理论、文学作品。她认为，应该去思考如何平衡好这种经验性和实践性的研究与深入的理论学习和理论读书之间的关系。面对着学生们完全不同的大众文化背景及其背后文化景观的碎裂，文化研究的教学又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在与学生的交流和观察中，使得她不断重新思考如何定义大众文化。
广州大学吕鹤颖博士以《网络文学的学科想象——以两门网络文学在线课程为例》为题发言，吕老师分享了自己开设的一门《网络文学》的课程教学经验，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这样一门学科的思考。在课程中，她曾尝试让学生写作接龙小说，将小说发布于班级的公众号，然后由吕老师转发至自己三天可见的朋友圈，而同学们的平时成绩就来自于朋友圈的点赞人数，课程的一大收获是，一共37位同学完成了一篇共七章、14万字的课堂接龙小说。并且，她在课堂中也尝试对网络文学做理论化的分析，吕老师以她对网络小说《镇魂》的理论分析为例做了介绍。课程结束后，学生的反馈是希望老师多对网络文学本身进行分析，因此，她进一步在备课中学习了另外两位老师的网络文学视频课，即欧阳友权老师在中南大学的《网络文学创作与欣赏》，以及江西师范大学龚岚老师的《网络文学与文化》。结合两门课的情况，吕老师介绍了当前网络文学课程的发展情况，提出就网络小说本身的特质而言是很难进行精读的，并且因为网络空间的虚拟呈现，也很难将网络文学放在传统文学学科范围内进行评价。吕老师提出，新文科建设的号召或许可以成为网络文学学科化的发展契机。
暨南大学吕甍博士以《艺—文之辨》为题发言。她从自己作为艺术类专业的老师所进行的教学实践，提供了一种更为不同的教学视角。她介绍，作为暨南大学文学院下设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学生们的毕业不是以一般的学术论文形式，而是以一个35000字的电影或者舞台剧本创作为毕业考核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吕老师发现学生缺乏对剧本的视觉性认识，所创作的剧本往往不具有从文字转换为视觉作品的能力，文字成了他们表达的终点而缺乏推进的能力，因此，她尝试通过《电影导演研究》《电影美学》，以及《影视评论》这三门课去培养学生的视觉能力。对此，她还展示了自己学生摹仿拍摄的经典电影《惊魂记》。同时，她也展示了学生所做的雕塑装置，其中还要求学生为每一个雕塑人物写一份小传，也就是培养学生将视觉媒介转化为文字的反向能力。最后，吕老师还展示了学生的一个现成品展览，他们尝试将“全球化”和“废墟”两个问题意识嵌入到作品中，展示了媒介变迁对新闻专业以及创作的影响。在这些教学过程中，吕老师还尝试邀请艺术家参与，在教学实践中帮助学生提高艺术创作能力，并且将文艺理论的学习介入艺术的实践教学中。
第二场青年沙龙以“文学理论的教与学”为主题，由湖南大学刘涵之教授主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胡继华教授担任评议人。
暨南大学郑焕钊副教授以《文學理论的探究性教学与应用性迁移》为题发言。他主要分享了自己教授《文学概论》课程的经验与思考。郑老师认为，在文学理论的教学中过于强化其认识论的功能会导致学生忽视文学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这样的课程其实提供了一套关于如何理解文学的基本概念、体系、范畴、方法。此外，现在很多学生日常接触的都是网络小说、网络综艺、网络影视、网络游戏而不再阅读文学作品，课堂中的文学理论似乎与他们日常接触的大众文化有所脱节。因此，他提出针对这些新现象，应该引导学生如何从知识向能力转化、如何通过批判性的思考来形成一种解答文学情境问题的逻辑。比如在文学文本的教学环节当中，尝试打破传统的教材写作当中从横向角度以文学语言、文学形象、文学题材为教学方式，在专题性的横向教学之前，先导入一些纵向的理论脉络。同时，在教学中增加一些诸如网络文学生产与创作的分析，或者引导学生运用学习的理论去分析新上映的电影、最新的诗歌。因此，郑老师认为文学理论应该做出应用性迁移，即文学基础理论知识从传统文学语境向当下新文艺现实语境的迁移。 重庆大学金浪副教授以《面向批评实践开放的文学理论教学》为题发言。金老师首先也表达出对当下学生们碎片化的阅读所带来的教学难度。他认为李长之在1942年的文章《释文艺批评》能够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启发性视角。李长之的文章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文学学科的理解，他将文学研究分为历史性的文学史，以及哲学性的文艺体系学。文艺体系学下的应用就是文学批评，而文学批评的普及就是文学教育。李长之先生聚焦到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这两种不同的方式，一個研究的是文学，一个研究的是纯文艺（Dichtungund）。文学是那些具体的、在历史中所存在的，以意识的形态所开展出来的内容；而纯文艺则是一种超历史的，与审美的、普遍性的追求相关的内容。文学批评就应该是在纯文艺的方面去展开工作。金老师认为，李长之的研究启示文艺学的学习与教学要重新打开批评的环节。同时，他分享了自己《文学概论》的课程设计，主要分为四个单元：审美与形式、叙事理论诸种、精神分析与认同、形式与政治。每个单元分为四次课，最后一节课就是文本批评实践，让学生来承担文本分析任务，但不是简单的运用，而是要还原理论的历史性和针对性，从理论的学习再回到文学作品的阅读。
暨南大学的唐诗人博士以《读书会与文学空间建构》为题发言。唐老师主要分享了他的读书会实践，他从读书会的理论起点与初心说起，读书会始于一个思考：当文学伦理遭遇后现代伦理时，是否有一种“阅读伦理”理论的可能？在当今这个经过了差异化、多元化的时代之下，个体阅读与文学教育之间存在复杂性，个体的差异化理解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教育的标准化生产之间存在矛盾。那么，在文学教育中又该如何衡量教师个人自身的文学趣味与学生可能存在的其他类别的审美趣味？他认为这都是今天需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基础上推崇一种专业性呢？他提出，读书会的功能就在于人性化阅读的空间建构，首先看到真实的阅读差异表现，并让更多人意识到文学阅读必然会产生的理解差异。他分享了他曾参与、组织的不同类型读书会，比如在书店中组织关于职场女性的阅读、由家庭妇女参与的读书会，使得我们能够了解大众阅读与专业评论的悖离，掌握差异化理解背后的人生经验差异；也有读书会让作家与批评家理论家共同参与进来，让学生从理论之外的作家创作视角看待文学文本与文学理论问题。
中山大学吴晓佳副教授以《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意识》为题发言。她认为，现当代文学专业也是有自己的专业性的，并且也一定要建立自己的专业性和“文化自信”。对于当下有些批评认为现当代文学只是做史料的堆砌，吴老师认为还没有到矫枉过正的地步，文学研究中仍然应该要有历史意识。她自己在教学中特别强调以下几点：其一是对于文献综述的要求，要有学术史的视野，不能将文学作品的分析写成主观性的读后感，文献综述能够给学生带来问题意识，学术研究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其二是要注重史料，要有文献学的意识，重视一手材料的阅读，作家全集的阅读远没有当时发表期刊的历史语境，必须将文本历史化，并且史料和文章的思想性是不可分的，二者是互补的关系；其三是现当代文学专业也需要有理论性的思考，并且强调理论的学习与艺术的鉴赏力是相辅相成的，理论读得好能够提供一个更加深入洞察的视角，学生在文本鉴赏上才可以走得更远，同时也需要有文本的鉴赏力，不能只是去肢解那些理论。此外，她还强调在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外语能力同样是重要的。
会议闭幕式在中山大学罗成副教授的主持下进行，周志强教授对会议进行了精彩而生动的总结发言，从如何建设新文科的学科内部反思到如何处理“学者教学”的问题，周志强教授指出这次会议的“头脑风暴”非常有意义。最后，会议在各位专家学者的经验分享与教学反思中圆满结束。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注释
[1] 基金项目：本次会议获中山大学2019年教学改革专项“‘情感转向’视域中的文艺学创新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资助，本文系该项目研究成果。
为与学界同仁进行密切交流，推动文学教育问题在深度与广度上的思考，2019年11月30日，中山大学中文系在广州举办了“审美、理论与历史：新文科时代的文学教育”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中山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学科承办，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湖南大学、重庆大学、深圳大学、暨南大学、广州大学、中山大学等国内十余所高校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会。
11月30日上午，大会开幕式由中山大学王坤教授主持，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彭玉平教授致辞。彭玉平教授指出，新文科建设的使命应该是创造新文明，文学教育在今天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因而这个会议就体现了人文学科一线教育工作者共同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并且契合中山大学“德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的人才培养方针。
本次会议设置包括两场主题演讲、三次圆桌讨论以及两组青年沙龙。
大会主题演讲由中山大学张均教授主持。北京大学王一川教授发表了以《文艺学的学科范式演变与人才素养涵育》为题的演讲。他结合自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入文艺美学专业的学习及教学经历，总结了从1949年至今70年来文艺学学科的范式演变，包括有：1949年至1976年的社会实践论范式，1977年至1989年的审美论范式，1990年至2010年的文学论范式，2011年至今的语言艺术论范式。他特别指出，自2011年起“艺术学”独立成为学科门类，这提醒我们不应以“文”代“艺”，因此，今天我们应该回归“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重新思考文学和文艺学。在此基础上，学科范式演变对文艺学学科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王一川教授谈到，自己在以往的文艺美学人才培养中，关注如何实现美学论范式与文化论范式的交融，注重的是文艺修辞论、理论感、文本阐释、文化现代性视角等问题。时至今日，他有一些新的反思，比如在教学中应该避免“以文代艺”“以道代儒”。具体而言，在当今“新文科”建设的时代号召下，首先，文学教育应该注重语言艺术性和人文心性的交融，倡导一种语艺文心性，回到语言艺术这一焦点，把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关注它的特性、魅力与构成，关注它如何渗透到其他艺术门类中；其二要坚持文本阐释性，透过文学文本来说话；其三要关注文化语境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代”就是今天最重要的语境，文学要发挥作用，就要在这个语境中来探讨；其四注重文艺实践性，把文艺理论研究同今天中国人的文艺创作实践结合起来；其五要注意外语重要性及史料工具性；其六要坚持儒道交融性，将儒家式的人文关怀同道家式的自由个性相结合。最后，他认为新文科建设其实就是要为各种专业人才打一个新型的底子，带着这种新型的底子走向未来、开创未来。作为文学教育工作者，应该从文学的角度对中华民族复兴时代人才培养有新的建树，培养参与新传统的人才。
广州大学陶东风教授的主题演讲以《新文科新在何处》为题。他认为当下对于新文科的概念内涵的理解，仍然过于从技术和应用的角度着眼，不够深入。新文科的根本使命，应该需要回应新历史条件下人的观念的变化。文科尤其是人文学科，是关于人的学问。新文科成为一个迫切的时代课题，源于旧文科对人和社会的理解，面对着新的时代挑战。陶东风教授指出，今天的文科包含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但这两者其实是有差别的。人文科学是区别于神学、自然科学发展而来，而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现代性建构的性质则更为明显。如果说旧文科或者传统文科是与人的现代性状况相对应，那么新文科就是与人的后现代性状况相对应。在这个意义上，新文科的核心就应该是反思现代性。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技术的角度去谈这些新技术，因为它不仅仅是改变了人类的认识工具和认识方法，更重要的其实是改变了对“人”自身，包括人的身体灵魂、对世界的根本看法等，从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价值观问题、法律问题、伦理道德问题。这些问题绝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现代时期建构起来的人文社会科学未曾涉足的深层次哲学问题。除了科技带来人的观念的变化以外，新的社会文化运动及其所生产的新观念，也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建構的“人”这一观念提出了挑战。陶东风教授以“后工作观念”“后工作思潮”的出现，以及生态环境运动所带来的新生态观念为例，说明了在人文科学方面出现的人文主义新变和挑战。就社会科学而言，新文科挑战首先构成了对社会科学知识普遍性诉求的挑战。这种挑战既来自社会科学内部，也来自像文化研究这样的新的知识生产领域。进而，他反思了近年来文化研究学科的发展及其困境。在他看来，文化研究对于现代科学技术及人类的负面行为进行了持续深刻的批判，因此它必将能够为新文科建构提供强大的知识和观念支撑，正如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能够阐明差异性的框架。但他进一步强调，新文科固然要反思现代性，但反思的目的是要推进现代性，并且新时代的人文主义也并不是对于现代时期人文主义的简单否定，而是在继承它的内核的基础上的一种发展，进而追求人文学科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第一场圆桌讨论以“历史与文教”为主题，由深圳大学李健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张均教授以《历史、叙述与现当代文学教育》为题发言。他以自身教学经历为例，认为相较于更倾向于审美性文学教育的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则在历史认识、伦理取向的教育上对学生负有更大责任。现当代文学在教学中要面对文学史本身的复杂性，迫切需要改变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即我们看待这个时代不可以单纯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位置来简单判断，要避免做出简单直接的是非判断。每一个时期出现的文学，在审美上或许有高下之分，但是从历史认识的角度则并非简单的高下之分。他举例说明，今天我们认为很好的传统文化为什么在五四时期被认为是“吃人的礼教”，是因为那个时代需要对中国古代传统进行选择性的表述，用一种自由主义的叙事机制来表现它，最终达到年轻人对旧文化的一种反思，甚至是一种反叛。因此，相同的事件在不同时代所呈现出来的故事差距很大，这与作家对时代问题的看法，以及对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有关系。而这些看法本身，或许不见得有高下之分，更大程度上是有效或无效的区分。所以，文学教育需要更大程度地结合文化语境，回到历史语境中关注文学生产。这就意味着文学史的教学应该从传达真理走向呈现差异，在无法寻找共识的地方，我们就要尊重差异。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胡继华教授以《远距阅读，数字人文与比较文学教学》为题发言。基于在比较文学学科的多年科研与教学经验，他首先梳理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从研究对象不明确的比较文学，追溯至歌德因偶然读了一本中国小说而提出的“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降“世界文学”成为一种显学。哈佛大学教授大卫·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提出，“世界文学”实际上不是一套经典体系，而是一种解读方式。到了2000年，意大利学者弗朗哥·莫莱蒂（Franco Moretti）提出“世界文学是一种猜想”，并提出“远距阅读”模式（distant reading）。胡继华教授指出，这就反映出全球技术发展改变了传统的阅读模式与学术研究模式，“细读”被“闪读”“代读”等方式所取代，人的阅读被机器的阅读所取代。他以一种“电脑文学研究”（computer literature study）为例，数据库的分析能力已经可以帮助一个不懂中文的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学。进而，思想的呈现被数据的呈现所取代，文本批评转化为文化批评，文本分析转化为数据处理，人文批评转化为数字人文主义。胡继华教授认为，这些变化所带来的人性涵养与学科交融，或许可以为建构“数字人文主义”下的“中国文化新传统”提供某种值得期许的思考新视角。
北京师范大学陈雪虎教授以《从文化记忆理论看章太炎的文学和文教思想》为题发言。他以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文学论略》为对象指出，章氏的文学研究观以及文教观皆强调“以文字为准”，提出了“无以动人思想，亦无以发人之感情，此不得谓之文辞，而未曾不得谓之文也”，而这与20世纪强调文学在场的交流性、审美性的主潮其实很不相符。同时，文字在文化记忆理论中也起到非常突出的作用，随着社会发展向文字性的过渡，就为文化记忆意义的外部储存提供了可能，文字的潜力体现在信息的编码和信息的存储中，实为文化之锚。陈雪虎教授认为，参照文化记忆理论，《国故论衡》终卷七篇也是一个文化记忆的结构。在《文学总略》中，章氏强调文字记录“排比铺张，不可口说者”是暗合文化记忆理论所重视的文字所带来的视野、可能性、抽象知识的传统创造，同时这也是在面对传统的重新发明与现代感情、日常消费、享乐之间的裂缝与张力，章太炎尝试用自己的逻辑去统领，而这些又都与章太炎的流亡经历有关。最后他总结强调，《国故论衡》正是章太炎随身携带的祖国。
第二场圆桌讨论以“理论与方法”为主题，由北京师范大学陈雪虎教授主持。南开大学周志强教授以《读、看、翻：理论学习的方法浅谈》为题发言。他以自己的理论学习及教学经历为例，将理论学习的方法总结为“读书要少，看书要多，翻书要滥”。理论学习，应该围绕一个核心的理论家或者问题形成一个基本的阅读范围。其中，“读”是指要精选几部养育自己思想根基的著作，终身反复精读，不仅对其内容了如指掌，还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思想起点，变学问为主张；“看”是指对自己的专业范围内的东西较为深入的了解，特别要借鉴齐泽克（Slavoj ？i？ek）的“斜目而视”的那种“看”，亦即学拉康的时候才能懂黑格尔，读黑格尔的时候才理解了马克思，而读马克思的时候才真正懂得拉康，围着“读得少的书”形成一个三角结构相互碰撞；“翻”则是指广泛的浏览，通过目录和序言了解一本书的核心要素，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看待问题的知识架构，扩大自己的视野，对自己思考问题有很多的参考性。“翻”是扩大视野，“看”是知道体系，“读”则是创建学说。最后，周志强教授强调，理论学习要学会循着目录去读书，不仅要博闻强记，而且要体系性地记住书中的关键点。
深圳大学李健教授以《文学理论的教学反思》为题发言。首先，他介绍自己主要担任过两门文学理论课程即《文学概论》和《中国古代文论》的多年教学，以及使用教材的变化。进而，他主要分享了他在古代文论课程中的教学经验，古代文论的教学虽然难度大但反而好驾驭，因为主要采用史论结合的方式，先理清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然后再具体解析古代文论的一些名篇，强调对于原典的阅读，梳理字词句并重点阐释一些概念、范畴，这样的阅读方式就带来了一种实在感。而对于一个学期无法说完的文论内容，李健教授则以其他选修课的途径来弥补，开设了如《古典诗词鉴赏方法》《王国维诗学研究》这样的课程。最后，他提出文学理论课程的建设，除了要构建有民族特色的话语体系，还要加强教材的建设，以及对教师自身的要求。文学理论课程不仅要有丰富的文学创作、鉴赏、批评经验，还要有较强的思辨能力，能够结合古今中外的文学实际，深入浅出地解决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不可照本宣科，远离文学创作的实践，一味地追求抽象思辨，这是学生无法接受的。
暨南大学闫月珍教授以《文艺学硕士生阅读书目的筛选》为题发言。她主要分享了自己近十年开设的一门文艺学课程“文学前沿热点问题研究”的教学经验。因为有感于近年文艺学研究生的论文只能在大众文化的圈子里循环而缺乏选题的能力，所以她认为可以在文艺学硕士的课程设置中通过对阅读书目的编排来推动教学，使得理论学习更加主动。闫月珍教授还分享了自己的课程设计中阅读书目的筛选，其筛选书目有两个标准，其一是文艺理论的“经典”，其二是相关学术写作的“范文”。在此基础上，她分成十个专题：学术规范与问题意识、新历史主义与文学、童年童话与文学、文学史的写作与重写、文学的多种存在方式、物质文化研究、文学形象学、文学的经典化、抒情传统的建构、文学与哲学的对抗等。如此设置的初衷就是为了使课程变得有本可依，有章可循。同时，她还结合王德威教授与伊维德（Wilt L. Idema）教授的一份授课大纲，进一步探讨了这种授课方式的启示。闫教授发现，将书目提前告知学生可以帮助学生非常迅速地进入学习状态，并且书目的阅读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学术探索、写作实践，形成有修改价值的论文。并且，她还试图将学术规范作为其中一个重要专题进行教学讲解。
第三场圆桌讨论以“文学与阅读”为主题，由暨南大学闫月珍教授主持。首都师范大學胡疆锋教授以《读书会与研究生培养——以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与文化研究”读书会为例》为题发言。他认为当下国内大学的培养模式主要还是“熏考模式”——熏陶以及考核，这导致学生的学习要么放任自流，要么死记硬背。因此，他希望在“熏考模式”之外以读书会的形式进行有力的补充，以分享阅读为主要形式，建立一个有一定行为规则的学习共同体。胡疆锋教授介绍了中国古代集体读书的传统，以及美国的“炉边读经”和瑞典的“读书圈”，并且重点梳理了当代中国大陆蓬勃发展的不同类型的读书会形式——民间读书会、图书馆/学术团体读书会、商业/营销读书会、高校人文读书会。他认为，高校人文读书会和“熏考模式”区别就在于：导师的角色不是一个讲解者，而更多只是一个导读者，甚至有时候是伴读者，并且它的活动方式主要是讨论、报告、座谈、参观、访问，自由灵活而又主题紧凑，兼顾讨论充分。最后，他分享了自己带领学生开展读书会的经验，在实践中促进学生的深度阅读，通过以文会友，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开展一种“从游式教学”，锻炼学生的组织沟通能力，并及时将学生的读书成果转化为学术成果。 湖南大学刘涵之教授以《理查德·罗蒂〈文学经典的启迪价值〉读后感》为题发言。他认为罗蒂（Richard Rorty）发表于1995年的这篇文章，其中对文化研究的反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回答今天教学中新文科建设的一些问题。首先，罗蒂也提到了文化研究越来越模式化，从而形成了许多“行话”，这意味着文化研究的专业化，同时也说明了文化研究所赖以成立的基础，便是对行话资源的争夺。第二，文学经典的启迪价值在于情感、想象力、浪漫，并且做文学研究其实并不希望通过文学来抵达哲学，文学经典的启迪价值是哲学无法代替的，文化研究把文学研究当作社会学的一种模式，这可能是以一种学问代替另外一种学问，这种代替性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杜绝了文学对想象、浪漫、激情等精神的维护。第三，因此，文学批评与文学教育不应做出以自我为主的过度阐释，与其用术语行话来包裹文学作品，其实不如寻求文学作品的自我打开的方式。第四，罗蒂还提到，应该在理性分析与浪漫热情的和谐关系中实现启迪的价值，培养理想读者，文学系既需要注重知识的生产，也需要注重希望的激发。
四川外国语大学朱周斌教授以《理论很昂贵，文学很奢侈》为题发言。他首先分享了自己在赴会的路上所写的诗《巨大的夜晚》。然后，他以自己的教学经验提出，自己作为一位热爱诗歌并坚持每日创作诗歌的文学理论教师，存在着十分矛盾又自我断裂的心情。因为，自己不得不面对当下教育的三重现实困难：其一是在考试化的模式下成长的学生，很少有真正热爱文学的；其二是现在的学生生活碎片化，无法阅读大部头的经典书籍；其三他自己也不得不面对学生严峻的就业现实。对此，他在十几年的教学经验里面不断调整，后来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就是苏东坡。他带领学生阅读苏轼贬谪密州时的奏章，面对当时旱灾的情况，苏轼在奏章中仔细分析了当时存在造反的危险性和可能性，甚至提出了“减税”等解决方案。朱周斌教授从奏章精细化的数目分析中，带领学生发现一个与诗人苏轼完全不一样的苏轼，尝试从这样的阅读中引导学生有现实感地理解什么是文学。他认为，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重新去思考“什么是文学”的理由所在。
第一场青年沙龙以“文化研究的思与辩”为主题，由四川外国语大学朱周斌教授主持，首都师范大学胡疆锋教授担任评议人。
中山大学刘昕亭副教授以《文化研究的教学经验反思》为题发言。她主要分享了自己在文艺学本科生选修课教学中的焦虑与困惑。她发现，大量的学生是用读文学作品的方法在读理论研究，因此迫切需要着眼于引导学生读理论的方式方法。针对自己在西方文论等课程的教学中遇到的切实困难，她强调在文化研究的教育中，一方面希望学生可以对日常生活有理论性的把握，另一方面又担心学生的研究仅流于现象，学生会觉得做大众文化研究就不需要读经典理论，尤其是康德、黑格尔这一类的经典理论，因此，在自己成为老师之后开始主动要求学生读经典的理论、文学作品。她认为，应该去思考如何平衡好这种经验性和实践性的研究与深入的理论学习和理论读书之间的关系。面对着学生们完全不同的大众文化背景及其背后文化景观的碎裂，文化研究的教学又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在与学生的交流和观察中，使得她不断重新思考如何定义大众文化。
广州大学吕鹤颖博士以《网络文学的学科想象——以两门网络文学在线课程为例》为题发言，吕老师分享了自己开设的一门《网络文学》的课程教学经验，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这样一门学科的思考。在课程中，她曾尝试让学生写作接龙小说，将小说发布于班级的公众号，然后由吕老师转发至自己三天可见的朋友圈，而同学们的平时成绩就来自于朋友圈的点赞人数，课程的一大收获是，一共37位同学完成了一篇共七章、14万字的课堂接龙小说。并且，她在课堂中也尝试对网络文学做理论化的分析，吕老师以她对网络小说《镇魂》的理论分析为例做了介绍。课程结束后，学生的反馈是希望老师多对网络文学本身进行分析，因此，她进一步在备课中学习了另外两位老师的网络文学视频课，即欧阳友权老师在中南大学的《网络文学创作与欣赏》，以及江西师范大学龚岚老师的《网络文学与文化》。结合两门课的情况，吕老师介绍了当前网络文学课程的发展情况，提出就网络小说本身的特质而言是很难进行精读的，并且因为网络空间的虚拟呈现，也很难将网络文学放在传统文学学科范围内进行评价。吕老师提出，新文科建设的号召或许可以成为网络文学学科化的发展契机。
暨南大学吕甍博士以《艺—文之辨》为题发言。她从自己作为艺术类专业的老师所进行的教学实践，提供了一种更为不同的教学视角。她介绍，作为暨南大学文学院下设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学生们的毕业不是以一般的学术论文形式，而是以一个35000字的电影或者舞台剧本创作为毕业考核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吕老师发现学生缺乏对剧本的视觉性认识，所创作的剧本往往不具有从文字转换为视觉作品的能力，文字成了他们表达的终点而缺乏推进的能力，因此，她尝试通过《电影导演研究》《电影美学》，以及《影视评论》这三门课去培养学生的视觉能力。对此，她还展示了自己学生摹仿拍摄的经典电影《惊魂记》。同时，她也展示了学生所做的雕塑装置，其中还要求学生为每一个雕塑人物写一份小传，也就是培养学生将视觉媒介转化为文字的反向能力。最后，吕老师还展示了学生的一个现成品展览，他们尝试将“全球化”和“废墟”两个问题意识嵌入到作品中，展示了媒介变迁对新闻专业以及创作的影响。在这些教学过程中，吕老师还尝试邀请艺术家参与，在教学实践中帮助学生提高艺术创作能力，并且将文艺理论的学习介入艺术的实践教学中。
第二场青年沙龙以“文学理论的教与学”为主题，由湖南大学刘涵之教授主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胡继华教授担任评议人。
暨南大学郑焕钊副教授以《文學理论的探究性教学与应用性迁移》为题发言。他主要分享了自己教授《文学概论》课程的经验与思考。郑老师认为，在文学理论的教学中过于强化其认识论的功能会导致学生忽视文学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这样的课程其实提供了一套关于如何理解文学的基本概念、体系、范畴、方法。此外，现在很多学生日常接触的都是网络小说、网络综艺、网络影视、网络游戏而不再阅读文学作品，课堂中的文学理论似乎与他们日常接触的大众文化有所脱节。因此，他提出针对这些新现象，应该引导学生如何从知识向能力转化、如何通过批判性的思考来形成一种解答文学情境问题的逻辑。比如在文学文本的教学环节当中，尝试打破传统的教材写作当中从横向角度以文学语言、文学形象、文学题材为教学方式，在专题性的横向教学之前，先导入一些纵向的理论脉络。同时，在教学中增加一些诸如网络文学生产与创作的分析，或者引导学生运用学习的理论去分析新上映的电影、最新的诗歌。因此，郑老师认为文学理论应该做出应用性迁移，即文学基础理论知识从传统文学语境向当下新文艺现实语境的迁移。 重庆大学金浪副教授以《面向批评实践开放的文学理论教学》为题发言。金老师首先也表达出对当下学生们碎片化的阅读所带来的教学难度。他认为李长之在1942年的文章《释文艺批评》能够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启发性视角。李长之的文章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文学学科的理解，他将文学研究分为历史性的文学史，以及哲学性的文艺体系学。文艺体系学下的应用就是文学批评，而文学批评的普及就是文学教育。李长之先生聚焦到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这两种不同的方式，一個研究的是文学，一个研究的是纯文艺（Dichtungund）。文学是那些具体的、在历史中所存在的，以意识的形态所开展出来的内容；而纯文艺则是一种超历史的，与审美的、普遍性的追求相关的内容。文学批评就应该是在纯文艺的方面去展开工作。金老师认为，李长之的研究启示文艺学的学习与教学要重新打开批评的环节。同时，他分享了自己《文学概论》的课程设计，主要分为四个单元：审美与形式、叙事理论诸种、精神分析与认同、形式与政治。每个单元分为四次课，最后一节课就是文本批评实践，让学生来承担文本分析任务，但不是简单的运用，而是要还原理论的历史性和针对性，从理论的学习再回到文学作品的阅读。
暨南大学的唐诗人博士以《读书会与文学空间建构》为题发言。唐老师主要分享了他的读书会实践，他从读书会的理论起点与初心说起，读书会始于一个思考：当文学伦理遭遇后现代伦理时，是否有一种“阅读伦理”理论的可能？在当今这个经过了差异化、多元化的时代之下，个体阅读与文学教育之间存在复杂性，个体的差异化理解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教育的标准化生产之间存在矛盾。那么，在文学教育中又该如何衡量教师个人自身的文学趣味与学生可能存在的其他类别的审美趣味？他认为这都是今天需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基础上推崇一种专业性呢？他提出，读书会的功能就在于人性化阅读的空间建构，首先看到真实的阅读差异表现，并让更多人意识到文学阅读必然会产生的理解差异。他分享了他曾参与、组织的不同类型读书会，比如在书店中组织关于职场女性的阅读、由家庭妇女参与的读书会，使得我们能够了解大众阅读与专业评论的悖离，掌握差异化理解背后的人生经验差异；也有读书会让作家与批评家理论家共同参与进来，让学生从理论之外的作家创作视角看待文学文本与文学理论问题。
中山大学吴晓佳副教授以《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意识》为题发言。她认为，现当代文学专业也是有自己的专业性的，并且也一定要建立自己的专业性和“文化自信”。对于当下有些批评认为现当代文学只是做史料的堆砌，吴老师认为还没有到矫枉过正的地步，文学研究中仍然应该要有历史意识。她自己在教学中特别强调以下几点：其一是对于文献综述的要求，要有学术史的视野，不能将文学作品的分析写成主观性的读后感，文献综述能够给学生带来问题意识，学术研究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其二是要注重史料，要有文献学的意识，重视一手材料的阅读，作家全集的阅读远没有当时发表期刊的历史语境，必须将文本历史化，并且史料和文章的思想性是不可分的，二者是互补的关系；其三是现当代文学专业也需要有理论性的思考，并且强调理论的学习与艺术的鉴赏力是相辅相成的，理论读得好能够提供一个更加深入洞察的视角，学生在文本鉴赏上才可以走得更远，同时也需要有文本的鉴赏力，不能只是去肢解那些理论。此外，她还强调在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外语能力同样是重要的。
会议闭幕式在中山大学罗成副教授的主持下进行，周志强教授对会议进行了精彩而生动的总结发言，从如何建设新文科的学科内部反思到如何处理“学者教学”的问题，周志强教授指出这次会议的“头脑风暴”非常有意义。最后，会议在各位专家学者的经验分享与教学反思中圆满结束。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注释
[1] 基金项目：本次会议获中山大学2019年教学改革专项“‘情感转向’视域中的文艺学创新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资助，本文系该项目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