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抬着棺材找坟地：烽烟南渡

一、山河已然破碎，故宫何谈完整

　　1931年9月19日早上九点，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的李宗侗先生像往常一样走出北京南城丞相胡同的家门，乘一辆洋车前往故宫博物院上班，过顺直门1，听到路边叫卖号外的声音，他让车夫停车，买了一张报纸。上面的大字标题，让他悚然一惊。2
　　就在一天前，日军袭击沈阳的中国军队营地北大营，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未接到抵抗命令又无战争准备，拥有当时中国最先进飞机和武器装备的东北军稍作抵抗即撤退或溃败，262架飞机和大量武器装备无一遗漏地成了日本关东军的战利品。
　　其后两个月内，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并在各省成立了地方性傀儡政权。
　　读到这条新闻的那一刻，37岁的李宗侗或许不会想到，一场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自此拉开序幕。
　　这场战争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
　　李宗侗是清代同治年间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孙，1895年生于北平市丞相胡同，早年随李石曾（李煜瀛）先生留学法国，毕业于巴黎大学，1924年返国，执教于北京大学、中法大学，1926—1933年，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参与故宫文物的清理和接收。
　　李石曾先生是李宗侗先生的叔父，李鸿藻之子，生于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曾入巴黎大学学习，1906年与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在巴黎组建“世界社”，宣扬无政府主义，后经张静江介绍在巴黎加入同盟会，1911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李石曾与吴稚晖等人在北京创立留法俭学会，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呼吁中国青年到海外以半工半读方式留学，后又在北京创立中法大学，在法国里昂创立中法大学，首批抵达法国学生中，有周恩来、李立三、聂荣臻、陈毅、蔡和森、邓小平……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31岁的毛泽东当选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并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李石曾、吴稚晖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两年后，张静江、蔡元培也当选中央监察委员。李、吴、张、蔡，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
　　1924年年底，在北京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逊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自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根据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后优待条件》，皇室仍然暂居在紫禁城的北半部，紫禁城外，则已是民国的天下，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统治中国北方，并陷入混战，1923年，“直系”领袖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总统，引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年，“直系”将军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不仅扣押了曹锟，逼走了吴佩孚，而且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
　　溥仪出宫时，敬懿皇贵太妃（同治皇帝的瑜贵妃，1913年被宣统帝尊为敬懿皇贵太妃）将乾隆皇帝最爱的“三希”中的“两希”——王献之《中秋帖》（宋摹本）和王珣《伯远帖》携带出宫，后来通过娘家侄孙，以低价卖给后门桥外的古玩店——品古斋。
　　而“三希”的另外“一希”——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唐代精摹本），也只差一步就被溥仪带出紫禁城。溥仪仓皇辞庙，来不及带上衣物，第二天，他派宝熙回养心殿取衣物，把《快雪时晴帖》塞进衣物中，出神武门时，警官白桂亮见宝熙神色有异，上去检查，在衣物包袱里赫然看见《快雪时晴帖》，当场扣下，交给李石曾先生。李石曾先生为确保安全，将《快雪时晴帖》存入保险柜中。
　　被乾隆皇帝时时把玩、昼夕观览的三件晋人法书，从此开启了各自飘零的旅程。
　　15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1924年11月20日—1926年4月5日），委员有：汪精卫（易培基代）、蔡元培（蒋梦麟代）、鹿钟麟、张璧、范源濂、俞同奎、陈垣、沈兼士、葛文浚、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罗振玉（后五人为清室代表），委员长为李石曾。
　　单士元先生加入清室善后委员会时只有18岁，他参加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清宫物品进行的点查工作。单士元先生回忆：“1925年1、2月份，点查清理工作开始不久，正值隆冬季节，似乎当年也比现在冬季冷得多，有时到零下18度。一进神武门洞，西北风打得你身不由己地往宫门洞两壁撞，几乎无法行走。可以说常常是打着转儿进故宫。”
　　“隆冬时节，北风凛冽，出气如霜，唇际浮冰。进入冷宫更是寒气袭人。在冷宫点查，两足站地，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脚时常冻得痛若刀刺。我为缮写书记员，实为编号粘贴之役，双手常常冰冷僵直木然。身着无口袋的特制工作服，还以白带系紧袖口，使得双手无处可藏，此举为预防发生偷盗之事。点查中各部助理员虽着宽袍大袖之服，亦受登高站立之军警监视。”3
　　点查文物用《千字文》的顺序编号，即：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点查沿故宫乾清门以北至顺贞门间的“中路”進行，第一个点查地点，就是乾清宫，所以乾清宫被列为“天”字号。点查组打开宫门，从入门顺序开始，首先看见的是一个“二层木踏凳”，于是把这件木踏凳编为“天字第一号”，可见按照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标准，紫禁城里的一切物品都算“古物”。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清点工作历时年余，共清点出紫禁城物品达117万件之多。清室善后委员会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其骨干后来成为博物院的中坚力量。
　　其实，在溥仪出宫以前，已将一些清宫旧藏书画文物通过“赏赐”方式，由弟弟溥杰等人带出紫禁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点文物时发现了溥仪的“赏赐”清单，并据此编印了一本《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但《目录》所载的书籍书画，却追不回来了。
　　1925年9月29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决议，成立故宫博物院，通过《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故宫博物院设临时董事会、临时理事会，理事会下分古物馆、图书馆（下设图书和文献两部）、总务处三部门，还规定遇有必要时设专门委员会。
　　故宫博物院第一任临时董事会（1925年9月29日—1927年10月21日）董事为：严修、卢永祥、蔡元培、熊希龄、张学良、张璧、庄蕴宽、鹿钟麟、许世英、梁士诒、薛笃弼、黄郛、范源濂、胡若愚、吴稚晖、李祖绅、李仲三、汪大燮、王正廷、于右任、李石曾。 　　故宫博物院第一任临时理事会（1925年9月29日—1927年10月21日）理事为：李石曾、黄郛、鹿钟麟、易培基、陈垣、张继、马衡、沈兼士、袁同礼。
　　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14周年纪念日，故宫博物院开院典礼在乾清宫广场举行，中国最大的博物馆就此诞生，由教育部管辖。
　　那时的故宫博物院，空间上只限于紫禁城的北半区，也就是内廷部分。
　　故宫开院那一年，朱家溍先生还是一个12岁少年，随着父母参观了故宫。当时的票价为银圆一元，是根据颐和园的票价定的。他回忆当时在故宫看到的景象：“寝宫里，桌上有咬过一口的苹果和掀着盖子的饼干匣子;墙上的月份牌（日历），仍然翻到屋主人走的那一天;床上的被褥枕头也像随手抓乱还没整理的样子;条案两头陈设的瓷果盘里满满地堆着干皱的木瓜、佛手;瓶花和盆花仍摆在原处，都已枯萎……”4
　　紫禁城南半区的太和殿、文华殿和武英殿，早在1914年就成立了古物陈列所，主要保管陈列清廷辽宁、热河两行宫文物，由内政部管辖，还在武英殿西侧修建了宝蕴楼，作为文物库房。古物陈列所是我国第一个以皇家藏
　　品为主的博物馆，首开了皇宫社会化的先河，也是我国第一座国家博物馆。
　　还有一部分，就是午门庑殿，1912年，教育部在国子监旧址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旨在“搜集历代文物，增进社会教育”，1917年移至午门，将修葺后的午门城楼及两翼亭楼作为陈列室，门下东西两朝房作为办公室，两廊朝房作为储藏室，端门楼上储粗重物品。51926年10月，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是系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之后的第三座国家博物馆。
　　这样，天安门之内，从端门、午门、三大殿、后三宫乃至神武门，同时存在着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三个博物馆。6“这三座博物馆奠定了新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7
　　在南方，1926年成立了国民革命军，蒋介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开始了北伐战争，连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之后，于1928年攻克北京城，代表中华民国（北洋政府）行使政权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时任中华民国海陆空大元帅）匆匆撤出北京中南海，在返回沈阳的途中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死，中国取得形式上的统一。
　　1927年，国民革命军打到长江流域以后，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政府，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简称“平”，首都南京简称“京”。因此，本篇中的“京”，一律指南京。
　　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就派时任国民政府农矿部部长的易培基先生为“接收北平故宫博物院委员”，负责接收故宫博物院。悬挂在神武门外的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用“城头变换大王旗”形容当时的故宫，再确切不过。
　　当时，易培基先生身罹病患，于是电请沈兼士、马衡、俞同奎、吴瀛、萧瑜代为办理接收事宜。这份电报的原件至今仍然收藏在故宫博物院档案室里，电文说：
　　故宫博物院马叔平、沈兼士、俞星枢、萧子升、吴景州诸兄，鉴弟因事，冗病亦未愈，稍迟方能北来，诸事偏劳，心感无量。易培基文
　　6月21日，接收方只用一天，就与奉方管理委员会办清了交接手续。
　　10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任命故宫博物院理事27人，分别是：李石曾、易培基、黄郛、鹿钟麟、于右任、蔡元培、汪精卫、江瀚、薛笃弼、庄蕴宽、吴稚晖、谭延闿、李烈钧、张静江、蒋介石、宋子文、冯玉祥、阎锡山、柯劭忞、何应钦、戴季陶、张继、马福祥、胡汉民、班禅额尔德尼（九世）、恩克巴图、赵戴文。
　　复由理事会推举理事10人：马衡、沈兼士、俞同奎、陈垣、李宗侗、张学良、胡若愚、熊希龄、张璧、王宠惠。
　　至此，出任故宫博物院理事者，共37人。
　　1929年，易培基任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兼古物馆馆长。这一年，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参观了故宫博物院。1930年，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以蒋介石理事领衔，12位理事签名，向行政院提送了一份《完整故宫保管》的提案，提案将乾清门以外的古物陈列所和乾清门以内的故宫博物院合并，将中华门（即大清门，在天安门外，今已拆除）以北各宫殿，直至景山，以及大高殿、太庙、皇史宬、堂子一并归入故宫博物院。这是一个宏伟的规划，对统一管理、保护故宫等历史文物有重大意义。
　　故宫博物院第五任院长郑欣淼先生说：“故宫的空间是完整的，它不能只有后廷而没有前朝，也不能只有孤立的一个故宫而没有与其关系极为重要的其他一些皇家建筑物;故宫的文物也是一体的，需要完整地保护。这种完
　　整性是其价值的整体性所决定的。因此，争取故宫的完整并不是出于扩大自身地盘的狭隘意识，而是故宫价值自身的要求。‘完整故宫’体现了故宫人守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责任感，也成了故宫保护工作的一个理念。”8
　　李宗侗赶到故宫博物院时，人们都在议论东北的局势，加上北平周边有匪患横行，人心惶惶。
　　山河已然破碎，故宫何谈其完整？易培基院长回到北平，感到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时时处于危险中。12月3日，易培基呈請行政院，拟设临时警卫处，统一管理和调度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和历史博物馆的警卫力量，以保护文物安全。
　　易培基，1880年生，湖南省善化9人，早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过武昌起义，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的秘书，湖南高等师范学堂、长沙师范以及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员，后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曾教过毛泽东三年国文，被毛泽东视为恩师。毛泽东还多次说过“易先生是好人，他帮过我毛泽东好多忙”10。
　　1924年，孙中山与段祺瑞、张作霖联合反对“直系”，孙中山任命的驻北京全权代表就是易培基。这一年，易培基还担任了北洋政府（黄郛内阁）教育总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1926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时值“女师大风潮”（女师大开展以驱逐校长杨荫榆为中心的斗争风潮）之后，杨荫榆的校长职务被段祺瑞政府撤销，易培基这个新校长人选，令时在女师大兼任国文系讲师，并在杨荫榆离校后担任维持会成员的鲁迅十分赞同，为迎接易培基这个新校长，鲁迅发表了著名的《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欢迎新校长会上的讲演》： 　　易（培基）先生的学问，道德，尤其是主持公道，同恶势力奋斗的勇气，是本会同人素来所钦佩的。当恢复之初，即曾公推为校长，而易先生过于谦退，没有就。但维持仍然不遗余力。同人又二次敦请，且用公文请政府任命，这才将向来的希望完全达到。同人认为自己的责任已尽，将来的希望也已经有所归属，这是非常之欢喜的。11
　　易培基是中国现代史上为数不多的与毛泽东和鲁迅都有交情的人。三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爱古书。他一生酷爱古籍和文物，金石书画鉴别极为精审，三十余年经手古籍无数，家藏有宋元刊本十余种，明本近五百种，殿本五十余种，碑帖一千三百种。1932年“一·二八”事变（即淞沪抗战）中，有207箱藏书被毁于日寇战火。
　　将文物迁出北平的念头在易培基的心里盘桓了许久。但这个事情太过敏感，牵动着太多人的心。“既为遗老们所反对，又为亲日者所不赞成，其实两者常接近合作。”12
　　此外，还有许多文化界人士反对将文物迁出故宫博物院，担心这些文物会出现损坏与流散。
　　易培基先生把南迁的念头暂时隐匿起来，下令故宫博物院员工，将文物集中在库房里。显然，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折中办法。
　　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指挥海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粤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上海规模较大的文化机关，如商务印书馆及其附设的东方图书馆，以及各公私大学，均遭到轰炸焚毁，古籍损失难以数计。
　　那时，故宫博物院的各殿皆已堆满文物，
　　比如著名的毛公鼎，就放在养心殿的宝座前。王莽的嘉量，则放在坤宁宫东暖阁里。他们在故宫博物院里寻找空旷的地方，最后选定了延禧宫。
　　易培基请来汪申做工程顾问，专管修理库房的工作。汪申曾在巴黎学习建筑，当时是北平特别市政府工务局局长。汪申决定在东筒子南边开一个门，以便运送建筑材料。
　　1932年2月起，故宫博物院各馆处着手撤收各殿内所陈列的重要文物，集中人手从事文物包扎、编号造册及装箱工作，并送入新建的延禧宫防火险库房保存。
　　5月20日，故宫博物院函复北平市政府，已增设临时警卫处联合保卫，且各陈列品亦悉数运存延禧宫库房保存。
　　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先生说：“易院长修库房的办法是成功的，不然既不能将文物集中，等到中央通过南迁时，亦无法做的如此的快速了。”13

二、日人不可不防，文物不可不迁

　　3月，在日本策划下伪满洲国宣布成立，溥仪担任伪满洲国的执政。沈阳故宫藏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被划归伪奉天图书馆。
　　8月，日军进犯热河，山海关告警，平津形势日益危险。如此急迫的形势下，易培基院长终于下了决心。故宫博物院呈文行政院，拟议将故宫文物精品迁移至北平东交民巷及天津、上海租界区域保存，并提议在南京设立故宫分院以存文物。
　　1932年8月，湖南石门市市民多奇云等致信故宫博物院，信中说：“辽东变起，沈阳四库全失。申沪烽烟，南地图书尽丧。千年古物，毁于须臾，凡属国人畴不痛惜？”日本军队如果继续南下，北平就可能成为战场，“夫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所藏古物，咸为希（稀）世之珍。为本国之文化计，为世界文化计，均宜早为之所，妥为保存”14。
　　古物陈列所主任钱桐亦急电内政部，呈递《古物陈列所拟具国难期内应付非常事变计画》，拟议择选部分文物精品，送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地窖保存，并计划在院内空地挖掘地窖，以备存藏金属陶瓷等文物珍品。
　　其内乱防御计划（防变兵及地痞流氓乘机劫掠）包括：停止售票;东西华门、午门昼夜关闭，用实土麻袋堵塞;各殿陈列室及库房严密封锁，分别加岗防守;警察全体出勤，荷枪实弹，分布东西华门城楼及东南、西南角楼，并与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前后联防，守望相助。
　　其外寇防御计划包括：
　　一、防飞机抛掷炸弹计划。
　　二、防外寇入城掠夺物品计划。
　　故宫博物院方面，则形成了一个在异地建立分院的想法。经理事会讨论，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故宫先有一个分院到另一区域，一则先多一个机关，二则将来万一北平沦陷，博物院仍在，院务不致落空。”15
　　对于设立上海、郑州、西安三个分院的主张，理事会没有最终决定，但在时局的逼迫下，还是做出了先选择一些精品文物进行南迁的统一意见呈报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很快核准了这一意见，易培基立刻召开理事会，研究决定，将故宫文物先行迁移至上海。李宗侗奉命，前往上海寻找储存文物的合适地点。
　　他们没有想到，故宫文物想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将文物迁出北平的决策，在北平知识界和广大市民中引发了一场“反南迁”的巨大风波。
　　听闻故宫提出要迁地保管文物，北平市自治区各公所及商会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故宫古物为北平生命所系”，“與繁荣北平市面亦有极大关系”，如果故宫文物决议迁地保存，无异于遗弃北平民众。他们声明“无论何种会议，倘有议决将故宫文物运往他处，或继续变卖，及种种损害故宫文物，违背上三项原则者，本市人民绝对不能承认，并尽力阻止其
　　实施”16。
　　更有甚者，8月30日，中央政务会议讨论处理故宫文物办法，其决议之一竟然是呈请中央拍卖故宫文物，用于购买500架飞机。曾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之一，时任故宫博物院总务处长的俞同奎听到这样的奇谈怪论，不等会议结束便匆匆退席，立即拍电报给在南京坐镇的易培基，筹商对策。此电文现存故宫博物院档案室，电曰：“今早政会召集讨论保存故宫古物办法……议决，各委员签字，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购飞机。”17
　　易培基闻之，脸色骤变，急电张学良、蒋伯诚和张群，称“闻政务会议有人主张拍卖文物，不胜骇异。故宫所藏关系全国文化，中外观瞻所系，乞公设法劝阻，始终保全，感盼无既。”18 　　1932至1933年间，古物馆副馆长马衡先生之子马彦祥在其主持的天津《益世报》“语林”专栏上发表数篇文章，批评北平故宫博物院当局迁移文物一事。
　　1932年9月，马彦祥发表《旧事重提说文物》，指出“因文物之值钱，结果弄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束手无策，这种现象，想起来实在有点好笑。……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文物的决心做起！”19
　　在故宫博物院内部，也存在着反对文物南迁的声音。吴瀛先生为此曾和易培基发生过激烈的争执。
　　吴瀛，出身于世代书香家庭，祖父吴殿英曾受张之洞委派，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赴日考察，是甲午战争后大清帝国派赴日本考察的首批军事代表团成员，同行者还有姚锡光、黎元洪等。吴殿英的妻弟，也就是吴瀛的舅舅是庄蕴宽，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开办广西陆军学堂，并任总办，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都是他的学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庄蕴宽被任命为江苏都督。1913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庄蕴宽被任命为肃政使，是全国监管政务的最高官吏，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和政法委主任。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庄蕴宽被公推为主席，主持开幕仪式。1925年至1927年，庄蕴宽先生任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董事和“维持会”副会长，参与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清宫财产的清点和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工作。1926年，任“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常务委员。
　　吴瀛之父吴稚英，曾任职清朝著名洋务派领袖张之洞幕府。吴瀛先生早年在湖北方言学堂学习，与易培基先生是同班同学。1919年“驱张运动”时，毛泽东和易培基来北京，找到时任北洋政府京都市政督办公署坐办（相当于今市政府秘书长）的吴瀛，吴瀛把他们安排在北长街福佑寺住下。201928年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接收故宫博物院，派易培基为“接收北平故宫博物院委员”，易培基因病不克北上，电嘱代理接收故宫博物院的五人中就有吴瀛。1929年，易培基被正式批准为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吴瀛先生因其丰富的学识，被任命为“古物审查会专门委员”，并担任《故宫书画集》《故宫周刊》第一位主编。
　　在吴瀛看来，文物南迁之事不应该操之过急，而是应该再观望一下。他对易培基说：
　　“古物一出神武门的圈子，问题非常多，责任既重，闲话也多，内外的敌人，都等待着！我们最好不做此事！”
　　吴瀛先生似乎已经预见了后来的风波。
　　易培基却反驳说：“大敌当前，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都不应考虑这些问题，推卸责任！”
　　吴瀛先生后来回忆说：“我自来还没有碰过这样的钉子，而况当众。他词严义正，我还说什么呢？我只觉得面上火辣辣地在发烧，不说话了。”21
　　相比之下，曾经担任过古物陈列所所长的周肇祥，做出的举动更加激烈，他发起了“北平市保护文物协会”，自任主席，坚决反对将文物迁走的计划。他说：“文物与地方繁荣有关，而历代文化之品，一散不可复合。”周肇祥扬言，一旦故宫文物运出北平，就要在铁路上安放炸药，实施爆炸。
　　9月21日，古物保管委员会举行会议，江瀚、刘复、徐炳昶、马衡、朱启钤等三十余人参加，商议北平文物保管办法。
　　会议讨论指出，“孔庙的石鼓，中央研究院的殷商甲骨，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汉代木简，北京大学的元代壁画，北平图书馆的四库全书、敦煌经卷及其他善本书籍，天坛皇穹宇的乐器，都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无上价值的珍品，当得上国宝的称号。至于故宫和古物陈列所的建筑及其宝物，尤其是全世界各国博物院所仰望不到的”。这些文化物品“足以表扬国光”，“是国家命脉、国民精神寄托之所在”，“是断断不可以牺牲的”。
　　会议决议拟一份意见书，建议国民政府从北平撤出军备，使其成为一个不设防的“文化城”。意见书对日本作出这样的判断：“世界上还未必有这样一个胆大而野蛮的民族，敢在众目昭彰之下，向没有抵抗的文化设备加以破坏。”22
　　11月23日，中央政治会议（下简称“中政会”）举行第333次会议（居正任主席），今天我们仍然能从当时的媒体报道中了解会议的内容——其中一项会议决议是：“北京故宫古物，着即移洛保管，饬行政院、铁道部负责运输。”23
　　政府的这项决議立刻引起强烈反弹，第二天，北平市各自治区公所致电国民政府主席及各部委，坚决反对故宫文物迁移洛阳。电文中说：
　　文物关系世界文化、学术，北平友邦使节所驻，万目睽睽，敌虽蛮横，当不出此，且亦未尝无法保存。如虑北平易为敌乘，先图避免，则洛阳距平亦非极远。倘军事毫无准备，节节退让，则我能往，敌亦能往。土地、人民瞬将不保，亡国灭种，即在目前，何况文物？舍本逐末，是诚何心继之？24
　　26日，北平市商会等八个团体连致二电与国民政府主席、中央党部、中央政务会、行政院等政府要员、机关团体，反对故宫文物迁洛。
　　1933年，日军第8师团第4旅团3000多人，野炮、重炮40余门，飞机8架，铁甲车3列，坦克20多辆，兵舰两艘，陆海空齐驱，于元旦之夜向山海关发起攻击，中国东北军第9旅第626团只有1346人驻守，他们与敌军血战，伤亡十分严重，626团三连连长关景泉、二连连长刘虞宸、四连连长连长王宏元、第五连连长谢振藩、一营长安德馨相继阵亡，终因敌众我寡，弹尽援绝而突围，日军占领山海关，全面入侵热河省。
　　日军入城后，大肆搜捕，凡着中山装者杀，着军服者杀，写反日标语者杀，就是便服内穿灰色裤者也杀。死于非命者不可胜数，青年妇女备受蹂躏，居民财物劫掠一空。北宁铁路3名警察不肯投降，日军强在其背上插上“欢迎大日本”旗帜，游街绕全城，然后押往南关枪决。
　　山海关古迹亦遭破坏，原本收藏在魁星楼的“天下第一关”匾，也被日军运回东京，作为“战利品”，存入“靖国神社”的游就馆。
　　山海关距离北平只有280公里，一旦山海关失陷，前方尽是平原大道，日军机械化部队可以高歌猛进，华北局势岌岌可危。 　　1月8日，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签署行政院训令，决议故宫文物运送上海保存。反对南迁的江瀚、张继等人都表示遵从中央命令。
　　马衡原本也是反对南迁的，他当时认为，东北三省虽被敌占，但在东三省与北平之间，尚有山海关这道屏障，“我方尚可扼险以守，平津一时尚无问题”，“且古物转移，长途运输，难免途中不生损失”，这给了他反对南迁的理由。但山海关失守，给他心理的震动是巨大的，此时，他的立场也发生了反转，认为“门户已失，平津时有发生危险之可能，故现在余亦主张迁出为良”25。
　　但社会上的反对声浪，并没有像马衡那样发生转变。10日，北平各大报发表言论，猛烈抨击故宫文物南迁计划，认为这是“政府弃我北平，而绝其生机也”，“对于土地人民，不加顾虑，而惟古物是视，是诚何心？”
　　13日下午4时，故宫博物院协助会召开临时会议，会长司徒雷登、常务委员铎尔孟、朱启钤、周诒春、周作民、任叔永、傅泾波等出席，司徒雷登任主席，吴瀛、李麟玉、袁同礼任秘书，院长易培基列席，商议故宫文物南迁上海。
　　与此同时，反对之声一天比一天高涨。15日，上海《中华周报》刊文称：“亡国亡种就在眼前，区区古物就完好如初有何意义？”南京《社会新闻》说：“我古物之可至也，日人之飞机大炮也能至也。”16日，河北第一博物院院长严智怡致函故宫博物院，认为在国家危难之际将故宫文物运出北平，将会“寒国人之喁望，逞强敌之觊觎，危累世之蓄积，散仅存之文物”26。
　　而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则在这个关键时刻，力挺故宫文物南迁。他认为，日人不可不防，文物不可不迁，未雨绸缪，以防措手不及，苟有损坏，不可全局被夺。
　　故宫博物院理事、时任代理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对文物南迁的态度也十分坚决，他坚持认为：“国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则永无补救”27。行政院致函社会各界，表示等北平时局稳定后，故宫文物就会“原封运回”。
　　1月25日，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召开临时会议，会议决议首批文物定于1月30日起运。
　　26日，易培基致函张学良：
　　此次运沪之件，至多不过三千箱，档案居其大半，拟于本月三十一日起运，除密函北平军事分会暨市政府选派得力军警沿途保护及随车押运外，尚乞我公指麾若定，嚴令所属，特别警戒，以策万全。28
　　30日，易培基急电宋子文，请示故宫文物“由平汉路启运南下，到浦后是否改由商轮运沪，抑仍由火车直达？”29
　　31日，行政院下达第四六五号密令，令故宫博物院迅速起运文物。30

三、宫殿前小山般堆起文物箱

　　如此大规模的文物搬迁行动，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对于成立不到8年的故宫博物院来说，也是一个从未经历过的难题。故宫博物院有许多文物专家，但没人拥有这方面的经验。为了这次大搬家，古物馆请总务处紧急购置了木箱、棉花、稻草、纸张、绳子、钉子之类的用品，但这些物资购齐之后，人们又面面相觑，谁都不知道该怎样把文物打包，放进木箱子里。这一刻，文物似乎成了烫手的山芋，谁都不敢动。
　　有人提议，到北京古玩行去找人。因为古玩行的人，经常要给买主发货，对打包装箱，他们一定不会陌生。
　　古玩行的师傅们如约而来，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的打包装箱工作随即展开。整个太和殿广场，立刻成为一个巨大的工地，在紫禁城
　　建成五百多年来，这样的场面，也是第一次在太和殿前出现。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将自己管理的文物装箱，要先向总务处领取木箱，再向秘书处办理手续提取文物，然后才能装箱。
　　薄胎的瓷器、易碎的玉器最难装箱，“例如填白脱胎瓷器，薄得像电灯泡，像蛋壳”，如何装箱，才能确保其在漫长的运输途中安然无恙？
　　那志良先生在《我与故宫五十年》中写道：“故宫博物院这一班年轻的人，装箱日久，一个个都变成装箱专家了，对于任何种文物，都有一套装箱方法。”像前面说到的填白脱胎瓷器，“先把一块厚棉垫在下面，放上一只脱胎瓷碗，碗里铺一层薄棉，再装入一只，然后用棉花把这两碗裹起来，用纸包好，系上绳子，放在一旁。照样包若干之后，把木箱拿来，最下面铺一厚层稻草，草上放一层厚棉，把包好的一包包瓷器摆好一层，然后把包与包间，以及四围，都用棉花塞紧，再铺上一层棉花，再放上一层瓷器，也照下一层一样塞好，上面又盖一层棉花，一层稻草，最后把箱子钉好加封。这种装法，经过多少次的迁运，从没有发现破伤的情事。”31
　　轻薄如瓷器者难装，笨重如石鼓者亦难装。对于一些大件的或特殊的物品，要为它们单独量身制作木箱。
　　那十件先秦石鼓，又称陈仓石鼓，原本藏在国子监的两庑，身为金石学家的马衡先生，对这十件石鼓有着特殊的责任感，后来写了一本《石鼓为秦刻石考》，认为不应称其为“石鼓”，而应称为“秦刻石”。但“石鼓”之名，已约定俗成。石鼓共十只，高二尺，直径一尺多，每个重约一吨，在每个石鼓上面都镌刻“石鼓文”（大篆），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它为《猎碣》。石鼓文记述了秦始皇统一前一段为后人所不知的历史，是中国最早的石刻诗文，乃篆书之祖，自明清以来，一字抵万金，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文物”。
　　为石鼓打包的艰巨任务交给了文物馆副馆长庄尚严先生。庄尚严先生后来回忆说：“装箱最困难的事不外三种：一是大;二是重;三是薄。”“石鼓兼有了此三大困难，每鼓重逾两吨，鼓的本身，虽不甚高，可是包裹以后，木箱高过人身。关于薄的问题，不要以为既称石鼓，决不至于薄，岂知鼓上有文字地方，经过数千年来，风吹、日晒、雨淋，已经侵蚀不堪，受创最重者，为千百年来长期打拓，以致刻石之处，石质表面多凸裂有缝隙，如受外面压力磨擦过大，就有脱落可能。”他说：“我在故宫主持文物装箱移运，虽然经手的文物有几千箱之多，可是从来还没有遇到过像这样棘手的问题。”32
　　庄尚严先生对着石鼓冥思苦想，他看到石鼓出土千年来经历代人士捶打拓片，已有许多裂缝，再不能受力，实在是不敢下手。他于是去了达古斋，去找北平著名收藏家霍保禄先生，霍保禄先生面授机宜，他学到了包装石鼓的秘方。 　　石鼓打包程序应该是这样的：先要用极薄极软的棉纸蘸水浸湿，然后用镊子把湿软的棉纸塞进石鼓的裂缝里，这一步就花了近一个月。然后再用薄棉花层层覆裹，一直包上四五层之多;再用糨糊粘好，用细麻绳捆扎停当：而后外面再用厚棉纸裱糊妥帖，用粗麻绳捆牢，最后再在外面包上三四层之多的棉被，并且用粗麻绳扎紧。这时候，每一个石鼓已经变成了比原来体积大上一倍有余的庞然巨物。完成了这一步工作之后，再把每一包大石鼓装进定做的木箱，塞紧钉牢之后，外面再用稻草覆盖，然后用钢条绑扎封死，这样才算完成了石鼓的包装工作。
　　有一天，大家为装箱开会，吴瀛先生指出装箱太急，装《四库全书》的木箱有缝，里面未包，应当重新加入油布装包，箱缝也要想办法，以防路上下雨，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先生急了，对吴瀛先生说：
　　“吴瀛先生！你要知道日本人就要来呀！”
　　吴瀛说：“我知道至少今年日本人是不会来的，既然不要保护这些文物，你何必搬呀！”
　　散会后，吴瀛和李宗侗先生打了一个赌，
　　就是日本人今年会不会到北平。33
　　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人攻占北平，是四年后的1937年，但1933年热河失守，已使北平危如累卵。
　　袁守和打圆场，叫他手下人重新装箱，为《四库全书》加了油纸包。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在清高宗乾隆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纂，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共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相当于《永乐大典》的3.5倍），36000余册，约八亿字。《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四库全书》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
　　《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乾隆帝命人手抄了七部，分别贮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然而，《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历尽了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到20世纪30年代，尚留在人间的，只有3套半，其中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就是故宫博物院藏文渊阁本（在南迁之后，最终被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外，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现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于1950年由中国政府下令调拨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还有文澜阁本，经过兵乱之后两次抢救补抄，仅为“半套”，现藏浙江省图书馆。
　　除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国子监、颐和园、先农坛等处文物，也委托故宫博物院代运，一同“搭车”南迁。故宫博物院亦“派员分赴颐和园、国子监等处装箱”，“其工作紧张时，匆遽忙迫，不可名状，譬之振溺救焚不为过也”。已完成装箱的文物，垒放在故宫博物院内搭起的四个席棚内，宫墙屋角下也小山般堆起文物箱，等待着装车的一刻。
　　谁也不曾想到，在这十万火急之际又出意外——1月31日，文物装车完毕，周肇祥竟然煽动工人罢工，“所雇之运货汽车二十余辆，临时避匿，排子车六十余辆，全体罢工”，以阻止汽车驶出故宫博物院大门。
　　易培基给李宗侗发电报，并请其呈请宋子文。电报说：“周肇祥联合工联会，煽惑工人，阻止汽车、排车等为院运物出”34;“前昨兩日另组搬运汽车、排子车、工人起运物品，因受工联会把持，屡成屡辍，穷两日夜之力，无法上车。而反对风声有加无已，外无援助，孤掌难鸣，其势已非本院权力所能办到。今火车虚待，宪兵坐守，究应如何处置之处？乞电遵行”35。
　　蒋介石亲自致电北平市党部进行疏通。36易培基请北平市长周大文出面，约请各团体及人士，申述“政府维系文物之苦心，迁地为良之必要”。经多次协商无果和屡次启运受阻之后，易培基急电行政院宋子文，请严令拿办周肇祥。
　　此时，宋子文身在热河，正办理有关防务事宜，危急时刻，直接遥控指挥文物南迁事宜，作出五项决定：
　　一是确定南迁时间和存贮地点：2月6日运出故宫至装运车站，2月7日铁路启运，目的地上海租界，指定文物迁存上海中央银行;
　　二是在行车路线方面，考虑到走津浦路直达南京，虽然距离短，但由于日军势力严重渗透到山东，津浦路徐州北段以上恐易遭到袭击，日军飞机也可以直接轰炸天津，因此列车要避开天津，走平汉线至郑州，转陇海线到徐州，再从津浦线南下;
　　三是加强警力严控北平，2月3日，宋子文电令周大文，请其以“煽动群众，扰害治安”暂时拘拿周肇祥，直到文物列车驶离北平十天后，才释放了周肇祥;
　　四是调动军队随车押运和沿线护卫，身为故宫博物院理事的张学良亦电令北平宪兵司令部，派出100名宪兵随车护卫;
　　五是委派监察院委员高鲁监督文物起运事宜。

四、文物连夜运出故宫

　　文物即将起运，却找不到合适的押运官。李宗侗到南京，找代理行政院长请示接洽南迁事宜，回到北平后，因身体状况不佳，每天都去打针，表示承担不了押运文物的责任，积极主张文物南迁的古物馆副馆长马衡先生态度也软下来，表示不参加南迁，这让易培基心急如焚。37
　　无奈之下，易培基又想到了吴瀛。关于南迁，他曾和吴瀛发生过争执，但文物箱件都已捆扎完毕，只待上车了。易培基顾不了那么多了，匆匆赶到吴瀛寓所，说服他做第一批南迁文物的押运官。吴瀛心里气还没消，没有当场答应。易培基也没有逼他当场表态，而是应允“明天候信”。
　　吴瀛夫人不同意吴瀛押送文物，她说：“事关国宝安全，责任太重大了，马衡都不去，为什么你要去，出了事一家大小十几口人怎么办？” 　　第二天，易培基先生又来了。他说：“家用我一定负责时时可以接济，并且亲自可以来照料，老伯母也可以由我日常来问安，绝不让你担心，务必请你走一趟，否则下不了台！”
　　院长如此诚恳，让吴瀛再也无法推脱了。他想：“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不过一个‘义’字而已！”于是欣然承诺，说：“好，我去就是了！”
　　易培基立刻拉着吴瀛，赶到故宫博物院，商定了动身之期。他亲拟了一份文稿，密电行政院以及沿途经过各地方军政长官派队保护，又打了一封电报给行政院，说明了周肇祥率众阻挠的情形，请示北平当局制止，密定了迁运的路线是由平汉转陇海再回津浦南下，以避免天津站日本人袭击。他们还商调东北宪兵一百名，派一个队长统带，自己也挑选了故宫博物院的警卫随行保卫。38
　　5日，故宫博物院下达通知，改派吴瀛督率押运第一批文物南行。
　　2月5日，工作人员接到命令，当天晚上将打包好的文物箱子连夜装车，2月6日启运。就在这一天，有大批的板车被推进故宫，因为在故宫装车，汽车不如板车方便。大家齐心协力，把文物箱子装上板车，推到太和门前，又装上汽车，只等夜幕降临，戒严开始，满载文物的汽车驶出午门，到火车西站，装上列车，连夜启运。
　　为什么要在夜间将文物运出故宫？那志良先生在回忆录中这样解释：
　　一，夜间装车启运，街道上车马寥落，方便戒严，肃清车马行人，以避免有人破坏。
　　二，车站情况复杂，闲杂人等多，在夜里，没有客车开进开出，容易维持秩序。
　　6日，第一批南迁文物共2118箱装车完毕。其中文物馆452箱，图书馆602箱，文献馆1064箱。
　　故宫博物函平汉铁路局，请加拨车辆，并拟请加派宪兵押运，以利文物南运。39
　　夜幕降临时，警察局给故宫打开电话，说戒严已经完成，故宫车队可以出发了。在太和门广场上排好的汽车终于开始移动，排成一字队形，逐一驶出了紫禁城。
　　晚上9点，故宫大门打开，十多辆汽车和三百多辆人力排子车从午门鱼贯而出，经天安门、大清门，运至火车西站。从午门到火车西站，沿途街道均已戒严，士兵们持枪而立，不许任何行人车辆通过，等于把北平东西城的交通阻断了。以这条路为中心，东至东单、崇文门，西至六部口一带的道路，也有军队严格警戒。
　　每个汽车司机和木板车工人的胸前都贴有一枚“吉”字徽章作为标识，也透露出他们对文物南迁的吉祥企盼。
　　冬日昏暗的街灯下，满载文物的汽车缓缓驶过。除了故宫的车辆，街上不见任何车辆，也没有一个行人，只有警卫人员，在寒风中伫立。北平的市民们，在睡梦之中并不知道，一件影响历史的大事正在发生。
　　6日清晨，第一列南迁火车自正阳门火车站开出，从此关山万里，主要文物于十八年后，才返回故宫。
　　列车在沿途只在添煤、添水时停车。北平宪兵司令部派兵士一百名、故宫博物院派警卫十余名，随车押送文物，以确保文物安全。
　　这一天，易培基致电蒋介石：
　　南昌蒋委员长赐鉴：
　　微电敬悉，故宫物品第一批二千一百余箱已于本日辰刻开车，由平汉转陇海运浦，本院派简任秘书吴瀛偕同职员十四人随车照料。汉卿兄亦派宪兵卫队百数十人押车保护。第二批日内即起运。40
　　同时致电行政院宋子文，报告首批文物起运及押运情况。41
　　几天后，张学良致电蒋介石，汇报故宫首批文物南迁起运情况，说：
　　……该项古物于本月五日下午九时由故宫起运押赴前门西车站货厂装车至六日上午五时装竣，共分两列车计。第一列车装载图书馆四库全书三车合六百零二箱，文献馆各项档案六车合四百零九箱，由宪兵第十四中队长丁德泽带武装宪兵三十七员名，卫戍第一营第一连连长王德林带武装士兵二十六名，轻机关枪二挺，协同故宫博物院押运员单士魁等押运。至第二列车计装载古物馆各项古物五车，合一百五十二箱，文献馆档案五车，合六百五十二箱，由宪兵第三队队长范乃武带武装宪兵官兵四十三员名，卫戍第一营第一连排长高士文带武装官兵二十七员名，轻机枪二挺，协同该院押运员、简任秘书吴瀛，行政院代表高乐宜等押运综计古物贰千一百十八箱。第一列车于六日上午六时二十分开行，第二列车于上午七时十五分开行，先后离平南下等情，谨此电闻。张学良叩。42
　　这些枯燥的电文，除去留下一串串的数字，也让那些跌落在时间中的名字被我们拾回，让我们在时隔八十多年后依然可以重回那个夜晚，去见证这个神奇的、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们看见了那些早已在岁月中消失了的面孔。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名字：吴瀛、单士魁、高乐宜，还有连长王德林、排长高士文……
　　吳瀛坐在头等车厢里，不安地望着窗外。列车共分二十一节车厢，除了吴瀛和几位监视人员与押运职员坐第一节头等车厢，二三等车厢安置了宪兵队长、警卫官长、其余的职员侍从，以及一百名东北宪兵、故宫博物院警察等，剩下的一律是装载着文物的铁皮车厢。
　　列车车顶四周各个车口都架起了机关枪，各节车厢都布置有宪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为避免天津站日军的袭击，火车经平汉、转陇海、回津浦线南下，沿途所经当地政府均奉命派军警分段护送。
　　列车驶过华北平原，在夜里，每逢重要关口，车内都要熄灯。每到荒僻之地，警卫队长都要特别叮嘱。车过徐州时，他们都突然紧张起来。因为这里匪患出没，就在一天前，已有千余名土匪窥视车行路段，被地方军队发现，发生了一次交火。

五、列车停在浦口，不知道往哪里开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在日本扶持下宣布“建国”，“《满洲国建国宣言》”声言，凡长城以北关外东北四省均为所谓的“满洲国”的“法理”领土，热河也包括在内。于是日本即以《日满议定书》为借口，企图侵略热河。
　　1933年初山海关沦陷后，1月21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于贵族院发表演说，表示“热河省为满洲国一部分”。2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召集各师团、旅团的主任参谋，传达了进攻热河的作战计划，宣布“进攻热河的目的，在于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域，并为消灭扰乱满洲国的祸根，即华北张学良势力创造条件，进而确立满洲的基础”43。 　　2月11日，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等至北平，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商讨保卫热河问题。宋子文对热河守军将领表示：
　　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
　　吾人决不放弃东北，
　　吾人决不放弃热河，
　　纵令敌方占我首都，
　　亦无人肯作城下之盟。44
　　就在一天前（2月10日），文物南遷列车终于到达南京浦口火车站。
　　8日，宋子文已致电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请其与军政部接洽，派得力宪兵到浦口接运文物，并令其派行政院高级职员带封条随船到沪监运。45
　　同一天，宋子文致电南京军政部，请其派宪兵到浦口火车站接送故宫文物。
　　朱自清著名散文《背影》里，父亲爬过的高高站台，就是浦口火车站，这座火车站，是津浦铁路的终点站，
　　列车徐徐驶进浦口火车站，站台上岗哨林立。众多的面孔中，吴瀛一眼认出两个人的面容，一个是张继，一个是褚民谊。
　　吴瀛先生走下列车，张继上前与他握手，彼此寒暄，互道辛苦。
　　吴瀛先生从褚民谊先生口中得知，就在一天前，张继先生趁宋子文在上海，在中政会议上提出一个紧急议案，要求故宫文物分运洛阳与开封。46在他看来，故宫文物存放在上海的外国租界里，是国耻，必须另外择选安全的地方。与会人士没有特别的意见，议案就这样通过了。
　　南行的列车就这样在浦口停了下来。吴瀛被临时安顿在中央饭店住下，夜半醒来，不能入眠。南方的初春多雨，他担心下雨，会淋湿火车上的文物，尤其是那部《文渊阁四库全书》。
　　吴瀛先生后来回忆说：“如此大的责任压在我的肩上，真出了事自己要砍自己的头呀！我迷糊地似睡非睡，似乎天已黎明，东方发白了。一骨碌爬起来，先开窗看一看天气，可不是么？有些迷蒙的细雨。”47
　　吴瀛披衣而起，穿过雨幕，急急赶到军政部，借了大批油布，然后赶往火车站，看到火车并没有漏雨，悄悄放心了些，然后派人去军政部领回油布，盖在火车的顶篷。
　　吴瀛又赶到行政院，敲开秘书长室的门。见到褚民谊，他忙问洛阳、西安的文物存放地找到没有，褚民谊说还没有。吴瀛感到无比失望，现在列车就停在浦口，不知道往哪里开，不仅时时处于危险之中，而且每天有五百名军人守卫，仅伙食开销就是不小的数目。吴瀛问褚民谊，在南京是否可以找到更安全的存放点。褚民谊突然想到，在中山陵下面，有新建的全国运动场，有运动员宿舍，都是钢筋水泥建筑，第一次全国运动大会，至快要在半年以后，可以暂时用来安放文物，岂不是很好的办法？
　　第二天一早，吴瀛到行政院，约上褚民谊，还有一位行政院参事方叔章，三人一起前往中山陵踏勘。
　　他们从中山陵后面的一条小道沿阶而上，吴瀛一边走，一边在心里数着台阶。大约走了360个台阶，他们看到了褚民谊所说的钢筋水泥建筑。建筑的空间很大，足够存放文献馆的档案箱，但它有着致命的问题，就是空气潮湿，不宜存放纸质文物，而且这里地势高，又给搬运造成很大麻烦，倘赶上雨天，搬运更加困难，很容易给文物造成损伤。
　　吴瀛感到山穷水尽了，他只能待在南京，守株待兔似的，等待宋子文归来。
　　几天前的2月7日，易培基已急电蒋介石：
　　特急南昌蒋委员长勋鉴：
　　密故宫物品运沪亦系中政会暨政府决案，早经昭示中外，今忽改运开封，中央大信似有未符，且该地设备全无，萑符未靖，重宝轻置，毁散堪虞，请折中办理，以第一批运出之文献档案千余箱改运洛阳，古物图书仍运沪，双方兼顾，分别保存，请即电中央，挂恤舆情，至为感盼！
　　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文印
　　2月11日，易培基再度急电蒋介石，请其设法维持文物迁沪保管原案。48第二天，易培基收到蒋介石回电，称：“故宫古物中（正）意应即留（南）京……已电楚伧、子文两兄办理矣。”
　　12日，蒋介石致电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故宫古物第一批已抵浦口，久停车站，殊非所宜，开封设备全无，运汴自应从缓。”
　　关于故宫文物到底在哪里落脚，蒋介石在2月12日的工作日记中是这样写的：“中（指蒋中正——引者注）意应即留在南京，暂存中央医院新建之屋内，由行政院负责保管，并由中央党部派员监督，以昭慎重。”49
　　16日，故宫博物院协助会召开临时会议，出席者有常务委员铎尔孟、任鸿隽、福开森、秘书李麟玉、袁同礼、傅泾波，福开森任会议主席，故宫博物院代表俞同奎列席会议。会议通过议决：对于中政会决议文物又须运存开封一事，以为殊多危险，拟请转电政府速定安全办法与地点。50
　　20日，故宫博物院协助会史量才等人致电宋子文，恳请速将滞留浦口故宫文物运存安全地点，“不至以迁地而损失”。51
　　2月下旬，易培基致电宋子文：“南迁文物久停浦口，殊多危险，应请贵院转电中央，速定安全办法与地点，妥为保存。”52
　　文物何去何从，依然没有定论，那志良形容当时是“抬着棺材找坟地”。在浦口停留的日子里，故宫人百无聊赖，只好在浦口逛街，“后来又发展到下关去”，因为没带书籍，更以听曲、吃饭为乐。然而漫长的等待，终致连常去的天津馆里的鲤鱼都“渐渐吃厌了”。

六、请你明天九点钟再来一次

　　终于，宋子文回到南京。
　　吴瀛得到消息，清晨赶往宋子文公馆。他递了名片，没多久，宋子文走出来，站在门房，问候吴瀛：“来了几天了，怎么样？”
　　吴瀛答：“我来差不多两星期了，古物停在下关，忽然中政会议决定改运洛阳、西安，那两处又没有地方。南京连日想法子也不可得。蒋先生主张文献物品留此，林（森）主席答应林园庐墓处，我同民谊去看过不合用，现在毫无办法。下关借了五百名军政部队加本院同来的人们看守着，非但费用可观，也相当危险。我只有专候院长回京解决，自然只有照原案运沪！” 　　宋子文想了一下，说：“请你明天九点钟再来一次。”
　　当晚，宋子文紧急召开临时中政会议，会议决议：文物照原计划运往上海。
　　这时，热河的形势发生急转，热河抗战爆发了。2月23日，日本驻华使馆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提交备忘录，要求中国军队退出热河省，否则“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53。中国政府予以拒绝。就在日驻华使馆送交备忘录的同时，日关东军分三路向热河发起了进攻，。
　　战役初始，士气低落的中国东北军节节败退，3月4日省会承德失守，热河全境沦陷，至此东北全境沦入伪满统治之下，东北军关外余部部分转入游击战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继续与日军斗争，另一部分转入长城沿线参加长城抗战，之后撤入关内，与之前撤入关内的东北军继续活跃在抗日战场，期盼有朝一日“打回东北去”。承德沦陷几日之后，古北口沦陷，热河抗战结束，日军逼近至长城沿线各口附近，拉开了中国军队长城抗战的序幕。
　　日军占领了热河，便可选择除山海关外更近的路南下直取北平。长城脚下的北平城，已经朝不保夕。文物南迁，已刻不容缓。3月3日，列车上的文物开始被卸下，分批渡过长江。约有一半文物（多为文献档案），暂存南京行政院大礼堂。
　　4日，其余文物1054箱，由招商局所派“江靖轮”装载，自南京浦口码头起运，目的地是上海。护送的除了原有的北平宪兵、故宫博物院押运人员及警卫以外，行政院还命令首都南京宪兵司令部另派一个机关枪连随船戒备。行政院另派参事、书记官数名，随船押运，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在码头迎接。
　　第二天中午12点左右，文物安抵上海外滩金利源码头，安全存入爱多亚路天主堂街26号（今延安东路四川南路路口）仁济医院大楼。
　　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第一批南迁文物运离北平后，北平其他文化单位也开始运筹文物迁移保护事宜。2月27日，历史博物馆将第一批文物36件运往上海，由中央研究院上海办事处接收保管，存放在上海浙江兴业银行保管库。第二批37箱文物运出后，第三批便搭乘故宫博物院的专列，运往南京。第四批文物共35箱后来也运往南京。
　　北平图书馆在1912年对外开放。1917年，《永乐大典》残本和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入藏北平图书馆。1931年，在北海西侧的文津街上，北平图书馆新馆落成，成为当时远东最先进的图书馆之一。热河抗战以后，战争阴云逼近北平，北平图书馆也做了迁移的准备。1934年4月1日，教育部密电北平图书馆：“北平图书馆承内阁清学部藏书之遗，为全国图书馆最大者，所藏宋元精本及《永乐大典》甚多，而明代实录及明人集，仍系本來面目，远非《四库全书》删改者可比，尤为重要”，特此电令北平图书馆“挑有精本南迁，以防不虞为要”54。
　　北平图书馆虽然没有安排这些古籍珍本南迁，却仍挑选了善本舆图等藏书，共装233箱，于1934年分四批运往天津大陆银行货栈，以及北平德华银行、北平华语学校秘存。
　　1935年，日本不断增兵，华北战云密布，北平图书馆又挑迁古籍珍品共586箱，于年底分批南迁，运往上海、南京，并设立了北平图书馆南京分馆。

第二章 一番风雨路三千：徘徊京沪

一、上海仁济医院的“临时周转房”

　　中国北方，战事在不断升级。
　　自1933年3月5日起，中国国民政府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军（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等），在长城的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抗击侵华日军进攻的作战。我军顽强抵抗、浴血奋战，史称“长城抗战”。
　　战斗持续八十多天，以中国军队的全面失利告终。
　　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在华北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进行了近三个月的战斗，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自己也做出了重大的牺牲。
　　长城抗战虽然失败了，但也阻止并延缓了日本军事侵略华北的进程。尤其是通过长城抗战，表现了中国广大爱国官兵为反抗侵略而具有的极大的抗战热情和顽强的抵御能力。
　　就在长城抗战爆发的这一天，第一批南迁文物抵达上海黄浦江外滩十六铺码头的前身——金利源码头，第二天，文物开始卸船，现场有上海警察局数百名侦缉队和水巡队警察的严密戒备，连法租界巡捕也协助警卫。
　　那志良回忆：“第二天卸船，我们看码头上的工人，一个个排成数行，分别搬运箱件，不管箱件轻重，每人背一个，依次而行，有些重箱，在北平要两个人抬的，也是由一个人背，秩序井然，令人佩服，费了一天时间，把所有箱件，一齐卸下船装入库房。我们与在沪人员点清了箱数之后，我们的责任，告了一个段落。”55
　　茂泰洋行十多辆汽车来回运输多次，将文物运往法租界天主堂街26号仁济医院旧址。
　　我从上海图书馆找到20世纪30年代印行的《九十年来为华人服务之仁济医院》小册子，知仁济医院是由英国劳哈脱医士（Dr.Lockhart）于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首创的一家医院，是上海开埠以来创建的最早的西医医院，后来仁济医院在它的原址上新建大厦，临时搬到天主堂街26号的这座大楼里，1931年医院大厦落成后，又从天主堂街搬回去，因此天主堂街26号，只是仁济医院的临时“周转房”，待仁济医院搬回后，这里成为中央银行堆栈，又被故宫博物院租为文物库房。
　　3月6日，上海《申报》刊出《南运古物昨午抵沪》报道，报道说：“北平故宫古物，自上月七日离平南运，九日抵浦口，因中央对存储处所未决定，因之滞浦达一旬余，甫于本月三日，由浦装招商局江靖运沪，一部留京，一部决存上海，兹存沪古物一千零五十四箱，已于昨日午刻到沪，纷用汽车运天主堂街二十六号前仁济医院旧址存放。”
　　记者在采访押运人吴瀛后，这样描述这些运沪文物：“其中图书包括《四库全书》，及字画，王羲之之《快雪时晴帖》为三希珍品，亦在其中，其余为铜器，有散字盘，玉器及什件等品。” 　　关于安保措施，报道说：“该轮抵埠后，首都原有宪兵连机关枪连押□来沪，但到码头，公安局方面派侦缉队和虞英及督察张芝山、水巡队等前往，水陆警戒白口白言，警备司令部法租界当局亦派探捕协助维持秩序，在码头临时布岗，十分严密。”56
　　这一天，宋子文到仁济医院库房，视察运沪文物情况。第二天，《申报》又刊出《宋子文昨日视察运沪古物》报道，报道说：
　　记者到达古物存放地点，见秘书吴瀛正会同职员，每箱加封行政院封条，并编制号码。午十一时，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与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赴该库房视察。未几，招商局经理刘鸿生亦到参观，宋氏停留约二十分钟辞去。57
　　宪兵队交接后，当晚返回北平，继续第二批古物南迁。3月15日、3月28日、4月19日、5月15日，又有四批文物离开北平故宫，踏上南迁的旅程。
　　至此，已先后有五辆列车，载着故宫文物离平南下，共运送文物19621箱72包8件，其中书画9000余幅，瓷器7000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玉器无数，文献3773箱。故宫博物院13427箱64包，古物陈列所5414箱，颐和园640箱8包8件，先农坛88箱，中央研究院37箱，国子监（石鼓及碑）11箱，内政部4箱。这五辆列车的押运人，分别是吴瀛、俞同奎、程星龄、马衡、俞同奎（第二次）。
　　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马衡押运第四批文物抵达上海。金石学家马衡心爱的十件石鼓就在第四批文物中。工作人员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搬到仁济医院库房的最下层安妥存放。
　　第五批文物到来时，仁济医院库房已经没有空间再存放文物，故宫博物院于是租下公共租界（也称英租界）四川路（今四川中路）32号业广公司大楼二楼仓库（今元芳弄口北侧）存放。
　　不久，原文献馆科长欧阳道达先生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上海办事处主任。办事处设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205号。后来，又迁到今四川南路的永安坊。
　　两年后，自北平图书馆南迁的部分书籍，入藏了距故宮博物院上海办事处不远的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称为“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
　　吴瀛先生回忆说：“我们这次在南京，枉费了三星期，现在总算安抵上海，仗着刘鸿生的准备非常周妥，当天安全地运进了法租界的天主教库房，丝毫没有损失，我心头一块石头方才落地。”58
　　吴瀛的任务完成了，他急急忙忙回到了北平。在他南下的日子里，易培基院长信守诺言，经常到他的家里，代他省问母亲。吴瀛看到家中一切安好，终于释然一笑。59

二、故宫文物中存在赝品

　　谁也没有想到，故宫文物到达上海不久，院长易培基就陷入了所谓“故宫盗宝案”而不能自拔。所谓“盗宝”，其实是为了解决故宫博物院的资金困难，而将清宫存贮的一些无关历史艺术的物品进行处理，比如在宫殿里，仅茶叶就堆了七间大殿，日久年深，即成废物。假如将这些物品拍卖，拍卖行要提两成佣金，故宫博物院认为太不划算，于是决定专设发售室，采取以公开零售的方式，在每个星期日公开出售。
　　自1931年夏天开始，故宫博物院分三批以公卖、零售方式，处理这些物品。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处分物品监察委员会”，由北平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北平市市长、平津卫戍司令、故宫博物院寓居北平理事，以及教育学术界人士组成，售卖物品一律编号造册，由监察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方能售卖，使售卖过程公开透明，所得款项也一律存入中国农工银行，专作维修宫殿及宣扬文化的出版基金，不得留作院中经费与薪金。
　　三批物品处理完成后，故宫博物院还分别印出《故宫博物院处分无关文史物品经过概况》小册子，分送有关机关，供检查了解。60整个过程，堪称严肃认真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后来成了“事件”，1932年被人告发，被演绎成了“故宫院长侵占、盗卖古物”。1933年，在第五批文物即将运出的时候，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烈从南京派检察官朱树声到故宫查封了会计科并要求审查。
　　“事件”一经报纸渲染，立刻点燃了社会舆论，引起了强烈“公愤”。易培基为自证清白，同时为了专注于诉讼，向理事会提出辞职，1933年7月15日，理事会批准易培基辞职。四天后，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也辞职，此后，时任秘书并担任押运官的吴瀛亦离开了故宫。易培基移居上海，深陷于官司中不能自拔。
　　国难日深，“故宫盗宝案”却仍在发酵。案子几经辗转，最终交给江宁地方法院侦查。江宁地方法院派最高法院检察官莫宗友主持到上海库房验查，故宫也派那志良等人“配合”。他们在上海天主堂街库房第四楼外面，摆起一行长桌，坐在桌旁的依次是最高法院检察官莫宗友、江宁地方法院推事、一个书记员、两名珠宝鉴定人和那志良本人。每提出一样东西，便由那志良交给鉴定人，鉴定人报出名称、件数、材质、附件，书记员则一一记录在案。检查无误，再由那志良交给故宫的人重新装箱。
　　“如果一律是真货，就交还本院，若是有一种东西是假的，全挂朝珠便要由法院放在另外一个箱子里，另行封起来。”“在清朝的时候，做一挂朝珠，在每一个记捻的下面，坠角的上面，都装上一颗小珠，作‘夹间’之用，叫做‘夹间珠’，这是一颗很小的珠子，照例都是一颗玻璃
　　珠，现在检查出来它不是真珠，自然要被另封起来。”
　　看到有“夹间珠”被当作被易院长“偷换”的“假文物”，有故宫人员插言：“这样大的一颗小珠，就是真，也不值几个钱，还要费拆换的功夫，岂不要赔本？”被莫宗友检察官厉声喝止道：“我们是检查真伪的问题，谁管他赔本不赔本？”61
　　1934年，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孙伟对易培基、李宗侗等九人提起公诉，指控易培基、李宗侗等盗取珍珠1319粒，宝石526颗，以假珠调换真珠9606粒;以假宝石调换真宝石3215粒;原件拆去珠宝配件的1496件。此外，整件盗取的有翠花嵌珠手镯等。
　　吴瀛听到这些罪名，愤言：“简直是胡说八道，完全没有根据的乱栽赃。”“天下真有这样无耻的司法官吏。” 　　出于对故宫专家委员会的不信任，法院又请来著名书画家黄宾虹帮助鉴定文物真伪，一旦认定为赝品、伪作，就一律封存，作为易培基等人偷盗文物的证据。
　　那志良先生还回忆道：“书画检查完毕，就是铜器，法院找不到铜器的鉴定人，就商请黄（宾虹）先生代办，黄先生是忠厚的人，可能是答应了他们，鉴定了不几天，故宫博物院同人，已经发现他对铜器了解不多，有一天把‘新莽嘉量’提出来，黄先生一看，马上问：‘这是什么东西？’一位同事说：‘这是古铜大纱帽。’惹得全组的人大笑起来。”62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份档案，名曰《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工作报告（民国二十六年）》，记述了当时法院察验文物的全过程：
　　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暨最高法院检察署，为调查易培基等侵占嫌疑一案，派员就本院南迁书画铜器部分，先后在沪、在京鉴定，由本院指派职员按照出组手续，赴库检提物品交由法院鉴定人员，逐件分别鉴定。其法院认为有疑问者，提出另箱封存。自廿四年（即1935年——引者注）十二月二十日起至廿五年（即1936年——引者注）四月三十日止，在沪库鉴定南迁书画部分，经双方签字，缮具清册，及封存清册各一份，是为第一次。二十五年（即1936年——引者注）九月四日，法院复派员莅沪，继续鉴定书画部分，至同年十二月三日，因存沪文物迁京（指南京——引者注），鉴定工作暂停，是为第二次。文物迁储京库后，于本年一月四日起，法院仍复派员莅京库，鉴定书画铜器图章部分，同时将第一第二两次鉴定另箱封存之书画，全部提出复查，结果认为无疑之件，退回本院，余乃加封，并与此次鉴定另封者，合并造一封存总清册，经双方签字各执一份，其前二次所造之封存清册，当即认为无效，至本年六月廿六日止，法院此项鉴定工作，道告结束，是为第三次。63
　　从这份档案中，我们可以得知三次鉴定的文物数量，为：
　　第一次，鉴定书画2552件;
　　第二次，鉴定书画1699件;
　　第三次，鉴定书画1668件、铜器2715件、图章242件、杂项34件。
　　1937年9月30日，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叶峨又对易培基、李宗侗、吴瀛三人提起公诉。2021年1月，在上海图书馆黄薇女士的帮助下，我在该馆竟然找到了厚达一千余页、分为上下两册的《易培基等侵占故宫古物案鉴定书》原件。在上海图书馆藏《易培基等侵占故宫古物案鉴定书》中，《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官起诉书》（二十六年诉字第三九五号）赫然在目。这份《起诉书》，开头是这样写的：
　　被告易培基：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在逃未获
　　李宗侗：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在逃未获
　　吴