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韩国可谓喜事连连，先是韩裔美国人金辰勇被奥巴马提名为下任世界银行行长人选，可能在6月份成为世行历史上首位亚裔行长，从而实现与韩国土生土长的外交官潘基文的交相辉映；后是全球最高级别的安全峰会—第二届全球核安全峰会在首尔举行，首尔继2010年主办G20峰会后，再次迎来一项全球性盛会。
　　韩国人为何在国际上如此顺风顺水呢？一个根本的原因是，韩国已经突破了中等收入的陷阱，成为可以自我维持的经济体。2011年韩国人均GDP达到2.4万美元，人均薪资购买力全球第十、亚洲第一，而经济总量则位居亚洲三甲。国际形象的通则是内实而外强，结构合理而形象优化，韩国正是在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之后，才得以在国际舞台上如鱼得水。这对发展中国家颇具启发意义。
　　二战结束之初，韩国的经济水平十分落后，直到1980年代初，也还达不到朝鲜的水平。但在其后短短30年间，韩国不仅一跃而成为亚洲经济强国，而且越过了政治社会发展的陷阱，用法国大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话说，就是突破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钟罩。
　　韩国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夕，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雷区，到1995年，其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但在1997年金融危机来袭之后，韩国的人均GDP大幅缩水，直到2000年再次达到1万美元。单从经济数据可见，韩国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而没有深陷其中。纵观世界经济史，这样的先例并不多，而在“中等收入陷阱”中不断挣扎的国家则举目皆是。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评估东亚经济发展时提出的概念。概念是新鲜的，现象却是历史性的。专家们总结出很多“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如增长停滞、贫富分化、社会动荡、金融落后等等。从根本上讲，它是国家转型与治理的失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从发展经济转向公平正义分配财富的阶段，经济增长从依赖劳动力到依靠人力资源的开发，这个过程中需要建立一种开放、透明、稳定的宪政秩序。
　　在汉城奥运会前夕，韩国开启了民主化的大门—1987年大选，卢泰愚成为首位民选总统。1993年第一位文人民选总统金泳三上台之后，推行金融账户实名制、官员财产申报，厉行反腐败。1995年11月16日，韩国第一次将卸任总统卢泰愚关进大牢。当卸任总统频频因贪腐被关进监狱的时候，韩国人也逐渐将特权关进笼子里面。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在于特权的滋生，进而造成无数的分利集团，拉美国家早前的崛起失败盖源于此。
　　环顾世界，资源禀赋如韩国者不在少数，但是崛起为中等强国的国家却是屈指可数，韩国的成功堪称典范。
　　韩国经济的起飞开始于朴正熙时期的“汉江奇迹”。通过政府的强力介入，推动重化工业的发展，韩国一举在世界工业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进入1980年代之后，“技术立国”的战略取代“贸易立国”与“重工业立国”的战略，顺应发达国家从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转进的潮流。
　　政府在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恰当的角色，重化工业时代需要强政府的意志力，韩国发展钢铁、造船等产业依靠的是政府的决心而不是资源禀赋；知识经济时代，民主宪政的政府为社会发育、知识创新提供了宽松的环境。韩国的三星成为与苹果并驾齐驱的智能手机生产商便是一个例证，也标志着韩国经济实现了产业的升级。
　　在中国出版的《2010年国家创新指数报告》中，韩国与美国、瑞士位列三甲，日本排名第四，而中国则排在第21位。韩国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而实现起飞，如今已成为东亚乃至世界技术创新的中心。
　　韩国的成功基石在于一个强大、高效、宪政的国家，而当今世界的失败国家、崛起夭折国家，大多缘于宪政国家构建的失败。亚洲的GDP与军费开支均颉颃欧洲，这只是亚洲崛起的一个起点，多数亚洲国家尚未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沼泽地。作为中等强国崛起的范例，韩国更能为“亚洲崛起”提供诸多镜鉴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