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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10日，武汉同济医院对外公布了我国第一例“脑死亡”病例的完整资料后，引起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死亡，对于每一个活着的人而言，都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死亡”一词被解释为“失去生命”。那么失去生命的标志又是什么呢?
毛子俊：我决定了父亲的生命
父亲病危的日子是2003年2月22日晚上七八点钟，父亲突然一下子不行了。我们赶紧打了120送父亲到医院抢救，说是脑干出血很严重，下了病危通知书……第二天早上四五点后，转到了武汉同济医院。
转到同济医院后，大夫马上给父亲接上设备、仪器，然后送到神经内科监护病房，实施24小时护理，用上了最好的药和最先进的仪器。当时我们想，不管用什么仪器、药物，花多少钱抢救都要救父亲的生命!父亲心跳还有，仪器上显示一会儿很快，一会儿很慢，但血压靠仪器，呼吸也靠仪器。几位专家说得也很清楚——他已经脑死亡了，先进的仪器可以维持他的心跳，但挽回不了父亲的生命……
我们家里人都不懂什么医学知识，但相信大夫!我们不懂科学，但我们尊重科学!
医院先后给我们开过两次会，第一次有心理准备但还是不愿意接受；第二次同意拔管，同意录像了，家里没有反对意见。
从拔管到最后心脏停止跳动，是21分钟。当宣布父亲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我才隐隐意识到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说实话我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父亲的死对我刺激很大。父亲生前是个老实人，很爱我。我现在最需要的是理解!任何事情都会有正反两方面的想法。做这个决定时心里根本没有什么杂念，如何判断当时的决定是错误还是正确，那需要时间，我相信在多年以后会有一个公正的评价。历史自有公论。我们家庭没有一个人责备我，我以后教育子女也会要求他(她)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
正视死亡
“心脏死亡是一个不完整的概念，是不科学的，心脏在跳，人不一定是活的，心脏不跳，人不一定是死的；但如果心脏还跳，而脑干已经完全死亡，就可以判定这是一个死人。心脏复苏很容易，但脑复苏很困难，尤其是脑干死亡。当然，并非所有情况都是以脑死亡为死亡的判断依据，但仅以心死亡来判定死亡是不科学的。”张苏明如是说。张苏明，武汉同济医院神经内科教授，长年从事脑血管病研究，是我国推进脑死亡立法的重要人物。张苏明坚信这个判定非常正确，是医学的发展方向。他在接受采访时语气有些激动，“其实对待脑死亡的患者，我们能做的只是等待他的心跳停止，那是一种真正无望的等待。我们早就无力回天，最终只能面对死亡，我们为什么不能正视死亡呢?”
迈出立法第一步
武汉同济医院早在2～3年前就认识到脑死亡标准势在必行。医院的人大代表曾在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提案，希望早日促成脑死亡立法。“一年中，我们有过几例病例但都没成功，其中家属的阻力是没有促成的最主要原因。”
张苏明说：“这一次明确向家属表明要作为医学教学档案，对方表示支持和理解。我们跟他们说以往没有过这样的先例，我们向他们说明所有情况，把所有话讲完，把所有的问题谈清，有中央电视台同步现场实况录像，记录保留了中国第一份判定、宣布、实行脑死亡的医学案例。这对于病人本人和家属是偶然的，但对于医务工作者是必然的。
“我们已经预料到媒体会关注，因为这涉及一个人的生与死。我们也在承受压力，但在医学界没有什么压力，只是社会学、法学和媒体上有质疑的声音。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做这件事对促进脑死亡立法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很关键，但路很长，我们只能期望在一年或几年后来定这个事。医学层面上脑死亡立法我们该做的已经做了，下面是法学和社会学来接手的问题。”
引发的法律问题
是否会有人利用脑死亡来达到某种邪恶或非法的目的?脑死亡判定如何更科学、更严谨?
有这样一种担心更现实和直接：脑死亡是否剥夺公民对死亡的知情权?有关法律专家指出，体温、心跳等判断标准具有公示性，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可以判断一个生命是生是死。而脑死亡具有隐蔽性，一般人无法判断一个人是否“脑死亡”。由于这种判断的隐蔽性，就会把死亡的宣判权完全交给医生，这就意味着医生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很大的权利。家属可能与医生“勾结”，在特殊情况下合伙谋杀。
对于这些问题的担忧，张苏明则认为，任何一个法律都有空隙可钻。脑死亡最关键的问题是，在诊断上，并不是每个医生都有宣布脑死亡的权力，真正有资格诊断并签字确认“死亡”的，必须是接受过专门训练、拥有足够医疗经验，且符合医疗道德规范要求的脑神经学科的专家。
张苏明表示，国内目前仍没有脑死亡的立法，将一个心脏仍在跳动的人宣布为死亡，同济医院和参与脑死亡诊断的有关医生，均冒着巨大的风险。但他们表示，这样做是为了推出一个新的医学概念，用科学理念去占领医学界，将这个新观念推向群众，而且这些理念迟早会被人们所接受。医学界在挑战传统伦理的同时，也在与法学界取得认同并推进实质性立法。
法学界的声音
天津市旗帜律师事务所刘洪杰律师：
“脑死亡”体现人类进步——从心脏死亡到脑死亡的确认依据，是科学的一大进步，脑死亡在许多国家已经是合法的。从法律角度讲，我认为应该有一些前瞻性，要与时俱进，而且要从立法角度考虑如何操作和维护。生命迹象的特征一直以来都被认定是：心脏还在跳动，有呼吸。如果大脑死了，心脏只是作为一个器官存活，没有了脑的思维功能，我个人认为意义不大。人们反对脑死亡主要还是出于对有关医学知识的不了解；另外是感情上还不能接受，但如果了解到脑细胞的死亡是不可逆转的，是不可能复苏的，那么也就能接受脑死亡了。
天津市和平区法院张战华法官：
这是不合法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律认定死亡有3种方式：自然死亡，宣告死亡(按法律规定宣告死亡，比如配偶、债权人等)，人民法院剥夺生命权利。脑死亡应该算作自然死亡，但从目前法律上讲没有法律依据，是不合法的。脑死亡只是一种探索，医院没有宣布死亡的权力。武汉同济医院这样做是超前的和不合法的，做法超前且没有法律根据，所以我不赞成。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刘祝庆法官：
“脑死亡”更科学、更人道——脑死亡对传统伦理、法律挑战的同时，也标志更科学、更人道的死亡判定。当然这里面也要区分假死和脑死。国外有的国家脑死亡已经合法化，多年后，我相信在中国也会得到立法确认。
明扬律师事务所陶朋成律师：
“脑死亡”慎行之一从法律角度考虑，如果采用脑死亡的标准，影响最多的是对于伤害与死亡的界定问题，比如“重伤”或者“杀人未遂”而出现的脑死亡，就可能成为“伤害致死”、“杀人既遂”等。这还只是限于刑事案件的范畴，在民事案件中，影响也是巨大的，在家庭关系中，如果一方已被宣布脑死亡，虽然他的心仍在跳动，仍在呼吸，但是他的亲属就可以开始继承他的财产，他的配偶就可以不必经过离婚手续而与他人结婚。这与现行的继承制度、婚姻制度可以说是格格不入。脑死亡更多地植根于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器官移植的进一步推广。笔者认为，这势必引发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的冲突，在相关立法并不完善的今天，对脑死亡的判定应谨慎行之。
毛子俊：我决定了父亲的生命
父亲病危的日子是2003年2月22日晚上七八点钟，父亲突然一下子不行了。我们赶紧打了120送父亲到医院抢救，说是脑干出血很严重，下了病危通知书……第二天早上四五点后，转到了武汉同济医院。
转到同济医院后，大夫马上给父亲接上设备、仪器，然后送到神经内科监护病房，实施24小时护理，用上了最好的药和最先进的仪器。当时我们想，不管用什么仪器、药物，花多少钱抢救都要救父亲的生命!父亲心跳还有，仪器上显示一会儿很快，一会儿很慢，但血压靠仪器，呼吸也靠仪器。几位专家说得也很清楚——他已经脑死亡了，先进的仪器可以维持他的心跳，但挽回不了父亲的生命……
我们家里人都不懂什么医学知识，但相信大夫!我们不懂科学，但我们尊重科学!
医院先后给我们开过两次会，第一次有心理准备但还是不愿意接受；第二次同意拔管，同意录像了，家里没有反对意见。
从拔管到最后心脏停止跳动，是21分钟。当宣布父亲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我才隐隐意识到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说实话我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父亲的死对我刺激很大。父亲生前是个老实人，很爱我。我现在最需要的是理解!任何事情都会有正反两方面的想法。做这个决定时心里根本没有什么杂念，如何判断当时的决定是错误还是正确，那需要时间，我相信在多年以后会有一个公正的评价。历史自有公论。我们家庭没有一个人责备我，我以后教育子女也会要求他(她)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
正视死亡
“心脏死亡是一个不完整的概念，是不科学的，心脏在跳，人不一定是活的，心脏不跳，人不一定是死的；但如果心脏还跳，而脑干已经完全死亡，就可以判定这是一个死人。心脏复苏很容易，但脑复苏很困难，尤其是脑干死亡。当然，并非所有情况都是以脑死亡为死亡的判断依据，但仅以心死亡来判定死亡是不科学的。”张苏明如是说。张苏明，武汉同济医院神经内科教授，长年从事脑血管病研究，是我国推进脑死亡立法的重要人物。张苏明坚信这个判定非常正确，是医学的发展方向。他在接受采访时语气有些激动，“其实对待脑死亡的患者，我们能做的只是等待他的心跳停止，那是一种真正无望的等待。我们早就无力回天，最终只能面对死亡，我们为什么不能正视死亡呢?”
迈出立法第一步
武汉同济医院早在2～3年前就认识到脑死亡标准势在必行。医院的人大代表曾在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提案，希望早日促成脑死亡立法。“一年中，我们有过几例病例但都没成功，其中家属的阻力是没有促成的最主要原因。”
张苏明说：“这一次明确向家属表明要作为医学教学档案，对方表示支持和理解。我们跟他们说以往没有过这样的先例，我们向他们说明所有情况，把所有话讲完，把所有的问题谈清，有中央电视台同步现场实况录像，记录保留了中国第一份判定、宣布、实行脑死亡的医学案例。这对于病人本人和家属是偶然的，但对于医务工作者是必然的。
“我们已经预料到媒体会关注，因为这涉及一个人的生与死。我们也在承受压力，但在医学界没有什么压力，只是社会学、法学和媒体上有质疑的声音。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做这件事对促进脑死亡立法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很关键，但路很长，我们只能期望在一年或几年后来定这个事。医学层面上脑死亡立法我们该做的已经做了，下面是法学和社会学来接手的问题。”
引发的法律问题
是否会有人利用脑死亡来达到某种邪恶或非法的目的?脑死亡判定如何更科学、更严谨?
有这样一种担心更现实和直接：脑死亡是否剥夺公民对死亡的知情权?有关法律专家指出，体温、心跳等判断标准具有公示性，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可以判断一个生命是生是死。而脑死亡具有隐蔽性，一般人无法判断一个人是否“脑死亡”。由于这种判断的隐蔽性，就会把死亡的宣判权完全交给医生，这就意味着医生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很大的权利。家属可能与医生“勾结”，在特殊情况下合伙谋杀。
对于这些问题的担忧，张苏明则认为，任何一个法律都有空隙可钻。脑死亡最关键的问题是，在诊断上，并不是每个医生都有宣布脑死亡的权力，真正有资格诊断并签字确认“死亡”的，必须是接受过专门训练、拥有足够医疗经验，且符合医疗道德规范要求的脑神经学科的专家。
张苏明表示，国内目前仍没有脑死亡的立法，将一个心脏仍在跳动的人宣布为死亡，同济医院和参与脑死亡诊断的有关医生，均冒着巨大的风险。但他们表示，这样做是为了推出一个新的医学概念，用科学理念去占领医学界，将这个新观念推向群众，而且这些理念迟早会被人们所接受。医学界在挑战传统伦理的同时，也在与法学界取得认同并推进实质性立法。
法学界的声音
天津市旗帜律师事务所刘洪杰律师：
“脑死亡”体现人类进步——从心脏死亡到脑死亡的确认依据，是科学的一大进步，脑死亡在许多国家已经是合法的。从法律角度讲，我认为应该有一些前瞻性，要与时俱进，而且要从立法角度考虑如何操作和维护。生命迹象的特征一直以来都被认定是：心脏还在跳动，有呼吸。如果大脑死了，心脏只是作为一个器官存活，没有了脑的思维功能，我个人认为意义不大。人们反对脑死亡主要还是出于对有关医学知识的不了解；另外是感情上还不能接受，但如果了解到脑细胞的死亡是不可逆转的，是不可能复苏的，那么也就能接受脑死亡了。
天津市和平区法院张战华法官：
这是不合法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律认定死亡有3种方式：自然死亡，宣告死亡(按法律规定宣告死亡，比如配偶、债权人等)，人民法院剥夺生命权利。脑死亡应该算作自然死亡，但从目前法律上讲没有法律依据，是不合法的。脑死亡只是一种探索，医院没有宣布死亡的权力。武汉同济医院这样做是超前的和不合法的，做法超前且没有法律根据，所以我不赞成。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刘祝庆法官：
“脑死亡”更科学、更人道——脑死亡对传统伦理、法律挑战的同时，也标志更科学、更人道的死亡判定。当然这里面也要区分假死和脑死。国外有的国家脑死亡已经合法化，多年后，我相信在中国也会得到立法确认。
明扬律师事务所陶朋成律师：
“脑死亡”慎行之一从法律角度考虑，如果采用脑死亡的标准，影响最多的是对于伤害与死亡的界定问题，比如“重伤”或者“杀人未遂”而出现的脑死亡，就可能成为“伤害致死”、“杀人既遂”等。这还只是限于刑事案件的范畴，在民事案件中，影响也是巨大的，在家庭关系中，如果一方已被宣布脑死亡，虽然他的心仍在跳动，仍在呼吸，但是他的亲属就可以开始继承他的财产，他的配偶就可以不必经过离婚手续而与他人结婚。这与现行的继承制度、婚姻制度可以说是格格不入。脑死亡更多地植根于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器官移植的进一步推广。笔者认为，这势必引发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的冲突，在相关立法并不完善的今天，对脑死亡的判定应谨慎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