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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学术研究看成是一场恋爱，那晚唐五代诗格就是这样一位美丽的侗族姑娘：她看起来穿着有些村俗，性格有些传统，说话古灵精怪，有时像是在打哑谜，有时又絮絮叨叨。所以，如何顺着她闺楼下的竹竿爬上去，扣开她的闺门，猜中她的哑谜，走入她的内心，赢得她热烈的拥抱，就成为恋爱能否成功的关键。作为唐代第二兴盛期的晚唐五代诗格看起来内容琐碎拘泥、缺乏理论深度和建设性，著述体例相对特殊，诗论术语内涵也较难把握。所以，找到打开晚唐五代诗格的正确方式，也就成为研究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壹/
要猜中这位侗族姑娘的哑谜，除了熟悉她的说话习惯、认真揣度她的说话内容、思考她躲躲闪闪和絮絮叨叨的话语背后的真实心思，别无它途。同样的，立足于唐代诗格整体，对晚唐五代的诗格作品进行深入准确解读，对其主要内容和共同话题的合理归纳总结，就构成了抽绎和总结其诗学思想的研究起点。
从存世的18种晚唐五代诗格看，格法名目繁多、具体论题琐碎且时有拘泥难解之处是这一时期诗格的基本特征，具体的诗法讨论是其主要内容和最终归宿，“论題 定义与解说 举例”和“论题 例句”是其基本结构模式，对诗中物象、内外意和六诗六义的关注与探讨，则是这一时期诗格的基本话题。
物象、内外意的讨论，以《二南密旨》与旧题白居易《金针诗格》为最典型。《金针诗格》“诗有内外意”云：
一曰内意，欲尽其理。理，谓义理之理，美、刺、箴、诲之类是也。二曰外意，欲尽其象。象，谓物象之象，日月、山河、虫鱼、草木之类是也。内外含蓄，方入诗格。
其基本思想，是要求诗作中外在物象有机组合而成的外在“形象层”和诗人寄寓在“形象层”中所要表达的内在情思意绪的完美融合，只是对于诗歌内在的情思意绪，《金针诗格》将其限定在“美、刺、箴、诲之类”具有政教意义的范围。在此基础上，《二南密旨》则将包括诗歌题材类型在内的诗中物象依照其可能表现的政教意义进行分类总结，其“论篇目正理用”“论物象是诗家之作用”“论引古证用物象”“论总例物象”“论总显大意”诸条皆是围绕这一论题而设。这些条目对物象的讨论，很多内容在今天看来有似梦呓之语，理解上的困难在于寻找其内在的合理性和诗学意义。如其“论总例物象”条云：“天地、日月、夫妇，君臣也，明暗以体判用。钟声，国中用武，变此正声也。石磬，贤人声价变，忠臣欲死矣。”初读这些内容，我们的感觉大概只能用拘泥、浅薄与荒唐这些词来表达。然如果追溯这些讨论的思想源头，我们就不得不注意到这两个基本系统：一是以《诗经》为中心的经学经典诠释，一是以王逸《楚辞章句》和《文选》五臣注为中心的诗文经典诠释。以此为基础，《二南密旨》对诗题的题材类型和诗作物象可以蕴含的政教意义做了列举式归纳。以上文“天地、日月、夫妇，君臣也，明暗以体判用”为例，这实际上是从《诗经》《楚辞》的相关用例及其阐释中总结或推衍而来的结果：中国古典文化本有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故《周易·说卦传》有“乾为天，……为君，为父”“坤为地，为母”的说法，以天地日月夫妇喻君臣的思维模式即从此而来。而以日喻君的例子早见诸《尚书·汤誓》，《诗经·邶风·日月》已经以日月“喻国君与夫人”（《毛诗》郑笺）；以夫妇喻君臣的用例则早见于《离骚》。《二南密旨》对传统诗文中的这种象喻关系进行了总结，并以之作为诗作如何寄寓政教讽谕的方法指导。在其他诗格如僧虚中《流类手鉴》、徐衍《风骚要式》、王玄《诗中旨格》、宋佚名《诗评》、王梦简《诗格要律》、徐夤《雅道机要》等作品中，作者一般先列举一联诗句，然后点出其中的政教美刺含义，思维方式与《二南密旨》同出一辙。
和传统经学不同，晚唐五代诗格的六诗六义也是和物象、内外意结合在一起的。它以汉儒的六诗六义阐释为起点，从提示诗法的“立场”出发，对六诗六义概念进行新的阐释与举例。如《二南密旨》“论六义”：“赋论二。赋者，敷也，布也。指事而陈，显善恶之殊态。外则敷本题之正体，内则布讽诵之元情。”这即是将六义中“赋”的传统经学阐释与内外意理论结合，强调通过铺陈之法，一方面真切表现描摹对象，显示出所描述对象本身或善或恶的本质；另一方面又要传达出诗人真正想要表达的讽诵教化的情感意蕴。而《风骚旨格》所列“六诗”“六义”，直接采用“标题 例句”的形式，如：“（‘六诗’）一曰大雅。诗曰：‘一气不言含有象，万灵何处谢无私。’”此处所引诗句出齐己《中春感兴》颔联，诗句中物象本是写春之无私化育万物，以此为“外意”，亦可喻指君上之以德泽化民，此为“内意”，内外结合含蓄自然，颇具“典范”价值，也符合贾岛所言“四方之风，一人之德。民无门以颂，故谓之大雅”（《二南密旨·论二雅大小正旨》）的标准。
立足于晚唐五代诗格的整体，如果我们不把物象理论的列举式总结和诗句阐释理解为诗中物象和所表之意之间的规定性联系，而是理解为一种创作与阐释的传统与可能；绕过六诗六义理论的偏执与拘泥，以宏通的视野准确把握这些论述背后的思维路径，就会发现，这些貌似荒唐的“呓语”背后，实际上是诗论家追求诗作情景形神的完美结合、力图矫正诗作由于脱离现实而内容空虚的创作倾向的一种努力，它本着诗法指导的目的，着重从诗歌艺术特征的角度去探索作品的美学意蕴，具有相当的诗学理论价值。
/贰/
想要猜中哑谜，走入这位性格古灵精怪、热情却又传统的侗族姑娘的内心，摸透她的性格，需要对她生活村庄的习俗、家庭甚至是兄弟姐妹的喜好有足够的了解。晚唐五代诗格的研究，也是一个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研究。以学科互融互渗的视角审视晚唐五代诗格，我们不难发现佛教对它的多方面影响；着眼于文学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彼此作用，我们便可洞悉理论与创作的互动与发展。
和其他时期的诗学理论著作相比，晚唐五代诗格受佛学的影响似乎更大。这不仅表现于僧人著作群体的空前壮大（在今存的十几种晚唐五代诗格中，僧人著作即有六种之多，占比近四成），更重要的，是禅门兴盛的社会风气给诗格作品诗论主张和著述体例方面的影响。诗学思想方面，最具典型意义的便是“南北宗”和句意关系的讨论；著述体例方面，则是受禅宗“不立文字”思想影响形成的“格、式名称 例诗”诗格体式。 唐五代诗学的“南北宗”讨论仅见于诗格，主要见于王昌龄《诗格》、旧题贾岛《二南密旨》、虚中《流类手鉴》和徐夤《雅道机要》等著作中。其讨论的诗学问题，起初是对唐初南北文风差异形成历史的反思，后来转变为两种不同句法格式的讨论；概念的提出，是受禅宗“南能北秀”讨论的启发，南北之称同是着眼于地域的差异；对所赞赏的“一句见意”的“诗学正宗”，也是随禅宗的发展变化而变化，起初以北宗为正宗，后来则是以南宗为正宗。句意关系早在陆机《文赋》中已进入文论家视野，唐代诗格中，王昌龄以“一句见意”为高格，实际上表现出对蓄无限于有限的含蓄之美的崇尚；此后，《金针诗格》《二南密旨》和徐夤《雅道机要》将物象和内外意也纳入句意关系的讨论中来。以此为基础，僧神彧《诗格》从句、意两个方面对律诗颔联表意的完满程度做了四种划分：“句到意不到”“意到句不到”“意句俱到”和“意句俱不到”，“句到”强调诗句“物象层”的表意完足，“意到”则强调 “意蕴层”的表意完足。而据刘伏玲、杨树明（《神彧“句意之说”佛学文化背景考察》），这四种句意关系最早出现于唐末澧州夹山善会禅师的示众语中，今见《联灯会要》卷二十一，神彧《诗格》之用以论诗，即是从此借用而来。从形式方面看，禅宗讲求“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要求修禅者不执着于言语甚或超越言语，以顿悟的方式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但在破除修禅之人对言辞的执着时，又不能完全脱离言语这个“指月之指”，以关键性提示促其了悟。禅宗的这一接引方式影响于晚唐五代诗格，便形成了“格、式名称 例诗”或“格、式名称 例诗 提示语”这样的著述体例，促使学诗者从格例名称和例诗中自己体悟作诗之法。
晚唐五代诗格关于“南北宗”和句意关系讨论的典型意义在于，就诗学理论而言，唐人诗论的诸多术语即从佛教中来 ，这是佛学影响诗学发展的具体体现；然一旦成为诗论术语，其含义就脱离了它的原初指涉，成为一个纯粹的诗学概念，所讨论内容也是纯粹的诗学论题。而受禅宗特殊接引方式启发形成的诗格著述体例，由于抓住了诗法传授过程中发挥学诗者的领悟能力这一关键，成为后世诗学蒙书普遍采用的格式。
程千帆先生说，“文学理论批评只能是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与抽象，文学批评史只能是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发展的如实反映”（《读诗举例——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上的讲话》），唐五代诗格正是我们了解唐代诗歌史的一面镜子，是别一种鲜活的文学史。从初唐诗格对声韵、病犯和对偶的讨论，我们看到律诗在初唐诗人不断探索与尝试中逐渐定型；从盛唐诗格的“调声”讨论以及对“直置”“物色含情”“假物不如真象，假色不如天然”的推赏，我们看到盛唐诗歌声韵风骨兼备、浑厚自然的风韵；中唐求新求异诗风的先声，就是皎然对创作中“作用”“苦思”“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的理论提倡；晚唐贾岛诗派的刻意苦吟反映于诗格，就是“磨炼”理论的成熟。而且，诗格多方面的诗法总结尤其是律诗各联做法的探索一方面给初学诗者和应试举子试帖诗的创作练习以津梁之助，另一方面也对试帖诗的程式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叁/
走入这位穿着村俗的侗族姑娘的内心，我们就会发现，在这“大俗”的穿着背后，隐藏着别致的审美眼光和独特的对美的表现途径的理解。同样的，走进晚唐五代诗格的“内心”，我们不但能够发现它的独特之处，甚至有可能以此为起点，解决当前诗法研究的困局。
以诗格为核心的唐代诗学，其最大特点便是技法层面的具体讨论极大增加，并因此改变了后世诗学理论的基本走向。翻檢收集诗学理论资料较全面的《中华大典·文学典·文学理论分典》中的诗学理论材料，我们发现，“法则”类内容占比达到总量的近七成。然而，与此相关的一个有趣现象是，古典诗学研究自来就有重“道”轻“技”的倾向，喜谈原理通则而鄙薄具体技法探讨，即使皎然《诗式》这样的诗学著作也被认为是“画地成牢以陷人者”（王夫之语）。事实上，正如赵昌平先生谈到唐诗格研究的必要性时所指出的，“要想将唐诗研究推向深入，必须重视这部分著作”，因为“唐人学诗却多从此类著作中入门”，而且“诗格类著作讲述的其实是诗歌的语言结构”，“是诗学的中心问题”（《上官体及其历史承担》）。不只诗格，很多诗法理论都可以作如是观。那么，如何打破研究僵局，重新发现诗法研究的意义或者给诗法研究寻找一条更为可行的出路呢？
首先还是文本细读基础上的整体把握、细致抽绎与合理总结，发现具体琐碎的法则技巧背后的思想系统。这里还是以晚唐五代诗格为例说明问题。“磨炼”是晚唐五代诗格诗学思想的核心，旧题白居易《金针诗格》和徐夤《雅道机要》中皆有较系统表述，提出诗歌创作中的“炼字”“炼句”“炼意”与“炼格”。追溯其形成轨迹，《文心雕龙》之《镕裁》《章句》《丽辞》《练字》诸篇已开其端，“镕”“裁”“练”“析”等语词即表达“锤炼”之意；唐代诗论中，先后有王昌龄《诗格》之论“作意”、皎然《诗式》论“作用”、柳宗元论“锻炼”，《金针诗格》言“四炼”，最终落实于《雅道机要》之“磨炼”。“磨炼”理论以创作法则的形式出现，提出创作中对字、句、意、格全方位的锤炼要求，注意到声韵、对偶、用事以及诗题、字、句、意、格在创作中的地位、关系及作用，用体、势、门、格、式总结各种磨炼方法与效果，形成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
其次，打通“道”与“技”的人为壁垒，寻找并建立创作技法与作品风貌、审美追求之间的有机联系。“自然”是唐人高悬的审美理想，唐代诗学中的“自然”范畴，内涵较六朝与宋代两个时期极大丰富，它既融摄了六朝自然中的绮丽，又发展出怪奇、浅切乃至平淡诸方面蕴含，是唐代诗歌创作成就的反映。唐代诗学中讨论的意象与意境，实际上就是如何避免情与景、物与志的分离，使二者水乳交融的问题；所讨论的声律、对偶与风骨、兴象诸范畴，实际上就是诗歌内容与形式如何达到最佳结合状态的问题，都可以涵盖于“自然”的堂庑之下。自然是诗成之后的风貌，欲得自然，则需作诗过程中艰苦卓绝的锤炼。磨炼存在于构思与创作的全过程，是技术层面的理论，属实践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磨炼的结果，是有如“不思而得”的自然。也就是说，自然是磨炼结果外现于作品的总体特征，是“技”蜕变为“道”的体现。自然之“道”源于磨炼之“技”，磨炼是由技入道的必然之途。
找到打开侗族姑娘心扉的正确方式，就能获得美人心；找到打开诗格的正确方式，如能对唐代诗学、古典诗学尤其是诗法理论的研究有所裨益，则善莫大焉。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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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猜中这位侗族姑娘的哑谜，除了熟悉她的说话习惯、认真揣度她的说话内容、思考她躲躲闪闪和絮絮叨叨的话语背后的真实心思，别无它途。同样的，立足于唐代诗格整体，对晚唐五代的诗格作品进行深入准确解读，对其主要内容和共同话题的合理归纳总结，就构成了抽绎和总结其诗学思想的研究起点。
从存世的18种晚唐五代诗格看，格法名目繁多、具体论题琐碎且时有拘泥难解之处是这一时期诗格的基本特征，具体的诗法讨论是其主要内容和最终归宿，“论題 定义与解说 举例”和“论题 例句”是其基本结构模式，对诗中物象、内外意和六诗六义的关注与探讨，则是这一时期诗格的基本话题。
物象、内外意的讨论，以《二南密旨》与旧题白居易《金针诗格》为最典型。《金针诗格》“诗有内外意”云：
一曰内意，欲尽其理。理，谓义理之理，美、刺、箴、诲之类是也。二曰外意，欲尽其象。象，谓物象之象，日月、山河、虫鱼、草木之类是也。内外含蓄，方入诗格。
其基本思想，是要求诗作中外在物象有机组合而成的外在“形象层”和诗人寄寓在“形象层”中所要表达的内在情思意绪的完美融合，只是对于诗歌内在的情思意绪，《金针诗格》将其限定在“美、刺、箴、诲之类”具有政教意义的范围。在此基础上，《二南密旨》则将包括诗歌题材类型在内的诗中物象依照其可能表现的政教意义进行分类总结，其“论篇目正理用”“论物象是诗家之作用”“论引古证用物象”“论总例物象”“论总显大意”诸条皆是围绕这一论题而设。这些条目对物象的讨论，很多内容在今天看来有似梦呓之语，理解上的困难在于寻找其内在的合理性和诗学意义。如其“论总例物象”条云：“天地、日月、夫妇，君臣也，明暗以体判用。钟声，国中用武，变此正声也。石磬，贤人声价变，忠臣欲死矣。”初读这些内容，我们的感觉大概只能用拘泥、浅薄与荒唐这些词来表达。然如果追溯这些讨论的思想源头，我们就不得不注意到这两个基本系统：一是以《诗经》为中心的经学经典诠释，一是以王逸《楚辞章句》和《文选》五臣注为中心的诗文经典诠释。以此为基础，《二南密旨》对诗题的题材类型和诗作物象可以蕴含的政教意义做了列举式归纳。以上文“天地、日月、夫妇，君臣也，明暗以体判用”为例，这实际上是从《诗经》《楚辞》的相关用例及其阐释中总结或推衍而来的结果：中国古典文化本有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故《周易·说卦传》有“乾为天，……为君，为父”“坤为地，为母”的说法，以天地日月夫妇喻君臣的思维模式即从此而来。而以日喻君的例子早见诸《尚书·汤誓》，《诗经·邶风·日月》已经以日月“喻国君与夫人”（《毛诗》郑笺）；以夫妇喻君臣的用例则早见于《离骚》。《二南密旨》对传统诗文中的这种象喻关系进行了总结，并以之作为诗作如何寄寓政教讽谕的方法指导。在其他诗格如僧虚中《流类手鉴》、徐衍《风骚要式》、王玄《诗中旨格》、宋佚名《诗评》、王梦简《诗格要律》、徐夤《雅道机要》等作品中，作者一般先列举一联诗句，然后点出其中的政教美刺含义，思维方式与《二南密旨》同出一辙。
和传统经学不同，晚唐五代诗格的六诗六义也是和物象、内外意结合在一起的。它以汉儒的六诗六义阐释为起点，从提示诗法的“立场”出发，对六诗六义概念进行新的阐释与举例。如《二南密旨》“论六义”：“赋论二。赋者，敷也，布也。指事而陈，显善恶之殊态。外则敷本题之正体，内则布讽诵之元情。”这即是将六义中“赋”的传统经学阐释与内外意理论结合，强调通过铺陈之法，一方面真切表现描摹对象，显示出所描述对象本身或善或恶的本质；另一方面又要传达出诗人真正想要表达的讽诵教化的情感意蕴。而《风骚旨格》所列“六诗”“六义”，直接采用“标题 例句”的形式，如：“（‘六诗’）一曰大雅。诗曰：‘一气不言含有象，万灵何处谢无私。’”此处所引诗句出齐己《中春感兴》颔联，诗句中物象本是写春之无私化育万物，以此为“外意”，亦可喻指君上之以德泽化民，此为“内意”，内外结合含蓄自然，颇具“典范”价值，也符合贾岛所言“四方之风，一人之德。民无门以颂，故谓之大雅”（《二南密旨·论二雅大小正旨》）的标准。
立足于晚唐五代诗格的整体，如果我们不把物象理论的列举式总结和诗句阐释理解为诗中物象和所表之意之间的规定性联系，而是理解为一种创作与阐释的传统与可能；绕过六诗六义理论的偏执与拘泥，以宏通的视野准确把握这些论述背后的思维路径，就会发现，这些貌似荒唐的“呓语”背后，实际上是诗论家追求诗作情景形神的完美结合、力图矫正诗作由于脱离现实而内容空虚的创作倾向的一种努力，它本着诗法指导的目的，着重从诗歌艺术特征的角度去探索作品的美学意蕴，具有相当的诗学理论价值。
/贰/
想要猜中哑谜，走入这位性格古灵精怪、热情却又传统的侗族姑娘的内心，摸透她的性格，需要对她生活村庄的习俗、家庭甚至是兄弟姐妹的喜好有足够的了解。晚唐五代诗格的研究，也是一个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研究。以学科互融互渗的视角审视晚唐五代诗格，我们不难发现佛教对它的多方面影响；着眼于文学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彼此作用，我们便可洞悉理论与创作的互动与发展。
和其他时期的诗学理论著作相比，晚唐五代诗格受佛学的影响似乎更大。这不仅表现于僧人著作群体的空前壮大（在今存的十几种晚唐五代诗格中，僧人著作即有六种之多，占比近四成），更重要的，是禅门兴盛的社会风气给诗格作品诗论主张和著述体例方面的影响。诗学思想方面，最具典型意义的便是“南北宗”和句意关系的讨论；著述体例方面，则是受禅宗“不立文字”思想影响形成的“格、式名称 例诗”诗格体式。 唐五代诗学的“南北宗”讨论仅见于诗格，主要见于王昌龄《诗格》、旧题贾岛《二南密旨》、虚中《流类手鉴》和徐夤《雅道机要》等著作中。其讨论的诗学问题，起初是对唐初南北文风差异形成历史的反思，后来转变为两种不同句法格式的讨论；概念的提出，是受禅宗“南能北秀”讨论的启发，南北之称同是着眼于地域的差异；对所赞赏的“一句见意”的“诗学正宗”，也是随禅宗的发展变化而变化，起初以北宗为正宗，后来则是以南宗为正宗。句意关系早在陆机《文赋》中已进入文论家视野，唐代诗格中，王昌龄以“一句见意”为高格，实际上表现出对蓄无限于有限的含蓄之美的崇尚；此后，《金针诗格》《二南密旨》和徐夤《雅道机要》将物象和内外意也纳入句意关系的讨论中来。以此为基础，僧神彧《诗格》从句、意两个方面对律诗颔联表意的完满程度做了四种划分：“句到意不到”“意到句不到”“意句俱到”和“意句俱不到”，“句到”强调诗句“物象层”的表意完足，“意到”则强调 “意蕴层”的表意完足。而据刘伏玲、杨树明（《神彧“句意之说”佛学文化背景考察》），这四种句意关系最早出现于唐末澧州夹山善会禅师的示众语中，今见《联灯会要》卷二十一，神彧《诗格》之用以论诗，即是从此借用而来。从形式方面看，禅宗讲求“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要求修禅者不执着于言语甚或超越言语，以顿悟的方式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但在破除修禅之人对言辞的执着时，又不能完全脱离言语这个“指月之指”，以关键性提示促其了悟。禅宗的这一接引方式影响于晚唐五代诗格，便形成了“格、式名称 例诗”或“格、式名称 例诗 提示语”这样的著述体例，促使学诗者从格例名称和例诗中自己体悟作诗之法。
晚唐五代诗格关于“南北宗”和句意关系讨论的典型意义在于，就诗学理论而言，唐人诗论的诸多术语即从佛教中来 ，这是佛学影响诗学发展的具体体现；然一旦成为诗论术语，其含义就脱离了它的原初指涉，成为一个纯粹的诗学概念，所讨论内容也是纯粹的诗学论题。而受禅宗特殊接引方式启发形成的诗格著述体例，由于抓住了诗法传授过程中发挥学诗者的领悟能力这一关键，成为后世诗学蒙书普遍采用的格式。
程千帆先生说，“文学理论批评只能是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与抽象，文学批评史只能是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发展的如实反映”（《读诗举例——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上的讲话》），唐五代诗格正是我们了解唐代诗歌史的一面镜子，是别一种鲜活的文学史。从初唐诗格对声韵、病犯和对偶的讨论，我们看到律诗在初唐诗人不断探索与尝试中逐渐定型；从盛唐诗格的“调声”讨论以及对“直置”“物色含情”“假物不如真象，假色不如天然”的推赏，我们看到盛唐诗歌声韵风骨兼备、浑厚自然的风韵；中唐求新求异诗风的先声，就是皎然对创作中“作用”“苦思”“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的理论提倡；晚唐贾岛诗派的刻意苦吟反映于诗格，就是“磨炼”理论的成熟。而且，诗格多方面的诗法总结尤其是律诗各联做法的探索一方面给初学诗者和应试举子试帖诗的创作练习以津梁之助，另一方面也对试帖诗的程式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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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这位穿着村俗的侗族姑娘的内心，我们就会发现，在这“大俗”的穿着背后，隐藏着别致的审美眼光和独特的对美的表现途径的理解。同样的，走进晚唐五代诗格的“内心”，我们不但能够发现它的独特之处，甚至有可能以此为起点，解决当前诗法研究的困局。
以诗格为核心的唐代诗学，其最大特点便是技法层面的具体讨论极大增加，并因此改变了后世诗学理论的基本走向。翻檢收集诗学理论资料较全面的《中华大典·文学典·文学理论分典》中的诗学理论材料，我们发现，“法则”类内容占比达到总量的近七成。然而，与此相关的一个有趣现象是，古典诗学研究自来就有重“道”轻“技”的倾向，喜谈原理通则而鄙薄具体技法探讨，即使皎然《诗式》这样的诗学著作也被认为是“画地成牢以陷人者”（王夫之语）。事实上，正如赵昌平先生谈到唐诗格研究的必要性时所指出的，“要想将唐诗研究推向深入，必须重视这部分著作”，因为“唐人学诗却多从此类著作中入门”，而且“诗格类著作讲述的其实是诗歌的语言结构”，“是诗学的中心问题”（《上官体及其历史承担》）。不只诗格，很多诗法理论都可以作如是观。那么，如何打破研究僵局，重新发现诗法研究的意义或者给诗法研究寻找一条更为可行的出路呢？
首先还是文本细读基础上的整体把握、细致抽绎与合理总结，发现具体琐碎的法则技巧背后的思想系统。这里还是以晚唐五代诗格为例说明问题。“磨炼”是晚唐五代诗格诗学思想的核心，旧题白居易《金针诗格》和徐夤《雅道机要》中皆有较系统表述，提出诗歌创作中的“炼字”“炼句”“炼意”与“炼格”。追溯其形成轨迹，《文心雕龙》之《镕裁》《章句》《丽辞》《练字》诸篇已开其端，“镕”“裁”“练”“析”等语词即表达“锤炼”之意；唐代诗论中，先后有王昌龄《诗格》之论“作意”、皎然《诗式》论“作用”、柳宗元论“锻炼”，《金针诗格》言“四炼”，最终落实于《雅道机要》之“磨炼”。“磨炼”理论以创作法则的形式出现，提出创作中对字、句、意、格全方位的锤炼要求，注意到声韵、对偶、用事以及诗题、字、句、意、格在创作中的地位、关系及作用，用体、势、门、格、式总结各种磨炼方法与效果，形成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
其次，打通“道”与“技”的人为壁垒，寻找并建立创作技法与作品风貌、审美追求之间的有机联系。“自然”是唐人高悬的审美理想，唐代诗学中的“自然”范畴，内涵较六朝与宋代两个时期极大丰富，它既融摄了六朝自然中的绮丽，又发展出怪奇、浅切乃至平淡诸方面蕴含，是唐代诗歌创作成就的反映。唐代诗学中讨论的意象与意境，实际上就是如何避免情与景、物与志的分离，使二者水乳交融的问题；所讨论的声律、对偶与风骨、兴象诸范畴，实际上就是诗歌内容与形式如何达到最佳结合状态的问题，都可以涵盖于“自然”的堂庑之下。自然是诗成之后的风貌，欲得自然，则需作诗过程中艰苦卓绝的锤炼。磨炼存在于构思与创作的全过程，是技术层面的理论，属实践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磨炼的结果，是有如“不思而得”的自然。也就是说，自然是磨炼结果外现于作品的总体特征，是“技”蜕变为“道”的体现。自然之“道”源于磨炼之“技”，磨炼是由技入道的必然之途。
找到打开侗族姑娘心扉的正确方式，就能获得美人心；找到打开诗格的正确方式，如能对唐代诗学、古典诗学尤其是诗法理论的研究有所裨益，则善莫大焉。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