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肿瘤学家斯拉蒙研发了治疗乳腺癌的药物赫赛汀（Herceptin）。这本应是硅谷神话的一部分，但事实上，硅谷的公司和文化在这个故事中变得无足轻重，甚至成了一个反面角色。
　　斯拉蒙全名叫丹尼斯·斯拉蒙（Dennis Slamon）。1986年，他在一次研讨会中听到了Genetech公司的科学家Axel Ullrich的一个演讲，并迅速意识到他的研究和Ullrich的研究有可以合作的地方。
　　Genetech是一家研发基因药物的公司，也是一家典型的硅谷公司。它坐落在旧金山南部，你甚至可以将之看成为生物医药界的Google。和Google一样，它吸引了伯克利和斯坦福大学的优秀人才，并期望将硅谷创新和实验室结合在一起，以创造出突破性的产品。它连文化看起来都和Google相似，公司更像是一所大学，经常会有讨论会、讲座和社团活动。可能甚至应该说Google像它才比较合适，因为这家公司成立于1976年。
　　斯拉蒙觉得通过和Genetech以及Ullrich的合作能找到一种有效的基因药物。他们也的确迅速开始合作。如果故事这么发展下去，这会是一个在Genetech全力推动下找到治疗癌症的基因药物的故事。听起来，大概和Google全力以赴研发出无人车类似吧。
　　故事没有这么发展。这种药物的开发就像无人车的开发一样缓慢，而且问题显而易见：就像人们担心无人车会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因此无人车公司必须找到一种超级安全的方案一样，Genetech也担心这种药物会将正常细胞杀死，而觉得这种药物必须做得更精准也更复杂。这意味着公司需要向一个无底洞投资，而且并无百分之百成功的可能。
　　在斯拉蒙和Ullrich看不见的地方，公司高层彼此争论，最后决定将财力和人力投入那些更简单，也更能盈利的药物。
　　也是从那个时候，Genetech成了这个故事中的反面角色。没有了财务和人力的支持，Ullrich心力交瘁，最后离开了Genetech公司并加入了德国的一个学术实验室；斯拉蒙是个性格温和但很固执的人，他常常坐飞机从洛杉矶飞到旧金山，然后赖在Genetech的走廊里寻找任何一个对他的开发有兴趣的员工。他的固执和死缠烂打的确说服了一些工程师，他们还组成了一个小小团队。但这个团队几乎不为Genetech的高层所知。
　　事实上，这一开发并没有像Genetech预想的那样耗费财力和时间。在有限的经费下，丹尼斯和Genetech的其他科学家在3年时间里开发出了赫赛汀。事实上，如此快的开发进程，在癌症药物研究史上前所未有。
　　因为没有公司的支持，斯拉蒙和他的同伴需要自己连骗带哄找志愿者来参与临床试验。芭芭拉就是其中一位。在接受试验的时候，恶性肿瘤已在她体内全面爆发，16个新的肿块遍布她的肺部，除此之外，她的脖子边缘锁骨上方也都是肿瘤。可以说，在接下来的治疗中，斯拉蒙是从死神手中抢下了芭芭拉。而赫塞汀的疗效也不胫而走，成为无数乳腺癌病人唯一的希望。
　　而对于Genetech而言，它作为药物公司原本应该专注于治病救人，但其高层对利润的顾虑差点扼杀了赫塞汀的诞生。
　　有了前车之鉴，硅谷在“简單能盈利的产品”和“漫长突破性产品”之间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Google的X实验室，Facebook的Building 8，可以算是它们想给科研更多耐心的回答。
　　归根到底，这依然会成为聪明人的个人选择问题：在一个资本泡沫横溢的地方，一个聪明人会选择埋头做研究，还是选择追逐资本和名誉？如果更多聪明人选择后者，这也许会成为硅谷创新的一个弱点。
　　斯拉蒙是怎么选择的呢？1998年5月，1.8万名癌症专家参加了盛大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会议，斯拉蒙当之无愧成为压轴发言者。那天晚上会议结束后，Genetech举办了盛大的鸡尾酒会，除了癌症专家，还有各种社会名流和活动家参加，这是一个结交新人脉，找到新机会的好场所。但斯拉蒙却引人注目地缺席了：他花了整个下午和同行规划下一期的药物试验，然后，并没有去酒会，而是开着自己破旧的尼桑小轿车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