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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息化百人会顾问、86岁高龄的吴敬琏先生，在北京零下17度的天气，现身中国信息化百人会年会，并为与会嘉宾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及内涵，他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要提升全效率，而信息化正处创新和提升效率的中心环节。
凯恩斯落幕
当前甚至更早，中国整个经济环境仍然处在战略机遇期，同时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三期叠加齐下：增长速度下行期；结构调整镇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即用政策刺激扩需求保增长应对办法迎接挑战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吴敬琏表示，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他认为，目前最突出的核心问题就是增速下降，这在本世纪初就开始出现，潜在增长率大概在2003年、2004年开始下降，过去应对这挑战，在长时期里从需求侧分析，就是通常说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而这种分析方法和对策在经济学界是有争论的，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是不大同意，因为这种分析框架实际上是从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框架演变出来的，“它的本意是对付短期问题，而我们现在把它用来分析长期问题，在理论上就有点问题了。”
如今，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意味着在中国经济学界一度占据主流理论的凯恩斯主义要退避三舍。
投资过度老板跑路
从2008年开始，先发于浙江温州，后在全国其他城市也出现过的老板跑路现象，吴敬琏教授从宏观层面剖析该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他说，当“三驾马车”乏力时，当时应对办法就是扩需求保增长，但是在投资需求、消费需求、进出口之间，“唯有投资是政府善于做的”，从2009年起，此后几乎每年都投入十万亿，而实际投入达到近三十万亿元。
连续投资，最后导致两个问题出现，第一是投资的回报越来越低，除了2009年，当年拉升了几个百分点，到后来效果越来越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债台高筑，投入大量资源不够，就投资货币。通常一个国家资产负债表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二是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三是各级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总的资产负债表中债务越来越高，就是说债务对GDP的比例越来越高。
在会上，吴敬琏教授用相对温和的麦肯锡研究数据来解说，数据显示中国总的杠杆率在290到300之间，“数值高就有发生系统性危机的风险，在某些环节上会出现资金链断裂，就是跑路”；有人会说像日本的杠杆率在400左右，但是日本的杠杆率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而中国负债的主要是企业，如果企业的杠杆率按照欧盟的标准，警戒线是90，中国现在是120到150之间，于是就不断地出现局部性的困难和跑路，这个风险如果继续积累，就容易产生系统性风险。
如何避免以上现象，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分析长期问题是不能用用需求侧去分析，而是要做供给侧的分析。
创新提升全效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因为供给侧出了问题，许多经济学家都曾指出，应当从供给侧因素的分析寻找问题和提出对策。供给侧的因素主要是资本（K）、劳动（L）、还有索洛余值（A），索洛余值是指经济增长无法用资本和劳动贡献加以说明的“余值”则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在经济社会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提升全效率生产率贡献。
从供给侧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中国要应对挑战，就是要依靠创新提高效率。“我们信息产业正好处在创新和提高效率中心的环节。所以这个决策对我们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的，”吴敬琏如是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着重提高供给的质量，而不是着重于扩大供给的数量。供给的质量，吴敬琏教授认为就是要提高索洛余值对增长的贡献，GDP的增量是由资本增量、新增劳动力和效率提高三部分组成，所以要求提高效率在增长中的贡献。
在本世纪初以后，全效率生产率贡献已呈下降的趋势，这不是最近才提出来的，它的本质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称之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核心就是由投资驱动或者叫资源驱动，转化为创新和效率驱动。
“今天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提高供给侧的效率，就是通过改革铲除体制性障碍。建立一个好的体制，才能够提高我们经济的效率，”吴敬琏教授还认为，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过去政府从宏观到微观干预过多，政府不应直接用行政手段去调结构，而是提供公共品。从大的方面来说，政府要下定决心推动改革，用政治勇气和艺术去建立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这是它的首要任务。如何建立一个好的国家创新体系，这需要认真研究总结经验来解决的问题，要通过改革来建立新的体制机制来保障。
在现代经济中，信息化是创新非常重要的渠道。在总成本中，中间交易成本的核心是信息成本，而信息化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降低信息成本。
凯恩斯落幕
当前甚至更早，中国整个经济环境仍然处在战略机遇期，同时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三期叠加齐下：增长速度下行期；结构调整镇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即用政策刺激扩需求保增长应对办法迎接挑战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吴敬琏表示，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他认为，目前最突出的核心问题就是增速下降，这在本世纪初就开始出现，潜在增长率大概在2003年、2004年开始下降，过去应对这挑战，在长时期里从需求侧分析，就是通常说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而这种分析方法和对策在经济学界是有争论的，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是不大同意，因为这种分析框架实际上是从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框架演变出来的，“它的本意是对付短期问题，而我们现在把它用来分析长期问题，在理论上就有点问题了。”
如今，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意味着在中国经济学界一度占据主流理论的凯恩斯主义要退避三舍。
投资过度老板跑路
从2008年开始，先发于浙江温州，后在全国其他城市也出现过的老板跑路现象，吴敬琏教授从宏观层面剖析该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他说，当“三驾马车”乏力时，当时应对办法就是扩需求保增长，但是在投资需求、消费需求、进出口之间，“唯有投资是政府善于做的”，从2009年起，此后几乎每年都投入十万亿，而实际投入达到近三十万亿元。
连续投资，最后导致两个问题出现，第一是投资的回报越来越低，除了2009年，当年拉升了几个百分点，到后来效果越来越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债台高筑，投入大量资源不够，就投资货币。通常一个国家资产负债表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二是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三是各级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总的资产负债表中债务越来越高，就是说债务对GDP的比例越来越高。
在会上，吴敬琏教授用相对温和的麦肯锡研究数据来解说，数据显示中国总的杠杆率在290到300之间，“数值高就有发生系统性危机的风险，在某些环节上会出现资金链断裂，就是跑路”；有人会说像日本的杠杆率在400左右，但是日本的杠杆率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而中国负债的主要是企业，如果企业的杠杆率按照欧盟的标准，警戒线是90，中国现在是120到150之间，于是就不断地出现局部性的困难和跑路，这个风险如果继续积累，就容易产生系统性风险。
如何避免以上现象，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分析长期问题是不能用用需求侧去分析，而是要做供给侧的分析。
创新提升全效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因为供给侧出了问题，许多经济学家都曾指出，应当从供给侧因素的分析寻找问题和提出对策。供给侧的因素主要是资本（K）、劳动（L）、还有索洛余值（A），索洛余值是指经济增长无法用资本和劳动贡献加以说明的“余值”则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在经济社会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提升全效率生产率贡献。
从供给侧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中国要应对挑战，就是要依靠创新提高效率。“我们信息产业正好处在创新和提高效率中心的环节。所以这个决策对我们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的，”吴敬琏如是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着重提高供给的质量，而不是着重于扩大供给的数量。供给的质量，吴敬琏教授认为就是要提高索洛余值对增长的贡献，GDP的增量是由资本增量、新增劳动力和效率提高三部分组成，所以要求提高效率在增长中的贡献。
在本世纪初以后，全效率生产率贡献已呈下降的趋势，这不是最近才提出来的，它的本质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称之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核心就是由投资驱动或者叫资源驱动，转化为创新和效率驱动。
“今天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提高供给侧的效率，就是通过改革铲除体制性障碍。建立一个好的体制，才能够提高我们经济的效率，”吴敬琏教授还认为，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过去政府从宏观到微观干预过多，政府不应直接用行政手段去调结构，而是提供公共品。从大的方面来说，政府要下定决心推动改革，用政治勇气和艺术去建立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这是它的首要任务。如何建立一个好的国家创新体系，这需要认真研究总结经验来解决的问题，要通过改革来建立新的体制机制来保障。
在现代经济中，信息化是创新非常重要的渠道。在总成本中，中间交易成本的核心是信息成本，而信息化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降低信息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