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我国视觉文化研究的扛鼎之作
《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研究》是南京大学周宪教授继《视觉文化的转向》之后，又一本视觉文化研究的扛鼎力作。
周宪教授是我国最早介入视觉文化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本世纪初就聚焦于视觉文化研究，并发表了众多有影响的学术成果。诸如《视觉文化的消费社会学解析》《视觉文化的转向》《视觉文化：从传统到现代》《视觉消费的文化解析》《视觉文化与消费社会》等代表性论文，[1]并于2008年出版了名为《视觉文化的转向》的专著。该书体系性地对视觉文化研究进行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梳理，对中国社会转型期中出现的视觉消费、虚拟现实、时尚设计、奇观电影、身体审美化等社会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探讨。
周宪教授新主编出版的书籍《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研究》从关注视觉现象转而关注中国社会形象与视觉文化整体样貌。一如封页上所言，本书是将视觉文化置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伟大实践之背景中予以考量。从大众文化、先锋艺术、草根传媒文化、城市景观、视觉肢体和视觉技术六个“扇面”出发，深入探究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视觉性建构的复杂关系。本书研究中国视觉文化的根本性发展机制和作用。正如周宪教授在序言中阐释的，研究的焦点集中于特定社会转型如何在视觉上塑造特定社会主题，而主体又如何通过视觉来认知转型中的社会现实和自我。[2]
二、视觉文化与大众传播
如同巴拉兹、海德格尔、居伊·德波等哲人预设一样，视觉文化研究在20世纪初期的开始被认知，人类逐步迎来“世界图像时代”，世界作为图像被把握和理解。[3]1996年，《十月》杂志发表了“视觉文化调查问卷”，成为视觉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我国，2002年《文化研究》第三辑以“视觉文化研究”为专题的学术介绍，使视觉文化研究成为我国文化研究的热点。此后，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视觉文化研究虽然从来都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因为研究方法具有跨学科研究的交叉性特点，研究问题关注“视觉性”“视觉政体”等文化当代性问题，在20世纪下半期开始受到学界各个学科的普遍关注。“语言学的转向”似已寿终正寝，越来越多的思想家迷恋于“视觉的转向”“图像的转向”或“视觉文化的转向”。[4]
视觉文化的研究热潮与大众传媒的普及息息相关。视觉形象的生产技术、复制技术、传播技术，以及视觉传播媒介，逐渐成为现代文化的主要载体。社会景观巨大变迁迫切需要学界的释疑。如今，中国当代社会面临着巨大的社会转型，迫切需要从中国本土视觉经验和实践出发，研究中国本土的视觉性和视觉整体问题。
《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研究》一书中，周宪教授认为，视觉文化研究无法回避四个关键概念：“形象”“视觉表征”“视觉性”和“视觉建构”。这四个概念构成了视觉文化内在逻辑。形象是视觉文化的载体，表征是其表意实践过程，视觉性则是这个过程的特征，最终必然触及视觉主体的建构。[2]17，40对于作者的这一观点，我深以为然。“视觉表征”“视觉性”和“视觉建构”是十多年来视觉文化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但凡涉及视觉文化研究的文章都避免不了这三个切入点。而“形象”在周老师看来，是视觉文化的基本单元。“形象”特指经由视觉感官所感知的视觉形象，并进一步延伸为图像、影像和景象三层概念。
周宪教授认为“形象”更倾向于英语中的“Image”。在文化研究中，“Image”通常也被翻译为“图像”。W.J.T.米切尔认为作“Image”的图像是原初性的，不能被人为任意扭曲和修改，而“Picture”则是具有实际商业或宣传用途的具体的图像。米切尔在《图像学》中使用“Image”对图像进行侧重于本体性的哲学分析，而在《图像理论》和《图画想要什么？》中则倾向于使用“Picture”来阐述图像的意识形态特征。[5]
图像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受到关注，到近代的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说和胡塞尔的图像意识之后，福柯、拉康、利奥塔等人也都相继对图像进行过研究或阐释。
在艺术学研究领域，也一直关注于图像研究。在瓦尔堡的图像志研究、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方法、贡布里希的艺术心理学、哈斯克尔和克拉克的艺术社会学研究以及米歇尔的图像理论的影响下，我国艺术研究领域也开始将图像文本带入视觉文化研究中进行阐释。
在较早提出“视觉文化”概念的匈牙利学者巴拉兹看来，视觉文化由来已久，而只有到影像的出现才使人们“恢复对视覺文化的注意”[6]。视觉文化是伴随着大众传播媒体兴起而开始兴盛的。以电视、电影、报纸、互联网等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体所制造出的种种视觉符号充斥着我们整个生活空间。可以说视觉文化的当代发展伴随着的就是一种视觉文化的传播过程。随着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概念逐步延展为影像和景象。
视觉文化研究真正进入大众传播领域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发展到今日，视觉文化与传播的研究逐步形成了欧洲、美国、中国三种研究范式。
欧洲是文化研究的发源地，欧洲的视觉传播研究离不开文化研究的滋养，无论是出身伯明翰学派，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学者，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本身。他们站在文化精英主义立场上开始了视觉传播研究，对视觉产品进行分析、阐释和批评。通过聚焦于媒介中的视觉形象，揭示媒介形象背后的阶级、性别、种族、民族、国籍及其意识形态和表现作用。文化研究仍是目前欧洲视觉传播领域的重要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
美国视觉传播研究关注于大众传播媒介上的视觉图像问题，尤其关注图像的信息意义、受众和效果研究。围绕着视觉实践形成了一些专业性的研究团体，如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视觉传播分会。[7]著名思想家詹姆士·凯里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建立了一个视觉研究会。此后，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杂志开始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陆续出版了一些视觉特刊，包括《传播》（格里芬，1992）、《新闻教育者》（巴恩赫斯特，1992）。在1993年于美国华盛顿举办的国际传播协会ICA年会上，还成立了以拉里·格罗斯（LarryGross）、凯文·巴恩赫斯特（KevinBarnhurst）、迈克尔·格里芬（MichaelGriffin）为筹划指导委员会的视觉传播研究分组。至20世纪末，视觉传播研究已成为美国传播学重要研究领域。如今，美国视觉传播研究正从大众媒体上的视觉图像分析上逐步向数据可视化、受众的视觉测量方向发展，定量研究和视觉实验等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的视觉传播研究则是融合吸纳了欧洲为代表的批判学派和美国为代表的经验学派的研究，国内学界称之为“视觉文化传播研究”。视觉传播是由视听媒介或视听媒介传播信息所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传播现象。[8]视觉文化传播研究关注视觉影像，尤其以影像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研究，研究参照传播学的研究体系，遵从于拉斯维尔的5W模式，注重对传播者、信息、媒介、接受者、传播效果的分析模式。而研究方法上，采用的多为欧洲视觉传播研究范式中的文化研究路径。结合图像学、符号学的分析方法对大众传播中的视觉现象进行研究。
当然，视觉文化与传播的研究的欧洲、美国、中国三种研究范式无优劣之分，都是在各自的文化语境中进行本土性的视觉现象分析。而目前三者共同的特征是，研究对象逐渐从图像越来越转向于影像研究；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地转向于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三、城市景观的“远程在场”
《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研究》书籍第四章《城市景观的视觉性生产》为童强教授所撰。童强教授对社会转型中的城市景观、当代中国城市景观发展变迁历史、奇观现象进行了梳理，并对城市景观的话语权，景观句法的历史修复、美学维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快速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从“物的生产”转向“空间的生产”。当“空间的生产”成为快速城市化的路径时，随之而来的现实问题就是“景观的生产”。[2]320这种景观生产除了空间意义上的视觉生产外，还存在媒介中的景观生产。这就像李普曼而言的“两个环境”。一个是独立于人的意识和体验之外的客观现实环境，另一个是媒介营造出的虚拟环境，存在于人的意识或被直接体验的主观世界。
在没有大众传播的19世纪，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和把握，多半靠着语言和文字来理解和想象。这会是怎么样的一幅图景呢？
创刊于1884年《点石斋画报》是我国最早的画报，画报刊共发表了4000余幅作品，集中反映了19世纪末中国的社会世俗画像。在大众媒体尚未到来的世界里，以吴友如和王钊等人为代表的《点石斋画报》画师往往根据各报的新闻文字信息凭意象作画。通过图画展现世界时事，以风俗画的形式向民众传播着时代的信息。当1889年法国埃菲尔铁塔落成时，海外记者将通报通过电报传送到国内，画报《游观台》一文中介绍了巴黎世界博览会，编辑部画师朱儒贤根据这则文字稿和个人想象绘制了其心目中的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游观台”（见下图）。
当我们今天看到画师演绎出的埃菲尔铁塔“游观台”时会忍不住莞尔。这是因为在大众传播年代，埃菲尔铁塔的视觉影像已成为当代人的基本视觉素养。但是在一百多年前，摄影技术尚且未被广泛使用，信息传播不通畅，远程传播只能通过电报、书信等文字传播的形式进行。对于未曾见到过的事物都只能以文字和语言所传播的信息进行想象。因此，莎士比亚感叹“一千名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人的想象力是具有多意性的，很难通过文字描述准确想象出新建筑的面貌。我们在赞叹画师丰富想象力的同时，也反映出了文字的多意性是造成中西文化信息交流中文化隔阂的重要因素。缺乏影像技术、大众媒介、电子技术这些中介体，不同城市景观具有着库恩所言的“不可通约性”[9]。如今，可通约的需求更容易存在于由影像媒介包裹的城市中。视觉中的城市更多地体现为光电子技术所支持的信息的影像化。當代视觉传播中的“城市”也将会导致对几何透视学中的城市的超越———当人们与城市的直接接近性，被大光学中的“媒体透镜”（MediaLens）所导致的远程在场（telepresence）替代。[10]
城市景观正成为媒介中的内容和符号，正以“远程在场”的形式存在于受众的认知中。有时这种“远程在场”是空间性的，就像以巴黎为背景的电视剧，一定要安排埃菲尔铁塔的背景，以显示主人公的在场。有时这种“远程在场”也是文化符号性的，埃菲尔铁塔作为法国文化的符号，被喻以高科技、浪漫与爱情等文化符号。正是由于媒介和受众的合力，城市在媒介中建立了一个个通用的符号储备库，而最为经典的就是地标性建筑。童强教授在书中就鲜明地指出，景观表面上看来只是一个客观的视像而已，但实际上却承担了复杂的建构过程。它一方面在视觉中实现了某种社会性的建构，即把社会观念和文化意味灌注在视觉行为中；另一方面，社会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又通过视觉来加以实现。[2]309
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用古代使者的口吻对城市进行了现代性的描述。忽必烈帝国的都城和马可·波罗的家乡威尼斯两座城市的对峙显示了城市作为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不同的价值。这显示出作家卡尔维诺对现代城市的反思和隐喻。如今，我们的城市早已淹没在新媒体的信息狂流中，城市景观与视觉生产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早已分不清什么是真实空间，什么是城市媒介影像。视觉生产已然渗透在城市文化的方方面面，身体、欲望都被我们消费成为一种“景观装置”。当代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借用福柯思想的核心术语“装置”，对德波的《景观社会》观念做了哲学引申，将德波的景观社会进一步理解为景观装置。阿甘本认为，景观社会是资本主义达到其极端时的形象，是资本变成了图像（资本对我们的盘剥变成图像对我们的盘剥）、由媒体来循环而必然会生成的新的资本—象征秩序，后者是当前真正统治着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装置。由资本到图像到媒体再到景观的过程，是资本的最后嬗变，其中，交换价值完全遮盖了使用价值，在完全使生产过程虚假之后，景观绝对地凌驾到了生命之上。[11]
童强教授结合中国城市发展现状，进一步指出，景观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期各种力量相互合作所形成的某种“权力意志”问题和“城市景观的话语权”问题。景观变迁包含在社会转型当中，政府部门的公权和地产商资本的经济力量主导了城市的发展和变化方向，专业人士和城市居民则很难具有话语权和决定权。[2]295城市景观是在公权和资本的控制下生产出的景观装置，并在媒介传播的循环中，完成了城市景观的视觉建构过程。这一结论也深刻动摇了视觉中心主义所建构出的主体想象。这也是在警醒人们，借助视觉产生的城市景观下的自我认同不过是误认的产物，只是视觉主体想象的存在。 视觉文化研究在20世纪末期逐步成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显学，在国内外文学、传播学、艺术学等学科领域中都得到了飞速发展。但随着数字网络技术对社会迅速而全面的渗入，在视觉信息爆炸式增长下，本雅明所述的“震惊”体验正在悄然降温，人们对于炫酷视觉体验也逐渐呈现出视觉上的麻木。视觉性也好，视觉政体也罢，似乎很难再一针见血地解读被重新形塑后的当代社会现状。此时，我们突然发现数字人文研究、数据可视化研究应运而生，成为文化研究、视觉传播研究领域中的新贵。但在我看来，我们既要警惕“视觉本质主义”倾向，更要反对视觉文化研究已经过时的论调。就像W.J.T.米切尔于1995年在芝加哥大学开设了视觉文化的课程时的主张一样，用批判性的语言超越“图像权力”，消解对图像魔力的盲目崇拜。更需认真审视视觉形象在历史想象和文化认同中的建构作用，关注视觉社会中的经验形态和话语建构。从这点来说，视觉文化研究之路还很漫长。
注释
[1]周宪.视觉文化的消费社会学解析[J].社会学研究，2004（5）：58—66；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J].学术研究，2004（2）：110—115；周宪.视觉文化：从传统到现代[J].文学评论，2003（6）：147—155；周宪.视觉消费的文化解析[A].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1辑）[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159—168；周宪.视觉文化与消费社会[J].福建论坛，2001（2）：29—35.
[2]周宪.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3.
[3]孫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899.
[4]W.J.T.米歇尔.图像转向[A].范静晔译.文化研究（第3辑）[C].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5]尹德辉.新世纪以来国内“图像”研究述评[J].文艺争鸣，2010（10）.
[6][匈]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25.
[7]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 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是美国最重要的新闻传播协会之一，每年举办一次学术会议。
[8]孟建.视觉文化传播：对一种文化形态和传播理念的诠释[J].现代传播，2002（3）.
[9]库恩是在1962年出版的《利学革命的结构》中首次提出不可通约性概念，1982年库恩在发表的“可通约性、可比较性、可交流性”一文中又进行了解释和修订。
[10]周诗岩.透镜模式：光电子媒介下城市的可通约性[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11]陆兴华.如何在景观社会原创出政治与艺术？———从德波尔—阿甘本的景观批判出发[J].文艺研究，2010（7）.
《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研究》是南京大学周宪教授继《视觉文化的转向》之后，又一本视觉文化研究的扛鼎力作。
周宪教授是我国最早介入视觉文化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本世纪初就聚焦于视觉文化研究，并发表了众多有影响的学术成果。诸如《视觉文化的消费社会学解析》《视觉文化的转向》《视觉文化：从传统到现代》《视觉消费的文化解析》《视觉文化与消费社会》等代表性论文，[1]并于2008年出版了名为《视觉文化的转向》的专著。该书体系性地对视觉文化研究进行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梳理，对中国社会转型期中出现的视觉消费、虚拟现实、时尚设计、奇观电影、身体审美化等社会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探讨。
周宪教授新主编出版的书籍《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研究》从关注视觉现象转而关注中国社会形象与视觉文化整体样貌。一如封页上所言，本书是将视觉文化置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伟大实践之背景中予以考量。从大众文化、先锋艺术、草根传媒文化、城市景观、视觉肢体和视觉技术六个“扇面”出发，深入探究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视觉性建构的复杂关系。本书研究中国视觉文化的根本性发展机制和作用。正如周宪教授在序言中阐释的，研究的焦点集中于特定社会转型如何在视觉上塑造特定社会主题，而主体又如何通过视觉来认知转型中的社会现实和自我。[2]
二、视觉文化与大众传播
如同巴拉兹、海德格尔、居伊·德波等哲人预设一样，视觉文化研究在20世纪初期的开始被认知，人类逐步迎来“世界图像时代”，世界作为图像被把握和理解。[3]1996年，《十月》杂志发表了“视觉文化调查问卷”，成为视觉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我国，2002年《文化研究》第三辑以“视觉文化研究”为专题的学术介绍，使视觉文化研究成为我国文化研究的热点。此后，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视觉文化研究虽然从来都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因为研究方法具有跨学科研究的交叉性特点，研究问题关注“视觉性”“视觉政体”等文化当代性问题，在20世纪下半期开始受到学界各个学科的普遍关注。“语言学的转向”似已寿终正寝，越来越多的思想家迷恋于“视觉的转向”“图像的转向”或“视觉文化的转向”。[4]
视觉文化的研究热潮与大众传媒的普及息息相关。视觉形象的生产技术、复制技术、传播技术，以及视觉传播媒介，逐渐成为现代文化的主要载体。社会景观巨大变迁迫切需要学界的释疑。如今，中国当代社会面临着巨大的社会转型，迫切需要从中国本土视觉经验和实践出发，研究中国本土的视觉性和视觉整体问题。
《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研究》一书中，周宪教授认为，视觉文化研究无法回避四个关键概念：“形象”“视觉表征”“视觉性”和“视觉建构”。这四个概念构成了视觉文化内在逻辑。形象是视觉文化的载体，表征是其表意实践过程，视觉性则是这个过程的特征，最终必然触及视觉主体的建构。[2]17，40对于作者的这一观点，我深以为然。“视觉表征”“视觉性”和“视觉建构”是十多年来视觉文化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但凡涉及视觉文化研究的文章都避免不了这三个切入点。而“形象”在周老师看来，是视觉文化的基本单元。“形象”特指经由视觉感官所感知的视觉形象，并进一步延伸为图像、影像和景象三层概念。
周宪教授认为“形象”更倾向于英语中的“Image”。在文化研究中，“Image”通常也被翻译为“图像”。W.J.T.米切尔认为作“Image”的图像是原初性的，不能被人为任意扭曲和修改，而“Picture”则是具有实际商业或宣传用途的具体的图像。米切尔在《图像学》中使用“Image”对图像进行侧重于本体性的哲学分析，而在《图像理论》和《图画想要什么？》中则倾向于使用“Picture”来阐述图像的意识形态特征。[5]
图像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受到关注，到近代的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说和胡塞尔的图像意识之后，福柯、拉康、利奥塔等人也都相继对图像进行过研究或阐释。
在艺术学研究领域，也一直关注于图像研究。在瓦尔堡的图像志研究、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方法、贡布里希的艺术心理学、哈斯克尔和克拉克的艺术社会学研究以及米歇尔的图像理论的影响下，我国艺术研究领域也开始将图像文本带入视觉文化研究中进行阐释。
在较早提出“视觉文化”概念的匈牙利学者巴拉兹看来，视觉文化由来已久，而只有到影像的出现才使人们“恢复对视覺文化的注意”[6]。视觉文化是伴随着大众传播媒体兴起而开始兴盛的。以电视、电影、报纸、互联网等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体所制造出的种种视觉符号充斥着我们整个生活空间。可以说视觉文化的当代发展伴随着的就是一种视觉文化的传播过程。随着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概念逐步延展为影像和景象。
视觉文化研究真正进入大众传播领域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发展到今日，视觉文化与传播的研究逐步形成了欧洲、美国、中国三种研究范式。
欧洲是文化研究的发源地，欧洲的视觉传播研究离不开文化研究的滋养，无论是出身伯明翰学派，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学者，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本身。他们站在文化精英主义立场上开始了视觉传播研究，对视觉产品进行分析、阐释和批评。通过聚焦于媒介中的视觉形象，揭示媒介形象背后的阶级、性别、种族、民族、国籍及其意识形态和表现作用。文化研究仍是目前欧洲视觉传播领域的重要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
美国视觉传播研究关注于大众传播媒介上的视觉图像问题，尤其关注图像的信息意义、受众和效果研究。围绕着视觉实践形成了一些专业性的研究团体，如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视觉传播分会。[7]著名思想家詹姆士·凯里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建立了一个视觉研究会。此后，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杂志开始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陆续出版了一些视觉特刊，包括《传播》（格里芬，1992）、《新闻教育者》（巴恩赫斯特，1992）。在1993年于美国华盛顿举办的国际传播协会ICA年会上，还成立了以拉里·格罗斯（LarryGross）、凯文·巴恩赫斯特（KevinBarnhurst）、迈克尔·格里芬（MichaelGriffin）为筹划指导委员会的视觉传播研究分组。至20世纪末，视觉传播研究已成为美国传播学重要研究领域。如今，美国视觉传播研究正从大众媒体上的视觉图像分析上逐步向数据可视化、受众的视觉测量方向发展，定量研究和视觉实验等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的视觉传播研究则是融合吸纳了欧洲为代表的批判学派和美国为代表的经验学派的研究，国内学界称之为“视觉文化传播研究”。视觉传播是由视听媒介或视听媒介传播信息所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传播现象。[8]视觉文化传播研究关注视觉影像，尤其以影像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研究，研究参照传播学的研究体系，遵从于拉斯维尔的5W模式，注重对传播者、信息、媒介、接受者、传播效果的分析模式。而研究方法上，采用的多为欧洲视觉传播研究范式中的文化研究路径。结合图像学、符号学的分析方法对大众传播中的视觉现象进行研究。
当然，视觉文化与传播的研究的欧洲、美国、中国三种研究范式无优劣之分，都是在各自的文化语境中进行本土性的视觉现象分析。而目前三者共同的特征是，研究对象逐渐从图像越来越转向于影像研究；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地转向于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三、城市景观的“远程在场”
《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研究》书籍第四章《城市景观的视觉性生产》为童强教授所撰。童强教授对社会转型中的城市景观、当代中国城市景观发展变迁历史、奇观现象进行了梳理，并对城市景观的话语权，景观句法的历史修复、美学维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快速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从“物的生产”转向“空间的生产”。当“空间的生产”成为快速城市化的路径时，随之而来的现实问题就是“景观的生产”。[2]320这种景观生产除了空间意义上的视觉生产外，还存在媒介中的景观生产。这就像李普曼而言的“两个环境”。一个是独立于人的意识和体验之外的客观现实环境，另一个是媒介营造出的虚拟环境，存在于人的意识或被直接体验的主观世界。
在没有大众传播的19世纪，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和把握，多半靠着语言和文字来理解和想象。这会是怎么样的一幅图景呢？
创刊于1884年《点石斋画报》是我国最早的画报，画报刊共发表了4000余幅作品，集中反映了19世纪末中国的社会世俗画像。在大众媒体尚未到来的世界里，以吴友如和王钊等人为代表的《点石斋画报》画师往往根据各报的新闻文字信息凭意象作画。通过图画展现世界时事，以风俗画的形式向民众传播着时代的信息。当1889年法国埃菲尔铁塔落成时，海外记者将通报通过电报传送到国内，画报《游观台》一文中介绍了巴黎世界博览会，编辑部画师朱儒贤根据这则文字稿和个人想象绘制了其心目中的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游观台”（见下图）。
当我们今天看到画师演绎出的埃菲尔铁塔“游观台”时会忍不住莞尔。这是因为在大众传播年代，埃菲尔铁塔的视觉影像已成为当代人的基本视觉素养。但是在一百多年前，摄影技术尚且未被广泛使用，信息传播不通畅，远程传播只能通过电报、书信等文字传播的形式进行。对于未曾见到过的事物都只能以文字和语言所传播的信息进行想象。因此，莎士比亚感叹“一千名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人的想象力是具有多意性的，很难通过文字描述准确想象出新建筑的面貌。我们在赞叹画师丰富想象力的同时，也反映出了文字的多意性是造成中西文化信息交流中文化隔阂的重要因素。缺乏影像技术、大众媒介、电子技术这些中介体，不同城市景观具有着库恩所言的“不可通约性”[9]。如今，可通约的需求更容易存在于由影像媒介包裹的城市中。视觉中的城市更多地体现为光电子技术所支持的信息的影像化。當代视觉传播中的“城市”也将会导致对几何透视学中的城市的超越———当人们与城市的直接接近性，被大光学中的“媒体透镜”（MediaLens）所导致的远程在场（telepresence）替代。[10]
城市景观正成为媒介中的内容和符号，正以“远程在场”的形式存在于受众的认知中。有时这种“远程在场”是空间性的，就像以巴黎为背景的电视剧，一定要安排埃菲尔铁塔的背景，以显示主人公的在场。有时这种“远程在场”也是文化符号性的，埃菲尔铁塔作为法国文化的符号，被喻以高科技、浪漫与爱情等文化符号。正是由于媒介和受众的合力，城市在媒介中建立了一个个通用的符号储备库，而最为经典的就是地标性建筑。童强教授在书中就鲜明地指出，景观表面上看来只是一个客观的视像而已，但实际上却承担了复杂的建构过程。它一方面在视觉中实现了某种社会性的建构，即把社会观念和文化意味灌注在视觉行为中；另一方面，社会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又通过视觉来加以实现。[2]309
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用古代使者的口吻对城市进行了现代性的描述。忽必烈帝国的都城和马可·波罗的家乡威尼斯两座城市的对峙显示了城市作为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不同的价值。这显示出作家卡尔维诺对现代城市的反思和隐喻。如今，我们的城市早已淹没在新媒体的信息狂流中，城市景观与视觉生产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早已分不清什么是真实空间，什么是城市媒介影像。视觉生产已然渗透在城市文化的方方面面，身体、欲望都被我们消费成为一种“景观装置”。当代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借用福柯思想的核心术语“装置”，对德波的《景观社会》观念做了哲学引申，将德波的景观社会进一步理解为景观装置。阿甘本认为，景观社会是资本主义达到其极端时的形象，是资本变成了图像（资本对我们的盘剥变成图像对我们的盘剥）、由媒体来循环而必然会生成的新的资本—象征秩序，后者是当前真正统治着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装置。由资本到图像到媒体再到景观的过程，是资本的最后嬗变，其中，交换价值完全遮盖了使用价值，在完全使生产过程虚假之后，景观绝对地凌驾到了生命之上。[11]
童强教授结合中国城市发展现状，进一步指出，景观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期各种力量相互合作所形成的某种“权力意志”问题和“城市景观的话语权”问题。景观变迁包含在社会转型当中，政府部门的公权和地产商资本的经济力量主导了城市的发展和变化方向，专业人士和城市居民则很难具有话语权和决定权。[2]295城市景观是在公权和资本的控制下生产出的景观装置，并在媒介传播的循环中，完成了城市景观的视觉建构过程。这一结论也深刻动摇了视觉中心主义所建构出的主体想象。这也是在警醒人们，借助视觉产生的城市景观下的自我认同不过是误认的产物，只是视觉主体想象的存在。 视觉文化研究在20世纪末期逐步成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显学，在国内外文学、传播学、艺术学等学科领域中都得到了飞速发展。但随着数字网络技术对社会迅速而全面的渗入，在视觉信息爆炸式增长下，本雅明所述的“震惊”体验正在悄然降温，人们对于炫酷视觉体验也逐渐呈现出视觉上的麻木。视觉性也好，视觉政体也罢，似乎很难再一针见血地解读被重新形塑后的当代社会现状。此时，我们突然发现数字人文研究、数据可视化研究应运而生，成为文化研究、视觉传播研究领域中的新贵。但在我看来，我们既要警惕“视觉本质主义”倾向，更要反对视觉文化研究已经过时的论调。就像W.J.T.米切尔于1995年在芝加哥大学开设了视觉文化的课程时的主张一样，用批判性的语言超越“图像权力”，消解对图像魔力的盲目崇拜。更需认真审视视觉形象在历史想象和文化认同中的建构作用，关注视觉社会中的经验形态和话语建构。从这点来说，视觉文化研究之路还很漫长。
注释
[1]周宪.视觉文化的消费社会学解析[J].社会学研究，2004（5）：58—66；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J].学术研究，2004（2）：110—115；周宪.视觉文化：从传统到现代[J].文学评论，2003（6）：147—155；周宪.视觉消费的文化解析[A].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1辑）[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159—168；周宪.视觉文化与消费社会[J].福建论坛，2001（2）：29—35.
[2]周宪.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3.
[3]孫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899.
[4]W.J.T.米歇尔.图像转向[A].范静晔译.文化研究（第3辑）[C].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5]尹德辉.新世纪以来国内“图像”研究述评[J].文艺争鸣，2010（10）.
[6][匈]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25.
[7]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 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是美国最重要的新闻传播协会之一，每年举办一次学术会议。
[8]孟建.视觉文化传播：对一种文化形态和传播理念的诠释[J].现代传播，2002（3）.
[9]库恩是在1962年出版的《利学革命的结构》中首次提出不可通约性概念，1982年库恩在发表的“可通约性、可比较性、可交流性”一文中又进行了解释和修订。
[10]周诗岩.透镜模式：光电子媒介下城市的可通约性[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11]陆兴华.如何在景观社会原创出政治与艺术？———从德波尔—阿甘本的景观批判出发[J].文艺研究，2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