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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译制片辉煌的年代,作为幕后工作者的乔榛,是观众心中的耀眼明星。他极富个性的声音随着《魂断蓝桥》《廊桥遗梦》《真实的谎言》《斯巴达克斯》《哈利·波特》等电影走进千家万户,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好声音”。不为人知的是,从1985年开始,乔榛曾4次患癌,7次与死神擦肩而过。75岁的他,之所以能屡屡闯过鬼门关,是因为有一个被他誉为“生命守护神”的好老伴儿……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与唐老师是如何认识的?
乔榛(以下简称乔):我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演员。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去上海电影乐团拜访一位朋友。当时下雨路滑,我骑车拐弯时不小心碰到前面一位正在行走的女孩。那女孩穿的是笔挺的毛料裤子,溅上了泥点。我赶紧下车向她道歉,想给她赔偿,她笑着说:“不用,不用,你也不是故意的。”我顺势向她打听朋友家的住址,没想到那个朋友和她相熟,她就主动给我带路。到了朋友家,看到我和她在一起,朋友很诧异。我讲了路上相遇的经过,朋友给我介绍说,女孩叫唐国妹,是他的同事,上海电影乐团的民乐演奏员。唐国妹形象甜美,性情温婉,又多才多艺,给我印象很深。
记:从那以后,您和她就建立联系了吗?
乔:虽然我年龄不小了,但那时一心想干事业,对男女方面的事还不太上心。工作两年后,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在那里又遇到了同样被下放的唐国妹。因为彼此印象不错,我们悄悄开始了接触。我经常明里暗里帮她干活儿,没有任务的时候,我俩偷偷约会。相处时间长了,我觉得她人很朴实,而且善解人意,踏实肯干,就喜欢上了她。我比她大5岁,在她眼里,我就像个大哥哥。当时我满腹理想,却没有施展的地方。国妹理解我的苦闷,劝我乌云总有消散的时候,趁此机会可以多看看书,为以后蓄积些力量。我找来各种专业书籍,以及文学作品研读。和国妹约会时,我还给她朗诵文学作品,请她提意见。国妹给了我很多中肯的建议。我读书累了,她还给我演奏乐器。别人在干校劳动是种折磨,我和国妹却在那样的环境中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由于人生观、价值观相同,我们走得越来越近,结束干校劳动后,我们就结了婚。
记:您的事业什么时候有了转机呢?
乔:1970年,我遇到一个很好的机会,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需要借调演员去为电影《红菱艳》配音,并宣布由我前去完成配音任务。领导宣布完任命,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跑出去找个没人的角落,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很快,我被借调到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录制了我的第一部作品《红菱艳》。那个年代,为国外影片配音是需要保密的,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能透露。回到家里,看到我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国妹很为我感到高兴,她也知道我工作的保密性质,从不多问一句。电影公映后,她从电影中欣赏到我的配音,感到非常自豪。
记:您的声音是那个时代的标识,唐老师对您的事业有何帮助?
乔:可以说没有她就没有大家心目中的乔榛。自从接触到译制片后,我有了自己努力的方向,并为此放弃了多年从事的表演事业,转到幕后,用声音去诠释每个电影角色。我喜欢思考,为每一个电影角色配音,就像是经历了一次新的人生,从配音中可以得到更多的知识。从1975年开始,我任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演员、导演,曾两度任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厂长,担任过200余部译制片的主要配音工作,并任《坎贝尔王国》《罗宾汉》《湖畔奏鸣曲》《三十九级台阶》等十余部译制片导演。其中《追捕》《苔丝》《国家利益》等译制片获得优秀译制片奖。我是个工作狂,忙起来很少兼顾家里。有了孩子后,家里离不开她,为了让我放手发展事业,她牺牲了自己,主动回归家庭。我对她一直充满感激。
记:据说您和唐老师生活中以兄妹相称,是这样的吗?
乔:唐老师比我小5岁,名字里又有个“妹”字,婚后,我总爱喊她“妹啊”,有时她就顺便接上一句“哥啊”。后来,她就喊我乔大哥,孩子们开玩笑说我们太肉麻了。其實,这是我们夫妻多年来彼此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生活中,我既是她的丈夫,又像是她的哥哥,我们夫妻互相尊重,凡事都会商量。平时,她脾气比较急,有些事不顺心了,总爱唠叨几句。比如,她爱整洁,我乱放东西了,她就像教育孩子似的,让我把东西摆好。我乐呵呵地去做了,反倒是她平静下来后,觉得自己发脾气不对,还向我道歉。
记:30多年来,您4次患癌,7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没少让唐老师担心吧?
乔:这些年我身体频出状况,最忧心的就是她。1985年,是我担任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厂长的第二年,因为事务多,我又是个工作狂,每天忙得昏天黑地,独独忘了自己的身体。那段时间,我身体出现异样,却没放在心上。国妹心细,就我的症状悄悄找了专家咨询。专家听后,让国妹催我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当时我还有些不以为然,认为医生是在小题大做。没想到国妹哭着恳求我,我拗不过她,就去了医院,结果查出了泌尿系统恶性肿瘤。当时国妹还嘱咐家人瞒着我,她背着我哭了好几天,我母亲也愁得面部神经麻痹。我觉得气氛不对,从国妹和医生含糊的对话中也猜到了自己的病情。我找到医生,说一定要给我说实话,我绝对配合治疗。医生告诉了我的病情,我表现得很坦然,并配合医生切除了肿瘤。随后放疗、化疗期间,国妹一直陪在我身边,帮我熬中药,一熬就是5年。后来我一闻中药味就想吐,但看到国妹期待的神情,就对她说:“为了你和孩子,我怎么也得撑下去!”在国妹的细心照料下,我的身体居然奇迹般地康复了。
记:您是个工作狂,康复后工作起来还像以前那样吗?
乔:在我看来,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无非就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有了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我工作起来更加忘我。国妹经常提醒我爱惜身体,我表面上答应,背后依然很拼。一晃10年过去了,我以为我的身体没什么问题了。1996年,我正在为电影《再续前缘》配音赶进度,中午休息的时候接到国妹的电话,她要我马上去医院。我说有什么大不了的,等我赶完片子再过去。国妹对我是少有的强硬,命令我必须去,我们甚至在电话里起了争执。我拗不过国妹,就赶到医院做了复查,发现癌症竟然复发了,被医生要求立即入院做手术。原来,那几天国妹看到我脸色不对,想到我有大半年没去复查了,就坚持让我到医院复查,没想到她的预感是对的。我再次住院做了手术,然后进行放疗。在医院住了不到20天,我感觉身体恢复不错,因为有上海大剧院唐诗宋词的朗诵任务,就不顾国妹和医生的劝告,坚持出了院。
路遇相识干校结缘,夫妻之间兄妹相称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与唐老师是如何认识的?
乔榛(以下简称乔):我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演员。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去上海电影乐团拜访一位朋友。当时下雨路滑,我骑车拐弯时不小心碰到前面一位正在行走的女孩。那女孩穿的是笔挺的毛料裤子,溅上了泥点。我赶紧下车向她道歉,想给她赔偿,她笑着说:“不用,不用,你也不是故意的。”我顺势向她打听朋友家的住址,没想到那个朋友和她相熟,她就主动给我带路。到了朋友家,看到我和她在一起,朋友很诧异。我讲了路上相遇的经过,朋友给我介绍说,女孩叫唐国妹,是他的同事,上海电影乐团的民乐演奏员。唐国妹形象甜美,性情温婉,又多才多艺,给我印象很深。
记:从那以后,您和她就建立联系了吗?
乔:虽然我年龄不小了,但那时一心想干事业,对男女方面的事还不太上心。工作两年后,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在那里又遇到了同样被下放的唐国妹。因为彼此印象不错,我们悄悄开始了接触。我经常明里暗里帮她干活儿,没有任务的时候,我俩偷偷约会。相处时间长了,我觉得她人很朴实,而且善解人意,踏实肯干,就喜欢上了她。我比她大5岁,在她眼里,我就像个大哥哥。当时我满腹理想,却没有施展的地方。国妹理解我的苦闷,劝我乌云总有消散的时候,趁此机会可以多看看书,为以后蓄积些力量。我找来各种专业书籍,以及文学作品研读。和国妹约会时,我还给她朗诵文学作品,请她提意见。国妹给了我很多中肯的建议。我读书累了,她还给我演奏乐器。别人在干校劳动是种折磨,我和国妹却在那样的环境中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由于人生观、价值观相同,我们走得越来越近,结束干校劳动后,我们就结了婚。
记:您的事业什么时候有了转机呢?
乔:1970年,我遇到一个很好的机会,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需要借调演员去为电影《红菱艳》配音,并宣布由我前去完成配音任务。领导宣布完任命,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跑出去找个没人的角落,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很快,我被借调到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录制了我的第一部作品《红菱艳》。那个年代,为国外影片配音是需要保密的,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能透露。回到家里,看到我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国妹很为我感到高兴,她也知道我工作的保密性质,从不多问一句。电影公映后,她从电影中欣赏到我的配音,感到非常自豪。
记:您的声音是那个时代的标识,唐老师对您的事业有何帮助?
乔:可以说没有她就没有大家心目中的乔榛。自从接触到译制片后,我有了自己努力的方向,并为此放弃了多年从事的表演事业,转到幕后,用声音去诠释每个电影角色。我喜欢思考,为每一个电影角色配音,就像是经历了一次新的人生,从配音中可以得到更多的知识。从1975年开始,我任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演员、导演,曾两度任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厂长,担任过200余部译制片的主要配音工作,并任《坎贝尔王国》《罗宾汉》《湖畔奏鸣曲》《三十九级台阶》等十余部译制片导演。其中《追捕》《苔丝》《国家利益》等译制片获得优秀译制片奖。我是个工作狂,忙起来很少兼顾家里。有了孩子后,家里离不开她,为了让我放手发展事业,她牺牲了自己,主动回归家庭。我对她一直充满感激。
记:据说您和唐老师生活中以兄妹相称,是这样的吗?
乔:唐老师比我小5岁,名字里又有个“妹”字,婚后,我总爱喊她“妹啊”,有时她就顺便接上一句“哥啊”。后来,她就喊我乔大哥,孩子们开玩笑说我们太肉麻了。其實,这是我们夫妻多年来彼此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生活中,我既是她的丈夫,又像是她的哥哥,我们夫妻互相尊重,凡事都会商量。平时,她脾气比较急,有些事不顺心了,总爱唠叨几句。比如,她爱整洁,我乱放东西了,她就像教育孩子似的,让我把东西摆好。我乐呵呵地去做了,反倒是她平静下来后,觉得自己发脾气不对,还向我道歉。
7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妻子凭直觉屡次救夫
记:30多年来,您4次患癌,7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没少让唐老师担心吧?
乔:这些年我身体频出状况,最忧心的就是她。1985年,是我担任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厂长的第二年,因为事务多,我又是个工作狂,每天忙得昏天黑地,独独忘了自己的身体。那段时间,我身体出现异样,却没放在心上。国妹心细,就我的症状悄悄找了专家咨询。专家听后,让国妹催我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当时我还有些不以为然,认为医生是在小题大做。没想到国妹哭着恳求我,我拗不过她,就去了医院,结果查出了泌尿系统恶性肿瘤。当时国妹还嘱咐家人瞒着我,她背着我哭了好几天,我母亲也愁得面部神经麻痹。我觉得气氛不对,从国妹和医生含糊的对话中也猜到了自己的病情。我找到医生,说一定要给我说实话,我绝对配合治疗。医生告诉了我的病情,我表现得很坦然,并配合医生切除了肿瘤。随后放疗、化疗期间,国妹一直陪在我身边,帮我熬中药,一熬就是5年。后来我一闻中药味就想吐,但看到国妹期待的神情,就对她说:“为了你和孩子,我怎么也得撑下去!”在国妹的细心照料下,我的身体居然奇迹般地康复了。
记:您是个工作狂,康复后工作起来还像以前那样吗?
乔:在我看来,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无非就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有了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我工作起来更加忘我。国妹经常提醒我爱惜身体,我表面上答应,背后依然很拼。一晃10年过去了,我以为我的身体没什么问题了。1996年,我正在为电影《再续前缘》配音赶进度,中午休息的时候接到国妹的电话,她要我马上去医院。我说有什么大不了的,等我赶完片子再过去。国妹对我是少有的强硬,命令我必须去,我们甚至在电话里起了争执。我拗不过国妹,就赶到医院做了复查,发现癌症竟然复发了,被医生要求立即入院做手术。原来,那几天国妹看到我脸色不对,想到我有大半年没去复查了,就坚持让我到医院复查,没想到她的预感是对的。我再次住院做了手术,然后进行放疗。在医院住了不到20天,我感觉身体恢复不错,因为有上海大剧院唐诗宋词的朗诵任务,就不顾国妹和医生的劝告,坚持出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