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军事担忧，实际上给中国军事外交提出了一个很重大的课题，即在中国迅速成为世界性经济和政治大国的同时，如何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军事交流和对话。
　　
　　自从日本菅直人和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由于交流管道日开，双边军事和安全对话需求凸显，两国内部的“中国军事威胁论”声音渐小。出乎人们意外的是，近来澳大利亚却发出了很刺耳的此类声音。澳大利亚一战略研究机构发布题为《澳大利亚战略优势2030》的报告，称中国军力发展对澳大利亚构成需要“遏制”的威胁，澳需要发展包括核潜艇在内的非对称反制武力。此论在中国国内引发相当关注，逼使国人思考此前从未上过中外军事关系台面的新议题。
　　事实上，过去30年来，随着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崛起，澳大利亚可以说是最蒙受其利的国家，这提醒了人们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即中国的经济崛起带动了地区经济版图的变化，而这些经济的成果也构成了地区国际权力改变的一个基础。传统澳大利亚与中国并无重大的经济利益，亦无相关的地缘或安全关涉，但随着两国经济力量的同步成长，同时，澳大利亚由于经济活力焕发也带动了移民人口和产业的增长，这些迅猛的成长都诱发了澳大利亚在军事安全上的担心和野心，推动其思考扮演更有分量的地区角色。
　　这份报告要求澳大利亚购买美国核潜艇作为战略攻防装备，背后折射的正是一种地区性军事大国的秘密向往。换言之，影响未来亚太国际权力格局的主要因素还是以经济国力为代表的综合国力的衡量，而日益可闻的澳大利亚的军事声音，实际上正是近30年来澳大利亚经济力量成长的一个反映。
　　现实的澳大利亚国防政策依赖于美国在亚太冷战期间形成的同盟战略结构。与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构成了美国在西太平洋和南太平洋的军事战略支撑点。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在美国战时军事功能的分配中主要承担两点：一是作为美国的主要海空基地，支持美军对南太平洋、东南亚和印度洋的防御与攻势；二是在美军对东南亚和东亚进攻时，在联盟联合作战框架内提供海上反潜、巡逻、护航、两栖进攻力量，同时，澳大利亚也是美军战时在亚太前沿的主要后期和整备基地。
　　冷战结束，在美军削减驻外力量，提倡所谓“全球到达”的理念背景下，澳大利亚在美国亚太军事战略布局中的地位变得微妙起来，在此种情况下，如何借助新潜在敌人的描述，更新和保持有效的美澳军事合作，则是澳大利亚防务思想库面对的时代性课题，因此，澳大利亚加入“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合唱，也反映了这一需要。
　　澳大利亚的防务政策在全球战略的考量上，可以说完全依赖现有的美澳同盟关系框架，但除此之外，由于历史和地缘的原因，澳大利亚在大洋洲和东南亚有特别的国家利益。二战以后，特别是自上世纪50、60年代以降，随着老牌殖民主义者撤出该地区，作为该地区最大的比邻国际政治实体，澳国对该地区进行了大量的经济投入，该地区自1960年代以来的经济成长，成为澳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地区经济利益的深度涉足，使得它不得不对该地区的安全问题发生自然的关切。而该地区从防御上讲，又构成了澳大利亚防御的战略纵深。自美军撤出菲律宾，冷战结束后，苏联势力也退出了在该地区陆地和海洋的角逐，这也在事实上给该地区造成了军事支配权力的真空，崛起的澳大利亚对这种状况既有焦虑，也有相当的野心。这是近年澳国内不断有升级军备的呼声的内在原因。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军事担忧，实际上给中国军事外交提出了一个很重大的课题，即在中国迅速成为世界性经济和政治大国的同时，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发展，如何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军事交流和对话。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地区大国缺少制度化的军事安全对话结构和平台，近年的军事安全对话和军事外交主要针对美国，作为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地位日益重要的国家，中国将如何合理、正当地运用综合国力所转化的国防力量，如何与有关国家一道致力于建设更安全的世界，这不仅需要国家政策的单方面宣示，更需要通过日益透明和坦诚的双边乃至多边制度化对话，以及集体安全平台予以澄清。因此，更加具有地区和全球视野的全方位军事外交和对话体系的建立，实为不亚于尖端武器打造的迫切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